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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漢簡《永元器物簿》 資料圖片

中國古人采用簡帛作為書寫材料的歷史非常久遠。殷商甲骨卜辭中的“冊”字就是將多枚簡用書繩編聯在一起的簡冊形象，“典”字是將編好的簡冊放在幾案上的形象?！渡袝?span lang="EN-US">·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梢?，最晚在商周時期，人們就已經普遍使用簡牘作為主要書寫材料。一直到東晉末年，桓玄下令以紙代簡開啟紙張時代，延續一千多年的簡帛時代才宣告終結。記錄在簡帛文獻上的這一千多年，正是中國歷史上的秦漢大變革時代。秦漢時期開創和確立的大一統國家制度體系和精神文明形態，奠定了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基本格局和獨特路徑。然而，遺憾的是，上千年的簡帛文獻，只有部分內容被抄錄演變為紙本文獻得以流傳至今，大多數都未能傳世留存。

幸而地不愛寶。19世紀末以來，眾多簡帛資料被陸續從地下發掘出土，讓我們得以重拾遺落數千年的文化遺產。這些出土簡帛是古人留存下來的原始資料，數量龐大，內容豐富。其年代涵蓋戰國至魏晉時期，內容包括公私文書和典籍，尤以秦漢時代的簡帛數量為最多，為我們提供了很多不見于傳世文獻的珍貴史料。從國家行政到日常生活，從學術文化到思想觀念……出土簡帛呈現出別樣的秦漢風貌和歷史場景，使我們不斷靠近真實的歷史世界，仿佛能夠觸摸秦漢時代跳動的歷史脈搏，觀摩制度體系的運行軌跡，體味日常社會的生活百態。

律令司法

秦代奉行法家的治國理念，援法而治，建立了一套律令體系。漢承秦制，并不斷加以完善和改進，律令規模也日益龐大。但在傳世文獻中很少見到秦代和漢代的律令條文，因此長期以來無法得知詳情。出土簡牘中發現的大量律令資料，為我們揭開了秦漢時期律令體系的面貌。

根據云夢睡虎地秦簡、岳麓書院藏秦簡、江陵張家山漢簡、西北漢簡等資料，秦漢時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科、品約、式、比、行事等多種類型。其中，律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史稱商鞅制定秦律六篇，漢初蕭何作律九章，但出土簡牘所見的律名有四五十種之多，這種反差引起學界對秦漢律令篇章結構的熱烈討論。

新近發現的益陽兔子山漢簡、荊州胡家草場漢簡等資料顯示，漢律呈現出獄律和旁律的二分結構，帶有刑罰性質的律篇多歸入獄律，其余非刑罰性質的律篇多歸入旁律。此外，還可以見到《法律答問》《奏讞書》等法律形式，前者采用問答形式對法律條款進行解釋，后者是疑難案件的判例匯編，皆具有與法律同等的效力。

除了各種律令之外，里耶秦簡、長沙走馬樓西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等出土簡牘中還保存了大量司法文書檔案，不僅使復原秦漢時期的司法程序成為可能，而且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皇權體制下如何貫徹“以法治國”“治吏不治民”的生動資料。

文書行政

維系秦漢大一統國家統治的要素，除了強大的軍力、雄厚的財力、完備的刑律等之外，高效的行政制度也非常重要。在龐大的秦漢帝國，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各種煩瑣而重要的行政事務的處理和完成，皆是憑借文書來實現的?！墩摵?span lang="EN-US">·別通》說：“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出土簡牘中的大量官府文書資料，充分展現了秦漢王朝高效的文書行政體系及運行機制。

云夢睡虎地秦簡所載秦律《內史雜》規定：“有事請也，必以書，毋口請，毋羈請。”意思是，有事請示，必須用書面的文書請示，不得口頭請示，也不能委托他人代為請示。可見文書在當時行政事務中的重要地位。還有專門的《行書律》規范文書的傳遞方式、傳遞速度，以保證文書的及時傳達?；实鄣脑t令文書，能夠迅速傳達至全國各地最基層的機構。

各級官府之間的往來文書已形成較為規范的結構程式。一份完整的文書通常包含具文時間、發文機關或官吏的職銜與名字、收文機關或官吏的職銜與名字、正文、結束語、文書吏的簽署等組成部分。不少官府文書中還保留了較為完整的政務處理流程痕跡。里耶秦簡表明，在秦代縣廷已經采用“分曹治事”的行政模式；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中能夠看到相關部門負責人合議、合審提出初步的政務處理意見、聯署簽名上呈長官的批件文書以及長官“畫諾”同意的簽批。臣民的章奏文書可以逐級上達皇帝，有緊急的非常事件發生時，可越級向皇帝報告，稱為“變事書”，任何機構和個人均不得阻攔和延誤傳遞，否則會受到嚴厲的懲處。

