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承秀同志（1922.2.17-2021.11.23）（張雁之提供）】
11月23日，又一位“白壽”老人、99歲高齡的范承秀阿姨駕鶴西去。12月8日上午，組織和家人舉行了莊嚴肅穆的悼念儀式。眾多老戰友和太行后代近千余人來到北京301醫院向老人家告別，為老人家送行。隨后，我和好友陶曉東等一行人，陪同家屬將范阿姨的靈柩護送至八寶山革命公墓。范承秀阿姨和谷景生叔叔是來自豫晉大地的中華民族優秀兒女。他們文武雙全、奮斗畢生，成就了自己壯美的生命美景。這些天來，一想起父輩間的故事逸聞，我就思緒翻卷、難以入眠。反復修改后遂成此文，謹以紀念敬愛的范承秀阿姨和谷景生叔叔。范承秀阿姨比母親小十歲，谷景生叔叔與父親同歲。我們打小就按父母的要求，稱二老為“小范阿姨”和“谷叔叔”。小范阿姨是河南修武人，她的祖上范仲淹是北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地方治理和守邊御敵俱有政聲佳績。他所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的思想理念和“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靈鳥賦）的品德節操，對后世影響深遠。1937年11月，豆蔻年華的小范阿姨攜弟投身革命，1940年4月，她在武鄉中心縣的婦救會擔任秘書。（引自《范承秀同志生平》）5月，母親陳舜英由榆社縣委書記調任武鄉中心縣委組織部長，父親劉建勛時任中心縣委書記。幾十年后，父親告訴我，他第一眼看到母親的時候，母親正斜坐在一匹小毛驢上，沿著崎嶇山道，驢蹄噠噠、銅鈴叮咚，由遠而近，向自己走來……小范阿姨不止一次告訴三女兒谷丹，父親請小范阿姨幫忙，先給母親打通電話，然后再讓她一來二去地傳話，最后，才好意思讓母親過來接電話。借用古代文人夸贊小紅娘的話，小范阿姨那時真的是“慨然將千金（斤）一擔，兩肩獨挑”，最后，到底是促成了父母親的終身姻緣。
【1945年3月26日，劉建勛、陳舜英夫婦在涉縣赤岸村合影】
小范阿姨當時年方十八，加上電話又是個新鮮玩意。所以，她對扮演“紅娘”的角色和經過印象特深。時光荏苒，小范阿姨的熱心腸依然不改如故，歷經磨難二十載后終獲平反。在1981年擔任新疆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時，她“關心愛護干部，解決實際問題”（引自《范承秀同志生平》），先后為人民音樂家、有“西部歌王”之稱的王洛賓和被迫中斷創作二十多年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詩人艾青的平反問題四下奔走、仗義執言。后來，艾青的夫人高瑛每當提及此事，常常潸然淚下。譬如，她就曾告訴孩子們說：“‘老健’（太行老戰友們對父親的昵稱）不時還會讓我們這些年輕人去食堂，名義是幫助打掃‘戰場’，實則是不愿浪費任何飯菜，希望年輕人多吃點，趁機讓大家伙也‘打打牙祭’（紅軍年代流行下來的俚語）。”
寫罷上面這段文字，我意猶未盡。決定將多年收集的資料一并引用，借以緬懷我們的革命前輩們。所寫內容可詳見《劉建勛紀念文集》和《劉建勛 陳舜英畫傳》：
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朝氣蓬勃、樂觀豁達，鐵馬金戈、披荊斬棘，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最終，他們以笑容見證了敵酋的滅亡，用苦難鑄就了信念的輝煌。當時，太行根據地每人每天的糧食定量開始是一斤四兩（按老秤一斤16兩計）。后來減為11兩，僅合今天的6兩多。大家常常吃稀粥，可還是吃不飽。于是就摻上糠、麻籽、棉花籽榨油后的油餅磨成的面，甚至還有玉米棒芯磨的面。父親晚年告訴年輕干部，那時人們還調侃地總結了盛飯時要：“一碗平，二碗尖，三碗賽過太行山”的順口溜。太行老戰士黎穎阿姨則詳細回憶說，后來“好多人都浮腫了，腫的頭有多大，眼睛只剩一條縫兒了……當時生活情況，不是經歷過的人是很難想象的……那時生活是苦了點，但精神是愉快的，沒有鬧升級、調資的事。”下午四點吃完飯是自由活動時間。大家打籃球、散步，活蹦亂跳的。惹得村里老太太們議論紛紛：“那么大的人了，大家搶一個球，一個人買一個玩不就行了？”當時，部隊的津貼從普通戰士到劉伯承師長，每人每月都是五元。地方干部無論職務高低，津貼一律都是二元。而那時買一個燒餅的市價是五角錢。于是，有的單位就發明了自愿“打拼伙”的辦法，“每人出一元錢買點面、肉、油、鹽、醬、醋等，吃一頓湯面，算改善生活，有時吃兩頓。”