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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呈才：從《毛澤東選集》的引證方法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點擊：作者：?郭呈才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9-08-25 09:56:47

【提要】堅持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文化自信，不以引證取代調查研究、理論創造，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表述的運用性引證，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覺醒和特色生成。既突出堅決斗爭的必要性，又強調區別對待的合理性，毛澤東對黨內外錯誤思想言論的批評性引證，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斗爭精神與科學態度。創設以新民主主義為核心的范疇架構，確保了新三民主義既不缺位又不越位，毛澤東對孫中山革命主張的嵌入性引證，建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語境和話語體系。毛澤東正是通過對多種引證方法的綜合運用，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奠定了堅實基礎，為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提供了重要啟示。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各種思想言論碰撞交鋒的生動過程，這就意味著相關文本創作或闡釋大都無法脫離引證而展開。由此，引證方法之優劣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熟與否的關鍵因素和重要標志。本文擬著重探討《毛澤東選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表述、黨內外錯誤思想言論、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主張所采取的引證方法，嘗試以新的視角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規律和歷史經驗。

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表述的運用性引證：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覺醒和特色生成

據筆者統計，就總被引頻次而言，《毛澤東選集》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表述的引證少于對黨內外錯誤思想言論的引證，前者僅有74次而后者多達376次；按單條引語被引頻次而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表述的引證不及對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主張的引證，前者被引超過4次的引語僅有1條而后者多達5條。不過，這種數量上的差距不是缺點而是優點。毛澤東并不否認引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表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反對“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簡言之，他鄙棄教條性引證，提倡運用性引證。具體來說，毛澤東的運用性引證在理念和做法上具有以下特征。

1. 堅持實事求是，不以引證取代調查研究

毛澤東認為，理論來源于實踐又服務于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為真理，不僅在于馬恩列斯“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而且在于它“為爾后革命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實踐所證實”。黨內同志必須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而要詳細占有材料不能靠引證個別詞句，必須進行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強調：“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由此可見，毛澤東強調實事求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強調不以引證取代調查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毛澤東將主要精力放在調查研究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表述的引證非常精煉，且未將其作為撰寫論著的必要條件。引證的內容大多是原則性的、宏觀性的，著力運用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解決中國革命的各種問題。當然，這并不排除他引證經典作家提出的具體辦法，只要與調查研究的結果不沖突，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即可。與毛澤東的做法相反，王明在《武裝暴動》序言論述中國游擊戰爭的一個章節中，竟然引證列寧的相關論述多達九處，再加上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引語占據半個篇幅有余，卻沒有中國游擊戰爭的具體資料。又如，王明撰寫《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旨在反對和清理“立三路線”，然而，在建立蘇維埃政權、工農紅軍、革命根據地等事項的每段論述，均將共產國際決議和指示置于段首，作為進行批判的理論依據和解決問題的現成答案。這種以引證取代調查研究的教條式做法，非但不能讓他汲取以往的慘痛教訓，反而比“立三路線”愈加主觀和盲動，給中國革命帶來更大的損失。

2. 堅持獨立思考，不以引證取代理論創造

毛澤東認為，學習理論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一般的理論”不行，還須結合本國特殊情況，“創造些新的東西”，對革命才有用處。他指出，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布爾什維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唯其如此，才能“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梢?，堅持獨立思考的主要表征，就是不以引證取代理論創造。

因此，不同于教條主義者死守所謂“完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立足于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不斷豐富、發展著馬克思主義。尤為突出的是，毛澤東在進行理論創造的過程中，大量運用了自我引證。譬如，1937年10月，他將“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稱為“軍事上的第一要義”。1938年5月，他將其視為“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軍事原則的根據”。隨后不久，他又將之提升為“戰爭的目的”“戰爭的本質”“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又如，1940年3月，他提出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抗日統戰策略。同年5月，他將“中間勢力”由原來的中等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地方實力派等三種，擴展為“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雜牌軍隊、國民黨內的中間派、中央軍中的中間派、上層小資產階級和各小黨派”等七種，標志著我們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認識，對于進一步孤立頑固派具有重要意義。由此可見，毛澤東進行自我引證并非是在簡單重復字句，而是為了保證思考的連貫和深入。可以說，這是毛澤東思想得以形成，并在全黨確立指導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堅持文化自信，不以引證取代民族形式

