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戰役中,1951年1月25日,第149師第447團3營副營長戴汝吉等“十八勇士夜襲水原城”,抓回來一名美25師的憲兵,也是莫若健參與審訊的。憲兵,本是個耀武揚威的差事,但成為志愿軍俘虜后,卻魂飛魄散。莫若健記得,當時,這名驚魂未定的憲兵“嘰里咕嚕”就重復一句話:“都被打死了,就我一個活的……”別的,啥都問不出來了。
莫若健 口述 高戈里 撰文
“我最自豪的人生經歷,在半個多世紀前。”年已八旬的志愿軍老戰士莫若健,近日在四川成都家中接受筆者采訪時這樣表示。
1950年10月25日,是令莫若健終生銘記的一天——他所在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第50軍跨過了鴨綠江,來到朝鮮加入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行列中。當時20歲的莫若健剛從中學畢業,經在軍校短期培訓后擔任50軍149師445團2營4連文化教員。酷愛英語的莫若健此時還想不到,自己的這點小愛好在朝鮮戰場上竟然派上了大用場。
莫若健(右)與朝鮮人民軍軍官樸大尉合影
第一次戰役發起后的一天,師部通訊員突然氣喘吁吁地跑來,找到莫若健:“師首長命令你跑步到師作訓科報到!”
莫若健二話沒說,跟師部通訊員上了路,邊跑邊問:“啥子事這么急啊?”
“抓到了個高鼻子,上邊派來的幾個翻譯,都說不通。”
原來,部隊抓到美軍俘虜后,軍部派來幾名懂英語的大學生,可他們聽、說能力都比較差,與俘虜無法溝通。師首長正著急,有人提出莫若健的英語不錯,于是,迅即調人。
莫若健一到師部,作訓科科長丁永年就交代:
【“小莫,你先把我軍的政策給這個俘虜講一講,穩定一下他的情緒,然后,問問他們部隊的番號、裝備,以及被俘前他們的任務,還有他個人的情況。”】
莫若健一上場就嘰里呱啦地與那位美軍戰俘交流起來,在場的各位師首長個個表示滿意。
許多年后,莫若健說起這次“初戰告捷”還在笑:
【“我也就是個高中生的水平。其實,那天俘虜說的話,我只能聽懂十之六七,所以,要不住地問他這個單詞是什么含義,那句話是什么意思,反復要求對方解釋。這一來二去,就被人看成是‘對答如流’了。”】
審訊結果,這名俘虜是美軍的下士副班長,對部隊任務和部署知之甚少,關鍵是被嚇壞了,一直擔心審訊完了會被“拖出去崩了”,所以回答問題總是前言不搭后語。直到第二天,莫若健把他帶到臨時挖的貓耳洞里防空,他還在問:“你們真的不會殺我?”
這名美軍俘虜攜帶了兩部“步談機”,成了讓大家大開眼界的東西,雖然這樣的先進設備美軍都裝備到步兵班、排了,可志愿軍師一級的領導還是第一次見到。于是大家很認真地聽俘虜上了一堂“科技知識課”,最后感慨道:美軍有這么好的裝備,竟然這么不經打!