那時，就連地里的螞蚱、長蟲，甚至老鄉丟棄的牛蹄子，都是大家解饞的好東西。女同志懷孕了“害口”，想吃酸的東西，只好拿鄉親們堆在房檐下準備漚爛后賣杏仁的山杏解饞。最后，這些阿姨還會自覺地用上衣大襟把杏核包好，給老鄉送回去。由于敵人的封鎖，許多日用品都十分匱乏，只好紛紛找來了代用品：刷牙用的是細鹽和木炭灰；洗頭用的是點豆腐壓的水；洗衣服用的是灰灰菜或柴草灰過濾的水；解大便后就用洋姜葉擦拭……當時，大家不僅吃的差、用的差，住的也差。幾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跳蚤。可是誰也不在乎。直到建國后許多老戰友在久別重逢或彼此串門時，見面的第一句話還常以此互相取笑開心，然后才落座敘舊。他們甚至在相聚時也毫不避諱，就連“長虱子”照樣會成為憶崢嶸、助酒興的話題。1964年3月底，毛主席準備在鄭州接見柬埔寨軍事代表團，自詡是毛主席大警衛員的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提前來檢查安全工作，父親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請他吃便飯。席間，羅瑞卿對父親說：“那個年代，從身上一摸就是一個虱子……”父親感慨地接茬道：“哎！那時咱們都一樣啊！……”他倆這番“不雅”的議論著實讓在場年輕的警衛、接待人員都大感意外。殊不知對那一代革命者來說，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當時工作條件同樣艱苦、拮據。晚上點油燈用的植物油都是定量的，根本不夠加班用的。于是人們就時常在“下了辦公”（那時不叫下班）后，互相“偷燈盞”來用。從1941年到1943年，太行根據地連續三年遭遇災荒。在區黨委書記李雪峰等同志的領導下，黨政軍民齊上陣，開展了生產度荒運動。每人的任務要上交150斤干野菜，而十斤鮮菜才能曬出一斤干菜。再就是大家從供銷社領回羊毛，自己先捻毛線，再用核桃的外皮染色，最后織成襪子、手套、背心等，統一由供銷社回收。到后來，有的男同志練就的技術甚至比女同志還好。父親有一段日子病得連路都走不了，全靠身高體胖的陶健叔叔（建國后曾任山西省公安廳長）抱著上坡下坡、堅持工作，累得陶叔叔氣喘吁吁、大汗淋漓的。可他們還是非常樂觀。大家清楚記得，劉建勛“很能說笑話，常常引得我們捧腹大笑，他卻一點也不笑。”1942年春節后，區黨委調查研究室秘書李友九叔叔（福建人）夜間利用一個破水缸底作火盆，生火取暖，不慎將衣褲鞋襪幾乎全部燒光，萬幸人沒受傷，同志們聽說了都笑得前仰后合。左權縣委組織部長張玲阿姨（向守志叔叔的夫人）在開會途中經過云頭底村時，因馬受驚從橋上摔到河里。父親就把這兩件事串在一起，按照舊章回小說的格式，編了一個題目叫：“笨老九調查室失火，俏張玲云頭底落水”，個中細節任由大家添枝加葉、口口相傳，頗有一番以苦為樂的情趣。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堅定、勇敢、樂觀、豁達和廉潔都來自于對理想信仰的忠貞，這也感染和影響了許多優秀的社會賢達、民主人士。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的楊秀峰伯伯當時在太行根據地的身份和影響，相當于陜甘寧邊區的李鼎銘先生。他在自己的一邊口袋裝上用供給制津貼買的便宜煙，自己和同志們抽；另一邊口袋裝的是公家發的稍好點的煙，那是對外招待客人的“外事煙”。楊伯伯公私分明，決不混淆。父親這些抽煙的人，有時故意開玩笑找他要支嘗嘗。楊伯伯二話不說，給的全是自己買的煙，從來不動用公家的“外事”煙。這件事雖小，卻被太行山的不少干部群眾傳為美談。“文革”前我已上初中。一天晚上，家里來了一位又高又瘦的伯伯，父母親對他非常的尊重、客氣，還破例讓我出來見了見他。這位老者就是楊秀峰伯伯。在父母親與其交談時，他們又都提到了此事。到了晚年，父母仍然常用這個“吾貴堅廉是寶身，自有不貪身內寶”的小故事教育我。小范阿姨的丈夫谷景生叔叔是山西省臨猗縣人，1929年參加革命，1932年入團，同年入黨。彭濤（我和姐姐劉小冬都稱其為“小彭爸爸”；稱高惠如為“小高媽媽”，緣由見后文）是江西省鄱陽縣人，生于1913年，1927年入團，1932入黨，1934年考入與“清華”、“北大”、“燕京”并稱為北平四大名校的輔仁大學。當時北平的地下黨組織幾乎全部遭到破壞，只有幾個黨員。到1935年初開始恢復活動時，全市黨員僅十來人，連共青團員也不過二十人左右。1935年初，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谷景生為書記，彭濤為組織部長，周小舟為宣傳部長。為了加強聯系和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后又派來李常青為特派員。為了防止叛徒的出賣和敵人的抓捕，我黨地下工作的制度、紀律也越來越嚴格和完善。由谷景生和師大女附中的學生高惠如在什剎海附近租了一間民房“住機關”，他們二人假扮“夫妻”，以應對鄰居和警特的查問。高惠如同時還擔任“北平臨委交通員，并負責傳單的刻板油印工作”。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谷景生（左)、彭濤（中）、劉北斗（右）合影。（張雁之提供）】
