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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

李聚奎

（1937年7月18日）

李聚奎在九軍古浪作戰遭到重大損失之后，奉命到九軍任參謀長。1937年7月18日在平泉鎮寫下《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

西路軍是紅四方面軍的主力，有長久的斗爭歷史，很多指戰員都是在長期艱苦斗爭中與土地革命中鍛煉出來的，不幸西渡黃河后，遭受了悲慘的失敗，這就是不可忘記的血的歷史教訓。這一失敗的因素，是由于四方面軍過去領導同志的錯誤路線所致，我們除反對這種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外，還應該以冷靜的頭腦，細心的來研究這一血的歷史教訓，我現在提出下面的幾個問題以供研究參考：

㈠政治因素

⒈當時的情況一般的是很好的，雖然后面有著敵人的尾追，但受黃河的阻礙與我前面敵人的薄弱，過河后是有充分時間來作戰斗準備的，同時在尾追敵人部隊中，已開始了抗日情緒的發動，前面敵人主力未集結，且力量很弱（只有馬步青三個旅，每旅三團，每團一千人馬左右，內騎兵兩旅，步兵一旅，分住金臺、五佛寺、甘草窩、古浪、大靖、一條山、索洽鋪、土門子、涼州等處）。

⒉群眾條件好，特別是民族仇恨很歷害，漢人反對回官（即馬家）的壓迫剝削，抽丁拉夫等很希望紅軍把馬家消滅，好過舒服日子。

⒊部隊中一般的戰斗情緒很高。

㈡戰略與戰術運用一般的是錯誤的

A、敵情

兩馬共九個旅，內騎兵六旅，每旅一千人馬左右，步兵三旅，人數比騎兵較多，共計兵力不下一萬三千人，從青海調來的及當地（作戰區）的民團，總共不到二萬人。一般的戰術多屬舊式的集團猛撲，且平時紀律很壞，奸淫搶劫無所不為，隊伍組織松懈，但回官的壓迫是很歷害的，作戰時全靠大刀督隊，回兵比漢人較勇敢。

西路軍全人數二萬三千多，在數量上己超過敵人，質量上比敵人超過無數倍，且有準備的。敵人促手不及，除馬步青的三個旅分駐黃河西岸各重鎮外，馬步芳的六個旅均在青海，開到古浪須要七天，同時還要臨時集中。

B、戰略方針

⒈過河后，是沒有作戰決心的，過河的目的是未定的，究竟到什么地方建立根據地，是沒有確定的。在土門子，西路軍的領導者這樣說過：“這次過河，軍委是沒有一定的決心的，總司令部亦未確定，究竟過多少隊伍，就是四方面軍指揮部，自己也未確定。”接著說“軍委決定過一個軍，有同志說過一個軍更糟糕，另有同志說一個軍有一個軍的打法”。由此就可見是沒有作戰決心的，只抱著無限的向西退卻（所謂西進）。

⒉因沒有作戰的決心，在戰略布置上就是一種退卻掩護的部署分散起來，如過河后，決心以三十軍先占吳家川、尾泉、一條山，九軍再由索洽鋪進大拉排向橫梁山、甘草窩、古浪推進，三十軍又迅速搶土門子去涼州，這樣分兵前進各走一路，甚至在軍的范圍內，又要分一個團或二個團出去，所謂先頭團如九軍政委陳海松同志，帶一個團老走先頭，最少隔主力一天路，這只有用退卻掩護戰的眼光來看，才說是以九軍為左縱隊，什么迷惑西寧的詞調，不然就無從說戰略方針了，事實上只有孤軍無援的各自戰斗，結果有機會不能消滅敵人。

