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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于1941年5月，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為標志，至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整風運動宣告勝利結束。延安整風運動，開創了用整風方式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成功范例，形成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成為中國共產黨作風建設的源頭活水，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人格力量。

自延安整風結束至今70多年來，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始終貫穿著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黨的作風建設的不懈奮斗，換來的是百年政黨的偉大與興旺。當前，我們黨正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越是長期執政，越不能忘記黨的初心使命，越不能喪失自我革命精神。認真回顧與總結我們黨的作風建設史，對于推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意義重大。

一、理論聯系實際是我們黨一貫的學風

開展延安整風運動，與當時我們黨面臨的嚴峻復雜局勢密切相關。此前，在黨的歷史上，如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共產國際的指示，黨內一直存在著思想分歧。分歧的焦點，是要不要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要不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面抗戰爆發前，黨已經有了多次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革命遭受巨大曲折的主要原因在于黨還處于缺乏經驗的幼年時期。就全黨來說，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規律的認識還很膚淺，還不善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因而發生右的或“左”的錯誤。自遵義會議以后，黨從軍事上、政治上糾正了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然而，還沒有從思想上系統地徹底清算這種錯誤，黨的干部對這種錯誤的思想根源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全面抗戰爆發以后，黨的隊伍有了很大發展，增加了70多萬新黨員。這些新黨員革命積極性很高，但他們絕大多數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緊張殘酷的戰爭環境，黨組織還來不及對他們進行比較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問題。會后，黨內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運動，但是主觀主義影響依然很大，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威脅。1941年春天打退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從3月開始，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連續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來解決理論聯系中國社會和革命實際的問題。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9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黨的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以求從政治路線上分清是非。事實充分證明，中國革命的危機并沒有過去，不經歷一場系統的、深刻的、全面的整風運動，不從思想根源上解決錯誤路線問題，中國革命就沒有光明的未來。

在經過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近一年時間的充分準備后，從1942年2月至1943年9月，整風運動在全黨推開，著重組織黨員干部學習馬列主義，清理錯誤的思想方法和作風。之后，從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形成思想共識。

延安整風運動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樹立馬克思主義作風為主要內容。而鑒于深重的思想之弊和慘痛的實踐教訓，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成為開展整風運動的關鍵。整風運動開展后，毛澤東就緊緊抓住思想方法和作風問題不放。他在給中央研究組同志的信中指出：學習理論要“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破除錯誤的思想方法，暢行正確的思想作風，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這個詞，并非毛澤東首創，但把“實事求是”上升到黨的思想路線的高度，則是毛澤東的功勞。毛澤東強調，

【“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

不能從理論上來思考中國革命實踐的人，是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只有從客觀實際中概括出而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的理論，才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

成為真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就要理論聯系實際，通過調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狀況，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毛澤東強調，調查研究就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及《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設立調查研究局，毛澤東親自擔任局長，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許多領導帶隊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成果豐碩，為黨中央制定各項工作方針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理論聯系實際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學風，是黨具有旺盛創造力的關鍵所在，更是我們黨保持強大戰斗力的根源所在。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確立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對中國共產黨優良作風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

毛澤東非常重視理論聯系實際這一馬克思主義學風的養成，強調必須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圖為毛澤東在為陜北公學學員講課。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一中全會上指出，在新時代的征程上，全黨同志一定要弘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緊密聯系黨和國家事業發生的歷史性變革，緊密聯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實際，緊密聯系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變化，緊密聯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各項任務，自覺運用理論指導實踐，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觀規律的要求，不斷提高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能力。歷史啟示我們，我們黨之所以能夠不斷歷經艱難困苦創造新的輝煌，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二、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

1942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收到了一封署名“羅李王”的群眾來信，對報紙提出尖銳批評。來信指出：

【“把貴報各版讀過之后，總覺得它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即是立論空泛，和我們建設邊區的實際工作似乎相距太遠了些。”】