冷楚、黃敬、李昌、姚依林、谷牧、郭明秋、孫敬文、高錦明和霍泛等許許多多的老前輩們都先后參加了偉大的一二·九運動。后來，他們大多成為了黨、軍隊和國家的各級重要領導人。僅舉一例：擔任過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谷牧，原名劉家語。谷景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北平左聯時期曾是他的上級領導。劉家語因在北平左聯發表文學作品用谷牧這個筆名比較多，慢慢人們就叫他谷牧了。這也暗含了谷景生的名字，可見他們當時的關系，這是真實的歷史。（引自《新京報》記者采訪谷牧之子劉會遠的文章）今年12月，由李昌叔叔之子李炎歷時5年主編，北京出版集團出版發行了《喚起全民族的抗戰——“一二·九”運動人物記》，為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主席就在延安各界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多次高度評價了這場愛國學生運動。他說道：
“‘一二·九運動’它是偉大抗日戰爭的準備，這同‘五四運動'是第一次大革命的準備一樣”，“它準備了抗戰的思想，準備了抗戰的人心，準備了抗戰的干部。”
在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的基礎上成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也為日后的抗日戰爭培養了大批黨政軍文各方面的骨干。這次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爆發的愛國學生運動。它沖破了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黑暗統治。促進了中華民族覺悟，推動了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成為全國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起點。這次運動在我國學生革命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它又一次證明，青年學生是革命斗爭的先鋒。青年學生與工農運動相結合，代表了我國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自此，我黨也順勢及時調整了黨的組織路線，更加重視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我母親陳舜英和學姐賈庭修在上大學時就都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倆也正是在“一二·九運動”之后的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才由北方局領導彭真同志親自談話批準，經李雪峰伯伯再次談話并主持入黨儀式，最終加入的黨組織。兩人不僅均無候補期，而且黨齡也是自1935年起計算的。十七年前的2004年12月22日，薄一波同志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悼念戰友谷景生同志》文章中也曾寫到：
“谷景生同志是在中國革命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一二·九’運動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當時地下斗爭的特點，作為臨時市委書記的谷景生處于一種很隱蔽的狀況，以至后來在人們的回憶和黨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埋沒了。對此，谷景生同志長時間三緘其口，坦然處之，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谷景生叔叔曾與彭濤是高中同學，因參加革命活動，他們一同被學校開除。后受黨委派，他們又一同進入我黨推動、領導，由馮玉祥、吉鴻昌將軍組織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他們是終身的親密戰友。1957年前后，“一二·九”運動的四位主要領導人中有三位陸續受到牽連。
