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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從赤腳醫生到國之棟梁 ——李蘭娟院士是那個光輝時代的縮影

點擊：作者：秦明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2-21 09: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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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無論是個人品格的形成還是學術成就的建立，赤腳醫生的這段經歷對李蘭娟而言都是非常寶貴的。

2月1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帶領團隊再度出發，馳援武漢。作為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這已經是她近期第二次奔赴武漢防疫前線。

談及再次的武漢之行，她說，希望把危重癥病人救回來。“現在也做好了長期在武漢奮戰的準備……至于什么時候回來我自己還沒考慮過。”

當記者得知73歲高齡的李蘭娟院士每天只能睡3個小時，提醒李院士好好保重的時候，她卻只是平淡地回答：“沒有問題，我身體蠻好的”……

李蘭娟院士的這種令人欽佩的品格與她的人生經歷是密不可分的。

從赤腳醫生、工農兵大學生

到國家傳染病重點學科帶頭人

1947年9月13日，李蘭娟出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個貧寒農村家庭，父親患有眼疾，無法勞作，僅靠母親賣山貨供應家人。靠著助學金，她才得以讀完了初中，并參加浙江省統一中考，并以優異的成績被杭州第一中學錄取。

多年前的那一幕讓李蘭娟至今難以忘懷：“開學前，媽媽拿出了家里僅有的5元錢讓我帶到省城去讀書。我先到紹興第一初級中學拿了行李，再到杭州，5元錢已剩下不多了。……老師知道我的困難后立即給予解決，讓我先領課本，后來不僅減免了學費，還發助學金讓我維持日常生活，我就這樣堅持讀完了高中。”

高中期間，自幼在農村長大的李蘭娟深知鄉親們看病難的問題，萌發了為他們解除病痛的想法。李蘭娟拿出僅有的生活費購買一些針灸方面的書籍，到省中醫院學起了針灸技術，把人體經絡背得滾瓜爛熟。

中學畢業后，李蘭娟重新回到了家鄉夏履橋。她被安排成為了中學代課老師。她一邊做老師，一邊為鄉親們針灸治病，在當地有很好的口碑。

就在這時候，大隊組建農村合作醫療站。出于對醫學的摯愛和為了能學習到更多的醫學知識，李蘭娟毅然選擇了“赤腳醫生”。

山村的赤腳醫生并不好當，資金有限，設備簡陋。為了節省開支，李蘭娟自己跑到山上采草藥，半年多時間里，李蘭娟認識了幾十種藥材，哪些可以治療傷寒，哪些可以用來消腫，哪些可以用來敷跌傷，都記得清清楚楚。零成本的草藥不僅節省了醫療社的開支，而且效果不錯，很多村民的病在喝了李蘭娟給煎的草藥后康復了。兩年赤腳醫生生涯，她盡心盡力地為村民服務，全村1300多個村民，沒有一個不認識她。

因為業務能力精湛，深受鄉親們好評，1970年，李蘭娟以“赤腳醫生”的身份被推薦到浙江醫科大學讀書。因為成績優異，李蘭娟大學畢業后留校，被分配到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工作。

上世紀80年代，重型肝炎肆虐，病死率高達80%。李蘭娟義無反顧地組建團隊，投身到肝炎治療這一難題中。經過10余年的反復探索、實驗，1996年，李蘭娟及其團隊終于創建了“李氏人工肝支持系統（Li-ALS）”，使急性、亞急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轉率從11.9%上升到78.9%，開辟了重型肝炎肝衰竭治療新途徑。

有了研究成果，李蘭娟并不是像某些人那樣急著去國際上發表論文，申請專利，而是從2001年起，李蘭娟每年舉辦一次人工肝的推廣班，將自己的科研成果、治療方法無償教授給全國更多的醫生。

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品格，不正是毛澤東時代培養出來的嗎？可以說與李蘭娟少時求學到赤腳醫生的經歷息息相關。

李蘭娟院士現在重點研究的微生態學與中醫學基本理論也有相通之處，她認為，微生態學認為人體微生物與宿主是一個共同體，這與中醫學整體觀相似；人體微生態的動態平衡學說與中醫學的陰陽平衡學說類似，而扶正祛邪理論對微生態調控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可見，無論是個人品格的形成還是學術成就的建立，赤腳醫生的這段經歷對李蘭娟而言都是非常寶貴的。

“赤腳醫生”李蘭娟并不是個例

其實，像李蘭娟院士這樣從赤腳醫生成長起來，成為我國醫療領域棟梁的醫學專家還有一大批。

心血管病專家王琨毅

北京大學健康管理師、心血管病專家王琨毅1974年7月，高中畢業后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來到山西省太原市北郊區丈子頭公社七府墳大隊上山下鄉，插隊落戶。