毛澤東認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在他看來，文化平等是民族平等的自然延伸，是民族平等的題中應有之義，中華文化應該和其他民族文化一樣，應該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有以“民族形式”為媒介，才能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作用。在這里，“民族形式”主要是指民族語言。這個問題之所以突出，就在于教條主義者雖然極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但除了引證別無所能，其語言“像個癟三”，“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毛澤東認為，除了吸收外國新鮮用語，更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歷史地批判地清理古代文化，“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二是向人民大眾學習“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語言?？梢姡瑘猿治幕孕诺谋举|要求就是不以引證取代民族形式，尤其要重視民族語言的運用。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在引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述的同時，大量引證成語典故、俗語、諺語、歇后語、格言和楹聯。從宏觀層面上來講，這樣做的最大益處就是中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武器，開啟了激活、整合、轉化、提升傳統文化的偉大進程，可以借此回擊國民黨的誣蔑指責，樹立中共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弘揚者的良好形象。從微觀層面上來講，一是可以使語言生動有趣，有利于解決說話不講對象，即“對牛彈琴”的問題。正如斯圖爾特·施拉姆所說，毛澤東“闡述共產主義的著作，善于運用中國歷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從而使共產主義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為他的同胞們所接受”。二是能夠淡化政治色彩，有利于擴大在國統區的宣傳。正如毛澤東建議郭化若撰寫有關古代兵法的文章，借以宣傳運動戰思想時所說：“對國民黨的軍官，搬古兵法，他們懂，聽得進，講馬列，講唯物辯證法，他們聽不進。”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運用性引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表述的過程中，將目光投向中國同志、中國需要和中國文化，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覺醒和特色生成。這種特色不僅是外在的形式，更具有豐富的內涵，從宏大的理論到具體的路線，甚至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都烙上了難以磨滅的東方印記。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覺醒和特色生成，并非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棄或偏離，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延伸和本質要求。

對黨內外錯誤思想言論的批評性引證：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斗爭精神與科學態度

如前所述，《毛澤東選集》中黨內外錯誤思想言論總被引頻次多達376次。其中，中外敵人錯誤思想言論、黨內錯誤思想言論最具代表性，被引分別為279次、86次。除此之外，由于民主黨派作為中間勢力的特殊地位，雖然其錯誤思想言論被引僅有5次，但對敵我斗爭和統戰工作具有重要影響，因此仍有論述之必要。至于其他若干錯誤思想言論，限于篇幅暫不贅述。

從這些數據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中外敵人錯誤思想言論的批評性引證最多。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我們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敵人”，“彼輩怨憤之余，凡所以咒詛誣蔑中傷我們者，無所不用其極”，以致群眾不了解革命真相，甚至引起革命同志的疑慮。對此，革命者不能聽之任之，必須“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傳”。譬如，國民黨頑固派對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的各種蔑稱，日本侵略者散布中共乘機搶占地盤、另立中央政府，英國首相艾德禮在“紫石英”號事件上對解放軍的無端造謠，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對人民政權性質的肆意扭曲等。其次，在于中外敵人為了混淆視聽、掩人耳目，編造各種欺騙性言論。例如，毛澤東抨擊了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憲政的虛假允諾；日本侵略者的所謂和平攻勢；汪偽政權的所謂“曲線救國”；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黨內錯誤思想言論被引次數相對較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毛澤東認為，沒有與黨內錯誤思想言論的斗爭，不僅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無從產生，而且直接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他說：“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他對黨內錯誤思想言論的批評性引證，涵蓋了政治、軍事、統戰等各個方面，譬如，政治方面有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口號，由下至上的極端民主化傾向，單獨依靠貧雇農的狹隘思想；軍事方面有不服從黨的領導的軍閥主義，招兵買馬的流寇主義，分兵御敵的平均主義；統戰方面有只講斗爭不講聯合的關門主義，只講聯合不講斗爭的投降主義，試圖改變人民代表會議性質的議會主義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批評的錯誤思想言論涉及各級領導機關，從湘南特委、湖南省委直至中央均包括在內。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對自身錯誤也絕不放過。譬如，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紅四軍前委將爭取江西的時間“規定一年為期”，“伴上了一些急躁性”。

毛澤東對民主黨派錯誤思想言論的批評性引證，集中在抗戰初期和解放戰爭末期。抗戰爆發以后，國民黨采取了若干開明舉措，某些民主黨派成員一時產生了幻想。例如，救國會章乃器撰文提出，“在國策已經確定的今日，我們卻應該少作政治的號召，多作積極的建議”。毛澤東認為，這種主張代表了“某些小資產階級急進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又如，國社黨張君勱發表公開信，無理要求取消共產黨、人民軍隊和陜甘寧邊區。解放戰爭即將勝利之際，一些民主黨派仍猶豫觀望。毛澤東指出，為將革命進行到底，每一個民主黨派“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既不是建立“反對派”，也不是走“中間路線”。

錯誤思想言論不管出自何種勢力、哪個黨派，無論來自哪級領導，還是涉及自身，毛澤東都敢于提出批評。與此同時，毛澤東又保持冷靜理性，強調斗爭不能盲目，必須分清對象、區別對待。