那年月,志愿軍“土包子”打現代戰爭的洋相頗多。莫若健記得,某基層單位初遇美軍飛機時,竟然下傳過這樣一道命令:不準抬頭看飛機!眼睛反光,容易被敵人發現!然而,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正是這種不可思議的“土”,徹底顛覆了整整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建立在唯武器論基礎上的崇美、恐美情緒,進而奠定了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自信心。
第一次戰役一結束,知人善任的師政委兼代理師長金振鐘在戰役總結會上宣布:師政治部成立敵工組,老干部陳軻顏任組長,莫若健任副組長,編有英語翻譯3人,朝語翻譯1人。
莫若健不負眾望,立即在全師辦起了英語對敵喊話培訓班,集訓全師文化教員,并在上級下發英語喊話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些戰場喊話內容,還用東北民間小調填寫了一首《英語喊話歌》:
【學會那個喊話,好處多啊!見到敵人叫“哈羅”!“薩暖得兒”(Surrender)是“投降”,“漢志阿普”(Hands up)是“舉起手”,“法羅米”(Follow me)是“跟我走”,“偉而吹提由”(Well-treat you)是“優待俘虜”,“普擋由而阿蒙司”(Put down your arms)“放下你的武器”啊!“康蒙奧特”(Come out)是“出來”,“出來投降吧”!】
僅有高中學歷的莫若健,英語說得如此地道,得益于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的耳提面命。原來,抗戰時期曾居留成都的呂叔湘雖是大學教授,生活卻非常窘迫,以至于不得不靠進當鋪、到初中兼職授課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莫若健由此與呂叔湘有了師生之緣。
雖然這段經歷已是多年前的事情,但解放后的呂叔湘依然記得莫若健——這名英語在全班由最差變為優等的學生。那年月,“打敗美帝野心狼”的志愿軍指戰員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當得知自己的學生成為了“最可愛的人”,昔日傳授的英語知識被學生用到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場上時,呂叔湘在給莫若健的信中興奮地表示:自己已將1億元(舊幣,折合新幣1萬元)稿費全部捐獻給志愿軍,用于購買飛機和大炮。呂叔湘還隨信寄去了兩本書,一本是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福斯特(Foster)寫的英語小說《自由之路》(Freedom Road),另一本是自己撰寫的《中國人學英語》。兩本書的扉頁上都寫著:
【“送給我的學生——保家衛國的莫若健同志 呂叔湘”。】
3年后,莫若健在呂叔湘一家人的盛情邀請下,登門拜訪了恩師全家,并在飯桌上講述了一個令大家捧腹不已的笑話:首次審俘,戰友們對語言大師高足弟子的英語水平佩服得五體投地。由于志愿軍作戰對手是由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審訊結束后,有人問莫若健:“你還會翻譯哪幾個國家的話?”初露頭角的莫若健春風得意:“只要是英語國家,我都能翻。”對方再問:“‘聯合國軍’有幾個說英語的國家?”莫若健扳了扳手指頭,“有七八個吧!”萬萬沒想到,這邊實話實說,那邊傳來傳去,竟讓一個神奇故事傳遍全師:“小莫會八國外語!”
1981年10月10日,呂叔湘(左)與莫若健師生在莫家中合影。
1951年1月3日,是莫若健一生中最忙碌、最緊張的一天,也是最令他自豪的一天。這天凌晨,第149師前衛446團1營配屬師偵察連,在高陽以北的碧蹄里,將執行掩護任務的美25師第35團一個營擊潰。5時,該營攻占英29旅來復槍第57團掩護分隊據守的195.3高地,俘敵37人。當晚,第149師445團1營和第446團2營又插到漢城以北的佛彌地谷地,截住了擔任戰役掩護任務的英29旅,經3小時激戰,殲滅英軍第29旅皇家來復槍第57團一部和英軍第8騎兵團直屬中隊全部(即1951年2月26日《人民日報》報道的“皇家重坦克營”),用爆破筒、炸藥包和手榴彈等步兵武器,炸毀敵坦克和裝甲車27輛、汽車3輛,繳獲坦克4輛、裝甲車3輛、汽車18輛、榴彈炮2門,斃、傷敵200余人,俘敵227人。
隨即,莫若健和戰友們也開始忙碌起來。當時,志愿軍處理俘虜的過程大致為:作戰分隊將抓到的俘虜送交師政治部敵工組后,返回部隊繼續參加戰斗;交來的俘虜由師警衛連派人看押,敵工組先要宣講我軍政策,使其情緒安定,然后,逐一做簡單的審訊,同時登記造冊,并將審訊到的情報隨時向師司令部報告;審訊完后,由警衛連負責押送至上級機關。
白天的活兒還沒干完,后半夜又有一大批戰俘送來了。200多名英國俘虜,只有莫若健等兩人協作審訊,莫若健審問,另一個戰友負責登記,忙得一塌糊涂。
這天的俘虜,多是英29旅的英軍官兵。英29旅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名將蒙哥馬利的隊伍,參加過諾曼底登陸,裝備有最先進的坦克,在當時很有名氣。接收俘虜的第一件事情是搜身,防止俘虜暗中攜帶武器。此時,莫若健已經習慣了歐美白人的形象和做派,流水作業般搜著搜著,跟前來了個約1.9米的大個子,沒多想,莫若健便從下往上開始搜起身來,一抬眼,猛然發現,一個高過自己大半頭、滿臉黢黑的壯漢正俯視自己……多少年后,莫若健告訴筆者一句大實話:
【“真嚇了一跳,沒想到黑人這么壯啊!”】
一下子接收了200多名俘虜,莫若健還真有點害怕,畢竟是剛剛放下武器的敵人,看押俘虜的警衛人員不多,出現意外怎么辦?于是,他們找到一處朝鮮老百姓居家的院子,將俘虜帶進去集中看管。
被我志愿軍步兵營擊潰的英軍坦克群及敵軍尸體
天亮后,軍政治部攝影記者胡寶玉來拍攝戰場情況,在這個院子里拍攝了一張149師警衛連戰士看押英軍戰俘的經典照片。雖然照片中沒有收進莫若健的身影,但這熟悉的地點、熟悉的場面、熟悉的人物,已將莫若健熟悉的歷史定格于永恒。
莫若健說,這是他有生以來最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見過不少外國人,每個都是一幅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模樣,如今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場上,外國人終于也向中國人俯首稱臣了!這永恒刻印在莫若健心間的強烈感受,可以歸結為四個字——揚眉吐氣!
