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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李立男：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是軟實力的靈魂和核心

點擊：作者：程恩富李立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07-18 1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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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個國家綜合實力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軟實力是通過文化、價值觀、制度或政策等呈現的實力。中國革命、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思想以及“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等價值觀，經濟、政治、文化等制度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吸引力和說服力，并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動力，對于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順利發展、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等，均發生決定性作用。而究其根源，就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作為指導思想，決定著文化、價值觀、制度的發展取向與目標追求。因此，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是我國軟實力的靈魂和核心。

目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有舉足輕重的國際地位與深遠的國際影響力。“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是40年前的近十倍，這是人類發展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例子，研究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稱這樣的影響和變化為‘中國奇跡’。”（《奧媒看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人類發展史上最激動人心奇跡》，參考消息網 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80101/2250061.shtml）

很多學者在探討這種奇跡產生的原因時發現，除了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外在硬實力的影響和表現之外，文化、價值觀、制度或政策等呈現的軟實力更是具有決定意義。本文探討軟實力的內涵，重點闡明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是軟實力的靈魂和核心力量，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取得勝利和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

一軟實力的主要內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內外學者在國與國之間實力的對比研究中發現，軟實力的影響越來越顯性化。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克萊因提出“國力方程”，即一國的國力PP=(C +E +M)×(S+W)（C為人口和領土，E為經濟實力，M為軍事實力，S為戰略意圖，W為國家意志）。（施祖輝：《綜合國力理論的歷史考察及其應用》，《預測》1993年第4期。）其中，“戰略意圖”與“國家意志”都是無形的、難以用靜態標準來衡量的因素，是對軟實力內涵及表現形式的初步探討。而另一位美國學者斯拜克曼在研究國與國之間的較量時，把民族同質性、社會綜合程度、政治穩定性、國民士氣都視為軟力量，（參見（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王珊、郭鑫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7頁。）這一內涵和表述都已接近軟實力。

（一）什么是軟實力

在眾多的研究者中，使軟實力概念具有廣泛國際影響的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他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硬實力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如土地面積、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軟實力則是指國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認同的程度和參與國際機構的程度等。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通過影響力、吸引力和說服力等發生作用的，通過文化、價值觀、制度或政策等內容呈現的實力。（參見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08,pp.616,94.）這是目前使用較為廣泛的軟實力的概念。

在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中，硬實力與軟實力既是獨立發揮作用的變量，又是互相作用的綜合力或“巧實力”。（“巧實力”是由美國學者蘇珊尼·諾瑟2004年在《外交》雜志上提出的，強調綜合運用硬實力和軟實力來實現美國外交目標。2007年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著名學者約瑟夫·奈發表題為《巧實力戰略》的研究報告，提出運用“巧實力”進行對外戰略轉型，幫助美國擺脫當前困境，重振全球領導地位。然而，究其實質，“巧實力”是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了硬實力與軟實力，又沒有對使用軟硬兩種實力的比例做出明確規定。任何決策者實際上都可以聲稱其對實力的運用是“巧實力”。近年，美國著名右翼智庫——蘭德公司又提出“強實力”，主要指美國應運用金融手段影響和制裁別國。）硬實力可以成為軟實力的有形載體和物化，而軟實力可以成為硬實力的無形延伸和乘數。在當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智能時代的大背景下，硬實力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是，文化、價值觀、制度等無形的軟實力較量也尤為激烈，從一定程度上說，能夠達到“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一些研究者發現，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及后來的“顏色革命”等影響世界格局事件的發生，都是以硬實力為依托擴張軟實力的例子。（張國祚：《論毛澤東的文化軟實力》，《文化軟實力》2016年第3期。）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就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質力量進行壓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國則靠精神力量進行壓制，連人們的意志它都想征服。（參見[法]夏爾·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第294頁。）

