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個荒誕不經的傳言:“5G基站傳播病毒” 【1】。對此,竟然有人深信不疑,且在美國和西方“文明世界”得以廣為流傳。受此傳言影響,4月2日,英國貝爾法斯特和伯明翰的5G移動信號塔遭人縱火;4月3日,英國默西塞德郡的一座5G信號塔也被破壞。隨后荷蘭鹿特丹、利塞爾,比茲和努嫩的通信塔,也先后遭到人為縱火和破壞……此一愚蠢、野蠻行徑,讓人聯想起前不久特朗普把“新冠”病毒稱之為“中國病毒”,隨后在美、歐出現多起對華人、亞裔的襲擊事件;再就是此前特朗普對華為5G的攻擊與污蔑。據此,人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這些法西斯式的暴行,無疑都是西方霸權民粹主義“污名化”中國的惡果。遺憾的是,有人竟把它稱之為“白人‘義和團’”【2】行為。把它與1900年中國義和團為抗擊八國聯軍入侵的“拆毀鐵路、砍斷電線”行為混為一談,一概視為是“愚民”們癡信“鐵路斷龍脈、壞風水”式的迷信與愚昧之舉。把當今西方法西斯式霸權民粹主義暴行,與百年前“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相提并論,這無疑是十足的混淆是非!客觀上就是在給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們的臉上抹黑,這也是幾十年來虛無近代中國革命斗爭史的流毒——“污名化”義和團運動的必然結果。看來,當今有必要普及一下有關義和團運動的歷史知識,以便讓一些人了解歷史真相,糾正錯誤觀念。義和團運動為何會勃然興起?它究竟是一場什么性質的運動?簡單地用一句話回答:它是帝國主義強化對中國侵略的產物;是中國農民自發掀起的一場反帝愛國斗爭。帝國主義不僅要用宗教來統治本國人民,而且更需要以這種統治方式向國外延伸,以推行它們的殖民主義統治。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英法等列強又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獲得準許進入內地傳教和擅自添加的可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條文,深入內陸腹地農村。傳教士們以“傳教”為名,勾結當地封建勢力,干涉中國內政;霸占土地,建立教堂;包庇教民、為非作歹;橫行霸道、無惡不作。所有這些,都直接激化了外國傳教士、教會勢力與當地農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每當矛盾激化時,傳教士就訴諸官府,其結果官府總是庇袒傳教士、教民,打壓農民;直鬧得天怒人怨,最終釀成教案。據學者顧長聲專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記載,到1898年秋義和團起義前夕,由傳教士引發、制造的教案已高達400余起!而所有教案,最終無不都是以清政府屈服于外國侵略者的壓力告終:滿足他們的無理要求,賠禮道歉,殺害無辜百姓,貶謫下級官吏。以著名的天津教案為例。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二十日,天津天主教堂育嬰堂發生疫情,大量嬰兒死亡,引發當地民眾的關心與疑慮。幾經交涉,后經該堂負責修女同意,允許派5名民眾代表到育嬰堂內查看。正當代表要進堂時,卻遭趕到現場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的阻止,并粗暴地把民眾代表轟出堂外。次日,豐大業再往見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談判未開,即開槍恫嚇。在返回路上,豐大業又向天津知縣劉杰開槍,擊傷隨從。這就激起民眾公憤,發生沖突,混亂中豐大業被憤怒民眾群毆致死,教堂和法國領事館遭焚毀。顯然,此一教案完全是法國領事豐大業,因蠻橫無理和開槍射擊所一手挑起。事發后,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政府派曾國藩主辦、李鴻章協辦此案。最后將天津知府、知縣革職充軍;將愛國民眾當作兇手懲處(處死刑20人,判徒刑25人);賠款白銀49.7285萬兩;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國道歉謝罪。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極大地震懾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吏,此后,洋人更成了中國各地官吏的“太上皇”;洋教勢力在中國大張。19世紀末,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強化了對殖民地的掠奪。隨著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列強在中國掀起了劃分勢力范圍的瓜分狂潮,山東地區首當其沖。其時,基督教堂在山東境內已星羅棋布(多達1000余所,教士300多人),深入窮鄉僻壤。在無數“教”與“民”的矛盾與沖突中,官府不能維護農民的利益,這才有了義和團的斗爭。義和團又稱義和拳,系由“反清復明”秘密組織——白蓮教流派演變而來,后成為散落北方民間“練武習拳”的體育組織,成員多為當地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義和團一般以“壇”為單位,沒有統一組織,但相互之間亦有聯系。在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在“教”、“民”矛盾尖銳的日子里,義和團作為農民組織,出于鄉土本能立場,面對清政府保護國民這一國家職能的喪失,不自覺地扮演了維護當地農民利益的角色,成為一股反抗外來侵略的民間力量。就這樣,義和團成了教會勢力的對立物。在外國傳教士的挑釁下,雙方沖突不斷,教案頻發。頻繁的教案,外國傳教士與教會的囂張氣焰,也引起地方一些高級官吏的不滿。如山東的前后幾任巡撫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均一面壓制本國百姓,一面也向朝廷抱怨外人的專橫。毓賢就曾奏稱:
