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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漢字簡化改革，是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改革的必然性和高效率、徹底性，也與新生人民政權的政治性質緊密相關。簡言之，由于筆畫繁簡、學習難度的不同以及學成與否的經濟條件的限制，簡體字更受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而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在文字改革之初，卻更加認同繁體字的文化淵源，并已形成使用習慣，在情感上頗有不舍。以毛澤東、吳玉章等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新中國成立伊始即強調人民群眾利益的政治立場，推動漢字簡化改革，并通過一系列思想教育運動，幫助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文字改革運動中，認識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完成個人喜好向人民群眾立場的轉變。文字改革在這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產生了深遠、積極的影響，歷史地位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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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國務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向全國推行簡體字，這是中國文字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終止了繁體字近2000年的主流歷史地位，適應了廣大人民群眾學習文化的需要，促進了我國教育、經濟等事業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漢字簡化改革，已經作了充分的研究，介紹了漢字簡化的歷史進程，分析了漢字簡化的內在動因、原則以及民族文化的傳承等相關問題，評估了漢字簡化的歷史貢獻等。然而，這些研究，大多是站在語言文字學的角度去思考利弊得失，沒有從新生人民政權的性質出發，進而闡述國家對人民群眾利益的強調、維護與漢字簡化改革的關系，因而也很難說清新中國成立初期漢字簡化改革的必然性、高效率和徹底性。

一、漢字簡化改革對人民群眾文化利益的強調

毛澤東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新中國建立后，為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黨和新生人民政權推行了漢字簡化改革運動。

1949年10月，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支持下，中共黨員吳玉章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文字改革組織。1952年2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這是新中國第一個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國家研究機構。1954年10月，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批準，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被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直接隸屬于國務院。如果說，之前的機構以研究為主，那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成立，則標志著文字改革步人推行階段。

人民群眾的需要，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主要動因。1949年8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發起人吳玉章在給毛澤東的信函中，提到了文字改革大眾化的原則，大眾化即應對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而言。1952年，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強調了“人民現在在經濟上、政治上翻身，迫切需要學習文化，因之文字工具問題急需解決……而要提高工農大眾的文化水平，文字障礙必須消除”。

是否適應人民群眾的需要，還需在實踐中加以證明。1954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提出，1955年要發動全國討論《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展開群眾性的討論，同時進行廣泛的試驗。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設計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共收集了798個簡體字。這些漢字簡化的方法是筆畫的簡化和寫法的簡化，而主要原則是“約定俗成”，也就是“從群眾中來”。筆畫的多少和漢字的正別、字意的明晰與否等，都讓位于人民群眾的選擇和需要。譬如“盌”的筆畫比“碗”少，“砲”是正字而“炮”是別字，但因為人民群眾的更多意愿，《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卻選擇了更多筆畫的“碗”字和別字的“炮”字，等等。

1955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全國印行，各地的群眾討論陸續展開，有組織參加討論的人員在20萬人以上。這些人以工人、農民等基層群眾為主，并對草案高度擁護。以江蘇省為例，該省教育廳組織的群眾性討論，成員包括“工人、農民、中小學教師、學生、機關干部、部隊戰士”等，在63個市縣的統計資料中，共獲取13549份群眾意見，贊成漢字簡化改革的占90. 6%。

與群眾討論相呼應，部分擁護文字改革的學者以及官方媒體，也站在人民群眾的政治立場，給予廣泛宣傳。1955年3月，史堅發文強調，讓漢字改得易學易用，是“勞動人民迫切的要求”，而反動政權為了維護統治和壓迫，故意使漢字神秘化，害怕人民大眾掌握文字，懂得了道理，起來革命；革命者應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主張漢字的改革，以求漢字為人民所掌握?！秾W文化》雜志社也鮮明地提出繁體字、簡體字的階級性差異問題，認為繁體字只有“地主老爺和秀才先生們”“不勞動的……才有閑工夫咬文嚼字”，簡體字是勞動人民習慣書寫的，在過去的封建社會里卻“不合法”，現在人民當家作主，推行簡體字方案，“對于工農同志學習文化有很多方便。咱們工農一定會贊成漢字簡化；全國人民也一定都贊成漢字簡化”。

