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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中國圍棋事業保留了種子”

——從父親劉建勛的體育情說到圍棋緣

1974年，劉駱生作為臨時組成的寧夏圍棋隊選手到河南進行賽前訓練。他除了對當時鄭州的綠化好和物價低而大發感嘆之外，還詳細寫道：我們“和河南省運動員一同吃運動灶。只記得每天交不到一元錢。到了河南才知道什么叫體育大省，河南的足、蘭、排、乒乓球等都在國內居上游，他們的體育訓練館占地相當大，都連成片，至少有七八座之多，還有一個相當大的足球場。寧夏體委與之根本無法相比。運動員伙食也比寧夏強多了，早上的牛奶放在大桶里隨便喝，菜有十幾樣隨便點，根本不會出現搶不到肉的局面……”

“1962年，我國乒乓健兒在前一年第26屆世界錦標賽上取得了驕人戰績，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志氣，中央決定我們分成3個代表團在全國巡回表演。鄭州是華南地區第一站。團長是國家體委科研所所長趙斌，團員有容國團、周蘭蓀、王志良、胡道本、王健、曾傳強、譚卓林、陳協中……

我們被安排在當時鄭州最好的中州賓館。入住不久，聽說有領導要接見。大家毫不在意，三三兩兩、嘻嘻哈哈地來到會議室，只見一個普普通通的瘦老頭，年紀約五十歲上下，身穿中式藍布褂子，褲子上面打著補丁，坐在角落里。大家還以為是賓館的工作人員呢。等人都齊了，經介紹才知道是剛從鄉下趕回來的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

當時，在團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和胡克實恰在廣州。二人結伴來看父親。父親就與胡耀邦叔叔下起了圍棋，胡克實則在一旁觀看。看著、看著，胡克實叔叔的哮喘病突然發作，可他忘帶“喘定”（藥名）了。父親急忙撂下棋子休戰，跑出去找負責保健的李士峰醫生拿藥讓他服下。好在最后是有驚無險。（引自《劉建勛 陳舜英畫傳》中《樹功為人民 建勛垂青史》一文，第38頁，中國展望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發行）

“文革”的中后期，父親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時，一般都住在京西賓館。各省市、部委和大軍區的領導同志們基本都住在這兒。那時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叔叔等人就常來與他對弈，引得不少人在一旁觀戰。對手中還有其他省市或各部委如體委愛好圍棋的領導同志。廣東省委的某位主要領導同志雖然不大懂圍棋，可他常常在走廊上來回散步，也會時不時地駐足看上一會兒……

【劉建勛晚年在南沙溝國務院宿舍與老戰友陶希晉、陶魯笳對弈手談。】

“劉厚原籍北京，自幼家貧，曾在小茶館當過小役，因生性聰慧偷學了一點棋藝，以后又受我地下工作者的影響，常以下棋為掩護，在茶館酒肆探聽消息，由此便和棋藝結下不解之緣。

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在開封工作，由于他熱衷棋道，在鄧子恢、金明、劉建勛等老同志的支持下，調到省里積極開展圍棋活動，在他的努力下，河南又重金禮聘天津名手龐鳳元先生前往培育新秀，又連續舉辦1965年、1966年邀請賽和1966年全國大賽，到“文革”前，河南已是全國頗有影響的棋藝活動的先進地區。老劉俠骨熱腸、心直口快，辦了不少好事，也得罪了不少人。在“文革”中，他首當其沖，飽受其苦，他本是一個普通的教練，但河南體育界第一個被游斗的就是他，他被迫北上京津，南下蘇魯，最后成為從重慶被押送回來的通緝犯。在全國圍棋界，一個普通棋手受到這樣不公平待遇者，全國不復有第二人。可敬的是，一身傲骨的劉厚在重大壓力下，沒有攀扯過一個好人……”（引自黃希元著《一個圍棋職業棋手的江湖四十年（二）》）