【1944年，谷景生與范承秀結婚，相伴終生。（張雁之提供）】
先是李常青因“高饒事件”遭受錯誤處分，下放到內蒙古師范學院歷史系任教，不久遇車禍去世；繼而是在反右時，時任北京市委黨校黨建教研室副主任的小范阿姨堅持不同意將其下屬無端打成“右派”，結果自己反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北京南郊農場，直至二十年后的1978年12月方獲平反。她也是全軍唯一的將軍夫人遭此厄運的。而有情有義、剛直不阿的谷景生叔叔因為嚴詞拒絕與小范阿姨離婚，被調離國防部五院政治委員的重要崗位，降職（改任總政治部群工部長）使用。“文革”中他再遭誣陷、迫害，被監禁關押十二年之久。最后是周小舟，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受到了批判和撤職處分。時任國防部五院院長、我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在后來曾回憶說，自己與谷景生同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谷景生叔叔在任期間，“頂住各種壓力，使五院幾十位高級知識分子，沒有一個被打成右派”，國防科研事業得以順利進行。多年后，許多老科學家動情地說：講我國導彈事業的發展，我們不應該忘記一個人——谷景生，稱他是我國導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引自薄一波回憶文章）順帶一提，2006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就出版發行了《谷景生與一二·九運動》一書。這是一部關于谷景生與“一二·九”運動的研究專著。全書分為“一二·九”追溯及史料中的谷景生和豐碑下的沉思兩個部分，詳細介紹了將軍的生平事跡，非常適合黨史工作者和后人參考學習。
【《谷景生與一二·九運動》封面】
為該書題寫書名的是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這在同類書籍中實屬少見。恰恰正是谷景生叔叔與眾多著名科學家和知識分子終生交往友誼的一個明證。在一個又一個大的歷史節點上都留下了足跡的谷景生叔叔，自己從未加入進撰寫回憶錄的潮流。他讀書破萬卷，筆記百萬字，沒有發表過任何個人回憶錄，沒出版過一本文集。據谷景生叔叔的日記所載：1960年前后，彭濤曾拿著兩本從書店購買的《一二·九運動回憶錄》找到谷景生，非常生氣地批評作者對歷史不負責任的態度，有心要向中央報告。但經兩人反復商量，決定對這段歷史諱莫如深，任由別人書寫，而他們則不去爭論。1961年11月14日，“八大”中央候補委員、化工部部長彭濤患癌癥逝世，享年48歲。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審定了彭濤的生平。當谷景生叔叔看到生平中沒有提到彭濤在“一二·九”運動中的作用時，沉浸于失友之痛中的他非常激動，隨即向周總理報告：彭濤是“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一重要歷史沒有寫上。總理聽后非常驚訝，立即向谷景生細問了情況，并當場決定在生平中增加：“彭濤是‘一二·九’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同時命令谷景生叔叔參加了彭濤的治喪委員會。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實事求是、細致周到、體貼入微，令人景仰、永遠緬懷。“小彭爸爸”（彭濤）彌留之際，周總理前去醫院看望，得知他昏迷之中多次呼喚我姐姐劉小冬的名字，待問清原委后，就特別批準：立即通知遠在哈爾濱郊區三機部某軍工廠實習的姐姐（北航二年級學生）速速返回北京。遺憾的是，父女倆還是沒有見上最后一面。姐姐劉小冬作為五個女兒中的大姐，捧著小彭爸爸的遺像送了最后一程。劉少奇、朱德、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和許多老戰友們都前來給小彭爸爸送行。
