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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彪：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階段和新境界——對余云輝博士文章的評論

點擊：  作者：鄭彪    來源： 嘯天書院  發布時間:2019-09-02 10:04:57

 

  

余云輝博士題為《沒有中國世界觀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篇文章，觸及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條路，在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世界也進入新時代條件下，亦即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怎么走？這個問題特別重大，也特別關鍵。既然黨的路線明確了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但怎么堅持才符合21世紀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面臨一個堅持、發展和創新的任務，這個創新歸根結底，或說在相當大程度上，在于文化上要實現突破。

首先，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上，要根據百年來中外學術界的新發現和新成果，將列寧“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即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傳統觀點，推向前進。這個對不對呢？對的。列寧在百年前這樣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當然是對的。

 

至于科學社會主義，說來源于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是間接來源，更久遠的是《禮記•禮運》中的大同社會主義。將列寧的這一論斷推向前進，有大量已有的中外學術發現和研究成果支撐，實際上就是突破，從而為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新階段，進入新境界，開辟了道路。

 

目前，近兩百年以"西方中心論"為核心建立起來的西方偽史，以及以此為基礎建立的西方整個文化、學術體系，已經受到了中外學術界持續多年的大規模質疑，特別是在世界格局重心持續東移背景下，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文化霸權，包括學術霸權和話語權，本質上正在動搖。它的根基在動搖，整個體系在面臨崩解，正在崩解。中國文化跟西方近代文化的關系問題，面臨著顛覆性的變革。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必須也必然要在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關系上要有根本性的突破，這是21世紀這個新時代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要求。其巨大和深遠的影響，目前還難以估量。所以說，余云輝博士這篇文章，他提出來的是很深刻的問題。

再一點，我想說的就是關于道統。中國“道”的觀念源遠流長，是在所有儒釋道之前，很久，從三代以前，從三皇五帝乃至夏商周，長期歷史形成的“道”的觀念，乃至于有天地人三道，由人道形成王道政治，三道歸于一道的時候，進而道而成統，王道就是“正道”，更經孔子創立儒學，高揚“政者，正也”就是王道正道旗幟，深入人心，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巨大而深遠。漢以后兩千年，道統總體上高懸在歷朝政治包括皇帝之上。這是一個基本史實，也是貫穿經典和史籍的一個基本思想。

王道的核心思想是“王道、正道”，是正義，是“大亨之政，天之道也”。從《易經》到《尚書》，乃至到孔子“政者，正也”，這一系列主張，揭示的都是王道的核心價值觀，即王道正義，它貫穿儒學，貫穿中國歷史。這一套思想在歷史上的作用巨大，而遠沒有被正確地研究、梳理、提煉，后世由于歷史的種種原因，并未總結彰顯。

 

二十世紀的歷史多有曲折，但從百年趨勢和本質上說，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就表明，他是中華道統真正地繼承者和弘揚者，社會主義就是新道統。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蘇聯和中國獲得成功，但是后來蘇聯又被顛覆，而在新中國七十年，包括改革開放有人走了邪路，遭到社會抵制，以后證明必須還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個歷史事實不簡單，是有深刻的文化歷史根源的。追溯起來，可以歸結為道和道統，須要研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思想史和中國政治史上的淵源。道統是根本，抓到道統這個關鍵，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就在大道大義上打通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事。余云輝博士的文章言道，實際上觸及了道統。

 

第三，至于余云輝博士的一些具體觀點，如‘三重性’等，我沒有研究，難以評論，但重要的是文章提出了一個迥然不同的研究思路，這個思路是很好的，很重要的，是一個方向，沿著這個思路去打通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有前途的方向。當然，他的觀點也是可以討論，他觸及到這樣重大的問題，且有深度，有高度，故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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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輝 | 沒有中國世界觀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摘要]“四大自信”的基礎是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信就沒有一切自信，也不可能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者立足于華夏文明體系的新視角，提出應該從中國“道學”出發而不是從西方“哲學”出發，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法論問題，進一步完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真審視中國當下的經濟問題，明確經濟制度建設的原則與方向。他從“陰陽合道”的方法論出發，提出了“商品三重性”理論和“勞動三重性”理論，分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結構性缺陷，指出了中國經濟“陰盛、陽虛、道不立”的理論根源和文化根源，并再次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涵是“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這一命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場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理論創新。為了完成這場理論創新，首先必須回歸中華文明體系，必須立足于中國世界觀，運用中國方法論。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新階段