在莫若健的印象中,英軍戰俘的年齡普遍偏大,他們不像美軍戰俘那樣驚恐,即便當了俘虜,“紳士風度”依然。
一見面,排在前面的幾名英軍戰俘便雙手將一張紙片舉過頭頂,一邊搖動紙片,一邊有節奏地喊著:“We believe this!We believe this!”(我們相信這個!我們相信這個!)
莫若健好奇地上前問:“你們相信什么?”
一名俘虜立即將手中的紙片遞了過來。
莫若健一看,原來是蓋有“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關防”大印,用英語、漢語、朝鮮語三國文字印制,下發給各部隊敵工部門用于瓦解敵軍的宣傳品——《投降安全證》(Safe Conduct Pass)。里面的內容是:
命令
凡持證投誠之敵軍官兵,不論國籍,應依我軍寬俘政策,妥為接待,護送至最近之司令部或俘虜管理處,并切實執行下列四條命令:
一、保證生命安全。
二、不沒收私人財物。
三、不虐待、不侮辱人格。
四、受傷者給予治療。
此令
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
看完《投降安全證》,莫若健誠懇地安慰眾俘虜:
【“請放心,寬待俘虜是我軍的一貫政策,志愿軍說話是算數的!”】
莫若健知道,敵工部門下發《投降安全證》時,要求各部隊組織精干的小分隊深入敵后散發,或用炮彈射向敵人陣地。這些《投降安全證》一旦經俘虜之手,意義非凡。想到這里,莫若健便和藹地與俘虜商量:把這張《投降安全證》留給我吧?
豈知,這幫俘虜堅決不肯:
【“不行,不行!以后我們見到別的中國人時,還要用它。”】
莫若健只好和他們耐心解釋:這些俘虜政策是我們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制定的,誰都不敢違反,哪個志愿軍部隊都這樣,你拿著它沒有用了!
英軍俘虜還是不干。莫若健只好一笑了之。
經過莫若健的俘虜政策宣講,這幫戰俘情緒倒是穩定了許多,但沒過多久,俘虜中又出現了騷動情緒。
一位年齡稍大的英軍俘虜開始與莫若健套近乎:“我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過德國法西斯。”
莫若健順勢說道:
【“你們那時打德國人,是反侵略。現在中國沒侵犯你們,而你們卻打到了我們家門口,欺人太甚!我們志愿軍把你們從鴨綠江邊趕回‘三八線’以南,正是在保家衛國,反侵略!”】
一位俘虜不禁感慨道:
【“天上我們有飛機,地上我們有坦克、大炮,做夢也沒想到,當俘虜的卻是我們!”】
這句話挑起了英軍俘虜們的一肚子火氣,他們紛紛開始討伐起美國人的“自私自利”“嗜血成性”來。原來,美軍將領叫英29旅擔負戰役掩護任務,結果,美軍的25師溜掉了,英國軍隊卻被包了“餃子”,因此英國俘虜一致認為美軍在“打滑頭仗”,大呼“上美國人的當了”!
