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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震怒

歷史是由無數細節構成的，對國家對個人都是這樣；精彩的細節能生動傳神地記錄歷史，振聾發聵地啟迪后人。“三區革命”的親歷者，原新疆兵團副參謀長格爾夏的回憶錄《歷史的回聲》（兵團出版社2008年出版），記錄了他目睹的王震將軍的三次沖冠震怒。格爾夏，蒙古族，1945年參加“三區革命”，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賽福鼎同志翻譯，是解放初期新疆上層領導重大活動的見證人。半個多世紀過去，聞聽他目睹的王震將軍震怒的歷史回聲，深為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浩然正氣，犀利目光，愛憎分明，剛正不阿所欽服所感動。

第一次震怒是1950年7月；起因是王震聽到部隊在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有的部隊把機關槍擋板打造成坎土曼。當時進疆部隊除少部分執行戰斗任務外，大部分進入荒無人煙的荒原展開大生產運動。生產工具急缺，有的部隊“鑄劍為犁”了。在一次匯報會上，王震震怒了。擔任賽福鼎翻譯的年輕的格爾夏看到：

一天，我被叫到分局會議室去為賽福鼎當翻譯，會場里全是軍、師領導干部，我一個也不認識。

王震同志舉手笑著向大家問候，坐到了沙發上。我第一次靠他這么近，見他這樣樸素隨便，不像一個高傲的將軍。穿著一件黃布中山裝，一只袖子搭在胳膊外面，腳上是黑布鞋，一支后跟趿拉著。他拿桌上的報紙隨手扯了一小塊，卷了一支莫合煙抽起來，看他的門牙都熏黃了。他首先講，今天開的分局常委擴大會議，主要討論當前的生產問題，然后就聽大家匯報。一位駐南疆的師長匯報到“因為生產條件差，勞動工具缺乏，就把機關槍的防彈板拆下來，打成十字鎬砍土曼”。王震一下子站起來，氣憤地指著那位師長說：“蔣介石都沒能解除我們的武裝，你想解除我們的武裝嗎?這是犯罪!”我第一次見王司令員發脾氣，思想很緊張，賽福鼎問我怎么啦?我竟愣在那里，不知怎么給他翻譯。

王震的震怒是有道理的：大生產運動關系到解放軍能否在新疆立足，新的政權能否鞏固，意義十分深遠；但是，不能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不能“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更不能毀了武器去搞生產；因為解放軍的本質是戰斗隊，生產隊，工作隊，三者互為依存，密不可分；絕不能互相否定。尤其是新疆局勢非常復雜，北疆剿匪戰斗正在緊張進行；南疆個別地方發生叛亂；再看國際形勢，朝鮮戰爭已打響；臺灣蔣介石集團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人民軍隊怎么能忽視手中的槍桿子呢？雖然重機槍沒有擋板仍然可以使用，但領導干部胸中敵情淡漠的思想苗頭可能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王震一怒制止了“解除武裝”的錯誤思想苗頭。1952年毛澤東主席發布的著名的部隊整編命令中說：“你們現在可以把戰斗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當祖國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斗的武器，捍衛祖國。”1954年中央軍委決定成立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時，賦予“勞武結合，屯墾戍邊”的光榮任務。這是對王震的深刻敏銳的戰略眼光最鮮明，最深刻的詮釋。

啟示之一：只要世界上還有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戰爭的危險就始終存在；只要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主義還存在，對新疆社會穩定的威脅就存在；我們一定要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但沒有任何理由放松對“槍桿子”的高度重視，沒有任何理由放松居安思危觀念。固然“善戰者不言兵”，但不可胸中無戰，永遠牢記“寧可千日有備無戰，不可一日有戰無備”。不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第二次震怒

第二次震怒是1951年4月，起因是新疆高層領導中有人散布分裂主義；身為民族軍軍長的列斯肯居然參加了分裂主義的秘密聚會而且知情不報。

1951年2月，有人在伊犁秘密召開了“五十一個知識分子座談會”，討論新疆成立維吾爾斯坦共和國的問題，具體內容是：一、新疆成立維吾爾斯坦共和國；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下面加上維吾爾斯坦共和國國徽；三、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千山萬水解放新疆很辛苦，應該回關內休息，新疆的治安由民族軍負責；四、在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權代表下面設一個維吾爾斯坦共和國觀察員等。

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關系到祖國統一的重大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又涉及新疆黨內軍內上層。

