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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爆發及隨后抗美援朝大眾運動的開展，創造了一個總體性動員中國人民精神與實踐能量的政治社會時刻。伴隨復雜而廣泛的社會動員機制，人民作為主體得以自下而上展開自身。以首都抗美援朝群眾動員為例，立足群眾具體的主體條件和基礎，結合其切身的生活空間與行為脈絡進行動員，構成發動群眾主體能動性的前提及基本方法。大眾中不同群體（工人、農民、婦女等）的主體自覺與解放感也伴隨整體的人民動員獲得再生產，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共時性體驗又幫助在不同群體或個體間建立新的互動關系。宣傳教育運動在重建人民世界觀的基礎上促使人民反壓迫的主體性覺醒。世界、國家、社會大眾與個體在運動的上述多重聯動中形成了辯證關聯。

 

作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新中國延續解放前中共革命歷史實踐的探索成果，在政治與社會、國家與民眾之間繼續摸索創造一種新型的相互關系形式，在新的關系結構與互動機制里，國家的政治實踐并未單純局限于上層的體制空間及由此展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或官方意識形態指導等，而是能同時與自下而上動員人民大眾的主體性認同及社會性參與相結合，形成一種特殊的國家—人民的復合互構。這與中共革命時期以來一貫強調和堅持的如“群眾路線”、群眾運動等政治原則及方法相吻合。這一特點在新中國成立后 1950 年代初所開展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政治社會運動中仍不例外。

新中國政權甫一建立，就被迫迎來一場與世界霸權強國美國及聯合國軍的軍事較量，這場戰爭不僅事關新中國在東北亞的地緣政治安全與民族國家利益，更關乎其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的影響及地位乃至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的信心。盡管抗美援朝戰爭伴隨著“保家衛國”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內涵，但它也在兩個向度上超越了一般的民族國家邏輯：

一方面，抗美援朝具備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及支援和鼓舞亞非拉獨立解放的道義訴求，而包含了民族國家與國際主義的辯證結合；

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戰爭也決不僅是在東北國界以外的他國土地上進行的一場軍事戰斗，它在中國國內也同步掀起與戰爭相呼應、相配合的多種政治社會活動，尤其是與國內全民自下而上廣泛積極參與的支援運動緊密聯系，從而為抗美援朝戰爭開辟了一條相應的中國國內戰線，包括向下深入至社會大眾的生活空間與脈絡中進行群眾運動動員的“下半身”戰線，實現了民族國家與人民主體的辯證結合。

新中國以人民民主專政為政體認同，致力于追求中國、東方乃至全世界人民當家做主、團結解放，抗美援朝戰斗作為保衛初生的新中國和推進全球人民普遍解放的歷史努力的一部分，本不應外在于身為新人的中國廣大民眾自身；然而，要實際地，而非概念地構建這一與人民群眾的內在政治關聯，則須依賴一系列具體的群眾動員、召喚實踐，讓人民群眾作為自為的政治主體現實地現身出場和參與革命。

以北京市抗美援朝運動的概況為例，在中共北京市委帶領全市人民開展的大量社會動員工作中，便包括“采取多種形式在群眾中廣泛深入地進行抗美援朝宣傳教育工作，充分調動群眾的愛國熱情”，“號召青年參軍參干，號召人民捐獻錢物，并號召人民努力生產、厲行節約，以實際行動支援前線”，“做好擁軍優屬工作，為前方將士解除后顧之憂”以及“用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英雄事跡教育人民，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搞好社會主義建設”等，北京市民在此一系列社會實踐過程中展現出其“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本文即以北京市檔案館研究室選編的當地抗美援朝運動時期有關社會動員的歷史檔案為基礎進行分析，在對檔案和文獻資料加以掌握、考察、分類和歸納總結的前提下，結合中共革命新政治原則的啟發，以把握 1950—1951 年間抗美援朝戰爭初期首都群眾社會運動潮流的開展機制、構成與特征，所關注的是在這一過程里人民大眾自在的主體性如何生成、展開為自為的主體性，及其內在的動態結構、實踐脈絡和所涉及的不同層次的政治社會聯系與內涵。