他認為，對于中外敵人錯誤思想言論，必須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奸計”。不過，在對待黨內錯誤思想言論的問題上，則應“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因此，對于黨內錯誤思想言論必須做具體深入的辯證分析，在批駁過程中發現其潛在的、積極的一面。譬如，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者譏笑游擊戰術是“打拳戰術”，要等頭發白了才能看到革命勝利。毛澤東認為，“這種表現急性病的情緒，早已證明是不對了”，“但是他們的批評意見如果不是放在戰略問題上而是放在戰役和戰斗的問題上，則是非常之對的”，紅軍在具體作戰中必須速戰速決。又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新原則。毛澤東認為，在戰役和戰術上輕視敵人，“以一當十，以十當百”，肯定是錯誤的，但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無疑是正確的。

值得注意的是，與民主黨派錯誤思想言論作斗爭，情形又有所不同。在毛澤東看來，民主黨派是國共之間重要的中間勢力，中共若與其發生正面沖突，非但不能消除雙方理念上的差異，反而會擴大分歧、激化矛盾，以致讓國民黨坐收漁翁之利。因此，他主張“采取團結的政策”，尊重民主黨派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僅“對他們的某些錯誤觀點則作適當的批評”。

總而言之，毛澤東對黨內外錯誤思想言論的批評性引證，表現出他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思想品格，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斗爭精神和科學態度。斗爭精神能夠防止無原則的調和、妥協，保證必要的力度，從而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掃清道路。但僅有斗爭精神不行，還必須輔以科學態度，防止斗爭陷入盲目、失去理性，尤其是要防止將對付敵人的方法對待黨內同志，從而客觀、冷靜、辯證地分析黨內錯誤思想言論，通過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不斷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深入。

對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主張的嵌入性引證：建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語境和話語體系

如前所述，《毛澤東選集》中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主張被引頻次超過4次的引語多達5條。據統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被引5次，“節制資本”被引7次，“非少數人所得而私”被引10次，“喚起民眾”被引14次，“耕者有其田”被引19次。我們經過進一步分析發現這5條引語，主要分布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及其以后的篇目之中。在這些篇目中，毛澤東采用了新的引證方法。

《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展現了新的引證方法。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毛澤東在文中頻繁使用“范疇”，多達14次，進行了不同層次的范疇劃分及其從屬關系的界定，這在《毛澤東選集》四卷中是絕無僅有的。他以十月革命為界，將世界革命分為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世界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以五四運動為界，將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后者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以國民黨一大宣言為界，將三民主義劃分為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進而將舊三民主義嵌入舊民主主義范疇，將新三民主義嵌入新民主主義范疇。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高頻率引證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主張。那么，這種“嵌入性引證”能夠帶來哪些益處呢？

第一，消解“一個主義”“一次革命”謬論，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語境。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發表國共合作宣言，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然而，國民黨頑固派卻趁機發難，采用的手法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國共合作宣言為借口，要求“把共產主義暫時收起”，實行所謂“一個主義”；二是將孫中山所說“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歸結命名為“一次革命論”。毛澤東指出，“什么革命都包舉在三民主義里面了，共產主義就失了存在的理由”；所謂“一次革命論”，實際上就是“不要革命論”。

以上兩種手法盡管有所不同，但都是圍繞“三民主義”做文章。國民黨頑固派想當然地以為，只要具有國民黨這個招牌名號，就占據了三民主義正統衣缽，掌握三民主義的解釋權。不過，當毛澤東緊緊抓住“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這句話，以國民黨一大宣言為界，對三民主義進行劃分，進而分別嵌入新舊民主主義范疇，便將三民主義的真假標準，由黨派之分轉向了新舊之分，即只有新的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才是真的三民主義；而舊的三民主義，舊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是假的三民主義。這種真假標準的轉換，收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

毛澤東認為，國民黨頑固派所謂“一個主義”，所依據的只是舊民主主義的舊三民主義。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國外還沒有蘇俄，當然不存在聯俄問題；國內還沒有中共，當然不存在聯共問題；工農還沒有顯示力量，當然不存在扶助農工問題。但是，在蘇俄出現、中共誕生、工農覺醒的情況下，如果還緊抓舊三民主義不放，“就是不識時務的反動的東西了”。同樣，“一次革命”也行不通。毛澤東認為，所謂“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只是“純主觀的想頭”，葉青以此來立論是不足為據的。更重要的是，盡管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基本一致。但是，共產主義除了最低綱領，還有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最高綱領，不僅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還將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梢?，毛澤東將新三民主義嵌入新民主主義的范疇，既是對其時代進步性的充分肯定，更是對其歷史局限性的清醒認知。