因為王琨毅生于醫生家庭，大隊就指派她當村里的赤腳醫生。和其他村的赤腳醫生一樣，王琨毅沒有固定的薪金，和農民一樣生產隊記工分。白天，和知識青年一起參加生產勞動，夜晚，還要自學醫學知識。遇到有病人，不管是深夜還是風雨交加，都要背起藥箱馬上赴診，認真地為病人檢查身體，給他們打針、輸液、吃藥。自己治得了的，就盡心盡力去治；治不了的，就馬上聯系醫院并親自陪著病人到醫院治療。條件盡管艱苦，但阻擋不了她盡職盡責，滿腔熱情地為村民服務的行動。

由于王琨毅在農村表現好，為貧下中農做的好事多，1976年被村、公社、北郊區逐級推薦，作為知青代表出席了山西省首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代表大會。

1977年，王琨毅進入高等醫學專科學校學習，畢業后又攻讀醫學碩士，去中國醫學科學院心血管病研究所，一步步成長為我國心血管病方面的專家。

寧夏醫科大學校長孫濤

寧夏醫科大學校長孫濤1975年從寧夏原陶樂縣陶樂中學高中畢業后，成為陶樂縣六頃地大隊東方紅公社的一名知青，當過碼頭工、挖過渠，后來參加相關培訓后做了公社衛生所的赤腳醫生。

1977年，孫濤考入寧夏醫學院。禁不住哼唱起當時電影《決裂》里的插曲《工農當上了大學生》，“工農群眾當上了哎，當了大學生哎……”這首歌最能表達他當時的心情。

在寧夏醫學院就讀的5年，孫濤努力學習，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留校，進入當時的寧夏醫學院附屬醫院從事臨床工作。從此，他開始在醫療、教學和科研一線綻放人生魅力。

重慶市首席醫學專家李廷玉

重慶市首席醫學專家李廷玉1975年到重慶長壽秤砣公社插隊當知青，當了一名赤腳醫生。

在1972年的時候，李廷玉當時還是南開中學的高中生，那時候國家倡導弘揚傳統中醫學，學校開展學軍學農，她們班有幸到當時的第三軍醫大學學習了中醫針灸2周。下鄉的時候李廷玉就帶著一本赤腳醫生手冊和一套銀針，在當地農村當起了赤腳醫生。1976年，20歲的李廷玉因為給村民針灸治療有名被選拔為赤腳醫生和大隊合作醫療負責人。

后來，李廷玉進入重慶醫科大學深造，一步步成長為我國兒科領域的專家。在回憶自己當赤腳醫生的這段經歷時，李廷玉說，“我們知青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只要哪家來親戚做了好吃的，都會想到我們，每每看到那些被治好的大哥大嫂拿著南瓜豆腐來感謝你的時候，我的內心也被觸動了，也深深地感恩他們，我就真的感覺自己像醫生一樣有強大的力量，渴望服務大家，于是對醫生這個職業的向往就變得越來越堅定。”

國家內分泌重點專科學科帶頭人趙志剛

國家內分泌重點專科學科帶頭人趙志剛1975年高中畢業后，到河南周口太康縣清集鎮勞動下鄉，之后招工返回縣城。他放棄了鐵路系統那樣的“鐵飯碗”工作，而毅然選擇留在村里當“赤腳醫生”，半年后進入太康縣人民醫院進行臨床學習。1978年考入河南醫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河南省人民醫院，正式開啟了自己的從醫之路。

著名彝族醫藥專家張之道

著名彝族醫藥專家張之道1966年開始在云南祿豐縣當“赤腳醫生”。他一邊接受勞動鍛煉，一邊自學《內經知要》、《傷寒雜病論》、《本草綱目》、《滇南本草》等中醫基礎理論知識，還先后拜當地有名望的老彝醫楊沛、楊正芳、張樹林等為師，學到了彝族民間治療各種疾病的方法和絕招，通過20多年孜孜不倦的學習、潛心實踐和拜師學藝，張之道成長為一位名副其實的“赤腳醫生”。

他帶領當地13名“赤腳醫生”辦起了祿豐縣干海資大隊合作醫療站，自采、自制多種彝藥物為當地群眾看病，并向群眾傳授民族藥的簡單用法及采集加工方法，為當地老百姓看病數十萬人，沒讓國家和政府投資過一分錢。

