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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衣食住行憶王震
點擊:  作者:李慎明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3-03-13 15:52:00

 

 

【編者按】1993年3月12日,南國木棉花盛開的時候,開國上將、國家副主席王震在廣州逝世。他一生波瀾壯闊、功勛卓著。他為黨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建樹的豐碑,永遠留存在黨史、國史、軍史上。今天是王震將軍逝世30周年的日子,為紀念王震同志,本公眾號特轉載時任王震秘書的李慎明同志撰寫的《衣食住行憶王震》文章,以表達對王老的崇敬之情。


1993年3月12日,當南國的英雄花——木棉花綻放的時候,敬愛的王震將軍在廣州走了。十幾年來,他的音容笑貌總是時時浮現在我們這些工作人員的眼前。

 

我曾在王老身邊工作十幾年。我第一次見到王老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時,他率中央代表團慰問新疆各族軍民,我作為解放軍報報社記者隨團采訪。1982年底,我又被調到王老身邊工作,一直到他去世。王老的前半生為黨、國家和民族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常想,在王老生命的天空上,開著比朝霞還要絢麗的晚霞。這也可能是因為我直接在晚年的王老身邊多年工作的“偏見”吧!

 

1993年3月19日,新華社在播發王老的生平時說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這絕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沒有絲毫的過譽,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對此感觸頗深。

 

來到王老身邊工作后,我在整理文檔時看到,王老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先后頒布的《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文件的空白處和反映一些高級干部艱苦奮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跡材料上批示:“親屬成年人傳閱,然后工作人員傳閱,再開一、二次會討論如何嚴格遵守規定。”“季青同志(王震夫人——作者注)閱告栗勇同志(王震駐地管理員——作者注)不許搞特殊化。”“宿舍各員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實實遵守政令辦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整黨決定,王老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顧問。就在任顧問的當天,他在一張白紙上工工整整寫下了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的一句名言:“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跟隨王老十多年,親眼所見,又聽其老部下所談,對王老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老牢記親耳聆聽過的毛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關于務必保持艱苦奮斗作風的殷殷訓誡。無疑,他就是中國共產黨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楷模之一。這在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對待禮品的態度上表現得比較充分。

 

衣:戰爭年代,環境艱苦,王老那粗布做成的舊軍服上經常是補丁摞補丁,甚至一只腳上穿著皮鞋,一只腳上穿著草鞋。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廣大干部戰士一樣節衣縮食,穿沒有口袋的軍裝,戴沒有襯里的軍帽,省下錢來用于軍墾生產。20世紀50年代,他任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部長時,經常穿的是套舊軍裝。1957年,他率中國農業代表團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來后,又換上了舊軍裝。由于長期跑基層,再加上在那個年代,這套西服很少穿,結果讓蟲蛀得很厲害,后來花30多元修補好后送了人。王季青說:“給他添件衣服難著呢!他不許別人給做衣服,一說做,他就鬧騰!”后來,沒有換洗衣服了,就比照身材和他差不多的大兒子王兵剪裁做好,然后下水洗得舊一點兒,不讓他察覺,換著穿。

 

20世紀70年代初,從江西回北京重新工作后,王老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老和自己倆人的布票,扯了18尺藍灰滌卡布給王老做了一套中山裝。滌卡布結實、耐穿、隨意,王老不僅經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動時也經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舊得都發白。改革開放后,王老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裝,用于出國和外事活動時穿。1984年,社會上興起穿西裝,家人和工作人員趁他將要率團到日本訪問,勸他又做了一套西服。1985年,他率團訪問美國,大家勸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換洗。王老說:“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裝可以替換”。大家說,到發達的美國去訪問,不能太寒酸了。王老說:“什么寒酸,節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堅持不允。大家攛掇他最喜歡的兩個孫女京京、京川做爺爺的工作。王老把兩個孫女都罵哭了,最后才讓服裝店比照他原有的那套西服又做了一套。王老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保姆馬小妹用普通毛線手工編織的。他的內衣穿破了,總是讓補補再穿,經常是一件內衣有六七個補丁。70年代前,他沒有穿過皮鞋,總是穿布鞋。新中國成立后直到王老去世的44年間,除了軍裝,滿打滿算,他僅添置過七八套衣服。

 

【1957年11月,王震率中國民間農業代表團訪問日本】

 