1951年4月，中共新疆分局在西大樓召開分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分局領導和各部門、各地區黨政主要領導，參加過三區革命的主要領導干部，賽福鼎·艾則孜、賽都拉·賽甫拉也夫、買買提伊敏·伊敏諾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庫夫、列斯肯（俄羅斯族）、艾尼瓦爾·賈庫林、艾尼瓦爾·汗巴巴、曹達諾夫·扎衣爾、庫爾班·馬木托夫、阿布里米提·哈吉也夫等等。會議由新疆分局第二書記徐立清主持說：“會議主要討論批判最近在伊犁開的“五十一個知識分子座談會”提出的關于維吾爾斯坦共和國的問題，必須按照馬列主義民族觀的原則，進行深入地討論和批判！”參加會議的格爾夏立即意識到會議內容的重要性，他全神貫注地看著王震：

接著分局第一書記王震同志講話，開始比較平和地說：“蘇聯的少數民族和中國的少數民族，各有不同的地域環境，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蘇聯的聯邦制建立在二十世紀十幾年代，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提出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這是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政策。所以，你們提出什么共和國問題，實際上是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極端錯誤行為。”說到這里，王震同志很氣憤的站起來，走到北邊坐著的民族同志面前，我們都跟著站了起來。王震同志指著賽甫拉也夫大聲斥責：“你的肚子這么大，是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天天吃抓飯吃的！”我給賽甫拉也夫作了翻譯。王震同志又注意到旁邊站的列斯肯（民族軍軍長、俄羅斯族）非常氣憤地指著他說：“你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長，參加五十一人座談會，是叛國行為，要殺頭！”我聽了感到很緊張，沒敢給列斯肯翻譯“殺頭”這個詞，可是旁邊站的伊敏諾夫用俄語給他翻譯了“殺頭”的話，把列斯肯嚇得快暈倒過去，旁邊的人連忙扶他出會場。

這次會上有一次批判維吾爾斯坦共和國問題時，王震同志插話中指著我們戴的民族軍勛章和軍銜說：“你們勛章上的標幟五星半月牙，為什么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俘虜的聯合國部隊里的土耳其軍隊標幟一樣？”我第一次聽說我們戴的勛章軍銜和土耳其的一樣，回家就把它取掉了，以后也沒有見到有人再佩戴過。

解放軍進疆開始就面臨著非常復雜的情況，其中之一就是新疆高層存在的思想混亂，而且不僅僅是認識問題，是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重大問題。以王震同志為書記的中共新疆分局，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及時召開專題會議解決這個問題。2003年國務院《新疆的歷史與發展》白皮書中指出：1944年，爆發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一部分的“三區革命”，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蘇聯烏茲別克人）竊取了“三區革命”初期的領導權，在伊寧成立了所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區革命”領導人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撤銷了艾力汗·吐烈的職務，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改組為伊犁專區參議會，接受了張治中代表國民政府的提議，組成聯合政府，分裂勢力受到致命的打擊。

但是，解放初期，“東突”思潮影響甚大。在1950年國慶一周年，中央領導為新疆代表團舉行的宴會上，有人公然舉杯“為維吾爾斯坦共和國干杯”；有人借新中國成立之初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提出像蘇聯那樣成立“加盟共和國”，實質是分裂祖國的“東突”。“五十一個知識分子座談會”就是這個錯誤思潮的反映。王震在這個關系祖國統一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態度不可能平和，立場不可能含糊，只有震怒之下，才能講通道理。事實是，中共新疆分局擴大會議克服了錯誤思想的干擾，統一了思想認識，為減租反霸，土改建政奠定了思想基礎。正如格爾夏的評價：

批判“五十一人座談會”對當時新疆的形勢，確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王震同志講話對維護祖國統一，開展減租反霸土地改革起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啟示之二：小平同志多次告誡：中國要出問題就出在共產黨內；要警惕黨內高層出問題。新疆的治亂興衰，長治久安系于“一體四翼”：“一體”即共產黨；黨的執政是主體。“四翼”即經濟是基礎；利益是根本；文化是核心；法治是正路。由于新疆歷史的特殊局限，新中國成立后“東突”分裂主義思潮在黨內外都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理和批判，以致成為引發新疆一系列動亂原因之一，成為影響新疆長治久安的危害因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嚴重教訓。王震將軍高瞻遠矚，光明磊落，為國家為民族，敢于亮劍；這是我的我軍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的堅強的脊梁。

轉自歷史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