對于軟實力的內容，本文暫時沿用約瑟夫·奈的某些觀點，從文化、價值觀和制度三個方面來論述。其中，文化是軟實力的載體，體現軟實力的影響力、吸引力和說服力；價值觀是軟實力的價值取向；制度或政策是軟實力得以實施的重要保障。文化與制度的產生是以一定的價值觀為基礎，價值觀是貫穿于全部軟實力的思想指向；制度的制定既取決于一定社會的文化與價值觀，同時也保證文化與價值觀作用的發揮。因此，這三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使軟實力的整體作用得以充分發揮。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對于軟實力的研究與約瑟夫·奈有著很大的區別。我們認為，文化在軟實力中處于“核心”和“經緯”的地位，而約瑟夫·奈把文化僅僅看成軟實力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突出了軟實力在綜合國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涵蓋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而不是像約瑟夫·奈那樣主要把軟實力作為外交戰略和國際權謀的手段。（張國祚，《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況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崇尚和平、注重和合統一的“和文化”思想，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體現了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姿態與信心，并非像美國那樣，用軟實力去影響甚至顛覆別國。

（二）軟實力的內容

1.文化

文化是軟實力最為核心的內容，它是以一定的價值觀為基礎，并由一系列的制度所保證的。廣義的文化包含價值觀與制度。狹義的文化是指以倫理、道德教導世人，使人成為在思想、觀念、言行和舉止上合乎特定禮儀規范的人，即“以文化人”。（朱成全：《企業文化概論》，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第2頁。）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影響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并不是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06頁。）

首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代都有不同的表現。例如，古代東方的農業生產生活方式孕育了黃色文明。以農業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注重生活的穩定性，重視地緣關系，而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是血緣的投影，這就決定了重血緣、尚穩定的東方文化的特征。緊密的血緣紐帶使東方文化更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重視倫理道德的文化導向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宗教等思想，構成了東方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古希臘、羅馬是西方文化的源頭，古希臘、羅馬商業生產生活方式決定了藍色文明或西方文明，開放性、平等性等的內在特點，也決定了西方文化重個性、尚平等、重自由的文化特征。

其次，馬克思主義認為，雖然經濟基礎決定文化意識形態和整個上層建筑，但是，文化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對于經濟基礎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任何一種文化都是一個國家歷史的積淀，都是對這個國家以往文化的繼承以及與時俱進地創新轉化的結果。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6頁。）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為中華兒女打上了深深的民族印記。其中，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新繼承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為指導的現代新文化。

同時，文化又是某一歷史階段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思想意識形態，統治階級以這種思想意識形態教導世人，使人的思想、觀念、言行和舉止符合這一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制度或政策，并形成文化軟實力，在政治與經濟等發展和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我國，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為指導的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與社會主義建設中，引領著全國人民前進的正確方向。

2.價值觀

價值觀是指建立在一定的價值尺度和價值評價準則基礎上的，對于人、事物、事件等所做出的應然性的價值評判，代表著評判者的價值取向、價值追求。價值尺度和價值評價標準又因為主體所處的階級、階層、民族、時代、制度、國家等的不同而呈現差異性。我們知道，價值觀是與一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相聯系的，并反映該社會的意識形態本質特征。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以仁、義、禮、智、信等為核心價值觀，而資本主義社會則通行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個人主義和弱肉強食的“叢林主義”等價值觀。

馬克思主義價值觀不同于以往任何階級和任何形式的價值觀，它代表著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并以“為人類工作”“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等為價值導向和終極價值目標。馬克思率先強調“為人類工作”；毛澤東率先強調“為人民服務”；習近平率先強調“以人民為中心”；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都強調“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對于實現理想社會價值目標的途徑，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我們把共產主義本身——因為它是否定的否定——稱為對人的本質的占有，而這種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財產作為自己的中介的,”“它只有通過付諸實行的共產主義才能完成。要揚棄私有財產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就完全夠了。而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128頁。）

正因為如此，我們說馬克思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的價值追求，既有理想的高度，又因其提供了實現的路徑而具備了現實的可行性。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內含的價值目標通過“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具體化。在革命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是一面旗幟，引領全體革命者和建設者前赴后繼地不斷作出卓越的貢獻。

3.制度

制度具有規范、建制的含義。古人說的“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周易譯注》，周振甫譯注，中華書局，2012，第280頁。）就包含制度、習俗和規范。制度作為當代社會科學的概念，泛指蘊含社會價值的、以規則或運作模式規范個體行動的一種社會規范，包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其中，經濟制度是最根本的制度。