⒊通過了橫梁山、甘草窩、古浪、涼州以后，即在八壩、永昌、山角（山丹）之一，提出創造根據地的口號來了，但這個口號，只能成為退卻掩護戰略的掩蓋，不能兌現。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過去中央蘇區，粉碎了敵人的一、二、三、四次“圍剿”，不但是鞏固了蘇區，而且擴大了。到五次“圍剿”，不但沒有粉碎敵人“圍剿”和鞏固已有的蘇區，相反的被敵人逼迫退出蘇區，這是單純防御的結果，而西路軍在八壩、永昌、山角（山丹）創造根據地的口號，只是單純的分散防御，被敵包圍沒有看到，敵人未消滅，根據地是沒有法子可以創造的重要關鍵。

⒋軍隊的組織，不適合于現代的戰爭，非戰斗部隊太大。在有敵人騎兵顧慮時，以一個軍來掩護非戰斗部隊（五軍掩護指直），其余各軍師直屬隊，亦要抽出很大兵力來作掩護隊，甘浚堡被敵夜襲，指直是兩個步兵團掩護（先頭一團后尾一團的布置），結果敵襲成功，自己失敗，當然干部的猶豫、動搖、害怕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但如果非戰斗部隊小一些，則失敗情形亦要好些。

⒌假使過河后，有決心消滅敵人，即集結主力于吳家川、尾泉或索洽鋪、大拉排一帶，采取運動戰的方式，乘敵主力未集中，給以各個擊破而消滅之，在戰斗中不讓敵人逃脫一個，那么就在吳家川、尾泉、索洽鋪、大拉排、甘草窩、橫梁山、一條山‘帶，創造根據地來是有可能的。

C、戰術動作上的錯誤

⒈呆板的正面戰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圍的動作，總是敵人包圍自己，每次戰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戰和拼命戰，結果雖將敵擊潰得不到繳獲，甚至自己受敵人包圍陷于危險狀態，到最后用拼命戰挽救戰局，如九軍在甘草窩、橫梁山、占浪等，均是拼命挽救戰局，三十軍在吳家川、尾泉之戰，雖擊潰了敵人，并未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結果只是拼了一些消耗罷了。

⒉兵力部署常常把主要突擊方向和箝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務不明確，結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于無用之處，如王樹聲、孫玉清在古浪的戰斗部署，以兩個團成梯隊配置，指明為制隊，同時又指為突擊隊，結果敵人直接沖進街上來了，突擊隊突也未突，箝制隊也未箝，就是這樣完了，可惜事務人員被砍東瓜一樣，最后被守備隊的兩個營未一個反攻，才把敵人打退出城。

⒊戰術指揮紊亂，甚至有互相依賴，如九軍去甘草窩、古浪時，指揮部派王樹聲以副指揮名義去指揮九軍。而九軍的首長認為副指揮來了，可解輕自己的責任了，甚至九軍的領導者，不愿同副指揮一路行動，自己帶一個團老走先頭，不顧整個部隊的領導，主力隊伍出了岔子（仗未打好），才來算總賬，結果就羊咬死狗，狗咬死羊，都搞不清楚到底誰人負責。

⒋輕視敵人騎兵，不適合對敵騎兵戰術動作，有時被敵引誘而輕易出擊（不細心考慮不管戰況如何），致遭敵人的殺傷，甚至有步兵出擊向騎兵追擊或向敵騎兵駐地用步兵游擊，遭敵反攻或出擊就不能回來。（如九軍在甘草窩，七十三團一營人的游擊，與永昌東十里鋪的出擊，三十軍一個團在水磨關的堵擊，均被敵擊潰）。

⒌戰場指揮是司令時代的口令辦法，無所謂指揮戰斗，更說不上組織戰斗，在戰場一人主持一切，如自己的狂性來了，就不管什么情況什么時候，有無勝利把握的亂拼。在永昌十里鋪，九軍騎兵團由永昌趕上去，隊伍跑得非常零亂，而九軍的指揮者見騎兵團首長到了，馬上令其沖鋒，受令者說隊伍未到齊，即用手槍指著“你怕死”，該團首長無法只得騎到馬上就沖，隊伍來一個去一個與步兵混在一起，是個散兵線上的隊伍間增加樣，這樣零亂已極的散隊伍，怎樣能把已經占穩了陣地的、具有火力準備的敵人消滅呢？

