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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米爾·阿明 | 法西斯主義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復辟

點擊：作者：薩米爾·阿明/譯者：賓建成來源：美刊《每月評論》發布時間:2019-08-24 23:11:01

四面楚歌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體系與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暗中勾結需要引起我們最大的警惕。法西斯主義并非某種反對議會制選舉民主之不確定性的專制警察政體，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在特定情況下面臨挑戰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回應。法西斯主義已在西方、東方和南方復辟，而且這種復辟是與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的擴散聯系在一起的。

譯者：賓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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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把法西斯主義在政治舞臺上的復辟與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聯系起來并非偶然。法西斯主義并非某種反對議會制選舉民主之不確定性的專制警察政體的同義詞，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在特定情況下面臨挑戰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回應。

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性和多樣性

可以被恰當地稱之為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運動，在若干歐洲國家率先沖到了政治舞臺的最前沿并運行于現行的政權中，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至1945年期間，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意大利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薩拉查、法國的貝當、匈牙利的霍爾蒂、羅馬尼亞的安東內斯庫和克羅地亞的帕韋利奇。作為法西斯主義犧牲品的社會多樣性——既有主要的發達型資本主義社會，也有次要的控制型資本主義社會，其中一些與某場獲勝的戰爭有關，另一些則是戰敗的產物——有可能妨礙我們把它們聯系在一起。因此，我會詳細地分析這種結構和事態的多樣性在這些社會中產生的不同影響。

不過，除了這種多樣性，所有這些法西斯政體都具備兩大特征。

1、它們都愿意按照這樣一種方式管理政府和社會，即不會將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置于受非議的境地，尤其是資本主義(包括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私有制。這就是為什么我將這些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義稱之為管理資本主義的特殊方式而非挑戰后者的合法性的政治形式的原因，盡管“資本主義”或“財閥統治”在法西斯主義話語的說辭中飽受非議。一旦你考察這些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提出的“替代方案”，掩蓋這些言論的真實本質的謊言就會無所遁形，它們總是悄無聲息地關心著它們的命脈——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情形依然沒有改變，即法西斯主義的選擇并非回應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管理所面臨的挑戰的唯一選項。只有在某些暴力和深重危機的事態下，法西斯主義的解決方案看起來才是控制型資本主義的最佳解決方案，有時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于是，分析必須聚焦于這些危機。

2、選擇用法西斯主義來管理資本主義社會總是——甚至在最嚴格的意義上——立足于無條件地拒絕“民主”。法西斯主義總是否棄現代民主理論和實踐所立足的一般原則——承認意見的多樣性，訴諸選舉程序來決定誰占多數，保障少數人的權利，等等——而代之以相反的、服從集體紀律要求和最高領袖及其主要代理人權威的價值觀。于是，與這種價值觀上的反動相伴隨的總是某種向后看的觀念的復辟，這種觀念可以為當下正在運行的服從程式提供明顯的合法性。宣稱回到(“中世紀的”)過去具有理所當然的必要性，宣稱應服從國家的宗教或者某種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種族”特性或“民族”特性，是法西斯政權慣用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招數。

扎根于現代歐洲歷史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義均具備這兩個特征，且都屬于下面四個范疇當中的某一個范疇。

1、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列強的法西斯主義，它們渴望成為世界、至少是地區資本主義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霸權國家。

納粹主義即是這類法西斯主義的樣板。德國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成為主要的工業強國，并成為這一時期的霸權國家(還有英國和緊隨其后的法國)以及夢想稱霸的國家(美國)的競爭者。1918年戰敗后，德國必須應對戰敗給其實現霸權夢所帶來的后果。希特勒一語道破了他的計劃：在包括俄羅斯甚至其他地區在內的整個歐洲建立“德國”的霸權統治，即建立曾經支持納粹主義崛起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霸權統治。他試圖與他的主要對手達成某種妥協：將歐洲和俄羅斯交給他的德國，將中國交給日本，將亞洲和非洲其他國家交給英國，將美洲交給美國。他的錯誤在于自以為這樣一種妥協是可能的，然而，英國和美國是不會接受的，盡管日本會支持。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屬于同一范疇。自1895年起，現代資本主義的日本就夢想有朝一日能將其統治擴展到整個東亞。在這方面，日本的動作是“循序漸進”，即從管理一個正在崛起的民族資本主義這種“帝國”模式——表面上以“自由的”制度(一個選舉出來的國會)為基礎，但事實上完全受由現代化演變而來的天皇和權貴所控制——慢慢變成了直接由軍事高級指揮官來管理這種野蠻形式。納粹德國與帝國的/法西斯主義的日本結成了聯盟，而英國和美國(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與日本發生了沖突，同時，中國的抵抗也在繼續——國民黨的劣勢由毛澤東的共產黨人的支持所彌補。