社會契約

古代中國形成了重視契約的傳統，西周時期即已出現“質劑”“傅別”“書契”等契約名稱，至秦漢時代契約發展更為完備。岳麓書院藏秦簡記錄了一則令文：“十三年六月辛丑以來，明告黔首：相貸資緡者，必券書吏，其不券書而訟，乃勿聽，如廷律。前此令不券書訟者，為治其緡，毋治其息。”這是秦始皇十三年頒發的關于民間金錢借貸的詔令，大意是規定，百姓相互借貸金錢的，必須在官吏的見證下書寫借貸契約，如果沒有契約而產生糾紛提起訴訟，官府則不予受理。在此令頒布之前沒有書寫契約而提起訴訟的，官府僅受理本金部分，而不處理利息部分。

出土簡牘保留了不少漢代的契約文書，包括買賣契約、借貸契約、遺囑契約和合伙契約等。買賣契約和借貸契約當時稱為債券，遺囑契約稱為先令券書。買賣契約涉及的交易標的包含田產、奴婢、牲畜、武器、衣物等，訂立契約的基本要件與現代類似，除了當事人雙方之外，需有第三方證人在場。契約上設有防偽和防止竄改的標記，通常是在契約邊緣施加刻齒，不同的數額用不同形狀的刻齒來表示。比如，Σ形的刻齒表示五千或一千，┐表示一百，∠表示五十，＞表示十，—表示一。有些契約中還規定了雙方的違約責任，有些契約還涉及第三方擔保人的責任規定。不少契約中有“沽酒條款”，即在契約簽訂完成之后，雙方當事人買酒宴請參與締約儀式的人，以確保契約的效力。

江蘇儀征胥浦漢墓所出西漢哀帝時期“先令券書”簡牘，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最完整的遺囑抄本，立囑人是一位名叫朱凌的老婦。她病重臨終之前，請縣鄉官吏、里師和親屬到場，訂立遺囑，一是交代子女們的生父，因朱凌共嫁過三個丈夫，育有六個子女；二是分配田產。這份遺囑也顯示了漢代女性在婚姻自主、財產處分等方面的權利。

日常生活

正史等古書中記載的，多是國家大事，少有對生活細節的描述；從出土簡牘中則可窺見秦漢人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場景。對酒與美食的偏好反映了秦漢人的“吃貨”特色。北京大學藏秦簡中記載了一則秦代酒令：“飲不醉，非江漢也。醉不歸，夜未半也。趣趣駕，雞未鳴也，天未旦。”大意是說，再多的酒也喝不醉，除非浩蕩如江漢。喝醉了也不回家，只要還沒喝到夜半。雞還沒叫，天還沒亮，何必著急駕車往家趕。豪情萬丈的酒徒形象躍然紙上。湖南沅陵虎溪山出土漢簡中有《為食方》，記錄了各種谷物和肉類的烹飪方法以及各種調味品。

出土簡牘中保存的書信，既反映出秦漢時期的人際交往關系，也呈現了秦漢人的日常生活狀態。書信中涉及的事項非常豐富，包括家書、日常問候、求購、求醫問藥、問疾、賀年、請托、贈送禮物等等。出土簡牘中還保留了大量與秦漢人的思想觀念和宗教信仰有關的資料。比如，專門用于確定婚嫁、喪葬、生子、農作、出行、疾病等時日吉兇宜忌的參考書《日書》，夢占、神龜占、博局占、天文氣象占、二十八宿占等各種占卜手冊，體現了時人對預測術的熱衷和崇信。

此外，出土簡帛資料中還包含大量古書、典籍，反映了秦漢時代發達的學術文化成就和自然科學成就。比如，有些醫藥簡牘中記錄的醫方至今還有較好的療效。出土簡牘中記載的一些史事與史書不一致，則為我們帶來了別樣的歷史書寫。比如，湖南益陽兔子山9號井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詔書中稱“朕奉遺詔”繼位，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趙正書》記載立胡亥為繼承人是得到秦始皇臨終前認可的，由此引發了關于秦二世是否篡位的討論以及對歷史書寫的反思。與傳世史書多記載帝王將相、文武百官不同，出土簡牘中還記載了大量基層小吏、士兵、百姓、奴婢等“小人物”的信息，彰顯了他們在歷史長河中的獨特價值和意義。

作者：鄔文玲 系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來源：《光明日報》（2022年12月11日 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