抗美援朝背景下的國內群眾性社會運動是中共執掌全國政權后首次進行的具有國際主義面向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它既往前繼承了解放前革命時期群眾動員的歷史機制與路徑，往后也為新中國1950—1970 年代支援第三世界革命斗爭的全國性群眾運動之組織和開展奠定了基礎經驗與方式。

從這一連貫的歷史線索考慮，本文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歸納抗美援朝運動時期首都群眾動員的重要實踐特點，即：重視從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出發；結合民眾切身的日常實際行動脈絡，激活其主體能動性；與多種不同的主體性身份認同的再生產相聯系；為推動國內人與人新型社會關系的創造提供歷史契機；在思想上轉變對美國的認知，培養形成新的愛國觀與世界觀。

1、立足人民群眾主體性的原則

強調民眾自身的內在主體性關聯，與以人民為主體自下而上的社會動員進路緊相聯系，它決定了諸種群眾動員的實踐形式始終注意向下結合群眾本身的自我屬性，調動其主體的認同與投入，以啟發和召喚人民的自覺意識與潛能；或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民主路線，深入到人民自家內部的具體生活語境中進行宣傳、動員。在此基礎上，北京市的抗美援朝大眾動員工作總結了多種經驗和技巧方法。

例如，北京市總工會對在工人群體中開展宣傳教育活動，總結出“訴苦”這一曾大量運用于中共解放前革命動員的經典方式的優勢，認為“訴苦是展開群眾性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經驗證明：訴苦是工人群眾進行自我教育的最好的方式之一”。訴苦之作為群眾“自我教育”的途徑，本身就突出了群眾的自主性或主體性角色的重要性。通過動用訴苦方法，“以群眾親歷、親聞、親見的活生生事實，揭露美帝國主義的殘暴罪行”，能“使職工對美帝國主義的理性認識與自己的真情實感相結合，樹立起深刻的仇美思想”，從而在訴苦大會上，工人群眾的階級感情與覺悟極易被感召和調動起來，這得益于訴苦是一種有助于激發人們感同身受的同情與共鳴的方式，能把工人“自己的”感情召喚出來。盡管如此，訴苦辦法的成功應用仍需注意在群眾中“事先很好進行醞釀，充分準備”，這一“預熱”過程實際也是與群眾自身的主觀心理和思想活動逐步相適應、相結合的過程，以求訴苦的感動效果易于在人們那里得到內在落實。

同理，我們還能看到在動員職工群體訂立抗美援朝愛國公約的行動中，“必須通過群眾，經過群眾充分思想醞釀，變為群眾的要求”成為必要的步驟。廠礦企業單位制定愛國增產計劃時，也須注重深入的動員、醞釀，并“發動群眾出主意、想辦法”，“這樣計劃訂出后，才能得到職工自覺執行的保證”。也就是說，這種通過結合和發動群眾自身的主體主動性的方法，有利于激發群眾對所訂計劃的自主認可與積極態度，繼而真正將所訂公約、計劃視為己出。正是基于這些原理，干部引導下的工人們在集體制訂愛國生產公約的過程里，其“把行政的產品計劃變為群眾自己的生產計劃和奮斗目標”才是可能的。如此，支援國家對外的軍事戰斗和滿足國內生產的行政任務才不致成為自上而下或外在的命令式，而是能與群眾的主體地位或主人翁感覺相統一的，能同時使群眾自覺為自己的事業。

 

群眾路線的政治準則與工作方針在抗美援朝運動的動員機制里發揮著重要作用，它使面向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能切入群眾自身的生活空間與行為結構，向下與群眾自家具體的實踐狀況和條件相連接。

 

例如在深入日常街道居民的居住環境中進行宣傳時，須懂得具體聯系街巷、街道這一特殊的空間情境，“宣傳應聯系他們生活中的體驗和他們住在的街巷中發生過的事情”，結合街坊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這樣助益于“引起他們的注意”，調動他們的興趣與熱情。宣傳工作隊“要會聊家長里短”，聯系居民的“家庭和個人”，即從他們身邊瑣碎的日常俗事入手而“啟發他們”，以此與居民們打成一片，并進一步對其進行有效的宣傳鼓動。這一聯系群眾的方法“由家中瑣事談到國家大事，很自然地教育了群眾”。

 