1978年張之道出任楚雄州藥檢所所長，他精心組織科技人員編寫了我國第一部《彝藥志》，這部著作填補了我國彝族醫藥沒有彝族本草專著的空白。1985年他調至楚雄州中醫院工作，任民族醫藥研究科主任，一步步將彝族醫藥發揚光大。幾十年來，他在專心研究彝族醫藥，發掘整理彝族醫藥精髓中，始終堅持常年為周圍人民群眾看病并很少收取費用，對困難群眾實現免費醫治。

……

“赤腳醫生”制度：

光輝時代的一項偉大創舉

上面所舉的赤腳醫生成長為醫學專家的例子，只是那個時代普遍現象的一角。

赤腳醫生不僅是這些醫學專家成長的寶貴經歷，也切切實實地解決了新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看病難的問題。

1965年，毛主席接到衛生部關于農村醫療現狀的報告，這個報告顯示：1965年，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了75%。看過這份報告，毛主席生氣地將衛生部稱為“城市老爺衛生部”，并在6月26日發出了應當“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不過當時全國縣和縣以上的城市的醫護人員，大約是120萬人，就算是全部下鄉，要改變6億農民缺醫少藥的局面也無濟于事，于是赤腳醫生就應運而生了。

毛主席指出：“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農村也養得起。”到了上世紀70年代，全國的赤腳醫生總數已經達到了180萬，再加上350萬的衛生員和70多萬的接生員，就已經為農民人口提供了便捷的醫療服務。

毛澤東時代以赤腳醫生為代表的我國農村合作醫療被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許多國家紛紛來到中國參觀學習。

赤腳醫生制度是結合當時中國經濟條件下切實解決廣大農村地區醫療問題的一項偉大創舉。因陋就簡，因地制宜，“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有什么樣的本錢就打什么樣的仗，這就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戰略上的高明之處。革命戰爭年代如此，和平建設年代也是這個道理。

筆者昨天給另一個公眾號的投稿《通過漲價解決口罩短缺？這是一個巨大的謊言！》中，通過數據分析指出疫情時期口罩短缺是一種必然狀態，為什么就不能發動廣大人民群眾“因陋就簡”、自己動手制作防護設備呢？這不也是赤腳醫生制度在當前情況下一個很有價值的歷史參考嗎？

繼續按毛時代的路子，

赤腳醫生還會成長為醫學專家嗎？

有人也許會反駁筆者，你這是在拿這些醫學專家當赤腳醫生的經歷給毛澤東時代“貼金”，繼續按照毛澤東時代的路子走下去，這些赤腳醫生還可能成長為醫學專家嗎？

1975年，某位大人物說，要讓赤腳醫生要穿鞋，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這句話當然不是說要改善赤腳醫生的待遇，毛主席的初衷就是基于當時的條件，要培養愿意扎根農村、農村養得起的醫生。“穿鞋論”其實是直指赤腳醫生“水平低”。

赤腳醫生及其制度在80年代逐漸消失，特別是恢復高考以后，一大批赤腳醫生離開崗位升學深造，赤腳醫生真“穿上了鞋”，隨后是已經初步形成的農村合作醫療網絡解體，看病難的問題重新困擾廣大農村地區。

歷史似乎跟我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一方面，我們看到一大批赤腳醫生在80年代以后一步步成長為我國醫學領域的棟梁；另一方面，赤腳醫生的“只出不進”也在加速赤腳醫生制度的瓦解，造成農村地區醫療資源的“真空”。

這個問題是不是就真的無解了呢？

看到赤腳醫生問題，就像很多人孤立靜止地看待毛澤東時代一樣，“因陋就簡”不過是在新中國一窮二白基礎上的權宜之計。例如，農業合作化并不是就要把農民圈在土地上一輩子種莊稼，一直用農業去支援工業，工業起來以后又會反哺農業，農村就地工業化、城市化，社隊企業在毛澤東時代后期已經逐漸興起，華西村就是其中的典范；優先發展重工業，并不是一直不去發展輕工業，改善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物資，而是在工業體系建立起來之后，更快速、更優質地發展輕工業，到毛澤東時代后期，日常生活所用的工業產品已經越來越豐富。

同樣的，赤腳醫生的培養、提高也在總體規劃統籌中。其實，李蘭娟院士的成長經歷就已經說明了問題，新的赤腳醫生補充進來以后，她只當了兩年赤腳醫生，就因為全心全意為貧下中農服務，成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到高等醫學院進一步深造。這是一個有序遞補的過程，既不會造成農村醫療資源的真空，同時也為赤腳醫生的進一步成長提供了空間，形成了我國醫學領域人才培養的梯隊。

今天，醫療領域如果想要繼續保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就必須公正地評價赤腳醫生制度，認真審視、總結毛澤東時代醫療衛生工作的成功經驗。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紅色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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