 

自從上個世紀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到中國以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過程就從未中斷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側重點是“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防止馬克思主義理論脫離中國的實踐，克服“左傾”或右傾的錯誤，爭取革命和建設的勝利。在這一階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任務在于解決“如何做事”的問題。毛澤東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這個歷史時期誕生的偉大著作。

 

在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工作重點是解決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華文明體系相結合”問題，即解決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融入中華文明體系并實現中國化的問題。如果說第一個階段是解決中國人“如何做事”的問題，那么，這一階段則是為了解決中國人“如何說話”的問題。

 

“哲學”是西方文明體系特有的概念，也是西方文明體系的源頭，類似于外國的互聯網入口。中華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二者之間的世界觀和話語體系也是不同的。在中華民族數千年從未間斷的文明體系內，“道”是華夏文明體系特有的概念，也是中華文明的源頭，類似于中國的互聯網入口。如果中國人一開口談“哲學”、講“哲理”，那就已經不知不覺之間切換到了西方思維和西方話語體系中去了;只有講“常道”、講“公道”、講“中道”、講“道理”，這才是講“中國話”。中國，并非地理概念上的“中央之國”的意思，而是文化概念上的“中道之國”的意思。“華夷之辨”是文化之辨，而非地理之辨。為什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重建中國話語體系被列為當下中國的重大理論課題?因為社會經濟文化領域出現了諸多只講哲學(比如新自由主義哲學)、只講邏輯(比如形式邏輯和數理邏輯)、只講“市場決定論”而不講“常道”、“公道”、“中道”和“道理”的傾向。如果中國人不學中國文化、不懂中國“道學”、不講中國“道”理，那么，中國就不可能走中國“道”路，同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無從談起。

 

在中國思想理論界，“哲學”，這一經由日本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概念已經成為“百科之首”，而中華文明的核心思想——“道學”已經被西方的哲學概念所解構，并歸類于中國“古代哲學”這一小小的欄目之中。

 

哲學屬于西方的“智慧之學”。中國歷史上沒有哲學這一概念。這并非中國古人不智慧，而是因為中國古人超越了智慧。他們最早認識到“智慧之學”的局限性。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中國古圣賢在2500年前就看到了哲學思辨容易導致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形式主義，容易產生各種脫離實際的“大偽”。根據羅雄飛教授的研究，馬克思本人也力求避免自己被誤解為哲學家。這正是馬克思的高明之處。在中國古代圣賢和馬克思看來，如果說他們是“哲學家”，他們一定會產生一種被貶低的感覺。中國古代圣賢用“大道之學”即“道學”代替了“智慧之學”即“哲學”;而五四運動之后的中國思想界卻做了一件相反的事：用“哲學”取代“道學”。當我們拋棄了中華文明體系中的“道學”概念而只剩下西方文明體系中的“哲學”概念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就無法與中華文明體系相結合，就無法立足中華文明的知識體系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無法形成中國話語體系和中國話語權。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要解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即解決中國人“如何做事”的問題，而且要解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問題，即解決中國人“如何說話”的問題。為了恢復中國人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用“中國話”講中國模式，首先必須先讀中國經典、先懂中國“道”理。

 

馬克思主義是生長在西方文明體系之上的精神成果。馬克思主義不是根植于中華文明土壤上的產物。這是馬克思主義需要中國化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們只讀外國書，只懂西方思想流派，只學唯物論和辯證法，那么，我們頂多只能讀懂馬克思，而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果我們不讀中國古代圣賢的經典，不懂中國世界觀和方法論，那么當代中國不僅不可能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且極有可能因喪失獨立意識和文化自信而導致中國思想領域的全面西化。今天，當西方哲學和西方經濟學普遍地替代了中國“道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占據中國大學講堂的主流地位之時，中國思想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全面西化已經從猜想變為現實。

 