聶衛平也曾評價道：圍棋界知名前輩劉厚“為河南圍棋和中國圍棋作出了很大貢獻。”

【1983年初劉建勛病重時，劉厚到北京醫院看望他。這也是他與圍棋界朋友們的唯一合影。】

【1989年10月，黃進先（左）、劉厚（中）、楊光輝（右，國家圍棋隊領隊）參加第一屆七大古都職工體育文化節】

父親堅決執行了周總理“要為圍棋保留種子”的指示

“關于中國圍棋——“文革”中，國家圍棋隊被解散以后，陳祖德、吳淞笙給我來信。他們的信，我后來到北京開會，就轉呈給了（周）總理了。我把福建、江蘇、廣西、湖北等省（區）的一些隊員、教練給收容到了河南，還批錢蓋了樓，成立了棋院。后來，還把他們有的人的家屬也給調進了鄭州。”（引自《劉建勛 陳舜英畫傳》，第246頁，中國展望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發行）

【2009年2月7日，陳祖德、羅建文、劉小光在收到《紅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國開創者家事追憶》后，與劉建勛的兒子、兒媳合影】

陳祖德：“只有劉建勛同志給我回信并轉信給周總理，也只有河南貫徹了總理的指示”

“文革”中，周總理兩次明確表示：圍棋有對外交流的任務，不能絕種。圍棋不是撤消的問題。但圍棋還是被強行撤消了，我和吳淞笙、王汝南等六名棋手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當了工人。我要為圍棋事業的恢復盡到自己的責任。我和同伴們為此給不少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同志寫信。

這些信件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吳淞笙兩人給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同志的信。他當時處境還可以，因此還能過問圍棋事業。他希望我們推薦些棋手去河南開展圍棋活動。我馬上和各地的棋手聯系，結果有4人愿去河南，他們是福建羅建文、江蘇陳錫明、廣西黃進先和湖北邵福棠。他們為了圍棋事業，遠離家鄉和親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圍棋活動基礎很差，水平也低。自他們4人去了之后，有了較快的發展，涌現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獲得1980年全國圍棋冠軍的劉小光。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說的“圍棋不能絕種”這句話只有在河南才算得到貫徹。

“人只有在動蕩中才能顯現他最本質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動蕩中才能展現出豐富深刻的內涵。”

“劉建勛同志還幫我把信轉給了周總理。在周總理的指示下，圍棋得到恢復。這件事后來被收入中共黨史出版社的《紅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國開創者家事追憶》一書里。”

【劉小光細說自己的成長經歷。（攝影：劉卓）】

在陳祖德老師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常去協和醫院看望他，陪他聊天解悶以求能夠減輕他的病痛。有時，他想吃手搟面了，我就做好給他送去。陳祖德老師生命中最后一句虛弱難辨的話，就是將《中國圍棋古譜精解大系》這部巨著的審稿工作托付給了我。

在病篤時，陳祖德老師對在劉書記的幫助下，周總理批準他參加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個代表團和劉書記答應他的請求，在河南舉辦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國性圍棋比賽這兩件事，一直掛在嘴邊念念不忘。他充滿感情地說：“那時只有劉書記一個人挺身而出，給我一個普通的運動員回信，支持我的建議，并兌現了他的承諾，收容了那么多的圍棋人才。后來，劉書記將我的信轉給了周總理，還向周總理進言獻策。他在中國圍棋遭受厄運時，發揮了無人能及的作用。”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陳祖德老師一生為圍棋做了太多、太多的事兒，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際，他始終不能忘記劉書記，這正說明了劉書記在他心中的位置和分量。在陳祖德老師去世后，接替他擔任中國棋院第二任院長的王汝南老師曾用一句話概括陳祖德老師的為人：“只要是有人求助，他都會盡力去幫助。”我認為，反觀反思，陳祖德老師也是同樣，他至死都沒有忘記曾經盡力地幫助過他本人和中國圍棋事業的劉建勛書記。