食:20世紀50年代,王老規定炊事員給自己家每頓做四五個菜一個湯,伙食費每個月全家每人不得超過30元。60年代初困難的時候,他規定變成了三菜一湯。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費逐漸增加到80元。他還規定,要多吃粗食,每頓的剩飯下頓要熱熱再吃。為王老當了幾十年管理員的栗勇師傅開始沒有認真執行。王老愛吃米,60年代時,糧店供應的米少,栗勇便從機關食堂“調劑”點米。王老發覺后很認真地批評了他?;锸迟M超了,王老也批評。此后,栗勇執行指示說一不二,包括經常熱剩飯。吃飯時,若是飯粒掉到桌上,王老便用筷子夾起再吃掉;若是掉到地上,他常常是嘆口氣說,“又要浪費了”。栗勇說:“給王老管伙食,很簡單。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饅頭片,午餐、晚餐經常吃雞蛋面條。”有時晚上外出回來晚,為了不再打擾老師傅,他便讓警衛參謀何茂祥給自己做碗“掛面臥雞蛋”。開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老鼓勵他說:“誰開始也都不會做。”后來何茂祥的熗蔥掛面做得噴兒香。

 

王老冬季不吃時令鮮菜。他說:“那都是大棚生產的,有的比肉還貴。”不僅自己不吃,他還不讓家里人吃。冬季飯桌上,往往是白菜、蘿卜、土豆這些大路菜。為了調劑生活,他讓炊事員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蘿卜等小菜。六七十年代腌制酸白菜一大缸,80年代家里工作人員多了,又增加了一大缸。

 

60年代初,王老在北京時,經常不帶其他隨員,利用星期日到郊區農場“微服私訪”。錯過午飯時間,他便讓老司機于九天到食堂買來三個涼饅頭,老于吃兩個,他吃一個。1971年10月間,王老從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爐灶還沒修好,組織上安排他吃住在北京飯店。他說不浪費了,讓管理員在院子里用磚頭支個鍋,每天和家里人一樣,面條就著煮白菜、炸辣椒吃,就這樣吃了一星期。

 

外出時,王老總讓工作人員通知接待單位:“飯菜上不要特殊,我愛吃豆腐,有豆腐就行。”80年代后,興起了罐裝飲料。一見到這種飲料,王老便給算賬:“一罐兩塊多錢,里邊的飲料不值一塊錢,光包裝就一塊多,浪費太大。陳云同志說,可口不可樂。以后飯桌上、房間里不能上這種飲料。”工作人員都自覺遵守。1985年11月15日,王老在廣東珠海說:“一看到有人開那個筒筒,我就心疼。”

 

?。?0世紀50年代初,王老從新疆調北京工作,住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胡同5號。同住的還有張愛萍、甘泗淇、朱早觀等幾家。王老一家加上兩名工作人員,住七間房子,緊緊巴巴,三個兒子擠在僅有五六個平方米的一間小屋里。夏天太悶熱,兒子們便搬到前院張國華正房后邊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經常是半夜里風雨突起,蚊帳被單被打濕。當時,王老任鐵道兵司令員,鐵道兵多次動員他搬家,他不答應,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駐地沒有車庫很不方便,經再三動員,王老答應搬到成方街5號,但交代說,“不修繕,不裝修,是什么樣,就什么樣住進去”,一直住到1969年也沒有裝修過。王老安排自己辦公室、會客室、臥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間,三個孩子占一間,節省出住房讓秘書、管理員、炊事員都住了進來。王老說:“這樣工作方便,也為國家節省住房。”住房中裝有暖氣,但冬季王老不讓燒。他說:“那太浪費,屋里生爐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燒開水。”

 

1971年,王老全家從江西回京后,先住在北太平莊,后住在東四十一條,都是舊房子,也不寬敞。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灣9號。這個院本是前后兩個院,前院14間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間。王老說:“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間砌道墻隔開。前院還可住一家,后院的夠我用了。”王老對住房作了分配:三個兒子,每家一小間;孫子輩長大了,一個孫女跟奶奶睡,一個孫子跟王老睡。王老說:“小孩子火力壯,給我暖被窩,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員沒有床鋪午休便睡沙發。1976年地震后,王老住房的墻被震裂,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作為危房要改造。王老不以為然。管房的同志給他做工作,做不通,請來了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吳慶彤。吳慶彤說:“您這房老了,高,又沒有支柱,再大一點兒地震,一搖就垮。您老說沒事,就是有點小事我們也負不起這責任。”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但王老又提出了新條件:“墻不行了,換,但門窗還都是半新、大半新,不要換。”修繕后的房子除換掉個別朽壞了的窗子外,其余全部用的是舊門窗。翠花灣9號在大雜院深處,進出一次要繞拐近十次。工作人員經常借用歌曲《瀏陽河》的曲子唱:“翠花灣,彎過了幾道灣?”“翠花灣,彎過了九道灣!”王老當了國家副主席后,外賓經常到家里拜訪。不少同志提出說,王老的住房太簡陋,進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換處住房。王老說:“這條件已經很不錯了。比起延安的窯洞強多了吧!比南泥灣和北大荒開荒時的條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強出多少倍。我們這些人的開支已經不得了啦,又是司機、醫生、警衛、秘書,給國家的負擔已經夠大了,住房再也不能換了!”

