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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四面山發現的“紅軍手跡”為什么會使用“紅一方面軍”部隊番號？手跡為什么會有三個部分？文內提到的“陳賡”“楊德（得）志”是否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針對這三個疑問，記者采訪了重慶市部分專家學者。

“文中使用‘紅一方面軍’的部隊番號，應該是慣性使然。”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稱，1934年1月，紅軍總部合并于中央軍委，紅一方面軍改稱中央紅軍。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直到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省西部懋功地區會師后不久，中央紅軍才再次改稱紅一方面軍。因此有人認為，1935年1月長征經過重慶一帶的紅軍，不應自稱為“紅一方面軍”，而應該稱為“中央紅軍”。

“這是從嚴格的歷史學考證角度提出的，現實中未必使用得這樣嚴謹。”周勇稱，當過兵的人都知道，部隊番號經常變換。但在慣性之下，老番號常常被人使用。所以，在80多年前的長征途中，7位受傷紅軍慣性使用部隊原來的番號“紅一方面軍”是完全可能的。

“手跡中的三個部分應是不同時期所寫的。”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研究館員提出，手跡中第一部分是封面，上面寫的“打倒蔣介石，消滅蔣匪幫，解放全中國”疑為后來添加的。第二部分是正文，共5頁，含落款，是1935年4月所記。第三部分是紅軍傷員吳貞和于1943年返回唐家時所留地址，這是文物正文內容的輔證。

在這份“紅軍手跡”中，多次提到“陳賡”和“楊德（得）志”，如：“組織上安排陳賡、楊德（得）志把我們七人轉到溫水方向隱下來治傷”“干部團的陳賡、楊德（得）志同我們在廟里過了一個春節”“過了春節，陳、楊就趕回部隊。走時陳、楊在山寨巖子里開了一個會”等。

當時陳賡任干部團團長、楊得志任紅一團團長。手跡中提到的陳、楊兩人是否就是赫赫有名的紅軍將領？周勇認為有幾種可能：一、土城戰役后，紅軍傷亡慘重，在部隊大量減員的情況下，領導親自護送安置傷員，未必不可能。二、陳賡、楊得志派人護送傷員，這對普通戰士而言，就以為護送者就是陳與楊。

周勇講到，盡管有這些謎團待解，但這份史料的真實性是毋容置疑的，這件事情的發生是真真切切的，期待歷史學家深入研究，發現更多、更翔實的史料。

周勇還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遠離組織的情況下，7位紅軍傷員自動成立了黨小組：“七名戰士有四個黨員，成立黨小組，廖永江任組長。”

這表明，即使在當時極其艱苦的環境中，哪怕只是臨時組成的養傷集體，紅軍戰士們也時刻不忘建立基層黨組織，保持黨組織的完整性和戰斗性。在長達兩個多月的養傷期間，他們所做的一切決定，都是由黨小組共同做出，而不是由某一人決定，這充分體現了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和基層黨組織的戰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