【上世紀90年代，王汝南與黃進先合影。（黃進先提供）】

王汝南：“劉書記邀請我們到鄭州調養、恢復身體”

在我的印象中，劉建勛書記是一個很隨和的人，沒有官架子，也非常支持和關心圍棋事業。由于他的重視，河南將1966年的全國圍棋比賽安排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下榻過的省委第三招待所。

令我記憶猶新的是，1973年上半年國家圍棋隊恢復后，我們幾個人剛從工廠回到隊里。劉書記就代表河南省委和省革委，正式邀請我們到鄭州住了一個星期，名義上是邊訓練、邊療養，實際上讓我們住在條件最好的中州賓館，目的是希望我們調養一下早已疲憊不堪的身心，盡快從長達七年的動蕩不安之中恢復過來。因為我比較瘦，陳祖德他們還開玩笑說，我應該趁機補補，爭取長點肉。

當年的11月底，因為有陳祖德老大哥出面找劉建勛書記，羅建文等從中撮合，最后得到了劉書記的大力支持，一個名為“十省市圍棋邀請賽”的全國性比賽在鄭州舉行。這次邀請賽辦的非常圓滿、成功，接續上了中斷八年的全國圍棋賽事，也圓了我們期盼許久的夢，重新燃起我們心中的希望之光。

在那個特殊年代，中國的圍棋事業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其他各省的圍棋隊都被取消了，專業人才的訓練、培養和群眾性的普及、推廣，基本都處于癱瘓、斷代的狀態。只有在河南，由于劉建勛書記勇于擔當，堅決執行了周總理“要為中國圍棋保留種子”的指示，才使得圍棋能夠在中原大地逆風而行，快速發展。這對全國圍棋事業的復蘇中興，起到了重要的推動和示范效應，也開創了圍棋文化傳統的接力先河。

同時，河南還充分發揮收留圍棋國手們的作用，積極開展對本省后備力量的系統培訓和為兄弟省市的無償代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河南當之無愧地成為了全國圍棋活動的副中心。這就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圍棋事業能夠如同鳳凰涅槃般浴火重生，并真正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礎。

劉建勛書記對中國圍棋事業做出的努力和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緬懷和紀念。

【聶衛平慨言：劉書記是中國圍棋界的恩人。（攝影：劉卓）】

聶衛平：“劉書記是革命老前輩，更是中國圍棋界的恩人”

我的父母都是延安時期的老干部，母親在延安魯藝時，與李伯釗、江青、葉群等是同班同學；父親比劉書記年長兩歲，他倆是河北老鄉。雖然他們不曾在一起共事，但他們那一層級的領導干部，又同是圍棋愛好者，可以肯定他們是有過交往的，所以說我們兩家是世交。

劉書記同我個人的關系也不錯。我跟他一塊下棋、閑聊時，他罵“四人幫”罵多了，而且罵的很難聽，特別是對江青，“王八蛋”都罵出來了。他親口對我講過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吃飯，江青帶著浩亮、劉慶棠等人遠遠地進來，江青開始講話，一派胡言。劉建勛說，當時他聽了都在那兒發抖，這不是公開給毛主席丟人嗎！

上述的這件事，我在2000年出版的自傳《圍棋人生》中就寫到了。

我記得，劉書記是在河南棋院劉厚老師的小屋里，與我、羅建文和劉厚邊聊天、邊喝酒的時候，說的這些話。對劉書記來說，把憋屈、積郁在心里多年的話講出來，對他自己是痛快的宣泄，而對我們則是極大的信任。我當時聽了震動很大。雖然我反感、膩歪江青，但不敢說出口。從那一刻起，我覺得自己長大了，因為劉書記不僅把我們當作他的棋友，更是當作他的同志和知心人。我們是平等相待的平輩人啦！自此，我與劉書記之間的距離拉得更近了，彼此的關系也發展為可以交心的忘年之交。