這個時候的《解放日報》，“高大上”的國際新聞是主角。第一版刊登的是世界要聞，第二版國際版是西方各個通訊社的通訊電，第三版國內版以國民黨區為主，而第四版下半部是文藝副刊。只有第四版的上半部邊區版有一些反映陜甘寧邊區的新聞。即便如《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相關消息，也只分別發表在第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其中毛澤東的講話內容在版面中只有300字。當時，延安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初創的《解放日報》在語言文字上，文白夾雜，晦澀難懂，邊區群眾對一些內容諸如“赫爾國務卿政躬違和，迄今未愈，雖已消假視事……”等一些內容根本不知所云。《解放日報》出現的這些問題，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犯了“脫離群眾、脫離生活、脫離實際”的毛病。這種情況在一些部門表現的也十分突出。整風前的文藝工作者搞起了所謂“正規化”、“專門化”，大講國外文藝理論；音樂會上，有人從頭至尾唱“啊……”，不看對象唱美聲，好心的老鄉疑是“打擺子”了，趕忙端來熱姜湯；過去露天排戲，老鄉邊看邊議論，幫助提高，此時關門排“大戲”，群眾隔墻扔石頭。延安老百姓還編了順口溜批評這種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傾向：戲劇系的裝瘋賣傻，音樂系的哭爹喊娘，美術系的不知畫啥，文學系寫得“一滿解（害）不下”（這是一句方言，意思是什么也不懂），等等。

針對《解放日報》等脫離群眾的傾向，1942年3月，毛澤東親自推動對《解放日報》進行改版。在改版的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

【“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

在延安整風即將結束的時候，劉少奇再次指出：“所謂密切聯系人民群眾的路線，就是黨的群眾路線”，并強調群眾路線就是要在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則性和與群眾最大限度的聯系相配合。可見，密切聯系群眾，始終堅持群眾路線貫穿于延安整風全過程。可以說，沒有緊密聯系群眾，不堅持走群眾路線，就沒有延安整風的完全勝利。

延安整風時期，我們黨明確強調，貫徹群眾路線的基本前提是群眾觀點的確立。1943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關于邊區群眾工作的指示》中提道：

【“關于群眾觀點的問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專為群眾謀利益的，除開了群眾的利益沒有別的利益。同時共產黨也只有依靠群眾，才能生存”。】

劉少奇說：

【“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群眾觀點，就是人民群眾的先進部隊對人民群眾的觀點。”】

我們黨的群眾路線既包括群眾觀點，又包括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延安整風運動采取了上下結合、領導蹲點、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等一整套有效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總結這些工作方法，1943年6月，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指出：在運用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和個別相結合這些原則時，必須注意領導方法，而“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正是在這篇文獻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一個今天大家已經耳熟能詳的觀點，這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觀點的提出和闡發，表明黨對群眾路線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是實踐的直接參與者和直接感受者，群眾對于檢驗真理正確與否最有發言權。毛澤東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強調：“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判斷領導意見的正確與否，必須在“群眾行動中考驗”。后來，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強調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和原則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得到系統建構與充分實踐。到群眾中去，到實踐中去，成為當時響亮的口號，造就了魚水之情般的黨群干群關系。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議，對時任關中分區特委書記習仲勛作了一份組織鑒定。鑒定寫道：

【“平時在辦公的地方，每天都擠滿了群眾，當他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極其自然和融洽。也許有時他正忙著，然而他寧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藹地和他們交談，沒有一點架子，沒有一點官僚主義。”】

習仲勛關心群眾，群眾也深深地熱愛著習仲勛。還是那份鑒定上寫了這樣一個感人的故事：

【“在一個夏天，仲勛走得疲倦了，就隨便睡到一家老鄉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親切地看著他，替他驅著蒼蠅。這時忽然跑來一個找他的鄉民，老漢馬上低聲說：輕一點，仲勛同志困了，讓他好好地睡一會兒。”】

習仲勛密切聯系群眾的形象，正是當時黨群關系的生動寫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始終保持血肉聯系，這是我們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正所謂“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總結我們黨發展壯大的經驗，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始終把群眾作為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始終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創新性實踐之中。歷史啟示我們，始終保持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我們黨就能夠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三、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偉大之處就在于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自覺

曾經到訪過延安的斯諾回憶說，他在紅軍營地發現：

【“最使人感興趣的是紅軍所辦的墻報，里面有黑欄（批評欄）和紅欄（表揚欄）。在紅欄中，人們稱贊個人或者集體的勇敢、無私、勤勞和其他美德；在黑欄中，同志之間互相批評，并指名道姓地批評他們的軍官。”】

朱德告訴斯諾：

【“軍隊里任何一個戰士都可以直接向總司令告狀——而且也常常這樣做。”】

1942年12月，一位分區司令員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提到自己被邊區的一個老鄉提了意見，受批評了。毛澤東高興地說道，這是天大的好事！這個老鄉很有覺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氣，受當兵的欺負，他們敢怒不敢言，現在他敢向你一個分區司令提意見，敢批評“長官”，你們看這有多么好！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變化！