教會勢力,“日見鴟張,一經投教,橫行鄉里,魚肉鄉民,甚至挾制官長,動輒欺人,官民皆無可如何”;“每因教民肆虐太甚,鄉民積怨不平,因而釀成巨案。該國主教只聽教民一面之詞,并不問開釁之由,小則勒索賠償,大則多端要挾,必使我委曲遷就而后已。”(《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24頁)
即便如此,然而,腐敗的清政府仍不改“對外屈服、對內高壓”的統治術,終于迫使被壓迫的中國農民以義和團的形式,走上一條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義和團以樸素通俗的語言表達了他們的反帝愛國宗旨: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發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1冊,第112頁)
1898年山東平原縣再鬧災荒。因“連歲歉收,貧民無所得食,而教民恃教士之勢,借教士之財,高抬糧價,囤結居奇”(《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9頁)。當地群眾對此極為憤慨。是年秋,杠子李莊“教民”、惡霸地主李金榜,仗教會之勢,無故欺壓農民李長水。導致當地拳民與群眾一起沖擊該村教堂,斗爭了惡霸李金榜;李再勾結平原縣官府抓捕了拳民6名。該莊拳民和群眾忍無可忍,遂求援于平原縣著名義和拳首領朱紅燈。朱聞訊,聯絡附近各處義和拳上千人前往,與平原知縣蔣楷前來彈壓的清兵相遇,在反抗清兵鎮壓過程中將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史稱“義和團平原起義”,標志義和團運動的興起。隨后清政府再派數百騎兵前往鎮壓,10月18日發生森羅殿大戰,再被義和團打敗。在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術中,對民眾的反抗斗爭,歷來有“剿”、“撫”兩手,一概視形勢而定。隨著義和團勢力的不斷壯大,山東巡撫毓賢感到已無力鎮壓,因而力主由“剿”為“撫”。由此,山東義和團爭得了“變相合法”的地位,義和團力量在山東境內迅速發展起來。帝國主義嫌山東當局鎮壓義和團不力,很不滿意,迫使清政府撤換山東巡撫,改派袁世凱取代毓賢。袁氏迎合帝國主義旨意,帶領他編練的“新軍”——武衛右軍(近代中國首支擁有新式武器的軍隊)7000人赴任。袁世凱到任第二天,即發布《禁止義和拳匪告示》,后即用武力清剿義和團,大肆屠殺無故農民。他甚至把砍下的人頭掛在村口樹上,大施淫威,直鬧得山東農村“村村死人,家家帶孝”。在袁世凱的高壓下,山東義和團被迫向直隸轉移。由于帝國主義教會的侵略活動不只局限在山東,“教”、“民”矛盾同樣存在于直隸、京津地區。當義和團從山東進入直隸境內后,猶如烈火點燃了干柴,迅即蔓延開來。袁世凱遏制了山東義和團的勢頭,卻使義和團在直隸迅猛發展起來。到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怒火已燃遍了京津地區。清政府無力鎮壓,直隸總督裕祿就念起了毓賢的“撫”字訣,變相承認了義和團的“合法”地位。義和團進入天津、北京,張貼文告:“最恨和約,禍國殃民”,幾乎控制了整個津京。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也激化了它與封建主義奴才之間的矛盾。早在山東時期,義和團就提出過“扶清滅洋”口號,其重點就在“滅洋”上。慈禧一面無力鎮壓義和團,一面也懼主子壓迫過甚,很想利用義和團的“滅洋”對抗一下。1900年6月10日,為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英、俄、日、法、徳、美、意、奧八國組織聯軍,在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9月下旬由徳國元帥瓦徳西接任統帥)的率領下,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面對外來侵略,義和團儼然擔負起抗擊侵略、捍衛國土的神圣責任,與侵略軍進行了殊死的戰斗。清政府怎么辦?支持帝國主義、鎮壓義和團吧?不行。正如清政府在《致各省督撫電》中所言:“此次團民之起,數月之間,京城蔓延已遍,……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義和團史料》上冊,第187頁)。但又不敢與帝國主義翻臉,陷入兩難。其時,慈禧正在謀劃立溥儁為“大阿哥”(帝位繼承人)、廢光緒事,不料接到謊報,說列強要勒令慈禧歸政光緒(時光緒因戊戌變法事被慈禧囚禁瀛臺)。這促使慈禧改變原先立場,居然于21日頒布“向各國宣戰諭旨”,令各省督撫招民成團,“借御外侮”。誠如毛主席所指出: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系呈現著復雜的情況”;“當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1900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矛盾論》)