⒍因敵人騎兵的確砍殺太兇，零散的混亂出擊，總是未成結果，又來了一個更死的戰斗動作，所謂“堅工固守”單純的防御（如得涼州、永昌、山角、甘州、高臺一帶的民房，確實是天然的城墻，又高又厚再加上自己的堅工死守，敵人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攻不進來）。讓敵人包圍與對峙，一寸活動余地都沒有，這樣不但只是與之拼了一些消耗，就是在精神上亦受到無限的威嚇，房子內的糧食吃完，即利用夜晚偷偷摸摸的突圍，移到另一個地區，敵人則腳跟腳即又跟到另一地區來圍住，總使你沒有一點活動的時間和余地，我們總是一個死不出擊，這樣的被動怎樣能取得勝利呢？有時有機會可以活動的又不動，如王樹聲帶的兩個團和六百騎兵，到水泉子對馬彪（騎兵一千人）設埋伏時，就是因為猶豫而不敢出擊，結果被敵逃脫。

⒎因戰略上的分散，一直到戰術動作上都是分散，各自為戰，互不策應，如五軍的大部守高臺，明知敵人主力找著我之弱點，早不去解圍又無法聯絡，只坐井觀天的來聽敵人的捷報，到最后高臺危險己到極點，才開始派隊伍去解圍，但這個部隊出動以后八十里路，走兩個夜工未趕到，結果不但不能解高臺的圍，連自己被敵人抓住了，幾乎自身難保，騎兵師師部就在這次送終，二天未趕到，第三天高臺已失落敵手。

⒏甘浚堡突圍，被敵人襲擊，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動搖、指揮不一，如前衛尚未出動（還誤了時間），而總直屬隊自行向前面插去，結果使戰斗部隊與非戰斗部隊混在一起，槍聲一響就一塌糊涂的亂跑，明知在敵人左右只隔二、三百米的中間通過，一定是要發覺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護部隊占領陣地和先頭及側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隊，嚴密搜索驅逐敵人的埋伏部隊，使我主力安全通過。

⒐動作不協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在東西南三柳溝，敵人插到我之縱深內來了，企圖以兩面夾擊消滅之，結果三十軍攻擊，王樹聲指揮九軍的一個團不動，因此不過是消耗了一些彈藥，和傷亡了一些人就罷了。

⒑部隊中缺乏戰術素養，平時不注意訓練，大家只知道猛沖就完了，部隊中有很多連瞄準要領和擊發動作都不曉得，在倪家營子的射擊教育，突擊周的檢查，九軍占三分之一的不認得表尺，甚至有些連排長亦不認得，對戰術動作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

㈢結論

⒈失敗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軍事力量的不夠，而是由于政治路線的錯誤，與一慣的退卻路線及軍閥主義的單純軍事觀點，看不到整個的政治形勢，只看到當時敵人的力量很大，沒有法子可以戰勝。對統一戰線的成功，是沒有信心的，西路軍的過黃河就是由此出發。

⒉對軍委和黨中央抱著仇視的成見，軍委給西路軍的命令是沒有執行的，在土門子接到軍委對西路軍的行動提出疑問的命令內容是：㈠西路軍是否能夠完成基本任務？㈡你們是否有把握解決二馬？㈢如無把握是否回過河來？對這三個疑問西路軍的軍政委員會是沒有提出討論的，僅放大炮樣的回了一個電報，該報的內容大概是說：“我們有著絕大把握解決二馬，堅決完成我們的任務，現在是不利于回過河來”。西安事變以后，軍委命令西路軍接通蘭州與抗日友軍靠攏，對這命令完全是講價錢的，說：“要我們接通蘭州，須派三個師的兵力來接，否則彩病員帶不走，我們只能向西進”。不過三四天的時間，即向西開了，彩病員帶走了嗎？沒有。接通蘭州是否有可能呢？我可肯定的答復有絕對把握。為什么呢？第一、那時西路軍的基本力量存在第二、正當西安事變，部隊中士氣高漲；第三、當時敵人雖然迫得很緊，但還是有點害怕我們；第四、永昌到蘭州不要十天，幾個夜行軍，即可達到。當然開始的四五天時間內，敵人是會猛追的，但到五六天以后靠近了蘭州，他自然不會來了，就是在追擊中我們可以打他，甚至集中力量來打，還可以取得勝利。