以基層人民群眾為主的廣泛討論，加上以人民群眾利益為依歸的宣傳，使得漢字簡化改革的試驗非常順利。1955年9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根據大半年所收集的群眾意見，對草案進行了修改，提交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制成《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這個修正草案，包含由54個簡化偏旁引申而來的簡體字約1200個，加上獨立的515個簡體字，共約1700多個，比原草案的簡體字擴展了一倍多。吳玉章深受鼓舞，稱“這是適應廣大群眾希望簡化更多漢字這個要求的……充分說明了漢字簡化有必要，有好處，并且是符合國家和人民的迫切需要的”。

由此，漢字簡化方案加快推行。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參會人員包括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以及中央機關、軍隊等代表207人，這些代表一致同意并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促使國家下定推行文字改革的決心，在全國范圍內正式推行簡體字。強調人民群眾利益，是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一致通過《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的重要原因。會議第一天，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發表關于政治形勢和文字改革的重要講話，強調要從國家還有大量人民群眾是文盲及在此基礎上建設強大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度，來看待文字改革，并坦言“共產黨是主張革命的，如果在文字改革上主張保守，這是很大的矛盾”。隨后，吳玉章發言，以教育部公布的2000個常用漢字為例，指出平均每字11.2筆，有211個字超過17筆，“確實成為兒童教育、成人教育和掃盲工作的沉重負擔……嚴重地妨礙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強調“文字改革的事業是人民群眾的事業”。而最能體現新生人民政權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言論，當屬人民日報社的社論。該社論指出，繁體字對人民群眾的文化教育是嚴重的妨礙，強調國家領袖毛澤東對漢字簡化的支持態度、改革漢字“是社會主義建設中重要的一環”，要求“每一個在使用語言文字方面有影響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的工作”結合起來，在漢字改革中“有一份工作可做，有一份責任要盡……早日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

雖然，在文字改革的過程中，郭沫若、吳玉章等人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理由，譬如：漢字改革和簡化，白殷商甲骨文以來就一直延續；漢字簡化可以讓漢字更容易認記、書寫、閱讀和印刷，“節省在使用文字時所需要的勞動力”，等等。但總的來說，1955年的文字改革倡議，是以人民群眾識字、掃盲等實際需要為主要根據，強調黨和政府將堅定地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尊重群眾的意愿，推進漢字簡化改革。

二、新生人民政權組織知識分子公開討論文字改革

1956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審訂完畢，在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上通過。國務院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包括三個表格，漢字簡化第一表230個字，已經大多數報紙雜志試用，白2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通用，除古籍或特殊原因外，原來的繁體字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漢字簡化第二表285個字和漢字簡化偏旁表，各方討論認為合適，先行試用，并責成各省市政治協商委員會征求意見，在3月底前報告國務院。

在強調人民群眾利益的社會氛圍中，異議者大多保持沉默。與此相對應的是，吳玉章、王力等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成員及其支持者，加大了對文字改革宣傳解釋的力度。譬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收錄吳玉章、曹伯韓等人文章，結成文集《文字改革和漢字簡化是怎么回事》，在全國印行；王力、葉恭綽等人發文《漢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等。

這些文章，繼續強調文字改革是人民群眾的需要和人民政權的歷史使命。王力認為，文字是為“全社會的人民服務的”“必須為群眾所掌握”，當文字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時，就必須改革，否則“會嚴重地妨礙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不利于國家的經濟建設。吳玉章肯定“中國人民很早就有實現文字改革的愿望”，讓文字改得容易認、記、讀、寫，當“全國人民已經掌握政權”的時候，這個愿望才能逐步實現，強調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文字改革的重視，希望中國的語言文字學者、教育工作者和一切熱心改革的人士，為完成文字改革的任務而奮斗，等等。