【1961年10月，彭濤、高惠如夫婦與五個女兒在香山公園，這也是他們的最后一張合影。（彭華提供）】
多說一句的是，彭濤去世后，鑒于同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前兩年也是因癌癥不治，享年未滿47歲，黨中央和國務院愈發認識到癌癥對人民身體健康的危害。周總理批準從全國各地抽調專家進京，集中力量加大對癌癥的研究、預防和治療工作，從而為今天我國的防癌、治癌事業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姐姐劉小冬生于1939年，出生不久，黨組織派小彭爸爸和小高媽媽重回白區開展地下工作。他們夫婦就將姐姐托付給了父母親撫養，待如己出、恩重如山。他們夫婦重回根據地后，父母親希望將姐姐認為女兒，留在身邊。他們爽快地答應了。據知情的太行老前輩回憶，四位老人還半玩笑地寫了一個簡短的“契約”。這也充分體現了那一代老前輩們性格中豁達和幽默的一面。
【1947年8月劉建勛南下前，與妻子陳舜英、女兒劉小冬合影。】
小彭爸爸走后，小高媽媽的身體和精神很差。父母經過商量，決定由母親專門陪小高媽媽到廣西休養了好長時間，就住在南寧市邕江畔的西園。我和小高媽媽的小女兒彭華利用放寒假都去看望過她們。由于小彭爸爸走了，小高媽媽獨自一人撫育幾個女兒，另外還有老人和親戚需要贍養照顧，經濟負擔挺重的。可她是一個非常剛強、自律的人，從不向組織伸手。時任中辦主任楊尚昆伯伯在抗戰期間曾在太行領導中共北方局工作。他對此了然于心，就在回京時，特別讓剛上小學的彭華搭乘他的便機回去上的學。小高媽媽“文革”初期受到了沖擊。后來化工部大批下放干部和專家，父親得知后，因河南缺少技術人才，就搶先報請中央同意，將不少人、其中就有小高媽媽，從“五七干校”直接要到河南工作。他們都為河南省的化工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在今年四月所寫紀念朱霖阿姨的文章里有較詳細的記述。小高媽媽1970年恢復工作后，平級擔任了河南省煤化局副局長，后來曾任國家醫藥管理總局副局長，由她組建了我國制藥行業的第一家大型合資企業，并擔任了首任董事長。關于谷景生叔叔、范承秀阿姨的生平業績在媒體上都有連篇累牘的回憶和報道，看罷令人淚目。在此，我只想寫寫與老人有關的兩組數字和一段題詞。抗戰初期，山西“犧盟會”會員達到300萬人——1936年，我黨派薄一波、徐向前、程子華、谷景生、南漢宸、裴麗生等赴山西，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閻錫山經過反復磋商，于9月18日成立了抗日統一戰線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一年后，會員迅速發展到300萬人，而當時山西全省人口也不過1100余萬人。谷景生叔叔是第二批由中共北方局派來的，先后擔任了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委員和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第一縱隊民運部部長。他將工作重點放在建立抗日政權上，將晉東南的舊政權徹底改造成了我黨領導的抗日政權。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有青壯年農民7000多人參軍，為決死第一縱隊原有人數的一倍多，極大地壯大了部隊的力量。上甘嶺上，僅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第十五軍就涌現出了黃繼光、邱少云兩位名列我軍戰史的“掛像七大英模”，另外還有“一級戰斗英雄”孫占元和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五名戰斗英雄，是抗美援朝戰場上英模最多的一個軍！“一支部隊會不會打仗，與軍事指揮員關系最大，而一支部隊有沒有昂揚的士氣，有沒有一股革命精神，與政治工作干部關系最大。”谷景生叔叔作為十五軍的軍政委，全力協助軍長秦基偉叔叔，充分發揮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產生了巨大的“滾雪球效應”。在十二軍等兄弟部隊的通力配合下，他們最終戰勝了武裝到牙齒的敵人。父親去世十五年之際，因黨史部門擬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我去信請谷景生叔叔和范承秀阿姨為父親撰寫下題詞：