這是我對劉書記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文革”結束后，我曾多次去看金明叔叔（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和河北省委第一書記），他不止一次地與我談及對劉書記的印象。他說道：“‘文革’中，劉建勛同志在臺上堅持工作時間比較長，難免會說錯話、辦錯事。但他絕對是個好人！”

對金明叔叔的這個看法，我也是深有同感的。

我認為，劉書記對中國圍棋的貢獻太大了！在那么艱難的情況下，劉書記起到了無人替代的作用。他收留了分散到各地的圍棋國手，這不單單為中國圍棋保存了火種，同時這些人也為河南圍棋注入了活力，培養出一大批出色棋手。當年鄭州、洛陽、開封都成了圍棋重鎮。

劉書記在危難中保護了我們，讓大家有飯吃、有地住、有棋下，這是功德無量的善義之舉。同時，他對整個圍棋事業的發展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還必須一提的是，劉書記雖然與我們交情匪淺。可他從來沒推薦過一個人到中國棋院工作。“走后門”絕不是他的為人之道。

劉書記調回北京養病休息后，我和圍棋隊的同志們曾多次去南沙溝國務院宿舍看望他。他家在一層左側，三層分別是時任廣東省委第一、第二書記的習仲勛和楊尚昆同志的宿舍。我記得還去看過在清華大學就讀和中央辦公廳履職的習近平同志。“文革”初期，他與我在北京25中時是同一個班的同學，我們算是共過患難的“發小”。

劉書記去世多年了。可是直到今天，只要提起劉書記，我們圍棋界的所有老人都會豎起大拇指，交口稱贊說：“他是個好人！”

對中國圍棋界來說，劉書記不僅是一位革命老前輩，更是我們的恩人！

我說的這些軼聞故事，都是實實在在的事實，應該保存下來，傳續下去！

羅建文：“建勛同志保護和支持的是全國的圍棋事業”

羅建文曾任中國圍棋協會副主席和中國棋院圍棋部副主任。陳祖德在《超越自我》一書中，對他評價道：“建文的年齡比我大將近一歲，在新中國的圍棋手中，他和我都屬資格最老的。他平時落拓不羈，坐著沒個樣，站著也沒個樣，甚至公開講棋時人也站不直。但他恰恰正直、豪爽、狹義、始終如一……”

早在1999年，羅建文就應約撰寫了回憶父親的文章，收錄在《劉建勛紀念文集》中，全文如下：

劉建勛同志與圍棋

羅建文（遺作）

我第一次見到劉建勛同志，是在1964年。那年冬天，我回福州探親，應河南體工隊的邀請，繞道鄭州。在與當地的一些負責同志下棋時見到了劉建勛同志。那時，我只知道他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是個大官，喜歡并支持圍棋。為了開展河南的圍棋活動，他把劉厚、龐鳳元二位老棋手調到鄭州，僅此而已。

1966年4月，全國圍棋比賽在鄭州舉行。顯然是由于建勛同志的關心，比賽被安排在中共鄭州會議的會址——省委三所進行。那時，“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已經開始了，但是由于建勛書記忙，我們沒有能見到他。

我與建勛同志熟悉起來，是在1973年。1970年，國家圍棋隊被林彪反革命集團派來的軍管會解散了。棋手們都被分配到工廠當工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后，圍棋又有了生機。為了恢復這一項目，首先必須將棋手們集中起來。留在北京第三通用機器廠的陳祖德、吳淞笙、王汝南等七名棋手還比較好辦，而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棋手該怎么辦呢？陳祖德同志首先想到了建勛同志，他給當時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建勛同志寫了信，并很快就得到了回音。于是邵福棠、陳錫明、黃進先和我分別從湖北、江蘇、廣西、福建調入了河南省體工隊。來到河南后，建勛同志對我們這些遠離家鄉的棋手十分照顧。不僅愛人的戶口、工作，甚至住房都親自過問。領導的關懷，使得我們工作的勁頭更足了，二十多年來我們為河南培養了劉小光、汪見虹、豐云等一大批棋手，使河南的圍棋水平，由原先的落后地區，一躍為名列前茅。這一變化，顯然是與建勛同志的努力分不開的。

