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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平倉是什么機制呢？簡單說就是用基本商品儲備穩定現貨價格。我們可以把常平倉比作一個蓄水池，市場上商品價格過高時，常平倉就將儲備的商品投向市場，增大市場供應，讓市場回復到正常水平；當市場上商品價格較低時，常平倉以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商品，減少市場供應，讓商品價格恢復正常水平。 

如果說芝加哥處于美國東西部的交通樞紐位置以及十九世紀美國商品糧經濟的飛速發展催生了現代意義的期貨市場，那么中國發達的農業和大陸性氣候生存環境的惡劣催生了常平倉制度。

從《周禮》中，我們能明顯看出西周初年國家保持糧食這種基本商品價格穩定的努力。在具體操作上，《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中的作法與李悝的“平糴法”十分相似，也是用“損有余補不足”的原則來儲備谷物，并將賦稅的多少同年景的好壞聯系在一起，只不過后者更為成熟。

常平倉發展成熟于東周至秦漢時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范蠡的“平糶法”與李悝的“平糴法”。李悝平糴法是按年成豐歉和災情大小的不同情況，把豐收年景分為上熟、中熟、下熟三等。上熟年份每百畝收余糧三百石、中熟年份每百畝收購余糧二百石、下熟年份每百畝收購余糧一百石；把災荒年成分為大饑、中饑、小饑。大饑則把上熟收購余糧拋出，中饑則把中熟所購余糧拋出，小饑則把小熟所購余糧拋出。這樣就能保證即使有災荒也會因有儲備而保持糧食市場穩定。班固《漢書•食貨志》介紹說：

“善于按平價購糧儲存的人，一定小心觀察每年有上、中、下三種成熟程度。上熟能收到原來的四倍，最后剩余糧四百石；中熟收獲是原來的三倍，最后還剩余糧三百石；下熟是原來的一倍，最后還剩余糧百石，小饑荒僅能收百石，中饑荒僅能收到七十石，大饑荒僅能收到三十石，所以豐收之年則用上熟年的政策買入一般年景三倍的糧食而留一份給百姓，中熟之年則買入二倍，下熟之年則買入一倍，使百姓合適滿足。糧價平均饑荒的現象就中止了。小饑荒就發放小熟時所征的賦稅，中饑荒就發放中熟時所征的賦稅，大饑荒時就發放大熟時所征的賦稅，去賣掉它們。所以，即使遇到荒年和水早災害，所買進的不貴就不會造成士、工、商離散，用有余的去補充不足的。把它在魏國實行，國家得以富強。”（原文：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顯然，班固視李悝的平糴法為魏國富強的經濟制度基礎。

常平倉政策的理論架構在漢武帝時代已經基本成熟，當時主管經濟的桑弘羊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到西漢宣帝年間，擔任大司農中丞的耿壽昌正式建立起了常平倉制度。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壽昌遂令邊郡皆筑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這里耿壽昌運用價值規律，在市場糧價低的時候，適當提高糧價進行大量收購，不僅使朝廷儲藏糧食的大谷倉——太倉和甘泉倉都充滿了糧食，而且邊郡地方也倉廩充盈。在市場糧價高的時候，適當降低價格進行出售。這一措施有效平抑了糧食市場，既避免了“谷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中國市場上不再有西方經濟中直到現代還存在的將“牛奶”倒入陰溝的野蠻行為。

歷史上常平倉制度在中國置廢不常。但至中華全境淪陷于滿清時，其規置已經相當完整。清朝常平倉款項主要來自地方財政收入、截留漕糧以充實常平倉的資金和富民捐谷；常平倉的作用除了平抑物價，還包括出借給農民作為籽種口糧，以解決青黃不接時農村發生的困難，同時達到倉谷出陳易新之目的。在大災之時，也用常平倉谷賑濟災民。為了保證國家糧食儲備的質量，每年出陳易新的部分約為總儲量的百分之三十。

常平倉儲量隨著清朝國力的上升曾不斷擴充，清朝由盛而衰，存谷也逐漸空虛以至枯竭。至清末，對于全國極大多數地區來說，經濟的穩定器常平倉已經名存實亡。

（節選自翟玉忠《國富策——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及其三十六計》，該書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