建勛同志才華橫溢，建設太行根據地成績顯著；南下開辟新區卓有成效，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革命家；建勛同志作風艱苦樸素、關心群眾，深受廣大干部群眾之擁護愛戴。
收到這份珍貴的題詞時，我并不知道谷叔叔是用傷殘的左手寫下的。1933年夏秋，年僅20歲的谷景生叔叔受黨派遣，擔任了抗日英雄吉鴻昌將軍麾下主力“黑馬團”的團政委，率部以血肉之軀奮戰于長城一線，寧死不屈、直至全軍覆沒。他自己被擊中左胸，子彈從心臟邊擦過，倒在了血泊之中……重傷造成谷叔叔的左臂終生殘疾。晚年，他患上腦血栓半身不遂后，老英雄竟然用70年前傷殘的左臂頑強地練習寫字，并且寫出了令人驚愕的好字來！寫到此，我止不住地為老一輩間的戰友情誼、更為谷叔叔的超人毅力感動得熱淚盈眶！1983年1月7日晨，父親的老戰友、國務院副秘書長鄭思遠叔叔將父親第三次給黨中央暨中紀委的報告轉呈給了中央領導同志。當晚，北京醫院向中組部第一次報告父親病危。9日上午，負責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的習仲勛同志來到父親的病床前探望。十天后的1月19日下午，父親第二次病危。晚上九點，習仲勛同志辦公室來電詢問，說：如果危險，習仲勛同志馬上就來。錢貽簡主任（后曾任北京醫院名譽院長）答道：“估計可以挺過去。”第二天一大早，習仲勛與中紀委常務書記王鶴壽一同趕到醫院，當面向父親傳達了中央對他的結論。據在場的父親保健醫生李士峰主任回憶：“習仲勛同志微彎下腰，聽著建勛說話，他面對建勛同志說：‘建勛同志，文化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誰在臺上，誰都要犯錯誤，我要在臺上，我也會犯錯誤。’臨走時，習仲勛同志又對建勛同志說：‘今天我們兩個是代表耀邦同志來看你的，你不要有思想包袱，要把病治好。’”為什么遠在河南的李士峰主任能夠來到北京呢？這多虧了習仲勛同志！父親病情不斷加重時，得知李士峰主任已被停職工作達七年，還被派到153醫院的門診部當了七個月的掛號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黨中央查處河南“信陽事件”前后，習仲勛同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他做了大量的工作。父親到任后，他也給予父親許多的指導和幫助，彼此之間相當熟識。這位歷盡磨難的老前輩非常了解父親，也理解父親。于是，父親就讓我直接給習仲勛同志辦公室打電話，轉達他的請求，希望能夠安排李士峰主任來京參與治療。我姐姐劉小冬也曾為此找過河南省委的某位主要負責同志，不料竟被他一口回絕。當天，習仲勛同志讓辦公室直接通知河南省委：立即安排李士峰進京！當李主任趕到火車站時，車票已售罄且列車就要進站了。工作人員聽說他是奉習仲勛同志之命赴京搶救父親，就非常熱情地破例送他了上車、補了票。正是在習仲勛同志的親自關心下，父親不僅見上了老朋友，李士峰主任也很快得到了解脫。
【李士峰主任到北京醫院看望劉建勛。（林琳提供）】
當習仲勛同志走出病房后，他還特意交代我們要多多勸慰父親安心養病。李先念伯伯和林佳楣阿姨在此前后都來看望了父親。他們還曾經多次派人前來慰問和探視。3月中旬，父親再次病危。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內，習仲勛、宋任窮、段君毅、伍修權等中央領導同志紛紛又來到了醫院探視。（引自《劉建勛紀念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發行）北京老戰友們來醫院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外埠老戰友們專程來京的也越來越多。父親嘴上不說、心里有數。等到老同志走后，他傷感地對我和我愛人耿西林說：“他們這都是來送我的啊！”往往在講完這句話后，父親還一遍遍地叮囑道：“我死后，你們要替我和媽媽常去看看他們。記住！不許提任何要求。只能逢年過節，替我們去看看他們！”此時的父親常是話音未落，卻早已老淚奪眶而出、嗚咽喘息不已。4月17日下午，完全喪失自理能力、癱瘓在床的父親側臥在病床上，顫微微地在他最后一封給黨中央的信上簽下了名字。六天后的4月23日下午，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夫婦，還有谷景生叔叔、杜潤生叔叔等都不約而同地來到了醫院。臨別時，父親斷斷續續地對他們說：“我給耀邦寫了一封信……我身體這一關不好過，要搏斗！”幫助父親表述的西林將“搏斗”二字誤聽為“波動”，而爸爸神智格外地清醒。他連連糾正說：“不是波動。是搏斗！”直到大家都聽真切為止。杜潤生叔叔因為開會來得遲了，所以一直呆到很晚才走。