在組織大學生下鄉對農民進行宣教時，也要時刻適應其農村鄉土的社會空間條件，在宣傳隊創作和表演宣傳節目中，“就地取材，編成短劇，或用農民熟悉的小調套上新詞”，則更能得到村民的親切歡迎；宣傳人員通過在宣傳工作之余，“主動幫助農民掃地挖河”，醫學院師生則通過在各村開展“治療麻疹，為老鄉種痘”，而與農民們融為一片，讓宣傳鼓動工作更能深得農民們發自內心的信任與接納。

 

出于順應村民的主體認知條件，“簡單通俗使農民易于接受”“深入淺出”、接通在地空間而“采用當地的真人、真事作為宣傳材料”等方式，能使“群眾體會最親切，最深刻”。雙槐樹一名從事下鄉宣傳的團員說道：“我給人家剃頭，怎樣宣傳抗美援朝呢？想了半天，想出來了，誰來剃頭就給誰宣傳”，從而做到了在滲入群眾自身的日常生活空間里“隨時隨地抓緊每一個機會向群眾進行宣傳”。

 

這一切做法實際與中共在解放前，譬如在抗日反帝戰爭時期必須深刻“聯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的政治動員路線如出一轍。

 

正是基于密切貼切廣大民眾具體的生活條件和主體條件這一原則，首都基層單位在總結群眾動員工作的經驗、策略運用及其優缺點時，經常提及需遵守群眾自愿為前提，照顧民眾大多數的情況等，對過分冒進以至脫離群眾實際狀況的工作方式時常注意檢討。這一類總結意見在這批歷史檔案材料里決不乏見。

 

2、激活群眾自身的實際行動資源與脈絡

 

在立足于人民大眾主體生活及主體認同的基礎上，抗美援朝的社會動員運動進一步尋求與民眾切身的實際行動脈絡建立更緊密的連接點與激活點，通過與人們日常的工作、學習、勞動等實際行動內容相融合、相激蕩，號召其以切己的能動性實踐支援抗美援朝戰爭，或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激情訴諸自身崗位上的實際行動而表達出來。正如于光遠刊于《中國青年》的一篇文章所說：“一個真正熱愛我們祖國的青年，他就可以并且應該就他的工作崗位或學習崗位，把這種愛祖國的熱情轉化成實際的行動。”（

 

這一方面使得抗美援朝的社會動員和思想教育獲得了植根于大眾種種切身行為方式的落腳點，獲得了更為具體而現實的召喚群眾能動性激情的路徑；另一方面也讓人民大眾在支持抗美援朝的實踐里找到更明確的和更對接于自身行動狀況的方向；而且，在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學習、勞動等連接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一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指向的普遍性事業后，人們也為自身平凡的日常生產、勞動等事務賦予了更高遠的意義感乃至崇高感，從而不但能更強烈地喚起人們的行動熱情，同時還啟發普通大眾獲得一種圍繞理想主義和人生意義的精神滿足。

 

在支援抗美援朝社會運動之初，鼓勵人們從各自的實際勞動生產、學習等行動出發與抗美援朝聯系起來，就已成為常見的動員手段。如鼓舞工人“用努力生產節約堅持抗美援朝運動”，學生“努力學習掌握知識、技術，準備隨時為祖國服務”，機關職工“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工作”，工商界“積極貫徹政府政策，反對投機操縱、囤積居奇，在經濟戰線上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等。又如通過開展愛國勞動生產競賽，把工人群眾支持抗美援朝的積極熱情“鞏固在實際行動中”。與之相同步，對工人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思想教育也與這一系列生產運動的踴躍開展相互結合而更有收效。

 

而訂立愛國生產公約的形式，則既“直接推動了生產”，也“使抗美援朝運動有了實際的內容”。憑借實際生產勞動支援抗美援朝在獲得人民大眾的主體性認同與覺悟后，也振作起大眾自發的熱情投入。鋼鐵廠工人在檢修高溫爐時，“一想到前線同志流血，自己只流點汗，勁就大了”；并就檢修工作提出“多發現一個隱形事故，就等于多消滅一個敵人”的口號。借助訂立愛國生產公約及捐獻運動，工人們反映將國家大事“聯系到生產，干起活來自然勁頭就大”，部分職工在對抗美援朝運動意義的覺悟提高后，甚至在領得薪水時首先想到了用于捐款。郊區農婦也在“多流一點汗，志愿軍少流一點血”的口號下，加緊農業增產勞作，積極發展副業，把養雞、紡織等副業勞動與捐獻飛機大炮運動聯結起來，聲言“要把這肉雞變成飛機”“從針眼里造出飛機來”。