建勛同志喜歡下圍棋，但卻幾乎從不跟我們這些專業棋手下棋，與他下棋的都是一些六、七歲的小朋友，即使輸了，他依然興高采烈。事實上，他支持的是河南乃至全國的圍棋事業。1973年，圍棋項目在周總理的關懷下，雖然已經恢復，但國家體委依然沒有恢復全國圍棋比賽的計劃。于是，我們又想到了建勛同志。當祖德同志向建勛書記提出，希望河南能辦一個全國范圍的圍棋比賽時，劉書記很痛快地答應了。

1973年12月，由河南體委出面，主辦了十省市圍棋邀請賽（據查《河南日報》，邀請賽舉辦的準確時間為當年11月19日至12月4日——筆者注），這一比賽實際上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全國圍棋比賽，比賽分成年組、青年組和少年組，當時有名的棋手幾乎都參加了。或許就是由于這次比賽的舉辦，重新燃起了各地體委培養少年棋手的熱情。于是，后來又出現了馬曉春等一大批如今已經成為我國圍棋界棟梁的著名棋手。

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件事：1977年，福建圍棋隊已經恢復，福建體委希望我能回到福建隊去。那時，我是河南隊的主力隊員，團體賽的第一臺棋手。當我提出這一請求時，自然遭到河南省體委領導的反對。當建勛同志知道這件事后，他說：“當初把他們調來，是為國家保留人才，現在福建隊恢復了，就應該讓人家回去，要顧全大局。”就這樣，我又回到了福建隊。原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后來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葉飛同志知道這件事后，不止一次地在其他中央領導同志面前稱贊建勛同志：“劉建勛同志的風格就是高”。

在河南的幾年，我與建勛同志接觸較多。每當我從北京到鄭州來，他常讓秘書打電話說：“告訴小羅，晚上我來看他”。這種語氣，就好像他不是省委書記，我也不是棋手，我們之間完完全全就是朋友。

1976年10月8日，聶衛平正在河南代訓，那天吃過晚飯，建勛同志突然來到我們的住處河南省體育場。由于主席的去世，我們已有一陣子沒見到他了。見面后，他告訴我們一件驚人的消息——“四人幫”被抓起來了。由于“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我和衛平都對“四人幫”深惡痛絕。因此，聽到這一消息后，自然是十分振奮。而建勛同志的振奮程度更甚于我們。那天，我們聊到很晚，由于高興，還喝了點酒。我心想，“四人幫”倒臺了，以后劉書記可以更加支持我們的圍棋事業了。

我們再次見到建勛同志，是在他搬家到北京的南沙溝以后。那時，他賦閑在家，每次見面，我們只談過去的朋友，只談圍棋，關于別的問題，他沒有說，我們也不便問。

直到他去世的前三、四年間，我和祖德、衛平、小光等圍棋界的朋友常常去看他。雖然對于建勛同志的事，外面的傳說很多，但我們想：建勛同志和我們一樣，是 厭惡“四人幫”的；他過去支持過圍棋，而現在，當他臥病在床時，依然關心著中國圍棋。 

 

1999年12月15日

【1982年，黃進先（右4）與河南省圍棋隊的領隊、隊員在圍棋樓前合影。（黃進先提供）】

黃進先曾任中國圍棋協會副主席和河南省棋隊總教練，現為河南省管專家、省老年學會副主席。2015年12月28日，他與夫人王蕾經過四次修改，共同署名撰文。現摘錄如下：

我是1963年進的國家圍棋集訓隊。1965年11月，國家圍棋隊正式建隊。那些年，我與陳祖德、王汝南三個人同住在一間宿舍里，彼此非常投緣。

 