由此，毛澤東成功消解了國民黨頑固派的“一個主義”“一次革命”謬論，妥善處理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相互關系。這樣，共產主義不僅有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存在的正當性、合理性，而且可以根據革命發展需要，適時地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進而最終步入最高階段。

第二，批判地吸收新三民主義的有益成分，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話語體系。毛澤東將新三民主義納入新民主主義革命范疇，這種認識與土地革命時期對三民主義的全盤否定形成了鮮明對比，為批判地吸收新三民主義的有益成分，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話語體系，即新民主主義革命話語體系創造了條件。他強調，“三民主義的本質就是民主主義”，“關于民主講得最好”。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緊緊抓住“民主主義”這條主線，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權主張，從政治擴展延伸到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領域，從而在高頻率引證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主張的過程中，成功建構了具有廣泛包容性的新民主主義話語體系。

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追求的國家，必須“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決不能為“少數人所得而私”。同時，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必須實行“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決不能為“少數人所得而私”，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和地主“操縱國民生計”。同樣，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亦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決不能為“少數人所得而私”。在武裝力量上，毛澤東亦堅持這一政治原則，認為，“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于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主張按照孫中山所提的“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教育改造國民黨舊軍隊、發展壯大人民軍隊。除此之外，毛澤東還引證了孫中山有關民族政策、外交方針的科學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新三民主義屬于新民主主義的范疇，兩者雖有諸多共同點但終非一回事，最大的分歧就是革命領導權問題。毛澤東指出，盡管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扶助農工”，但認為承擔“喚起”“扶助”任務的，應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事實上，“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毛澤東認為，只有無產階級能夠擔負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任。

綜上可見，毛澤東將舊三民主義嵌入舊民主主義的范疇，將新三民主義嵌入新民主主義的范疇，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引證有兩大益處：首先，可以讓新三民主義不缺位，用以消除舊三民主義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消極影響；讓新三民主義不越位，以免妨礙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行，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其次，能夠直接移植新三民主義的精練語匯為己所用。一句話，嵌入性引證做到了安全性和便捷性的有機統一，從而保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語境和話語體系的成功建構。

歷史啟示

毛澤東對多種引證方法的綜合運用，不僅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為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提供了重要啟示。

1．主體覺醒和特色生成的首要前提是精通馬克思主義

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覺醒和特色生成，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棄偏離，而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延伸和本質要求，這就意味著倡導運用式引證并非輕視理論學習，而是對其提出了更高要求。當前，我們在理論學習方面，還存在淺嘗輒止、一知半解的情況，以致出現一些不應有的引證錯誤，表現之一就是忽視被引觀點和作者觀點的辨別區分，將經典作家批判揭露的觀點當成他們本人的觀點加以引證；表現之二就是忽視經典作家思想發展的階段劃分，將他們早期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當作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加以引證。以這樣的引證作為立論依據，非但不能得出正確結論，而且會以訛傳訛，造成人們對經典作家觀點的誤解。這就要求我們將理論學習放在突出位置。

2．斗爭精神與科學態度如鳥之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毛澤東既堅決與各種錯誤言行做斗爭，同時又保持科學態度，注意分清對象，講求方式方法，保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健康發展。當前，“普世價值論”“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形形色色，其目的無一不是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不能有絲毫含糊，不能講所謂包容，必須旗幟鮮明，對其進行無情批判。針對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言論，我們則應摒棄明哲保身的好人主義，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不僅對下級要敢用，對同級特別是對上級也要敢用”。同時，按照“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黨內錯誤思想言論做深入具體的辯證分析。對于民主黨派存在的錯誤思想，我們則應采取“求同存異”的統戰方針，既讓民主黨派成員通過自身實踐提高覺悟改正錯誤，又能“營造寬松民主的協商環境，鼓勵不同意見交流和討論，真正形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氛圍”。

3．政治語境和話語體系的建構基礎是范疇關系的界定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困難的條件下，成功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語境和話語體系，關鍵在于創設了以“新民主主義”為核心的諸多范疇，并清晰界定了這些范疇復雜的從屬關系。當前，我們建構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語境和話語體系，最有利的條件就是習近平提出了能夠擔當統領作用的核心范疇“中國夢”。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政治語境和話語體系的解構也是從范疇關系入手的。目前，社會上出現的一些思想混亂或錯誤思潮，都可由此找到源頭。譬如，有人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稱為“儒家社會主義”，事實上，不管儒家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它畢竟屬于封建主義的范疇。又如，有人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從表面上看，“民主社會主義”也有“社會主義”字眼，但有其名而無其實，并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的范疇。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那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這就告誡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萬變不離其宗，屬于科學社會主義的范疇。我們只有把范疇歸屬問題搞清楚了，才不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迷失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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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偉光：《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人民日報》2017年11月30日。

（作者系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匹茲堡大學訪問學者；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