 

對處身于上述以實際生產勞動支持抗美援朝氛圍下的廣大工人而言，生產儼然被賦予了與國外軍事戰爭相呼應、相配合的作為國內經濟生產戰線的意義，從而分別構成了抗美援朝戰斗的“外”與“內”及其彼此互動。這反過來也將抗美援朝戰爭的緊張時勢轉換為刺激工人群眾勞動志向、推動國內工廠經濟生產建設的契機，進而“將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及職工的個人行動經常組織到一個全廠的推進生產的總奮斗目標上”。

 

在此背景下，國內外的事業是相互支撐的。而國家事業與“職工的個人行動”也能相互支持、相互滿足，即工人的生產支持了國家的經濟建設并被引向支援國家抗美援朝戰斗的意義上，而國家事業的進行也關聯于人民的主體充實感或當家做主感的召喚，故如蕭德在《中國青年》一篇文章中所談到的：

 

“我自己既是人民，這民主專政里就有我一份，自己就是祖國的主人翁，要抱著這種主人翁的責任感，去關心自己的祖國，去盡力把祖國的事業搞得更好。當這樣想的時候，自己全身就充滿了力量，一做工作就會想到：我這個工作是為了我的祖國做的，如果做得不好，就是有失國家主人翁的職責。”

 

與此同時，這一為國家、為民族乃至為他國和世界人民和平解放而勞動的意義視野，也充實、升華了勞動者內在的身心尊嚴和價值感，鼓舞和擴展了職工個人和集體投身生產勞動的精神能量。

 

不同于市場經濟學的經典理論認為人唯在為自身的個體利益從事勞動的情況下，其勞動積極性才是最高的；恰恰相反，中共基于革命戰爭時期軍事、經濟共產主義生活的歷史實踐經驗，總結出勞動者個人和集體乃在一種翻身做主的解放感、使命感意識下以及在一種朝向中國、東方乃至全人類反帝、和平、解放這類超越性的理想精神視野下，恰被調動起更為飽滿的勞動覺悟、激情、自豪感及滿足感。這種新勞動觀的樹立，與中共對革命新人的形塑密不可分。這也是“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同時要求發動整風、打破官僚主義（以解放勞動大眾的主人翁精神），以及批評工人若只為購買“三大件”“五大件”而生產，其勞動格局和積極性實則相當局限的原因。

 

3、多重性人民主體的參與

 

從以上材料及論述中不難發現，工人、農民、婦女等不同群體的主體性在推進抗美援朝群眾參與的過程中分別得到了關注或強調，這與中共過去的革命進程將民族解放跟社會解放（包括工人和農民的階級解放、婦女解放等）相結合、將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跟反抗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封建秩序對婦女的壓迫等多樣的民主反霸斗爭同步進行的革命實踐傳統一脈相承。

 

新中國意味著同時實現工人、農民、婦女等不同大眾的翻身解放，在此前提下，建國初期抗美援朝群眾性社會運動的開展中，工人、農民、婦女的主體性地位和參與也分別得到了強調或突顯。比如注重深入工廠鼓動工人階級自主的愛國生產運動、下鄉為農民階級進行宣傳教育和激發當家做主的勞動熱情等，以及組織婦女從事各種社會運動形式。

 

因而，伴隨抗美援朝群眾運動的浪潮，工人、農民、婦女各自的主體性尊嚴和力量得到了相應的充分重視與表達，其主體性的自覺意識也根據各自的特點同時被加以再生產、再肯定。以下以首都抗美援朝社會運動中的婦女運動為例進行分析。

 