為消除部分知識分子對文字改革的疑慮，這些文章還涉及一些值得探討的學術問題。關于簡體字的審美和藝術性，葉恭綽認為，書法藝術中的草書就是對原來繁體字簡化又美化的結果，現在的簡體字和草書類似，之所以讓人覺得破壞了漢字的“完整性和藝術性”，是“沒有看得慣”的緣故。關于民族文化的傳承，王力等認為，文化與文字是兩回事，文字改革，只是讓文化的傳承換了一種載體，而文字改革以后，更多人民可以讀書，自然更加關心古代文化遺產。關于古籍文獻中可能存在簡體字、繁體字同時共存而帶來的閱讀困難，葉恭綽認為，可以在文獻中附上簡體字和繁體字的對照表加以解決，等等。

1957年，中共中央發起整風運動，為文字改革質疑者提供了一次公開發聲的機會。整風運動是在黨內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5月4日，毛澤東要求各省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黨組等，邀請黨外人士參加黨的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要他們批評他們自己”，如果不便請黨外人士參加整風，也可以由黨邀請黨外人士開座談會，“請他們暢所欲言地對工作上缺點錯誤提出意見為妥”。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決定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先后邀請陳夢家、周亞衛、俞平伯、茅以升，馬學良、胡庶華、唐蘭、陶坤、翁文灝、高名凱、張德慶、曾世英、翦伯贊、錢文浩、蕭璋、王伯祥、江超西、李長之、周祖謨、袁翰青、楊晦、艾青、陳定民、袁家驊、楚圖蘭、謝無量等黨內外人士26人，于5月16日、5月20日、5月27日舉辦了3次座談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常委胡愈之是召集人和座談會主席，他在座談之初就提出：“今天開會就是聽取各位的意見，從原則到具體問題都可以談。我們的工作有不少缺點，希望聽取各方面的批評。”在5月27日的座談會上，胡愈之承認“文改會工作本身是有缺點的，特別是不夠集思廣益……對于全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和各界人士還沒有普遍征求意見，或者對他們的意見重視不夠”，并再次誠懇請求出席者對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提出批評。

這3次座談會，為各方人士特別是工人、農民等基層人民群眾以外的高級知識分子，發表對于文字改革的不同意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如參加者陳定民所言，黨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家對文字改革不同的意見都逐漸發表出來了，這是好現象”。參與討論的學者，對漢字簡化改革的不同意見，主要集中于以下四點。

第一，批評漢字簡化方案，沒有經過大眾討論，特別是沒有征求專家學者的意見。翦伯贊、陳夢家、周祖謨、高名凱等認為，簡化方法要多走群眾路線，更廣泛更深入地征求意見，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還做得不夠：陳定民不僅指出征求知識分子的意見不夠，對工農群眾方面的意見也欠缺關注，等等。

第二，對漢字簡化方法和《漢字簡化方案》中的部分簡體字，提出異議。唐蘭、翦伯贊、陳夢家、蕭璋、高名凱、周祖謨、楊晦等認為，漢字簡化要照顧漢字演變的歷史傾向和對字義的影響，不能純粹考慮筆畫的繁簡和多少，部分簡化不好的簡體字要取消，尤其不能創造新簡體字，“類推的方式并不恰當”，實際上反對《漢字簡化方案》由簡化偏旁引申而來的類推簡體字，對第一表、第二表的部分簡體字亦不滿意等。

第三，反對以行政命令推進《漢字簡化方案》。翦伯贊、陳夢家、高名凱、周祖謨、王伯祥、陳定民等認為，文字改革是社會現象，是社會運動，政府可以幫助，但不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翦伯贊還特別指出，繁體字不宜強制廢除，以更好地保留民族文化遺產；高名凱建議，簡體字應該經過實踐后再加以肯定，現在國務院推行的時間有點早。