馬克思曾經指出：“每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們所特有的法權關系、統治形式等”,（辛鳴：《制度研究的哲學視野選擇及其問題梳理》，《哲學動態》2005年第10期。）制度就是對這些關系與形式的規范化表達。馬克思的理論包含大量的制度分析，“波普爾把馬克思稱為制度主義學者,諾斯由衷地對馬克思的制度分析給予了極高評價。”“馬克思主義的制度分析方法就是從唯物史觀出發,通過闡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把握住制度產生發展的客觀歷史過程，并且通過把握制度與人、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去解釋制度的本質。”（辛鳴：《制度研究的哲學視野選擇及其問題梳理》，《哲學動態》2005年第10期。）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制度具有歷史性、主觀性、客觀性等特點，決定制度發展變化的是經濟基礎，而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建設又與經濟制度密切相關。

以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理論的語境為例，我們對制度的理解是廣義的。它既包括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包括各項具體經濟制度。這種廣義的制度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反映社會基本經濟制度，但又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經濟體制；三是以一定的經濟體制為條件的各項具體的經濟規章制度。（程恩富：《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理論探討》，《學習與探索》2009年第3期。）總體來說，各類制度離不開理念與載體，與價值觀、文化也是緊密相連的。在一定意義上說，制度是服務于價值觀和文化建設的，是價值觀和文化得以實施的保障。

二革命建設的歷史考量

中華民族一向注重文化發展和軟實力。中國古代先哲崇尚內圣外王的修齊，進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優秀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品格，形成強大的思想凝聚力。兼容并包、與時俱進地發展中國文化，中華五千年文明才綿延不絕。但是，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因治國政治文化有誤和外強的入侵而處在救亡圖存的風雨飄搖中。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中，中國的經濟、軍事等硬實力難以與強悍的外敵相抗衡，而以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三民主義”思想為核心的軟實力，也隨著國家的衰落而日薄西山，難以抵御外來文化的沖擊，從而呈現西強我弱和西學東漸的趨勢與特征。

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傳播為中國革命和社會發展指明了道路，也為文化注入新鮮血液，使得軟實力的發展壯大具有了明確的方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革命完成了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跨越，誕生了工人階級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與此同時，如何根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實際國情，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實踐成為當時新的歷史課題。對于如何利用馬克思主義去指導實踐的問題，恩格斯曾經指出：“我必須說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72頁。）

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具有理論聯系實際，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拓展內涵的理論品質，這種理論品質使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可能。

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就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曾經出現過經驗主義與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地探索與思考，撥亂反正，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概念，最終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即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為中國革命指明了道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所形成的世界觀、價值觀、文化觀，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精神動力、思想給養與文化支持等，凸顯了軟實力靈魂的巨大作用。

（一）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承接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礎上實現的文化創新性轉型，（李康平：《中國革命文化基本理論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年第7期。）屬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范疇。從井岡山革命文化、蘇區革命文化、長征革命文化，到延安革命文化和抗戰革命文化，再到西柏坡革命文化等，都在不同的時期為革命提供了精神動力和思想指導，并形成了根據地與解放區的思想凝聚力，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推動力。

井岡山革命文化是毛澤東等老一輩共產黨人在革命初期對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指引“農村包圍城市”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蘇區革命文化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指引建立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等一系列新民主主義制度；長征革命文化向世人昭示了中國共產黨戰勝困難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念，指引革命隊伍在曲折中發展和革命精神的傳播；延安革命文化彰顯當時的先進文化，指引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和進步知識分子釋放革命的能量；抗戰文化顯示中國人民同仇敵愾的精神，指引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西柏坡革命文化昭示共產黨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指引解放戰爭取得勝利。

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為指導的中國革命文化，是在艱苦的革命時代革命力量從小到大和以弱勝強的法寶。中國革命文化以其文化的先進性和理想的堅定性，適應和推動著革命實踐發展的需要。其特點是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地發展和創新了中國新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論斷，總結和進一步指明文化繁榮進步的方向。在整個革命時期最為突出的文化工作，是通過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和延安整風等活動，為先進文化的發展和文化思想的統一掃清了障礙，文藝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斗爭實踐，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文藝作品和理論論著。這些文化成果積極宣傳黨的思想，鼓舞革命士氣，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建設的成功奠定軟實力基礎。

（二）價值觀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曾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頁。）

在革命戰爭時期，價值觀和思想的統一所迸發出的精神和物質力量，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從而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共產黨員的思想入黨則是對于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為人民服務等價值觀的認同與堅持。