在普及抗美援朝宣傳、推動社會運動的活動里，首都婦聯在基層社區積極組織和動員廣大婦女參加抗美援朝運動，通過舉辦學習會、聯誼會，組建社教小組，結合婦女的切身利益與需求訂立個人或集體的愛國公約，及深入各界婦女群中完成具體宣傳，舉行婦女控訴會發動婦女訴苦，組織游行等途徑，而同時提高了婦女對支持抗美援朝戰爭及對自身主體意識的自覺。在郊區農婦群體內，抗美援朝運動的掀起亦同步助長了婦女獨立解放運動的進展：

 

首先，廣大農婦被動員起高度的勞動生產自覺和熱情，“婦女自己耕種（土地）”，并為提高勞動情緒加緊生產而互相競爭、互相幫助，她們將自身的農業勞動與抗美援朝運動相互結合，認為這既“提高產量改善生活”，又有助于“買飛機鞏固國防”，甚至喊出“捕打害蟲也是消滅美帝”的口號而積極參與除蟲。

 

其次，在這場為響應抗美援朝戰斗而興起的動員婦女生產力、實現增產的運動里，婦女的能動性力量得到了承認和展現，不但轉變了部分群眾的“婦女不能干這活”的舊思想，更讓婦女從中重新認識了自己的能力，現實地實現了自身地位的提升。

 

譬如通過積極參加勞動，婦女發現或證明自己也能從事生產，這讓她們在其中收獲了光榮感和尊嚴，也同時覺得“經濟獨立，不再受家庭限制是件最痛快的事情”；抗美援朝運動的全面動員還讓婦女過上了基層政治生活，“加強了婦女們的自信心和參加社會政治活動的積極性”。經濟生產上和政治上的主體感得到加強，這共同幫助婦女“以自己的能力提高了在社會上的地位，糾正了一部分群眾輕視婦女的舊觀點。又由于婦女們的努力生產給家里增加了收入，因此（在）家庭的地位也提高了一步并且促使了家庭的和睦”，使婦女體認到“積極參加政治生活而且最主要的是爭取經濟上的平等獨立才能減輕家庭束縛，在社會中與家庭中起更大的作用”。

這種尊嚴感、獨立平等感和解放感大大激發了婦女參加抗美援朝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的激情，為自身的解放而勞動與為國家、國際性的革命事業而勞動得以相統一，她們熱衷于參與政治會議和做好優屬工作，以婦女自身的名義提議將增產收入用于捐助“北京婦女號飛機”以支援國防，一部分婦女還把自己的家庭或個人公約貼到墻上引人注目等。（26）

 

可見，抗美援朝戰爭這一歷史時勢同時成了用以傳播婦女解放理念、發動婦女解放運動的機會，成為推動、配合婦女主體性再造的契機。這也是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大眾動員注重與大眾自己的主體獲得感、幸福感相兼顧的一個絕佳例子。

 

新中國成立以后，正是通過類似的歷史機制與方式，婦女自身的主體解放往往能跟中國乃至第三世界的反帝反侵略抗爭在一種相互激蕩的互動關系中彼此連接起來，以至婦女的主體形象，如在當時流行的宣傳畫、電影等大眾媒體中的顯現亦隨之往男性化、軍事化或戰士化的方向上塑造了。

 

 

4、對人民內部互動關系與共同體意識的構建

 

正如上文所提及，抗美援朝運動時期國內外事業往往是相互支撐的，如國內的勞動生產建設、“三反”“五反”等與對外支援抗美援朝戰局相互支持，或在國內發展愛國衛生保健運動與消滅美國細菌戰相互響應等。而其中，抗美援朝運動的廣泛普及也為國內推動人與人相互關系的廣泛改變創造了一種獨特氛圍。

 

雖然人民群眾的政治社會主體內部存在著多重性與差異性構成，但由于多種不同的主體性群體（工人、農民、婦女等）共同處身于抗美援朝歷史經驗的同一政治時刻和政治目標的感召下，因而又得以在圍繞保家衛國、援助朝鮮人民以及一致反對美帝這一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共時感與共同體感之下相互團結、聯合起來，以至形成差異性與同一性辯證結合的人民主體性結構。抗美援朝運動提供了一個普遍性的歷史政治社會氛圍或體驗，以此為凝聚人民提供了基本背景。

 