第四，提出古籍必需繁體字的印刷問題。古籍文獻某些人名、地名等必須使用繁體字，簡單地以簡體字加以代替，將帶來字意的混淆，影響傳統文化的傳承。按照《漢字簡化方案》，古籍仍可以使用繁體字，但在現實的出版體系中，“絕大多數的印刷工廠只有簡體字而不再有繁體字可以排裝書版”，帶來印刷的困難。

在唐蘭等學者的不同意見中，有些是對文字改革的若干工作不完全了解而產生的誤會，需加以解釋說明，譬如文字改革有沒有經過大范圍的民主討論等；有些確實是前期工作的缺點或疏忽，需要進一步修改、完善，譬如部分漢字如何更好地簡化、古籍必需繁體字如何印刷、不能隨意創造新簡體字等。相對來說，這些都是枝節性問題，部分支持改革的學者也給予一定的回應。楚圖南承認，從“力求完善、妥當”的要求出發，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做得還不夠，但說《漢字簡化方案》等沒有經過協商討論，“那也完全不是事實”；并稱自己就收到過征求意見的小本本，而范圍最大的一次是征求全國中小學教師的意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也曾召開過幾次規模大小不同的會議。曾世英提出，推行簡體字，不意味著繁體字的絕對禁用：古籍繁體字的印刷困難，可以設立專門的印刷廠加以解決，等等。

唐蘭等最為關鍵的不同意見，是質疑政府大力推進文字改革，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頒布《漢字簡化方案》的合理性。對此，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人員傅東華以及楚圖南、曾世英、艾青等積極支持文字改革的學者，再次肯定簡體字對人民群眾文化教育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希望質疑者多從六億人民識字需要的角度去考慮，表態支持文字改革。傅東華還進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國，群眾創造文字的盛況空前，“我們的政府不能不繼承歷史而擔當起統一文字的責任來”。艾青也贊成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這樣的政府機構來推進文字改革，否則“一年改十幾個字，那二百年也改不完”，等等。

總體來看，因整風運動而發起的文字改革座談會，讓質疑改革的知識分子暢談了自己的觀點，部分問題譬如文字改革有沒有經過廣泛討論等，也得到了良好的溝通和交流。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知識分子多是從學理或情感上質疑漢字簡化改革，通過這3場面對面的座談會，加深了對黨和政府為人民群眾利益而推進漢字簡化改革的認識。

三、新生人民政權促使知識分子思想觀念的轉變

文字改革座談會召開后不久，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通過機關刊物《文字改革》，再次邀請相關人士展開筆談。為了促使大家進一步思考，更加充分地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明晰文字改革的是非，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還擬定了幾個筆談題目，并將“漢字要不要改革？為什么？”這個根本性的問題放在第一位。先后參加筆談的知識分子包括唐蘭、蕭璋、馬學良、周建人、湯用彤、趙樹理等70余人，其中，部分學者最初對“文字改革了解不夠，因而表示疑慮”。經過5月份的文字改革座談會，唐蘭等學者在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及有沒有經過廣泛的民主討論等問題上，已得到良好的溝通；未參加座談的湯用彤等人通過《拼音》（《文字改革》雜志的前身）雜志，也了解到5月份座談會的詳細內容。這些都有助于他們向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立場、方向轉變，進而贊成文字改革。

唐蘭等人的發文，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內容。

第一，承認文字要不要改革的主要標準，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筆談者皆承認，應當從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贊成文字改革。其中，周新武明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要標準，“應該是人民群眾的絕大多數以至全體學習和使用起來是否方便”，其他的標準只是次要的標準，“使文字為人民群眾的多數人以至全體人服務，或只為少數人服務”，這是文字改革中的大是大非問題。蕭璋認為，文字改革應從兩方面考慮，一方面是否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是否符合漢字發展規律，另一方面是否可能，進而指出“第一點是目的性問題，最主要，應首先考慮”。