英29旅坦克兵上士柯克斯忿忿地說:
【“上次是土耳其人當了美國人的犧牲品,這一回是我們英國人,下一次該輪到法國人了。”】
英29旅坦克營直屬中隊伍長泰勒也恨恨地說:
【“不是美國人搗鬼,朝鮮人絕不會有這樣的劫難!”】
還有英軍俘虜大罵英國首相:
【“艾得禮壞,艾得禮壞!”】
嘟囔個沒完。真讓莫若健把笑話看了個夠。
很少有人知道,這天夜里,莫若健還曾接到過一個特殊的任務。
英軍俘虜登記完畢后,莫若健接到上級命令:佛彌地戰場上還有幾輛坦克完好無損。馬上動員幾名可靠的俘虜兵,設法把這些坦克開回國,供有關軍事部門和軍工部門研究。
莫若健隨即召喚英軍第8騎兵(坦克)團直屬中隊(即“皇家重坦克營”)戰俘集合,宣講了一番我軍寬待俘虜的政策,并表揚英軍俘虜遵守紀律,然后動員俘虜:
【“現在,需要你們當中的坦克駕駛員幫助我軍把能開動的坦克開出來,愿意與我軍合作并做出貢獻的舉手!”】
一下子,幾十只手舉了起來。
其實,此時的莫若健心里有些發慌:一旦這些人上了坦克,可就不好控制了。要是跑了怎么辦?向我軍開槍開炮怎么辦?可命令仍然要執行,莫若健只好憑感覺,在眾多的俘虜中挑選了六七名樣子比較溫順的出列。
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莫若健和俘虜們還沒到達指定地點,便被上級騎兵通訊員給攔住了。
“不是軍首長命令我們挑俘虜去開坦克嗎?”莫若健一臉茫然。
“軍首長有好幾個呢!軍首長發脾氣了,說叫敵人去開坦克是瞎扯淡,亂彈琴!叫你馬上把俘虜帶回去!”通訊員說。
莫若健只能下達新的口令:“Back Turn(向后轉)!”
幾天后,莫若健得知了上級臨時改變決定的緣由:原來,在殲滅英軍“皇家重坦克營”的戰斗中,第445團1營3連9班長王長貴爬上一輛敵坦克,迫使敵坦克手投降。然而,已經投降的敵坦克手見王長貴孤身一人,猛然發動機器,將王長貴從炮塔上甩了下來,隨后將王長貴打死。
王長貴是鄂川戰役的戰斗英雄,1950年進京出席過全國戰斗英雄代表大會,見過毛主席。他的犧牲,自然驚動了軍首長。
莫若健將幾名坦克手俘虜押回駐地時,天已拂曉。為防美軍飛機轟炸,所有俘虜被押送離開民宅,到山坡或田間休息。就在這時,莫若健意外聽到俘虜議論營長也被俘虜了,頓時大吃一驚:登記的時候,都說自己是普通的坦克兵,沒聽說有營長啊!
他隨即就報告了師作訓科科長丁永年。丁永年一聽興奮了:“你去把他帶來,讓我見識一下。”
英軍少校營長被帶來后,莫若健告訴他:“營長先生,我的領導要與你談一談。”
營長沒否認對自己的職務稱呼,只是聳了聳肩回答:“非常愿意從命!”
審訊開頭,是問問個人情況,包括姓名、出生年月、家庭狀況、參軍時間、受教育程度等。英軍營長非常配合,問一句,答一句,彬彬有理,頭頭是道。
可當丁永年問及部隊的裝備編制、被俘前受領的任務、退卻目的地、與美軍如何協同作戰等情況時,英軍營長卻裝傻了,不是說“不知道”,就是說“無可奉告”,嘴巴封得嚴嚴實實的。
越聽越冒火的丁永年怒不可遏,“啪”地拍了一下桌子,罵了一句:“他媽的!”英軍營長聽不懂,大概以為要槍斃自己,沒等莫若健考慮好如何翻譯這句話,就“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戰戰兢兢地求饒:
【“我們都是指揮官。如果你被我軍俘虜,能向我們提供你們的軍事情報嗎?”】
丁永年是“三八式”的新四軍老干部,曾多年從事軍隊政治工作,毛澤東在井岡山為我軍制定的俘虜政策他早已爛熟于心,見俘虜如此,氣得只好大吼一聲:“帶走!”