2、次級資本主義強國的法西斯主義。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及其名詞的發明者)是最好的例子。墨索里尼主義是意大利右翼(舊貴族、新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對20世紀20年代危機和日漸增強的共產主義威脅的回應。但是，無論是意大利的資本主義，還是其政治工具，即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都無心統治歐洲，更遑論全世界。盡管其領導人總在自吹自擂要重建羅馬帝國，但是墨索里尼明白，其制度的穩定仰賴于他能否在英國(地中海的主人)與納粹德國之間左右逢源(俯首稱臣)。這種在兩個可能的聯盟之間搖擺不定的狀態一直延續到二戰前夕。

薩拉查和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屬于同一類型。他們都是右翼和天主教會扶持的獨裁者，為的是應對共和主義自由派或社會主義共和派的威脅。由于這一原因，他們均沒有因自己的反民主暴力活動(打著反共的旗號)而遭到帝國主義強權的鄙棄。美國在1945年之后為他們平了反(薩拉查是北約組織的締造者之一，西班牙答應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緊隨其后的是歐共體——它天生就是反動資本主義秩序的捍衛者。康乃馨革命(1974年)和佛朗哥去世(1980年)之后，這兩個體系加入了我們時代新建立的初級“民主”陣營。

3、戰敗國的法西斯主義。

這種法西斯主義包括法國的維希政府、比利時的萊昂·德格勒爾(Léon Degrelle)和由納粹扶持起來的“佛蘭德人”偽政府。在法國，上層階級選擇了“希特勒而不是人民陣線”。這種類型的法西斯主義與戰敗有關且臣服于“德國的歐洲”，不過在納粹戰敗后被迫轉入了幕后。在法國，它讓位給了抵抗運動委員會，后者在一段時期內把共產黨人和其他抵抗運動戰士(尤其是戴高樂)團結在了一起。它的進一步演變(隨著歐洲建設的啟動，以及法國加入馬歇爾計劃和北約組織，也就是說，自愿臣服于美國的霸權)有待于保守主義的右翼、反共人士、社會民主主義的右翼與從反納粹和反資本主義的潛在抵抗力量中產生的激進左翼實現永久決裂。

4、東歐依附型社會中的法西斯主義。

當我們著手檢視東歐的資本主義社會(波蘭、波羅的海諸國、羅馬尼亞、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臘和波蘭時期的西烏克蘭)時，還應論及落后以及依附型資本主義。在兩次大戰之間，這些國家的反動統治階級都支持過納粹德國。盡管如此，還是有必要在具體個案的基礎上檢視它們與希特勒的計劃的政治瓜葛。

在波蘭，對俄羅斯統治(沙俄)的傳統敵意，后來變成了對共產主義蘇聯的敵意，這種敵意得到了天主教羅馬教皇聲望的推波助瀾，這在正常情況下會使得波蘭像法國的維希政府那樣變成德國的附庸。但是，希特勒并不是這樣理解這一點的，他認為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塞爾維亞人一樣，都是注定要滅絕的民族，此外還有猶太人、羅馬人和其他許多民族。因此，波蘭法西斯主義不遺余力地與柏林沆瀣一氣。

相反，霍爾蒂的匈牙利和安東內斯庫的羅馬尼亞被視為納粹德國的附屬聯盟。這兩個國家的法西斯主義是其各自特有的社會危機的結果：在匈牙利，是貝拉·庫恩(Béla Kun)時期之后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而在羅馬尼亞，則是反匈牙利人和魯塞尼亞人的民族沙文主義運動。

在南斯拉夫，希特勒的德國(接著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支持克羅地亞“獨立”，在天主教會的鼎力支持下把管理權交給了反塞爾維亞人的烏斯達莎組織，而塞爾維亞人則被打上了待滅絕的標簽。

在工人階級斗爭的前景和反動有產階級的反應方面，俄國革命明顯使局面大為改觀，不僅在1939年之前的蘇聯領土上如此，而且在丟失的領土——波羅的海諸國、波蘭——上也毫無二致。1921年的《里加條約》之后，波蘭吞并了白俄羅斯西部和烏克蘭西部。