⒊風頭主義的工作作風非常濃厚，而不細心和冷靜的去分析與估計敵情和自己，僅只無條件的鼓吹自己的勝利，敵人如何的失敗，在土門子這樣的估計過敵人說：“二馬的基本力量被我粉碎了”。這時馬步芳的隊伍剛由青海開來不久，我們并未在那里打過大的勝仗．怎樣叫做基本力量被粉碎了呢？

⒋對部隊的政治鼓動更是亂夸了，無根據的胡說，就是有根據也是沒有政治鼓動的原則的，更沒有未來事情的預見的，在會議上這樣的作過報告，是說：“再過兩個月你要坐汽車就有汽車，你一個月用三十元錢就用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用四十元，新式武器子彈都可補充”。這是在永昌的干部會上說的，在倪家營子聽到這樣說過，說：“再艱苦奮斗二十天就好了”。（結果過了二十天就完了，而不是好了）過了兩個月以后用牛車拖彩病員，群眾中就這樣說：“同志們這是蘇聯的汽車”。結果使政治工作在部隊中不能取得很好的信仰，士氣一天比一天低落下去了，以后對政治鼓動口號，只是高叫不消滅二馬不算是紅四方面軍，不算是西路軍等。

⒌對統一戰線的工作，開始是與各方面寫了一些信，并收到了一些小的成績，如土門子工兵營未打全部繳械，韓啟功旅的被圍通訊后讓其開走，但未得馬步芳、馬步青任何的回答，只是韓啟功說了幾句好話，因那時候敵人的兵力未集中，他知道一時沒有增援部隊來．不得不講幾句好話，但我們就沒有耐煩的去講條件，和細心的來說服他，雖然寫了一些信去，也是沒有誠意的，沒有信心的，如軍政委員會的同志這樣說：“統一戰線暫時打了再說”。

⒍對群眾紀律是很壞的，所經過的地方豬、羊、糧食搶盡，群眾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燒殺政策，永昌城北門外房子燒盡，大寨子附近亦燒得不少，到最后還把康龍寺的喇嘛寺燒了，其余可見一般。

⒎內部不團結，部隊與部隊之間的關系惡化，以致做出一些瓦解自己的事情，對五軍的不滿，表現九軍與三十軍的吵架，甚至在戰斗中公開說：“你讓開等我來，你們打得仗！”但領導的同志始終抱著主力觀念，認為他是我的主力部隊，這沒有什么問題，采取旁觀態度，特別是干部中不團結，有些是采取垂頭喪氣、悲觀失望的態度，如王樹聲有些就是說不得，你要說他或批評他，他說不干，如陳（程）世才、孫玉清等，軍政委員會經常只是來解決這些問題，甚至還解決不下，更沒有法子來徹底解決。

以上這些，不能說不是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們知道紅軍中沒有鐵的紀律和布爾什維克的鍛煉，他是不能完成他的使命的，也就是沒有法子可以完成的。

李聚奎

七月十八日于平泉鎮

抄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資料匯編 [侍]之三，11～15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院校訓練部翻印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李聚奎《西路軍血的歷史教訓》，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印，轉引自青海民族學院政治系中共黨史教研組《紅西路軍在青海有關情況調查材料匯編㈣》第580～第589頁，1980年3月印發。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有翻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