第二，承認黨和政府推進漢字簡化改革，是人民賦予的歷史任務。筆談者贊成漢字簡化采用人民群眾“約定俗成”的原則，對已經采用的簡體字，鮮有異議。尤為重要的是，部分筆談者提出了黨和政府簡化漢字，是人民賦予的歷史任務這一命題。馬學良通過觀察社會各界對漢字簡化改革的反應，肯定“贊成漢字改革甚至惟恐改之不速的，絕大多數是廣大勞動人民，少數反對的多半是知識分子”。蕭璋認為，漢字簡化早已有之，但“過去的政權不是人民掌握”，無法實現這種人民事業，現在“政權已經歸了人民，并由共產黨領導”，可以保證文字改革的順利實施。吳研因認為，共產黨一切為人民考慮，在文化方面也是為便利于人民、便利于普及教育著想的，新中國成立后，改革文字的歷史傳統和任務，當然應該由黨和人民來承襲而予以發展。

第三，總結知識分子質疑漢字簡化改革的思想根源。筆談者認為，知識分子質疑文字改革，是因為“心里面有疙瘩，所以不愿意支持這件好事”，具體包括對繁體字的習慣和偏愛考慮得太多、對繁體字的深厚感情、不甘心重新學習簡體字等。部分筆談者還以自己為例，加以說明。湯用彤承認在理論上同意文字改革，但在感情上總有一些抵觸，因此，一提到文字改革，首先想到的是種種困難和借口，然后加以批判。趙樹理也提到自己對繁體字的感情因素，“不寫成這種字，老覺得不洽于心”，對于漢字簡化改革，自己“在道理方面是滿意的”，但一使用簡體字，“總覺得上邊產生了一點什么缺陷”，自稱是一種惰性。

第四，提出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對于那些不愿改革的知識分子，部分筆談者希望他們能夠認真地考慮“我們的工作為誰服務”、“文字是專為少數已經學會用漢字的知識分子用的呢，還是供大多數人民用的呢”這一根本性問題。曾世英認為，“知識分子也應適應廣大群眾的要求來改造自己”，學習人民群眾所樂于采用的簡體字，和群眾一起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唐蘭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稱“在黨的教育下，我對于文字改革的方法和步驟的意見，不斷在改變”，號召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必須白我改造，“才能過社會主義的關，不前進就會落后”。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組織的筆談，并通過《文字改革》雜志向社會各界公開，促使知識分子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積極投身到文字簡化改革的行列中，取得了很大成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58年初的政協全國委員會報告會上，肯定了筆談者支持文字改革的言論，鼓勵大家“漢字簡化既然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我們知識分子就應該積極支持這個工作，而不是消極對待。我們應該從六億人口出發來考慮文字改革的問題，而不是從個人的習慣和一時的方便來看這個問題”。

四、結語

文字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之一。從工具屬性上來說，簡體字相對于繁體字，要更便于學習、閱讀和書寫，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也正是立足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并在人民群眾中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討論，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發起了文字改革運動，幫助知識分子進一步思考“我們的工作為誰服務”這一根本性問題，極大地推進了簡體字在全國范圍的宣傳、普及工作。

漢字簡化改革的實踐證明，簡體字在人民群眾掃除文盲、普及教育、發展科學文化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對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一直起著有形的和無形的作用，其功績就包含在國家的各項成就之中”。簡體字可以說使新中國成立后的幾代人從中受益。根據21世紀初的國家調查數據顯示，89. 58%的人選擇閱讀相同內容的簡體字印刷品，95. 25%的人平時主要寫簡體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能夠順利認知繁體字或有些困難但能讀懂的人約占58. 69%，但僅有2. 23%的人選擇閱讀相同內容的繁體字印刷品，0.92%的人平時主要寫繁體字。

進入21世紀以來，陸續有政協委員等提議恢復使用繁體字、分批廢除簡體字，在社會上引起熱議。對此，原國家語委主任許嘉璐認為，已經推廣全國的簡體字是占理的，“占的是符合社會和語言文字發展演變之理，是代表了全國人民長遠而根本的利益之理”。

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就要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政府推動文字改革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黨和政府在新時代推動所有改革事業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點。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 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