英軍第29旅“皇家重坦克營”部分俘虜聽莫若健(未攝入照片)宣講我軍俘虜政策
據莫若健的戰友蘇崢嶸回憶,這位英軍營長進了志愿軍碧潼戰俘營后,仍放不下面子,聲稱:“是你們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壞了我們的坦克,我才被你們俘虜的。”
蘇崢嶸耐心地告訴他:
【“參加那天晚上戰斗的我志愿軍部隊,根本就沒有配備反坦克炮,我們炸毀你們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藥包和手榴彈!”】
這話,對英軍營長來說,無疑是個奇恥大辱,他幾乎跳了起來:
【“你是吹牛!用手榴彈、爆破筒、炸藥包,能炸毀我們的重型坦克嗎?在我們英國的軍事教科書上,從來沒有這樣的說法!”】
在隨后的第四次戰役中,1951年1月25日,第149師第447團3營副營長戴汝吉等“十八勇士夜襲水原城”,抓回來一名美25師的憲兵,也是莫若健參與審訊的。憲兵,本是個耀武揚威的差事,但成為志愿軍俘虜后,卻魂飛魄散。莫若健記得,當時,這名驚魂未定的憲兵“嘰里咕嚕”就重復一句話:“都被打死了,就我一個活的……”別的,啥都問不出來了。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莫若健回到了成都,成為一名優秀的中學英語教師,后又調任成都師范學校(后為成都教育學院、成都大學)外語系主任,負責培訓中學英語教師。上世紀80年代,四川省教育廳將其獨創的英語速成教學法拍成20集電視系列片,向全國發行。90年代,他退休后曾在成都首批創辦民辦學校,成為當時有著“成都新東方”美譽的成都磨石(莫氏)外語學校校長。
“投降!你們唯一的生路!”——莫若健在朝鮮戰場書寫英文標語。
雖然抗美援朝戰爭的硝煙早已遠去,但在莫若健心中,那卻是一段永遠無法抹煞的記憶。筆者在訪問中得知,在他手中,至今仍珍藏著一張從敵人手里收繳回來的《通行證》。
1951年7月12日下午,第149師在朝鮮執行戰勤任務期間,由高射機槍連在敖上里擊落一架美軍F-80戰斗機。美軍飛行員因跳傘高度不夠,被摔死。當時,找到的手槍、皮包、軍號牌等都上繳了,而那張從美軍飛行員尸體上翻出來的帶有血跡的小紙片,則被莫若健留了下來,珍藏至今。
這張小紙片,封面題為《通行證》,封底的漢字內容是:
【我軍指戰員:凡持證來歸之外國軍隊必須善為□□。不論其國籍,士兵與軍官,一律保證生命財物安全,不得殺害,虐待,侮辱,并護送至最近之部隊司令部政治部。
望各部隊切實遵照
朝鮮人民軍
中國人民志愿部隊】
《通行證》里面的英語內容翻譯過來是:
【他們追求的是美元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杜邦公司、美國石油公司以及麥克阿瑟本人在朝鮮都有數額巨大的投資。你們死了,這些億萬富翁們都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這是人人皆知的。是那些億萬富翁和戰爭販子讓你們到戰場上來送死的。別相信他們的屁話。停止戰斗馬上過來。要想活命,回家,這是你們的唯一選擇。】
這張小紙片的真實印刷出處,至今是一個謎。
志愿軍印制的投降安全證
按說,美軍飛行員駐地遠離前線,志愿軍敵工部門印制的《投降安全證》還無法散發到敵人的空軍基地。因此,莫若健曾猜測,這可能是美軍飛行員從陸軍那里用高價買來的。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的許多蹊蹺之處:首先,顧名思義,《通行證》是發給自己人的,《投降安全證》才是發給準備投降的敵人。其次,與規范的《投降安全證》相比,該《通行證》沒有“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關防”大印,不符合中國人的行文規則。再次,該《通行證》落款為“中國人民志愿部隊”,少了個“軍”字,多了“部隊”二字,也不符合我志愿軍的規范稱謂(“中國人民志愿軍”這一規范稱謂,早在志愿軍剛入朝時就確定下來了)。
采訪中,筆者再次與莫老就此進行了深入討論:這張通行證如果是飛行員們私自印制的,那就應該越像“正版”越好,然而,印制者卻甘冒被人識破的風險,拒絕使用“投降”二字,措辭也比較“中性”,似乎在刻意遵守美軍的戰場紀律和軍人的“面子”底線。
這就不能不引起進一步的懷疑——若非美國空軍有組織偽造,何至如此?
果真如此,這張《通行證》將更有紀念意義!
疑似“山寨版”通行證
2008年,正值抗美援朝勝利55周年。莫若健旅行路過北京時,曾想把這張美國空軍飛行員隨身攜帶的《通行證》捐獻給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遺憾的是,他和戰友們卻意外發現:軍事博物館的抗美援朝展館被撤消了。因此,這張頗具紀念意義的《通行證》,至今仍保存在莫若健的手中。
2002年,莫若健在自己創辦的外語學校門前與來自美國的外教一家合影。
本文原載《中國文化報》201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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