思想入黨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原則。毛澤東曾指出：“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75頁。）

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人有差別，前者指組織上入黨，后者指組織和思想上都入黨。思想入黨就是在理論和價值觀上對于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堅守。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無產階級政黨價值觀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也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實踐證明，在革命戰爭時期，特別在共產黨員生死攸關的關鍵時刻，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持久精神力量，也是在艱苦條件下黨的發展壯大的最重要保證。

思想建黨還包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所追求的另一個價值目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追求和優良作風。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始終堅持為廣大人民謀利益，并內化于中國共產黨人忠于人民、愛國奉獻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與工作作風。黨在保持和人民魚水關系的同時，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6頁。）“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9頁。）

正是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導下，我們黨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才從一個勝利走向了另一個勝利。

（三）制度

革命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離不開革命根據地、解放區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以其作為保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始終體現著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為人民謀幸福的價值追求，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這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所制定的各項制度，體現了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對于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不斷探索。

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毛澤東概括地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是“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253頁。）“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追求的是平等的制度價值觀，一直貫穿于新民主主義的始終，為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農民階級提供了制度保障，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壯大了革命隊伍。當然，為了不同時期統一戰線的需要會做一些的調整，如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就是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于官僚資產階級，始終是斗爭的對象。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則是保護與爭取的統一戰線對象。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為后來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渡奠定了制度基礎和提供了物質條件。

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相適應，政治制度中明確了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體，“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這些階級，或者已經覺悟，或者正在覺悟起來，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族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4~675頁。）

另外，民族資產階級也曾被列入“人民”的范疇，但是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毛澤東指出：“一個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共和國的徹底完成，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49頁。）

與此同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制定的政治制度，包括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參政合作的政黨制度等，既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的提供了制度方面的軟實力，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實踐經驗。

三改革開放的現實考量

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作為軟實力靈魂的作用，不僅體現在革命戰爭的歷史實踐中，也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限于篇幅，本文不再闡述）以及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中。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全面建設的社會主義，其中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防等領域的建設，包括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和階級矛盾等，包括科學發展、改革和開放，包括社會主義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等。”（程恩富、李偉：《馬列主義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科學方法與指南》，《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1期。）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等領導人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第二次飛躍，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是要綜合毛澤東思想和實踐與鄧小平理論和實踐的優勢，創造新的理論和實踐飛躍。在不斷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指導下，中國在改革開放短短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再次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彰顯了軟實力靈魂和核心的功效。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就是要建設和發展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是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戰爭文化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文化方面與時俱進地發展。而在具體實踐上，就要遵循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自覺，加快文化改革發展，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186頁。）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保持了注重文化建設的優良傳統，面對西強我弱和西學東進的態勢，既強調引進和吸收外來的有益文化，又強調提高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輸出的水平。針對片面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忽略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的現象，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便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命題，后來的南方談話以及黨的十四大報告中都強調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即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不能放松，其中精神文明建設包括了文化建設。（《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6，第29頁。）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提升到關系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高度。（《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6，第1174頁。）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指出，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來換取經濟一時的發展。（《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96，第 2066 頁。）黨的十五大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人民出版社，2000 ，第 35 頁。）強調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協調發展。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文化體制改革具體的布局與實施，并在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第 37 頁。）

把“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作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七大報告闡述了文化建設的具體內容，包括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和諧文化，弘揚中華文化，推進文化創新。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又指出：文化軟實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重點研究部署文化改革發展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全面部署。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4頁。）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時指出：“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可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文化軟實力的精神給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指導，特別是在當前西方文化個人主義、享樂主義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封建糟粕的沖擊下，新時代文化應貫徹“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世情為鑒、國情為據、綜合創新”的思想原則，為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文化繁榮發展和改革開放再立新功。

（二）價值觀

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指導。在改革開放時期，仍然堅持“為人民服務”“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福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等的價值追求。不斷強化這一價值追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精神引領作用，并貫徹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在經濟建設中，要實行人民利益導向的改革開放發展；在政治建設中；要實行人民民主導向的依法治國治黨治吏；在文化建設中，要實行人民素質導向的教科文繁榮發展；在社會建設中，要實行人民生活導向的保障發展；在生態建設中，要實行人民環境需要導向的可持續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根本緩解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富共享共福。

