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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4工程”研制的110單脈沖超遠程導彈跟蹤雷達，可以為反導系統提供預警和攔截指引

“640-1工程”研制的“反擊一號”導彈，能依靠破片戰斗部摧毀來襲導彈

“星球大戰”計劃是美國1983年提出的“反彈道導彈戰略防御計劃”的簡稱。由于該名稱酷似科幻電影和小說，因此引起人們的普遍好奇與關注。

其實，早在1964年我國“兩彈”即將研制成功時，毛澤東就根據“有矛就有盾”理論，從我國戰略防御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了要發展我國的反彈道導彈問題。不久，該研制工作便正式啟動，并定名為“640工程”，被認為是中國版的“星球大戰”計劃。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逐漸被“核訛詐”的烏云所籠罩。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核國家——美國和蘇聯，組成“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政治集團，相互揮舞著核大棒，展開冷戰對抗……當時的中國身處美蘇“核訛詐”的夾縫之中，毛澤東決意要打破美蘇的“核壟斷”，研制出中國自己的核武器。

1957年10月，毛澤東應邀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其間，在觀看蘇聯研制原子彈、氫彈等尖端武器的紀錄片時，毛澤東對坐在身旁的彭德懷說：

【“我看，矛和盾總是同時產生的，有矛就會有盾。”】

彭德懷立馬心領神會，說：

【“是的，一種新武器的出現，總會有對付它的新的辦法。”】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從哲學的高度，審視和思考打造中國自己的“制敵之矛”與“御敵之盾”了。

1963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關于我國十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匯報時，首次明確提出了關于研制反導彈武器的想法。10天之后，聶榮臻便召集錢學森、王諍、張勁夫、王秉璋等人開會，開始研究反導問題。

1964年1月2日，中國的原子彈即將成功爆炸之前，毛澤東再次督促聶榮臻，說：

【“還是要從防御上發展，要研究反導彈武器。在數量上（指“兩彈”）我們搞不過他，這個問題（指反導武器）要抓緊研究一下。”】

并說，

【“要組織一批人，讓他們不干別的，專搞這個事。搞不成不要緊，搞成了用不上也不要緊，秦始皇的萬里長城，也沒有什么用處嘛。”】

由于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大都是1964年年初集中提出來的，所以被稱為“640指示”。而隨后開始的我國反導系統研究，也被稱為“640工程”，并成為我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項重大的科技攻關任務。

1964年3月23日，國防科委召開了“彈道式導彈防御科學討論會”。會議由國防部五院副院長錢學森主持，會議作出決定，在國防部五院二分院成立“防御規劃第一小組”。該小組擬由8人組成，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制定反彈道導彈和“紅旗3號”的總體規劃，在年內擬訂出技術途徑和戰術技術指標。

這次會議，初步確定了反導的3種技術途徑，并做了相應分工：第一種途徑是“以導彈反導彈”，由國防部五院負責；第二種途徑是“以超級大炮反導彈”，由炮兵科學研究院負責；第三種途徑是“以激光反導彈”，由科學院上海光電所負責。

1966年2月23日，國防科委召開了“640工程”工作匯報會。就在這次會議上，我國的反導研發方向得到進一步細化，并明確了五個工程項目的分別代號：

反彈道導彈系統稱為“640-1工程”；超級大炮系統稱為“640-2工程”；激光炮系統稱為“640-3工程”；預警雷達系統稱為“640-4工程”；彈頭再入物理現象的研究稱為“640-5工程”。

緊接著，國防科委將這些反導工程系統的代號，以文字形式正式定名為“640工程”，并上報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審批。3月22日，國防科委發出《關于反導彈工程體系的代號的通知》，正式公布了“640工程”五大系統的分別代號。

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1969年）后，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公然叫囂，將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使中蘇關系進入到前所未有的緊張狀態。受此影響，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經周恩來親自批準，七機部二院被改組為“反導、反衛星總體研究院”，開始實施名副其實的中國版“星球大戰”計劃。

然而，就在我國科研人員埋頭研發的同時，國際形勢卻發生著悄然的變化。隨著中美關系的日益緩和，整個世界的形勢也逐漸向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1972年，美蘇兩家也簽署了《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規定“雙方保證不研制、試驗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間為基地的以及陸基機動反彈道導彈系統”，并于1972年10月3日正式生效。

國際形勢的明顯變化，對我國“640工程”項目的研制產生了直接的重要影響。再加上該項目的技術要求、研究經費以及現實需要等種種因素的原因，最終促成了“640工程”中的許多項目紛紛暫停。1980年3月1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下令，取消了整個“640工程”的研發。1982年，國家航天部又召開會議，正式作出了“640工程”下馬的決定。這樣，我國除保留下激光破壞原理和核電磁脈沖技術兩項課題外，其余有關“640工程”的研究全部停止進行。

盡管“640工程”最終無果而終，但在相關技術的研究和探索中，我國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技術成果，培養了一批相關的技術人才。

1986年3月，我國4位老科學家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曾聯名給中央寫信，提出了必須注意跟蹤世界科技先進水平、注重發展我國高新科技的建議。之后，我國“863計劃”中的反導項目研究得以重新啟動，并對后來我國航空航天技術和反導、反衛星武器發展，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2010年1月11日，我國成功進行了第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2013年1月27日，我國再次成功地進行了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2014年7月23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第三次陸基反導技術試驗。這三次陸基反導技術試驗的圓滿成功，意味著中國目前已經完全地掌握了反彈道導彈技術。

有評論稱：中國陸基反導試驗的成功，戰略意義絕不亞于當年的“兩彈一星”！

【摘自《文史博覽》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