事實上，打造一個人民團結聯合的共和國秩序本就代表著新中國對創造新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形式的追求，后者與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則下的階級同志或兄弟友愛關系等密不可分，這種關系往往被要求落實到人與人之間具體的相互關系層面上。而這些對人民群眾內在連帶性關系的創建，也同樣伴隨抗美援朝大眾運動激起的歷史契機及透過相關的群眾動員工作而得到了激發與推進。

 

根據首都歷史檔案資料的記錄，“不少學校的同學在愛國主義的情緒下加強了團結”，例如“南方同學和北方同學之間，過去存在隔閡，這一次北方同學看到華僑也受迫害，南方同學看到北方同學的愛國情緒這樣高，彼此間都有了好感”，“貝滿女中在開完控訴會后抱頭大哭，‘我們要團結起來對付帝國主義’”。

 

在這樣一種由共同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運動所喚起的集體普遍情感和互動氣氛之中，基層的“黨團員與群眾的關系改善了”，黨團員在運動中積極發揮帶頭作用，打通了與群眾的距離感，改變了群眾對黨團員的認識，比如，“輔仁大學物理系群眾一向與團對立，這次自動要求團員帶頭，‘像一家人一樣’”，成達中學團支部也改變了昔日的孤立感，群眾開始愿意“事事找團支部商量”，而在此過程中，黨團支部也相應“改變了對群眾的看法，相信了群眾的力量”。

 

在工廠的思想教育與勞動生產運動中，“所有工人都團結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運動中”。

 

而在大學生下鄉宣傳工作里，不但學生在深入走進農民生活的群眾路線下變化了自身與農民的關系，“與群眾關系很融洽”，使農民們感覺“大學生都沒有洋味了”，而且農民們也從學生那里學習了有關國家和國際的政治知識以及自身與民族國家和世界歷史的聯系，提高了眼界與覺悟，反過來，大學生們也在深入接近農民的體驗中更了解了中國農民們的鄉土生活與尊嚴，并“感到了勞動人民的真摯熱情”，加強了對農民的同情以及知識應服務于農民的認知。

 

少年兒童隊的孩子們同樣在下鄉宣傳、學習中與農村小朋友結下情誼，也到朝鮮小學訪問、與朝鮮小朋友一同聽取朝鮮歷史時一塊“感動得落了淚”，“有的和朝鮮小朋友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得益于一系列深入群眾內部生活的宣傳、訂立公約等活動，“有些大院里過去很不團結，現在也團結了”；時常吵架的農村夫妻也在妻子地位提高以后一同訂立家庭公約的商議中平息了矛盾，在同心協力加緊生產的一致目標下把“保持家庭和氣不再吵架”寫進了公約里。工廠里為了愛國增產和提高技術效率，新老工友間互相扶持，老工友將“教好徒弟就是自己愛國的具體表現，徒弟能更好地參加生產，對新中國的建設就增加了一分力量”作為自己的追求，從而使新工友感到獲得了舊社會所沒有的尊重，并“保證團結老工友”，以此雙向地改變了新老工人之間的人際關系。行業工人“結合整頓工會基層組織”進行抗美援朝運動，收到了團結干部之間、干部與工人之間相互關系的效果，健全了工會組織。

 

抗美援朝社會運動是一場整體地觸及人民大眾及其社會生活的運動，其普遍組織與總動員可以說廣泛攪動了全體人民的生活秩序，影響著人們的交往和相處，在此基礎上重組了社會中不同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結構。在此意義上，群眾性社會運動本身即帶有重新活躍人們的社會關系、增加人際互動交流的效應。而抗美援朝政治時刻的涌現，則讓其時的群眾運動被注入圍繞民族主義、保家衛國、世界和平、反帝反霸等宏大命題和事業展開的開闊的精神意識和實踐視域，并通過社會動員工作在大眾之中營造共時性與共同體性的日常生活感覺及互動體驗，也通過凝聚于一個更普遍高遠的政治社會關懷和生活目標，而使人們得以超逾彼此間相對次要的日常隔閡或分歧，改造了人際關系。而一旦人們超越了相互的疏離感而在密切、頻繁的日常互動中變得更加團結、合作，則人們參與到運動中去的積極性與熱情又會得到更大的感召。

 

5、翻轉“文明等級”：人民對美國的重新認知

 