可見，依靠西方文明體系、或者僅僅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是不可能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要指望母雞可以生出鴨蛋，也不要指望西方之鷹可以孵化出東方龍種。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建中國人的話語體系、解決中國人講“中國道理”和說“中國概念”的問題，首先需要完成一次文明體系和思維模式的切換，即從目前“言必希臘”、“言必美國”、“言必哲學”的西方話語體系切換到中華話語體系中來。只有立足中華文明的核心思想，立足于“道學世界觀”(而不是西方文明中的“哲學世界觀”)，才能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建。

 

二、“道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本內容

 

中國人的道理在“道學”之中、在道學的世界觀之中。道學世界觀認為：(1)世界萬物的共性是“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2)萬物源于“道”而生于“三”，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第十八章);(3)萬物可持續發展的狀態是“陰陽合于道”，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道)不生，三合然后生”(《谷梁傳.莊公三年》傳文)。萬物都包涵“道、陰、陽”三大基因。如果丟失“道、陰、陽”之中的任何一項，都會產生類似于基因缺失的病變。

 

西方人的世界觀基本可以歸納為一根筋的“一元論”和對立統一的“二元論”，而中國人的世界觀則屬于相生相克的“三元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五行”、“九卦”(民間流行的是“八卦”)、八十一卦(或六十四卦)等研究事物運動規律和運動狀態的方法論。

 

陰陽合道的世界觀和思維模式可以圖示如下：

 

 

在陰陽合道的狀態下，事物不僅具有內在的穩定性，而且具有良好的拓展性。陰陽合道可以實現“穩定”與“發展”的內在統一。這一點在認識事物運動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是華夏文明的文化密碼。

 

從“道學”世界觀和“陰陽合道”方法論角度重新研究當代商品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可以發現新問題、找到新答案、創建新理論、明確新道路、建立新制度，最終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上做到“知行合一”。

 

三、從“道學”視角觀察商品社會的勞動屬性、商品屬性和社會結構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商品二重性”和“勞動二重性”作為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建政治經濟學中國學派，必須站在“道學世界觀”的角度，重新認識商品屬性和勞動屬性。沒有商品屬性和勞動屬性方面的新發現，就沒有中國的新經濟學。

 

“道學”世界觀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其中，“陰”主生，有“生”的屬性;“陽”主長，有“長”的屬性;“道”主和，有和諧平衡的屬性。萬物是“陰陽合道”的整體，三者不可須臾分離。只看到三者之一的某個屬性都是片面的，無法把握事物的整體。“萬物”需要從“陰”、“陽”和“道”三個方面去認識。萬物生長是一個“陰陽合道”的動態過程，其中，陰陽失衡或者陰陽背道都會表現為不同的現象即不同的卦象。六十四卦象等是對這一過程不同狀態的描述。

 

1、關于商品的“三重性”

 

根據“道學”原理，商品具有“三重性”，而不僅僅只有“二重性”。

 

商品的使用價值屬“陰”，是商品可用于交易的物質基礎，體現著商品的自然屬性;商品的價值屬“陽”，是商品供求雙方(作為個體行為方式出現的)交易之依據，體現著供求雙方交易個體之間人與人的關系;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必須彼此匹配，即必須“陰陽平衡”，由此產生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概念。但是，如果僅僅停留于上述的商品二重性就無法解釋以下現象：為什么具備使用價值和價值的茅臺酒在中東的伊斯蘭國家會分文不值?為什么相同流水線生產出來的服裝在最后的貼標工序上貼上歐洲的時尚品牌之后，其市場價格可以是本土品牌的數倍甚至數十倍?為什么毒品既有使用價值又有價值，還可以滿足供求個體之間的交易需要，卻不能成為商品?這些情形都無法從商品二重性理論中得到解釋。可見，商品二重性理論存在瑕疵，需要進一步發展。這就需要從“道學”原理出發，找出商品的第三個屬性，即商品的“道”性。商品二重性理論把握了商品的陰陽屬性，但遺漏了商品的“道”性。

 

商品不同于滿足個體需要的產品。任何商品無不承載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一個群體的社會價值判斷和文化精神，無不承載著促進共同體和諧存在的功能。這就是商品的“社會價值”。商品的社會價值是商品的第三重屬性，即商品的“道”性。

 