在這整片地區，1917年之后(甚至自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之后)形成了兩大陣營：流行于大部分農民(渴望進行對他們有利的激進土地改革)和知識界(尤其是猶太人)中的親社會主義陣營(后來變成了親布爾什維克陣營);以地主階級為主的反社會主義陣營(并因此臣服于受法西斯主義影響的反民主政府)。波羅的海諸國、白俄羅斯和西烏克蘭1939年并入蘇聯，加劇了這種對立。

“親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兩大政治陣營在東歐地區的沖突，一方面被波蘭沙文主義(它一直在推進其“波蘭化”計劃，即通過移民殖民地而吞并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地區)與受害民族之間的沖突所掩蓋，另一方面也被既反波蘭人也反俄羅斯人(出于反共的原因)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希特勒計劃之間的沖突所掩蓋，后者不把烏克蘭視為其附屬聯盟，因為它的人民早就被打上了待滅絕的標簽。

西方右翼對法西斯主義的臣服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各議會中，右翼總是在向法西斯主義、甚至令人厭棄的納粹主義大獻殷勤。丘吉爾盡管總是端起“英國人的架子”，但卻從不掩飾對墨索里尼的同情。美國的總統們及其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只是到了最后關頭才發現希特勒的德國以及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日本所帶來的威脅。杜魯門具備了美國當局所有的犬儒主義特征，公然吐露要讓戰爭的主角——德國、蘇聯和歐洲——兩敗俱傷，盡可能遲地出手獲利。這根本就不是一種有原則的反法西斯主義立場的表現。他在1945年為薩拉查和佛朗哥平反時也沒有表現出任何猶豫。此外，縱容歐洲法西斯主義是天主教會政策的一種常態。

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本身只是到很晚才招來罵名，而此時它已達到肆意殺戮的最后階段。強調由希特勒的講話所挑起的對“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憎恨感，是許多政治家的共同點。只是在納粹戰敗之后，在原則上聲討反猶太主義才成為必要。這一任務的提出是因為以“大屠殺受害者”的頭銜自我標榜的繼承人已變成了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與反對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民族的西方帝國主義結成了盟友——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親身經歷過歐洲反猶太主義的恐怖。

顯然，納粹黨人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垮臺讓西歐(“鐵幕”的西邊)的極右翼政治勢力不得不與——其集團內部的——法西斯主義那些曾經的同謀和盟友撇清關系。然而，法西斯運動只是被迫轉入地下，退居幕后，并沒有真正消失。

在西德，地方政府及其金主(美國以及甘居第二的英國和法國)打著“和解”的旗號，為一切曾經犯下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人騰出了位置。在法國，當維希分子隨安托萬·比內(Antoine Pinay)一起重返政治舞臺時，指控抵抗運動“濫用通敵罪死刑”的法律程序就已啟動。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雖已沉默不語，但依然在基督教民主黨和天主教會中揮之不去。在西班牙，1980年由歐共體(后來變成了歐盟)強加的“和解”妥協方案不折不扣地禁止了一切對佛朗哥罪惡的警示。

西歐和中歐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對保守的右翼所開展的反共運動的支持，同樣要為法西斯主義后來的復辟承擔責任。這些“溫和的”左翼政黨曾經是真正的、堅決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但是，這一切都已被拋諸腦后。隨著這些政黨轉向社會自由主義，隨著它們無條件地支持歐洲建設，隨著它們幾乎同樣無條件地臣服于美國的霸權(主要是通過北約組織)，一個聯合了傳統右翼和社會自由主義者的、如果有必要也可能吸收了新的極右翼的反動集團就站穩了腳跟。

隨后，東歐法西斯主義的復蘇在1990年也很快開始了。這些國家的所有法西斯主義運動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與希特勒主義有著堅定的聯盟或共謀。由于在二戰中戰敗，他們中一大批活躍的領導人被重新部署到西方，沒有一個人在二戰后回到蘇聯、南斯拉夫或其他新生的人民民主政府接受審判(這違反了同盟國協議)。他們都在美國和加拿大找到了庇護所，而且都因狂熱的反共行為得到了當局的縱容。

“溫和派”媒體(不能公開承認它們支持公然的法西斯主義)掩蓋它們對這些法西斯主義者支持的聰明辦法很簡單：用“民族主義者”一詞代替法西斯主義者。德米托·東茨索夫(Dmytro Dontsov)不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就像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不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一樣。