對壓迫者的認知以及對反抗壓迫的自覺，是被壓迫人民走向主體性覺醒的條件。盡管中共經過反帝國主義、反買辦階級的革命解放戰爭最終掌握了全國政權，但在中國民眾中間，尤其是在城市市民中間仍然大量存在對帝國主義壓迫認知不足的思想意識問題，對西方和美國帝國主義霸權存在著幻想。

 

長期以來，文化侵略、文化殖民是美帝國主義霸權統治的一部分，其背后的觀念基礎和歷史根源乃植根于伴隨西方 15—16 世紀開始的全球帝國權力史而形成，并于 19 世紀達至經典化的文明等級論（hierarchy of civilizations）。根據文明等級敘述，西方（及后來的美國）乃處于人類文明等級序列的頂端，它代表著民主、自由、平等、技術等先進的現代文明與價值，這一文明優越性位置實質為西方列強建立以自身為中心、廣大亞非拉地區為從屬，繼而自上而下展開世界霸權和全球治理提供正當性支撐。文化侵略的權力操作邏輯基于塑造被壓迫者們對文明等級觀的認可和服從，從而認可了帝國主義霸權的正當性，美化霸權侵略與壓迫。

 

如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上海，過去由于作為文化侵略工具的美國電影“經常炫耀美國的科學發達和自由民主”“愛表現美國的摩天大廈和繁華富足”，以至于“人們普遍崇拜美國的物質文明和生活方式”，并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樂園’，美國民族更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一些人甚至會為自己鼻子不高、眼睛不藍、頭發不卷，又不能生在美國而自慚形穢”，或對官方報紙宣傳上的美帝侵略史“置若罔聞”。

 

在其他中小城市，如廣東某縣一級中小學的教師們也具有“崇拜美國物質文明和‘生活方式’，認為美國什么都比中國好”，“認為美國科學發達，教育文明，物質豐裕，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的思想。

 

然而，隨著抗美援朝戰爭時勢突至，關于美國的認知問題立刻成為其時推行抗美援朝社會動員和宣傳教育不可回避的迫切問題。針對民眾中存在崇美、恐美乃至親美的思想現象，新中國通過開展“三視”（對美仇視、鄙視、蔑視）運動、組織訴苦會和民眾下鄉下廠、學習民族和世界歷史等途徑，展開了一場與西方和美國“爭奪人心的戰役”（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這場戰役實質是為促使廣大人民從帝國主義的文化奴役與壓迫下覺醒過來，重新認識誰為文明和誰為野蠻、誰為進步和誰為落后、誰真正追求民主平等和誰致力維持侵略壓迫。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辛辣揭露了美國文明面目的真相：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愿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

 

朝鮮戰爭結束后一年多，毛澤東于會見緬甸總理吳努的談話中，區分過兩種不同的世界秩序形式：

 

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剝削小國，在政治上壓迫小國”，“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強加在小國身上”，其霸權主義行徑仿佛仍停留在前現代的封建等級思維，即像“中世紀家庭的父親”“封建家庭里的家長”一般，“現在南北美洲的情況就像一個中世紀的家庭，美國是家長，其他國家是它的子弟”；然而廣大的身為受壓迫者的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與人民則堅決反對這種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并主張“不論大國小國，互相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關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損害的關系”。

 

新中國無論對內解放工人、農民、婦女等受壓迫的普羅大眾，還是對外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和人民從事反帝解放斗爭（如抗美援朝斗爭），都體現出真正站立在追求民主、平等、和平的進步的世界歷史方向上。因此，關于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帝國主義式等級劃分儼然被顛倒和重構了：美國是“中世紀”“封建”和前現代的，從而是落后的；而新中國則是真正體現并推進現代性啟蒙的觀念，從而才是先進的。“爭奪人心的戰斗”也就是致力于翻轉民眾心中舊的文明等級觀，而代之以對進步與落后的重新定位，并伴隨這一過程，努力使民眾從帝國主義的精神壓迫中解放出來，產生自身的人民主體性覺悟。

 

依據目前所掌握的解密檔案文件，首都抗美援朝運動檔案史料具體記載的主要是在學生群體中進行的宣傳教育運動狀況，其中，

 