一切商品都是商品價值、使用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復合體，缺一不可。在市場經濟制度下，消費者追求使用價值，生產者追求價值，而政府立足于整體利益而追求社會價值。如果政府為了追求財政收入和GDP增長而放棄商品社會價值的追求，即放棄商品“道性”的追求，從而放任某些商品的生產和交易，比如放任電子游戲產業的泛濫、任意推行醫療、教育、住房、殯葬的商品化等等，那么，這種市場經濟必然背“道”而馳，終將造成重大社會系統性問題。鼓吹“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觀點，屬于一種忽視商品社會價值和商品“道性”的極不負責的聲音。各級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必須堅決抵制這種經濟觀點。商品“三重性”理論的創建，有利于全面把握商品屬性和市場經濟屬性，規避某些“挖祖墳式”的政策錯誤。

 

商品是商品經濟制度的最小單元，是市場經濟的最小細胞。商品“三重性”類似于這一細胞的三個基因，其中，“社會價值”是商品的三個內在基因之一。商品“社會價值”這一基因可以衍生出政府參與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管理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管理制度的理論前提。由此可見，政府管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這是由商品的內在屬性所決定的。這也是批判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理論武器。

 

如果缺乏商品“三重性”理論，忽略商品的社會價值屬性和“道性基因”，那么，政府代表全體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進行宏觀經濟管理和市場經濟調節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就會喪失合法性前提。因此，商品“社會價值理論”的研究將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商品屬性和市場經濟規律，有利于進一步明確政府管理市場經濟的職責定位，有利于有效避免市場經濟危機。商品“三重性”理論屬于市場經濟理論領域中重大的基礎理論，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避免市場經濟波動和經濟社會危機、形成政治經濟領域的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義。

 

從道學的角度看，商品的“三重性”可以圖示如下：

 

 

上述商品價值、使用價值和社會價值共同組成商品的整體屬性。商品“三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屬性所決定的：商品生產過程的“勞動三重性”決定了“商品三重性”。

 

2、關于商品生產過程的“勞動三重性”

 

根據“道學”世界觀和“陰陽合道”分析法，生產商品的勞動并非僅僅具有勞動二重性，而是具有“勞動三重性”。人的勞動過程并不是在一種喪失勞動精神狀態下所進行的體力和腦力的付出過程。比如，社會主義企業強調培養主人翁精神;資本主義企業強調培養工匠精神。這些現實的經濟現象表明：勞動精神與體力勞動、腦力勞動一起并存于商品生產勞動的全過程。勞動精神具體表現為勞動的社會使命、勞動的個人目的和勞動的道德判斷。勞動精神直接影響著勞動者的體力付出與腦力付出。在勞動過程中，勞動精神、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無法凝結為勞動成果的情況下，勞動精神反而會更加凸顯出來。這就是所謂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情形。

 

忽視勞動精神，或者把勞動精神混合于腦力勞動之中，導致勞動價值理論缺乏對勞動實踐的解釋力，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一道鴻溝。同時，由于在理論上忽略了勞動精神因素，反過來又造成我們在所有制改革、企業管理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對勞動者的勞動精神的輕視甚至忽略。

 

根據“道學”世界觀和“陰陽合道分析法”，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三個屬性，即“勞動三重性”，其中，具體勞動屬“陰”，主生;抽象勞動屬“陽”，主長;勞動精神屬“道”，主和。勞動精神與勞動目的和社會價值判斷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因此，“勞動三重性”與“商品三重性”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系。

 

根據“道學”原理，勞動三重性可以圖示如下：

勞動精神伴隨著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付出，構成了商品生產勞動的完整過程。

 

企業所有制模式對企業勞動者的精神狀態和心理狀態有著重要影響。為國家、為民族、為企業、為家庭、為自己還是為資本家進行勞動，“為誰打工”，這會產生不同的精神狀態和勞動心態。隨著人類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商品勞動過程中體力付出的比例將逐步降低，而腦力付出的比重將不斷提高，從而勞動精神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企業模式，將不斷被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為基礎的企業模式所替代。

 