針對社會上流行的“共產主義渺茫論”、個人主義、功利主義、享樂主義等的現象出現，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及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人的根本，共產黨人要有遠大目標，防止迷失方向。

“必須毫不放松抓好思想政治建設，點亮黨員干部心中的明燈，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筑牢思想防線，堅持革命理想高于天，保持蓬勃朝氣、昂揚銳氣、浩然正氣”。（《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第一批總結暨第二批部署會議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14年01月25日。）

對于理想信念動搖的危害性，習近平總書記告誡說，“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

這就把理想信念信仰提升到關乎黨和國家的存亡與民族復興的高度。可見，保持理想信念信仰的定力，是國家軟實力的靈魂和關鍵因素。

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以人民為中心”是對“為人民服務”服務宗旨的另一種表述，其正確的貫徹落實就是不能“以資本為中心”和私有化（民營化、外資化）為導向來全面深化改革和非對等擴大開放，而是應以中國勞動人民的最大權益為思維和政策的最佳點或“上線”，讓改革開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體人民，尤其是處于中低層生活水平的勞動人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路，就是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9日。）

當前要在具體的實施方案中積極貫徹，如通過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等，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這些都反映了對馬克思主義價值觀中“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目標的一貫追求。

（三）制度

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確立和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激發了中國人民的創造活力，給中國帶來深刻變化。這些制度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制度建設的思想，是適合科學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初級形態中國國情的務實性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主要內涵和特點，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創新性歸納。

——“一個目標、四層框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逐步實現現代化強國和共同富裕這個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基礎上，實行四個層面的經濟制度（“四主型經濟制度”）：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制度，自力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

——“三者統一、四層框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體現人民民主專政這一國體的基礎上，實行四個層面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和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維護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民族區域自治和“一國兩制”制度，以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企事業職代會、社團等自治自律為載體的基層組織自治制度。

——“一個體系、五層框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實行五個層面的文化制度（五主型文化制度）：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體、包容多樣性的文化傳播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權制度，以文化產業為主體、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文化企事業制度，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文化開放制度，以黨政責任為主體、發揮市場積極作用的文化調控制度。

——“四個機制、五層框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在黨的領導下，使社會管理網絡實現政府調控機制同社會協調機制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同社會調節力量互動，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并實行五個層面的社會制度：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廣覆蓋、多層次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

——“兩個系統、四層框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制度。在協調自然生態系統、人與自然融合系統的基礎上，實行四個層面的生態制度：作為核心要件的政府統一規劃自然資源管理制度，作為約束手段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作為激勵方式的歸屬清晰的資產產權制度，作為根本保障的防治結合的從嚴治理制度。

改革開放之后的成就與中國特色主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息息相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經濟年均 GDP 增速超過9%，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同一時期3%的世界經濟平均增長速度，也大大超過美、日、德等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目前，國民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總額已排名世界第二、人民幣購買力平價和外匯儲備排名世界第一。人民生活接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與此同時，我國在民主政治、文化繁榮、社會建設、國防和外交等方面，也都取得顯著成就。（程恩富：《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巨大成就》，《東南學術》2018年第5期。）這些成就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關于文化、價值觀和制度的軟實力大發展。

四余論

縱觀國內，“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導，沒有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先進政黨順應歷史潮流、勇擔歷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犧牲，中國人民就無法打敗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反動派，中華民族就無法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我們的國家就無法團結統一、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向繁榮富強。”（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

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實踐告訴我們：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星星之火而最終形成燎原之勢并取得勝利，中國軍民在抗擊外敵入侵時以弱勝強的戰例中，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都是源于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作為軟實力靈魂和核心作用的充分發揮。而現階段改革開放發展所存在的大多數缺陷和問題，如憲法所規定的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被動搖，以及由此決定的貧富差距已超過不少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受到西方錯誤思潮和政策的不良影響，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科學理論。

縱觀國際，“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大國的發展進程，既是經濟總量、軍事力量等硬實力提高的過程，也是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207頁。）

軟實力的提高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的和平發展的意義舉足輕重。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為靈魂和核心，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以國情和世情為根本依據的軟實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保障，也是在國際軟實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法寶。中國軟實力的不斷提升，不僅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而且中國文化、價值觀和制度的傳播，也為世界和平發展和最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全球化提供了契機和方向。

（作者：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指導委員，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李立男，廈門工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經濟學博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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