國家圍棋隊解散后，我和陳錫明第一批離開北京。陳錫明在建國初即已成名，梅蘭芳大師曾夸贊他和陳祖德是當時中國圍棋的“天才少年”。他回無錫老家當了工人。我被分配到廣西邕寧縣一個鎮上的糖廠，做了一名重體力工人。

在我的工作調動之初，廣西方面說必須要經過自治區領導人同意，他們才會放我。于是，劉建勛同志就找了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同志，請他放人。韋國清同志很快就同意了。我到今天還清楚記得，在我的調令上，異乎尋常地白紙黑字寫著“經自治區革委會首長同意”的字樣。

我一個普通工人的工作調動，居然驚動了兩位省、自治區的“一把手”。

1972年6月，我結束了近兩年半的工廠生活，與愛人同時順利調入河南省體委。我恢復了圍棋運動生涯；我愛人分到機關財務處工作。而且，我們的住房問題也很快得到了解決。

我們夫婦調到河南后，劉建勛同志依然非常關心我們。1973年底國家圍棋隊恢復后，我被調到北京參加集訓。到了春節前夕，我想回鄭州與家人團聚過年，可當時我的月工資才35元5角，兩個孩子尚小，生活比較拮據。正巧劉建勛同志碰上了我愛人。他知道我愛人也是桂林人，就與她一道聊起桂林的風土人情，他還關切地詢問我愛人：當年桂林賣三分錢一碗的馬肉米粉還有沒有啦？等等。當劉建勛同志得知我們的想法后，就痛快地表態，請體委領導特別批準了我回鄭州探親。此事雖不大，卻至今都溫暖著我們的心，讓我們難以忘懷。

劉建勛同志在北京住院時，我曾經代表我們兩口子去看望過他。在他的夫人陳舜英逝世后，我們得知噩耗，還以省圍棋隊的集體名義送了花圈，以寄托哀思。

待我和羅建文、陳錫明、邵福棠四人都安定下來后，劉建勛同志仍不忘在百忙之中抽時間來圍棋隊看望我們。

劉建勛同志自1961年調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后，就非常重視河南體育事業的發展。他曾在省委常委會上提出，自己負責“看球”，請第二書記何偉同志負責“看戲”，兩人分別牽頭抓體育和文藝。他還請賀龍元帥兩次從國家體委的機動經費中撥款，資助河南改善體育設施。

就這樣，河南省的群眾性體育活動和競技體育項目得以逐漸恢復和興盛起來。但由于體育人才的培養有其特殊的后延性，直到上世紀70年代以后，河南省的乒乓球、射擊、圍棋等競賽項目才冒出頭來，不少個人和團體的比賽成績開始躍居全國前列。

下面，我重點回憶有關圍棋的情況。

在劉建勛同志的支持下，河南省上世紀60年代初期就正式組建了圍棋隊，將劉厚和龐鳳元兩位前輩從基層調進省體委。他們二人后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沒。

在“文革”中，為了更好地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給中國圍棋事業保留種子，劉建勛同志排除各種干擾，竭盡所能地挽救絕境中的圍棋事業，扶持河南圍棋的發展。

劉建勛同志選派頗懂圍棋之道的陳琪同志擔任了省體委副主任，讓他主抓圍棋等競技項目的訓練和比賽。陳琪同志不計較職位高低，不負所望，兢兢業業地替我們保駕護航，為河南圍棋的崛起起到了積極作用。后來，陳琪也當選過中國圍棋協會的副主席。

1974年中國圍棋代表團訪問日本。行前，河南的少數派性分子鬧到國家體委，反對由陳琪擔任代表團團長。劉建勛知道后，立即打電話予以嚴詞痛斥，堅持與有關方面交涉，絕不妥協，確保了陳琪順利率團出訪。