商品生產的勞動精神對于不同類型的企業有著不同的作用和地位，由此產生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類型。在傳統產業中，為了盡量大規模地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私有制會把簡單的、重復的勞動，大規模地組織到龐大的商品生產體系中，形成類似于富士康一樣擁有幾十萬工人的超級大企業，同時，企業股權仍然由資本家階層獨占而無法與企業員工和管理層分享，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相反，對于創新類、趕超型的高科技企業，管理團隊的主人翁精神和全體員工的工匠精神對于企業發展至關重要，資本主義私有制無法適應這類企業的發展，企業創始人不得不選擇以股權分享制為特征的自由人聯合體模式和集體所有制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模式。中國華為是中國通訊設備領域首屈一指的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創業者任正非作為最大股東僅僅擁有1.4%的公司股份，其它股份的收益權由內部員工分享。從所有制角度看，華為的成功是企業制度的成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分享制戰勝了西方跨國公司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帶來的成功。華為的成功再次表明，自由人共同體的社會主義企業模式更有利于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和壯大。這是由商品生產的“勞動三重性”所決定的。

 

       只有運用“道學”世界觀和“陰陽合道”方法論，才能理解和發現“勞動三重性”，才能在“勞動三重性”的基礎上發現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精神、敬業精神、創業精神、工匠精神、奉獻精神的重要性，才能從科技發展的角度而不僅僅是生產規模的角度發現資本主義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自由人聯合體發展的必然性。

 

       “勞動三重性”揭示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替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必然性;“商品三重性”則揭示了政府調節經濟和管理經濟的必要性。勞動三重性”理論和“商品三重性”理論是勞動價值論的基礎性創新，可以為整個勞動價值論體系帶來全面的升級，從而使得勞動價值論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實踐中具有更為切合實際的指導作用。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必須從“道學”世界觀出發，運用“陰陽合道”方法論，創建“勞動三重性”理論和“商品三重性”理論。“勞動三重性”理論和“商品三重性”理論是發展“新勞動價值論”或“勞動價值論中國學派”的理論起點，也是研究所有制演化的必然性和政府經濟管理的必要性的理論起點。

 

3、道學視角下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現象

 

對于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認識，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與陰陽合道的認識是存在很大的差異。

 

從唯物辯證法角度所認識和表述的社會現象及其結構可以圖示如下：

在此，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是一種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

 

      從“道學”世界觀所認識和表述的社會現象及其結構可以圖示如下：

在此，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三者之間是一個整體，彼此之間是一種相生相克的關系。生產力是相對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存在;同理，生產關系是相對于生產力和上層建筑而存在，上層建筑是相對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存在。總之，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是可獨立的絕對存在，而是相對存在。這是從“道學”世界觀角度推導出來的“社會相對論”。因此，如果孤立地就生產力談生產力，其結論一定是片面的“大偽之說”(這正是西方經濟學的根本錯誤之所在);同樣，也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

 

從“道學”視野里，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在此，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之間也是一個整體，彼此之間存在著相生相克的關系。經濟是相對于政治和文化而存在，政治是相對于經濟和文化而存在，文化是相對于經濟和政治而存在。研究經濟問題必須聯系政治和文化;同理，研究政治問題必須聯系經濟和政治，研究政治問題必須聯系經濟和文化。

 

從陰陽合道的道學觀點看，發展社會生產力必須有利于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鞏固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發展經濟不能以削弱政治和文化為代價，比如，對于引進外國資本、以市場換技術、招商引資等發展生產力的政策措施，不能僅僅以GDP是否增長作為衡量對錯的標準，而應該同時以是否壯大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并鞏固了共產黨的領導作為衡量標準;再比如，判斷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設的方向是否正確，必須同時從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角度進行研究和判斷。

 

經濟的發展與紅色政權的鞏固和紅色文化的傳播未必存在著必然的促進作用。比如，中國近年電影產業和院線建設發展迅猛，但《血戰湘江》卻無法正常播映，廣大觀眾想看卻看不到，這是因為海內外私人資本控制了中國的院線系統，拒絕為紅色影片正常排片。可見，發展經濟，不僅要講文化，而且要講政治。這才符合“陰陽合道”的中國世界觀。

 

四、從道學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因缺陷

 