這些正宗的法西斯主義者是否僅僅因為他們這么說了就真的是“民族主義者”了呢?這一點值得懷疑。今天的民族主義者如要名副其實，就必須對真正主宰當代世界的力量，也就是美國和歐洲的壟斷地位，提出質疑。這些所謂的“民族主義者”卻是華盛頓、布魯塞爾和北約組織的盟友。他們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憎恨基本上無辜的、決不應為他們的不幸承擔責任的相鄰民族的沙文主義：對于烏克蘭人來說，它是俄羅斯人(而不是沙皇);對于克羅地亞人來說，它是塞爾維亞人;對于法國、奧地利、瑞士、希臘和其他地方的新的極右翼來說，它是“移民”。

我們不要低估美國(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歐洲(議會中的右翼和社會自由主義者)的主要政治勢力與東方的法西斯主義者相勾結所帶來的危險。希拉里·克林頓已將自己標榜為這種勾結陰謀的首席發言人，并把戰爭的臆想病推到了極致。比喬治·W.布什更甚的是，只要有可能，她就呼吁展開一場猛烈的預防性戰爭，來對抗俄羅斯(更加公開地干涉烏克蘭、格魯吉亞、摩爾多瓦以及其他地區)，對抗中國，對抗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抗民族。

無疑，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今天看來依然無法威脅到美國以及歐洲舊“鐵幕”西部的“民主”秩序。傳統的議會右翼與社會自由主義者的勾結也沒有必要讓占統治地位的資本去向仿效歷史上的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極右翼求助。但是，這樣一來，我們該如何去判斷過去10多年里極右翼的選舉勝利呢?歐洲人顯然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普遍擴張的受害者。于是，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么他們一旦面臨右翼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左翼相勾結，就用選舉棄權或將選票投給極右翼的辦法來應付。在這種背景下，潛在的激進左翼要負很大的責任：倘若激進左翼在超越當前的資本主義方面真正勇于擔當的話，它就會獲得目前所缺乏的那種可信度。勇于擔當的激進左翼必須將當前零敲碎打的抗議運動和防御斗爭的步調統一起來。這樣，“運動”就可以讓社會力量的天平向工人階級一方傾斜，并獲得向前發展的可能性。南美洲群眾運動贏得的勝利就是這方面的明證。

在當前的事態下，極右翼的選舉勝利源于當代資本主義本身。這些勝利讓媒體可以乘機用同一個罵名將“極右翼民粹派和極左翼民粹派”拼湊到一起，同時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前者是親資本主義的(就像極右翼這個名詞所表明的那樣)并因此是資本的可能的盟友，而后者只是資本權力體系的潛在的危險敵人。

我們在美國看到了同樣的危險事態，盡管稍有不同，盡管極右翼從未稱其為法西斯主義。昨日的麥卡錫主義恰如今日的茶黨狂熱分子和好戰分子(比如希拉里·克林頓)，公開地為維護“自由派”——無一例外地被視為壟斷資本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而反對“政府”，因為“政府”被懷疑遷就了這一制度的受害者的需求。

對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最新觀察顯示：法西斯主義似乎已無法知道何時以及如何才能停止創造他們的需求。對領袖的狂熱崇拜和盲目服從，無所不用其極地鞏固傳承狂熱行為的偽種族或偽宗教的神話建構，招募民兵從事暴力活動，這些都使得法西斯主義成為一股很難控制的勢力。希特勒的確是一個精神上有病的人，但他卻能迫使把他扶上權力寶座的大資本家們自始至終地跟隨他一起瘋狂，甚至獲得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