劉建勛同志還批準給省圍棋隊設置了20個運動員的編制，另配有領隊和教練員，由劉厚總負責。1975年又成立了半專業性質的省體校圍棋訓練班，讓龐鳳元擔任教練，專門對少兒棋手進行“選苗、育苗”。劉建勛同志對這些后備人才的培養工作也特別上心，有時還會抽空過來看看他們的訓練。當時豐云和于梅玲才十歲上下，兩個小女孩學起棋來都很有天分，但膚色稍有差異，劉建勛同志就親切地分別叫她倆“黑姑娘”和“白姑娘”。大家聽了都覺得挺可樂的。

1975年10月，我和陳錫明就都擔任了省圍棋隊的教練。

劉建勛同志于1974年批準蓋了一棟二千六百多平方米的四層樓房，給圍棋隊和省體育場共用。這不僅改善了我們的訓練環境，也為培訓兄弟省棋手創造了良好條件。

當時，河南省的圍棋事業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涌現了劉小光、汪見虹、豐云、王冠軍、李亞春等一大批新秀，還無償為二十多個兄弟省市自治區和行業體協代培了百名以上職業棋手。其中不乏俞斌、張璇、周鶴洋、王檄等眾多名將。當年圍棋界就曾盛傳“河南圍棋隊是國家二隊”的說法。

如今，從河南走出來的圍棋職業棋手的總段位早已遠遠超過了兩百段，這在全國都是罕見的。

我雖然已經年過古稀、退休多年，但是每每回憶往事，無論是想到我個人的成長經歷，還是看到河南圍棋乃至中國圍棋的今日輝煌，我覺得都絕不應該忘記劉建勛同志的名字和付出！

劉小光曾任中國棋院圍棋部副主任，是國家一級教練員，曾先后被授予國家體委“體育運動榮譽獎章”、國務院“全國先進工作者”、國家體育總局“跨世紀中青年優秀教練員”。他在自傳《風雨棋魂》里和與我多年交往中說道：

我父親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后就參加了革命。但在“反右”中，擔任中學黨支部書記的他被劃為了“右派”。我母親也受到株連，我大哥和二哥被迫回到農村老家，我快9歲時才上小學。整個家庭都被打入了社會的另冊。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同志酷愛圍棋，非常關注圍棋運動面臨的困境。在國家圍棋隊被迫解散，隊員各奔四方、改行謀生的情況下，周總理曾深為痛心而又無可奈何地囑托說：“圍棋要留種子。”劉建勛同志立即積極響應，他多次指示：“河南要留圍棋種子，將來還是要發展的。”結果，原國家隊的四名國手調到了河南。鄭州成了與北京呼應的另一個圍棋中心。河南也是當時全國唯一保留棋類專業隊的。

我在進入專業隊之前就認識劉書記了，在開封、鄭州都與他下過棋。后來我長棋了，就一個人對他和劉厚老師兩個。記得劉書記告訴我說，他是在上學時學的圍棋，屬于“野棋路子”，不如陳老總和金明等人。可我覺得他的話有自謙的意思。我看他的水平不見得會比陳老總低多少，如果放開手下起來，應該是棋力相當、勝負難料的對手。否則陳老總也不會“惺惺惜惺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將日本友人贈送的一副磁性旅行圍棋轉送給他。而他與我知道的老同志相比，有的確實難分伯仲，有的還可能是他略強一點。

1974年10月，我被選進河南省圍棋隊。我那時一心喜歡下棋。歷經磨難的父親教育我們四個兒子說：“你們一定要好好學本事，將來爭取離開河南”。可在那個年代，參加工作都是需要“政治審查”的。劉厚教練選中了我，但體委有人卻因為我父親是“右派”而產生了顧慮。劉書記知道后發了脾氣。他說：“什么‘右派’不‘右派’！更何況小光才還是個孩子嘛。應該收，必須收！”