根據“道學”世界觀對事物內在屬性的分類，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必須是一個“陰陽合道”的內在結構，必須包含陰、陽、道等三個方面的內容。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提法來分析，其中，社會主義屬于“道”，主和;市場經濟屬“陰”，主生;缺少了“陽”的因素。在少“陽”的情況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定表現為陰陽失衡，陰盛而陽虛。

 

“陽”，主長。

 

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缺少了“陽性”制度要素，意味著這一制度缺少了制度成長的基因，那么，最終這個制度必然會萎縮甚至變異而無法發展。

從現實經濟實踐角度看，自從政府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經濟制度的改革目標以來，經濟結構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兩極分化問題、金融風險問題、糧食安全問題、社會穩定問題等等層出不窮，且日益嚴重。

 

面對上述問題，不同的理論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和答案：從西方哲學觀點來看，他們認為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于市場化程度不夠，需要進一步改革，需要進一步市場化和國際化(國際化本質上屬于更大空間范圍上的市場化)。這是目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也是錯誤的觀點。

 

從“道學”角度看，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不是簡單的市場化問題，而在于“陰盛、陽虛、道不立”。

 

(1)“陰盛”是指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金融等領域過度市場化。

 

(2)“陽虛”是指公有制經濟占比在萎縮、國家資本沒有在城市和鄉村發揮經濟的組織化作用、海外資本和民間資本四處滲透、城鄉經濟“去組織化”現象嚴重，黨和政府對城鄉基層經濟體的指導、組織和管理被嚴重弱化和虛化。

 

(3)“道不立”是指經濟金融上劫貧濟富、法制上不講“公道”、社會上兩極分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讓位于為人民幣服務、為市場化改革服務;社會再生產過程形成了外資掠奪中資、城市掠奪鄉村、市民掠奪農民、農民掠奪土地(通過化肥、農藥、除草劑掠奪土地肥力和毒化土地)、土地毒害全民(比如惡性腫瘤大爆發)的惡性循環;社會道德嚴重退化;等等。

 

立足于“道學”世界觀角度，不僅可以全面地看清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的問題，而且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答案是：根據“陰陽平衡”與“陰陽合道”的原理，重新定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以“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概念替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把建設“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作為未來改革的目標，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和國家資本在農業、工業和高端服務業等領域的組織化、主導化功能，扭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存在的“陽虛”狀況，通過“補陽”來實現中國經濟制度的“陰陽平衡”，使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合于社會主義“大道”，最終形成“三生萬物”、陰陽合道的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機制。

 

 

“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包含了陰、陽、道等三大要素，同時具備生的力量、長的力量、和的力量，是三種要素和三種力量的有機統一體，具備“三生萬物”的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功能，可以從根本上扭轉目前經濟社會領域“陰盛、陽虛、道不立”的狀況。建設“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是實現中國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五、結束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重大課題。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需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實踐相結合，而且需要與中國的文化相結合。只有回歸華夏文明體系，立足“道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道學”世界觀和“陰陽合道”方法論是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建“勞動三重性”理論和“商品三重性”理論、建立政治經濟學中國學派的思想文化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只有植根于中華文明的沃土，體現華夏文化的內涵，才能形成“三生萬物”的內在的制度活力。“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符合“陰陽平衡”和“陰陽合道”的原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內涵。建設“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對于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以及“中國模式”的全球傳播具有重大意義。

 

                                                                               2017年9月28日

 

【余云輝，經濟學博士、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

 

鄭彪教授簡介：

 

 

鄭彪，字嘯天，浙江金華人，1953年生。研究員、經濟學博士，現任國際儒學聯合會會員、北京《東方思想庫》主筆、《察網》專欄學者、搜狐網入駐學者，曾任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理事、中國蘇聯東歐學會理事、海南省社科聯委員等。多年來主要從事政治經濟學、世界經濟學、國際政治學、地緣政治學、比較文化和軟實力等 學科領域的研究，幷密切聯系世界變局和中國改革的進程，在有關學科領域提出了較為系統的思想、理論、創新型觀點、方法和有關政策思路，出版和發表了大量專 著、論文以及網絡文章等，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被譽為近年來國內有代表性的創新學者之一。近年來轉向主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主要專著：《論語今解》（2018年10月完稿，待出版）《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年版）、《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0年版）、《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中國》于2012年7月被圈定為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 會干部用書。現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