當代南方的法西斯主義

拉丁美洲在19世紀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一體化是基于對地位已下降為“雇農”的農民的剝削，以及他們對大地主殘暴行為的逆來順受。墨西哥波菲里奧·迪亞斯(Porfirio Diaz)的獨裁統治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這種一體化在20世紀的演進產生了“貧困的現代化”。拉丁美洲飛速發展的農村遷徙比亞洲和非洲更早、更浩大，給當代城市的貧民窟帶來了新的貧困形式，并逐步取代了舊的農村貧困形式。同時，對民眾的政治控制形式也通過建立獨裁政體、廢除選舉民主、禁止政黨和工會以及全權授予“現代”特務機關借助情報技術實施逮捕和拷問的權力而“現代化”。顯然，這些政治管理形式與我們在東歐依附型資本主義國家所看到的法西斯主義并無二致。20世紀拉丁美洲的獨裁政體是為當地的反動集團——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從這類流氓式發展中得利的中產階級——服務的，但歸根結底是為占統治地位的國外資本尤其是美國資本服務的，由于這一原因，支持這些獨裁政權的國外資本因最近爆發的民眾運動而面臨困境。這些運動的力量及其帶來的社會和民主進步——至少在短期內——有助于阻止那種半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權復辟。但是，未來并不確定：工人階級運動與本土資本主義、世界資本主義之間的沖突才剛剛開始。就像一切類型的法西斯主義一樣，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也未能避免失誤，這些失誤有時對它們來說是致命的。例如，我認為，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準備為馬爾維納斯島而戰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利用阿根廷的民族感情。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作為壟斷資本主義普遍擴張之特征的流氓式發展繼承了亞洲和非洲萬隆時期(1955-1980年)的民族民粹主義體系。這種流氓式發展還產生了既與貧困的現代化也與壓迫性暴力(repressive violence)的現代化相類似的形式。阿拉伯世界的后納賽爾和后復興黨體系的僭越行為為此提供了極好的例子。我們不應把萬隆時期的民族民粹主義政體與其后繼者一概而論，這些后繼者站在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一邊，因為它們同時也是“非民主的”。萬隆政體盡管出現了專制的政治實踐，但卻得益于某種民粹的合法性，這既是因為它們取得了對大多數工人有利的實際成就，也是因為它們堅持反帝國主義的立場。而后來的獨裁政權一旦接受了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及其流氓式發展的臣服，也就喪失了這種合法性。民粹的和民族的政權盡管不是民主的，卻最終被此類為新自由主義的、反人民的、反民族的事業服務的警察暴力所取代。

近期的民眾暴動始于2011年，它們對獨裁政體表示懷疑，但也僅僅是懷疑而已。只有成功地將引發這些暴動的三個目標融合在一起，才能找到實現穩定的新途徑：繼續推動社會和政治的民主化，促進社會進步，鞏固國家主權。

在這三種相互沖突的——混亂的——回應挑戰的可能方式中，西方列強(美國及其歐洲盟友)作出了選擇：給予穆斯林兄弟會和/或其他“薩拉菲派”政治伊斯蘭教組織以優先支持。其原因既簡單又明確：這些反動政治勢力甘愿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勢力范圍內行使權力(因此放棄了一切有關社會正義和民族獨立的前景)。這是帝國主義強權追求的唯一目標。

所以，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的工程屬于我們在依附型社會中看到的那類法西斯主義。事實上，它像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一樣具備兩個基本特征：(1)缺少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實質挑戰(在當前的背景下，這等同于不去挑戰與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擴張聯系在一起的流氓式發展模式);(2)選擇了反民主的、警察國家的政治管理形式(比如禁止政黨和組織，在道德上實施強制的伊斯蘭化)。

因此，帝國主義列強的反民主選擇(它揭穿了體現在我們被迫接受的宣傳攻勢中的親民主說辭的偽裝)接受了伊斯蘭政體有朝一日的“僭越”。像其他類型的法西斯主義一樣，并且出于同樣的原因，這些僭越烙印在其思維模式的“基因”當中：無條件地服從領袖，狂熱地、一心一意地忠誠于國家宗教，苦心經營用來強化臣服的打擊力量。事實上，而且我們也已經看到，“伊斯蘭主義”的工程只有在內戰(主要在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背景下才能取得進展，而且只能導致永久的混亂。因此，這類伊斯蘭政權使得其社會絕對無法在世界舞臺上發出強大的聲音。顯然，衰落的美國已無心為這種“次佳狀態”(一個穩定的、服從的本地政府)再做什么。

同樣的發展和選擇也可以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之外看到，比如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剛剛在印度贏得選舉的印度人民黨(BJP)是一個接受了讓其政府融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當中的反動印度教宗教政黨，它使得印度在其治下放棄了大國崛起的計劃。因此，將它視為法西斯主義政黨并不會缺少太多的可信度。

歸根結底，法西斯主義已在西方、東方和南方復辟，而且這種復辟是與普遍化的、金融化的、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擴散聯系在一起的。這個四面楚歌的統治制度的中心正暗中求助于法西斯主義運動，需要引起我們最大的警惕。這場危機注定會越變越糟，與此相應，求助于法西斯解決方案的威脅也將變成真正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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