多虧了劉書記的表態，我才能夠進入專業隊。沒有他，我的人生軌道肯定將會是另一個樣子。

打那時起，我就老想著如何才能夠回報劉書記。在我心里，從來就沒有把他當成領導，而是始終視他為自己的長輩和親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更加認識到，劉書記所關心絕不僅僅是我一個人，他對河南乃至全國的圍棋事業都非常關心，從中原大地上培養出圍棋國手更是他的宿愿。

后來，河南培養的新人在全國專業隊中最多，播撒的種子也最多。天津、河北、廣西等省市區的圍棋隊教練都來自河南。康占斌在新加坡當了國家隊總教練。曾獲得女子圍棋世界冠軍的豐云現定居美國，培養了不少學生。就連奧巴馬總統送給胡錦濤同志的圍棋，也是美方委托豐云挑選的。

當年，劉書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會到隊里來過過棋癮。在對弈中我們也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1976年，我15歲。劉厚老師力主將我送進了國家圍棋隊代訓。劉書記見到陳祖德老師時，還特意叮囑他：“把小光托給你了，這孩子將來會有出息的。”

有一次，國家體委李夢華主任陪劉書記到圍棋隊看我們。他倆既是老鄉又是棋友。劉書記半莊半諧地對他說：“你可要對圍棋隊好些，否則我可不答應呀！”我們聽罷都樂了，他自己也樂了。

劉書記回到北京后，我們常會大掉角地從龍潭湖跑到釣魚臺東的國務院宿舍去看望他。陳祖德、羅建文、聶衛平、豐云、汪見虹等都去過。我與羅建文老師去的較多。我們陪劉書記下棋、聊天，有時還看他與陶希晉、陶魯笳、鄭紹文、聶真、張林池等老同志之間的博弈。

那時，劉書記因為患有嚴重的肺心病和骨癌，身體已大不如前，但他依然十分關注圍棋隊的訓練和比賽，還經常詢問他喜好的乒乓球、足球等運動項目。他非常關心河南籍乒乓球運動員張立、葛新愛等人的情況。在閑聊中，他甚至對國家隊運動員隊服的樣式和顏色都很留意，還熱心地提出改進意見。

我們每次去看望劉書記夫婦時，老兩口都特別高興，熱情招待我們。有時還留我們在家吃飯，讓阿姨給我們包餃子。到今天，我還記得豬肉韭黃餡的餃子好吃極了。

我對劉書記夫人陳舜英阿姨的印象是既慈祥又和藹，她說起話來慢條斯理的，身體非常虛弱消瘦，可聽說我們來了，必定會慢慢地從臥室走過來，陪我們在客廳說話、看電視。記得有一次，她還特別叮囑我：年輕人要一心一意地下棋，千萬別分心，不可輕易介入人事或政治糾紛中去。

陳阿姨的這番話，多年來我始終牢記在心。

1982年元旦后陳阿姨去世了，我和羅建文老師等人趕到家里表示了哀悼。隨后也都參加了陳阿姨的告別儀式。

劉書記的告別儀式舉行時，國家圍棋隊送了花圈。還安排了專車，讓我、汪見虹、豐云等人作為代表前去參加。

1985年11月，我國取得第一屆中日圍棋擂臺賽的首勝，打開了三連勝之門。圍棋成為了那個年代激勵億萬人民為中華民族騰飛、開啟新長征的榜樣和動力。

當時，慶功宴會安排在北京飯店舉行。參加宴會的中央領導同志有葉飛、張勁夫、金明、唐克、李夢華等。席間，我和隊友們都聽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葉飛同志非常感慨地講道：“不管怎么說，劉建勛同志對中國圍棋是有很大的貢獻的！”金明同志隨即接茬道：“我也是這么認為的！”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30年的光陰過去了。時至今日，我始終認為葉飛和金明同志當年說的話，也完全代表了我和眾多圍棋人心底的聲音。

后記：

清明時節倍感思親，

追憶先賢故人老友。

牢記《紅色棋魂》，

祈望國運棋運昌盛！

（作者系老一輩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之子；來源：昆侖策網【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