這位太行老搭檔是父親生前最后見到的戰友。看見老領導和老戰友們要走時，父親盡管連抬手致意的力氣都沒有了，但他還是分別充滿希望地道了一聲：“回頭見！”晚上七點半左右，父親的血壓降到70/30，錢主任立即開始組織搶救。在搶救的過程中，再一次趕到醫院的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杜潤生叔叔，還有楊玨叔叔、小高媽媽等全都來了。他們始終守在父親的病床前。三個小時后，十點三十四分，隨著父親長長的一聲如釋重負的嘆息吐氣：“唉……” 儀器顯示父親的呼吸戛然停止。一分鐘后，父親的心臟永遠停止了跳動。大約半個小時后，因為患腰疾，連國事出訪都推遲了的李先念伯伯手拄拐杖，在林佳楣阿姨的陪伴下趕到醫院。他們在父親的遺體前靜靜地佇立，默默地行了鞠躬禮。然后轉身對我和西林說道：“爸爸已經耗干了……你們盡心了……也要注意身體……”其余的話，我們那時已然是一個字都聽不清、也記不住啦。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叔叔受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之命，也來到了病房，代表他致意并慰問了我們。在父親的遺體推往醫院太平間途中，大風陡起，卷起漫天的落葉和沙塵劈頭蓋臉打了過來……重新又趕回醫院的谷景生叔叔和范承秀阿姨，還有楊玨叔叔、小高媽媽率孩子們……他們陪著我們夫婦，護送父親的遺體到了太平間。5月3日上午10點，來八寶山參加父親告別儀式的人如此之多。用李雪峰伯伯日記里的話就是：“去者甚眾……”（同上引自《劉建勛紀念文集》）其中，當然有谷景生叔叔和小范阿姨的身影。在工作人員抓拍的照片里，谷景生叔叔依然那么低調地站在其他老戰友們的旁邊。
【參加劉建勛遺體告別儀式的部分老同志。從左至右：張平化、金明、李雪峰、段君毅、高揚、楊玨、黃鎮、谷景生。（林琳提供）】
谷景生叔叔“1978年11月，他剛剛平反，回家住了八天就飛赴廣州，出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協助許世友司令員和向仲華政委，指揮中越邊境自衛反擊作戰。許世友同志后來多次這樣說：谷景生有膽有識，能文能武，認我非常省心。1981年，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抬頭……如何保持邊疆的穩定，是一件關系到國家安全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在這緊要關頭，黨中央、中央軍委決定調谷景生同志到新疆就任區黨委第二書記和烏魯木齊軍區政委，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引自薄一波著文《悼念戰友谷景生同志》）據我所知，谷景生叔叔在自衛反擊戰時，就因身先士卒、深入前線，險些再次被子彈擊中。在赴新疆工作時，他抽時間閱讀、研究了大量的有關宗教書籍，就是為進一步掌握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這在一般人是難以做到的。谷景生叔叔不僅是我軍的一員戰將、勇將和儒將，也是我黨在黨政地方工作和尖端科研戰線上一位全能的優秀領導干部。2004年11月28日，就在“一二·九”運動69周年紀念日來臨的前十天，谷景生叔叔因突發的醫療事故，不幸于北京猝然去世。享年91歲。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的蒼松翠柏、鮮花綠植間，谷景生叔叔墓志銘的碑文可謂是字字似珠璣、句句皆箴言，格外地醒目亮眼。令人感慨無限、肅然起敬：
“我是誰？這不重要。我做過什么，也不重要。我的經歷、我的職務、我的待遇等等，都不重要。人，就是人，光榮的人，神圣的人，即共產黨人。”
他在生前還曾語重心長地告訴后人：“歷次運動的目的都是想要純潔共產黨，因為黨內和社會一樣，確有一些思想不正派的人，需要被整肅。但是，歷次運動，都會上演壞人整好人的悲劇……”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必將堅如磐石、興旺發達。我祈愿，來年清明、春暖花開，小范阿姨和谷叔叔的忠骨英魂必會合瘞團聚，天堂安息。
（作者系老一輩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之子；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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