我們黨之所以偉大，不在于從來不犯錯誤，而在于具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自覺。正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批評和自我批評由一般意義上的組織建設工具轉化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黨的自我革命的“新的工作作風”。作為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手段，“批評”和“自我批評”都不是延安整風運動首次提出的。1923年6月，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獻中首次出現了“批評”一詞。“自我批評”則首次出現在1928年10月發布的《中央通告第七號——關于黨的組織——創造無產階級的黨和其主要路線》一文中。而我們黨內最早出現“批評和自我批評”一詞的權威著作，就是1937年8月毛澤東撰寫的《矛盾論》。

盡管“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內早已有之，但是由于照搬蘇聯經驗，由于受到土地革命戰爭后期、抗日戰爭前期我們黨內錯誤思想路線影響，“過火”批評、害怕批評、壓制批評、打擊報復批評者等種種現象的存在，本應該是治病療傷的銳利武器變成了傷害同志、削弱組織力的工具。延安整風運動深刻總結黨的歷史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經驗教訓，深刻結合我們黨的自身實際和特點，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開創了正確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新境界。針對“批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毛澤東指出，要“使黨員明了批評的意義”，“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并由此來開展批評。延安整風運動強調，批評要講實事求是。整風運動中，黨中央明確強調：“討論與批評的態度，應該是嚴正的，徹底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坦白的，實事求是的，與人為善的態度，而一切冷嘲暗箭、污蔑謾罵、捕風捉影、夸夸其談，都是不正確的。”批評時應該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不能“無知妄說”。延安整風運動強調要“發展正確的自我批評”。毛澤東說，正確的自我批評就是要“對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歷史加以分析”，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間一定會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確的就要承認它正確，做得不正確的就要修正”。陳云也指出，領導著政權的黨，領導著軍隊的黨，自我批評更加重要，因為黨掌握了政權以后，犯了錯誤會更直接更嚴重地損害群眾利益。黨員違反了紀律，特別容易引起群眾的不滿。你有槍，又當權，群眾看到了也不敢講。

延安整風期間我們黨強調，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圖為整風運動時，我軍某部連隊指導員在給戰士們講課。

延安整風時期，中央領導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毛澤東帶頭作自我批評。他評價自己說：

【“決議（指《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并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于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

毛澤東帶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營造了與人為善、團結同志，同時又敢于批評、幫助同志的良好局面，有力推動了整風運動的深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能夠依靠自身力量解決自身問題，靠的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敢于毫不吝嗇地進行無情的自我批評，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延安整風的歷史啟示我們，批評和自我批評好比空氣、陽光和水，須臾不可或缺。時刻弘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牢牢掌握這一銳利的思想武器，就能夠及時洗滌思想上的污垢和灰塵，消除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永葆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

四、作風建設永遠沒有休止符

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也是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錯誤傾向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為克服抗戰中的嚴重困難，創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條件。它對于全黨同志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具有極其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延安整風運動已經過去70多年了，70多年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借鑒延安整風經驗，始終自覺地把黨的作風建設放在黨的建設重要位置，一以貫之地推進發展，使我們黨成為一個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永遠沒有休止符”；“作風建設是永恒課題，要標本兼治，經常抓、見常態，深入抓、見實效，持久抓、見長效，通過立破并舉、扶正祛邪，不斷鞏固和擴大已經取得的成果，努力以優良的黨風政風帶動全社會風氣根本好轉”。】

社會在發展，時代在變化，但黨的性質、理想、宗旨不會變。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性質決定了黨必須永遠走在時代前列；黨的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決定了黨必須鍥而不舍，不斷攻堅克難；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決定了黨必須永遠和人民群眾心連著心。而要做到這一切，就必須依靠持之以恒的黨性修養和過硬的作風來保持“初心”，就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加強作風建設、不斷改進作風。

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奪取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新勝利，我們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貪圖安逸、不愿繼續艱苦奮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驕傲自滿、不愿繼續開拓前進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及時消除可能不時出現的“要不得的”想法，始終贏得人民的信任和信心，肩負起歷史使命，都必然要求我們黨的作風過硬。

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各種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無時不有，各種違背初心和使命、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無處不在，一些黨員、干部在理想信念、思想政治素質、工作能力、作風狀況上都處于“亞健康”狀態，人民群眾還有不少意見。共產黨人要應對風險挑戰，煉就“金剛不壞之身”，就必須在作風建設的熔爐中不斷錘煉自己，不斷加強和改進自己的作風。

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不正之風離我們越遠，群眾就會離我們越近，必須堅持堅持再堅持，把作風建設抓到底。

黃一兵，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員。本文原載《求是》201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