在八國聯軍入侵戰爭中,義和團勇士們以血肉之軀,進行了前仆后繼的斗爭。他們先在廊房、落垡拆鐵路、毀橋梁,進行狙擊戰,打得侵略軍狼狽逃回天津。其后,又在天津、北京投入保衛戰,均給侵略軍以沉重的打擊。后由于清政府的出賣,慈禧在逃亡西安途中,一面向帝國主義求和,一面命令清軍斬殺義和團。義和團遭受內外夾擊,慘遭中外反動派的聯合鎮壓。清政府命李鴻章與帝國主義簽訂了《辛丑條約》,奴才與主子重新“和好”;義和團運動被徹底絞殺。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為中華民族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義和團運動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敢于同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慨,粉碎了帝國主義妄圖瓜分中國、徹底征服中華民族的迷夢。正是義和團先民們的英勇戰斗精神,讓侵略者認識到:
“中國地土廣闊,民氣堅勁”,“故瓜分之說,不啻夢囈也”(《義和團》第4冊,第245頁)。
“中國群眾,……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瓦徳西:《拳亂筆記》)
歷史證明:近代中國所以沒有淪落到真正亡國這一步,不可謂不是義和團的功勛。
義和團運動無疑是中國下層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是民族革命精神的集中反映。然而,這一正義斗爭,卻一直遭到中外反動派、包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污蔑與攻擊。且不說像李鴻章、袁世凱之流,視義和團為“匪”,竭盡斬殺、鎮壓之能事,就連像孫中山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也無不都認為:義和團是“落后”、“愚昧”的“排外主義”代表,是一場“禍國”運動。直至20多年后,晚年孫中山才改變了對義和團的評價。1924年他在題為《民權主義》的講演中,肯定義和團的反侵略戰斗精神。稱其為
“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后,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在民族精神,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孫中山選集》第758頁)
義和團運動是發生在19世紀末中國大地上的一場農民運動,自然會留有那個時代歷史與階級的局限性印記。這也就是那些不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們,常掛在嘴上所津津樂道有關義和團的所謂“落后”、“愚昧”種種表現。但這些與當時中國“救亡圖存”的歷史主題相比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 評價歷史事件,如果離開了當時的歷史條件,離開了事物的本質,卻去吹毛求疵,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愚蠢。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在批判歐洲民粹主義、為義和團辯護時說:“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哪一種歐洲人呢?并且為什么憎惡呢?中國人并不憎恨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并無沖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不痛恨他們嗎?”(《中國的戰爭》,《列寧選集》第一卷)
“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國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國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斗爭是五十年后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歡迎徳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5年12月12日)
“發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
義和團運動就是帝國主義反動派壓迫低層群眾的產物。千萬不要瞧不起群眾!【1】3月12日,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的一次“健康峰會”上,有個叫托馬斯·考恩的醫生稱:是5G導致了當今新冠病毒的傳播;非洲所以沒有爆發疫情,就因為那里沒有5G。此論一出,得到不少名人在網上轉發,成為國際謠言。【2】參見“環球網”4月14日文章:《白人“義和團”,開始火燒歐洲了!》(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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