“親美思想如美國人辦醫院、學校，在中國落后同學中也有些影響。普遍的反映是對美帝‘恨不起來’”，但是，“在開了控訴會，聽了華僑身受日帝、美帝迫害的同學的控訴，和留美學生對美國真實情況所作的報告后，大受感動”，在認清了美帝的真面孔后，“大多都參加了抗美援朝的街頭宣傳”；

 

控訴會上“一個同學站起來檢討自己過去受美國毒太深，崇（拜）美國物質文明，唯武器論，從來也不知道美國是帝國主義，那樣殘暴無恥……回到宿舍把收聽‘美國之音’的收音機摔了，另一個同學當時把身上的美國流行的衣服褲子都脫了下來，發誓不穿了”。有些同學“過去鄙視自己的國家”，但聽了控訴會后，“把共產黨擁護人民組成志愿軍的態度和國民黨阻礙抗戰的態度一比，覺得……共產黨可親”。

 

清華大學的學生“過去有的曾認為‘美國是天堂，一切東西都好’。有的曾認為‘美國最民主，每個人都有一張選舉票’。……有的甚至‘恨錯投了娘胎’，‘要拜一個美國人做干爸爸，送我到美國去留學’”，然而通過組織學生到工廠、鄉村進行學習、考察，學生們從工農那里重新得到教育與啟示，“聽了工人階級的控訴后才知道工人階級與帝國主義有著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及在農民處體認到“翻了身的奴隸在面臨著威脅時所發揮出來的無比堅強的力量”，從而深刻理解了共產黨之于工人、農民翻身解放的意義所在，真正體會了共產黨先進的歷史政治要求，繼而結合自身狀況，聯想到是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給我們安排了良好的學習環境，創造了光明幸福的未來，還關心我們的身體”，進而在思想上轉換過來，也開始積極響應抗美援朝運動。

 

6、結 語

 

首都抗美援朝運動檔案史料所記錄內容包含群眾動員工作中大量瑣碎的實踐細節，這實際展示了群眾社會工作的性質，即須深入各民眾具體的生活空間、脈絡、活動方式、日常經驗等的內在細部，結合民眾切身的身心狀況和主體條件，去調動他們豐富的主體性可能，創造出人民主體多層次伸展的結構。

 

在這一復雜的結構機制里，國際主義的反帝運動、民族國家的地緣政治與國內事業、社會關系秩序的重組、不同民眾群體的主體再造與互動，以及個人生活意義感的充盈和思想觀念的轉變等，都在一系列復雜的辯證互動的創造性關系里得以互相促進、同步進行。這一系列動態創造的發生是伴隨抗美援朝此重大歷史事件涌現的總體性經驗時刻之影響與帶動下得以實現的。

 

重大的歷史政治時刻往往同時推動著產生諸種歷史實踐上的動能，作為對這些歷史性動能的回應、利用和轉化，大規模的政治社會總動員得以開展，并以此為創造新的秩序和關系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生長點。

 

作為新中國建立后第一場具備國際主義指向的全國性群眾動員，抗美援朝運動也為后來支援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全國群眾運動奠定了基礎經驗模式。

 

如在 1958 年支持中東阿拉伯兄弟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入侵時期，北京及各大城市千百萬群眾紛紛舉行大示威和游行活動。其中，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數十萬人集合了各界民眾及其代表，包括工人、農民、家庭與職工婦女、學生、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等，也包括民主黨派人士和伊斯蘭教的阿訇及穆斯林，來自基層工人、農民、婦女和學生的代表們則分別在場發表了聲援阿拉伯人民反侵略的講話：他們紛紛表示結合各自的生產、生活，以實際行動對阿拉伯人民予以支持，如工人通過增加勞動產量、農民通過加快完成工程等等，以壯大第三世界人民反帝斗爭的自信心。

 

各界人民的這種大集會也在全國其他城市爆發并蔓延到各地各少數民族的婦女、農民、工人等和港澳各階層同胞，他們在國際主義的普遍性時刻下共同聯合起來。人們也踴躍深入群眾基層，采取豐富多樣的形式進行宣傳動員。此時正值國內開展“大躍進”，工人、農民等將國內大生產任務跟援助中東革命加以結合，勞動建設的熱情與國際主義的道義感相互激發。1958 年的上述群眾性運動景觀與 19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運動實際頗多共通之處。

（作者系汕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來源：“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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