 

行:從1952年到北京工作直到去世前,王老一共坐過五輛轎車。第一輛是吉姆,從1954年一直用到1970年,中間大小修過四次。司機老于說:“王老常年跑基層,汽車留北京,不費。”60年代初,王老一次到中南海開會,半路車壞了,他便攔了一輛三輪車。中南海的門衛不讓三輪進。王震說:“毛主席召集的會,已經遲到了。”待王老解釋清楚了,門衛戰士才讓這位共和國部長搭坐的三輪車蹬進了中南海。

 

第一輛吉姆實在不能跑了,又換一輛舊吉姆。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后,給他配了輛吉斯,后來換成了紅旗。改革開放后,變成了尼桑。王老幾次對司機老于說:“我們不能總想著換車,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這個車把我送到八寶山。”再后來,坐上了外賓贈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又轉送給他的奔馳。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后,黨中央提倡黨政干部要帶頭坐國產車。王老幾次指示工作人員把奔馳車上交。工作人員解釋說:“您這輛車不是配發的,是小平同志轉送的。您現在可以稱為元老了,您不坐,誰還敢坐,上交后放到那里也是浪費。再說,我們交,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不收。”王老說:“別找那么多理由,交!”后來,工作人員把“奔馳”鎖到車庫里一段時間。王老去世后,王季青即決定,把這輛奔馳上交了。

 

到外地視察,王老不坐小車,總與陪同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這樣一來可以省汽油,二來在車上隨時可以和陪同人員交談,了解情況。一次在湖南邵陽,他開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車,后發現警車不但“噢噢”直叫,還粗暴地趕開群眾。他非常生氣,讓車馬上停下,但一時又無法制止警車,他便讓司機甩開警車,掉轉車頭選另外的路線走。因工作必須有警車開道時,他也常交代不要動不動就鳴笛,“不要搞得地動山搖”。

 

下雨天,他還常交代司機:到行人身邊要開慢點,免得把積水濺人身上。一次,在回家路上碰到大卡車卸貨擋路,司機想下車請卡車讓道。王老連忙制止說,不要著急,等他們卸完貨我們再走不遲。

 

王老還常向家里人交代:我的車是公家的,只許我上班、開會用,你們不能隨便用。王老是個孝子,但60年代末,他老母親病了,他讓工作人員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車去住院。孩子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車。如果遇到特殊情況私人需要用車,王老總讓于師傅登記清楚。60年代時,每月都要交十多元用車費。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腳不便,上街買東西或看老同事時,還經常乘公共汽車或步行。

 

用:王老主張公私要分明。他的孫子小時候要拿他的辦公用紙做演算紙用,他說:“這不行喲,要五講四美。”他反對用公家家具,除了會客室沙發和他用的書櫥、辦公桌椅是公家配發的外,其余他都要自家購置。無論是公家配發或是自家買,均要求方便實用即可,反對配或買高檔的。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換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頓發火。一個大衣櫥從50年代一直用到他去世,大衣櫥的門關不上,就用舊報紙墊掖著。客廳里的沙發用了近20年還不換。王老睡的始終是一張極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層塑料泡沫墊。

 

王老床頭擺放的是任弼時兒子任遠遠手工制作送他的簡陋臺燈,上面用紅油漆寫著:“為革命的老英雄王震副總理設制。任遠遠,一九七七·二”。這個臺燈他一直用到他去世。說來很多人可能不大信,王老洗澡沒用過浴液,就是肥皂,香皂也很少用。他說,我又沒勞動,身上不太臟。一用香皂水就臟了,別人再洗澡和洗衣服就不能用了。他用熱水沖泡過后,讓孫子、孫女接著洗。他們洗好后,也不讓放掉,讓保姆用來洗衣服。白天,他在院里散步,發現廁所燈亮著,馬上找人關掉,并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員要節約用電。

 

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痰多。外出時,警衛參謀口袋里裝著手紙巾,以備用。他批評說,這是浪費,讓用一個廢罐頭盒盛點沙子放車上,回家后換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盡管他身體十分虛弱,無力抬頭吐痰,但為了節約紙巾,仍堅持十分吃力地側過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讓醫護人員用紙巾接。談及此事,醫護人員和身邊其他工作人員都激動地流著淚說:“王老是我們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光輝榜樣!”王老去世后,許多人趕到翠花灣9號吊唁,見到這位國家副主席、共和國開國元勛客廳的辦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竟如此簡樸,都感到很驚訝,更多的是感動。

 

王老的夫人王季青說:“我們結婚后直到實行薪金制前,他沒有給過我一塊錢,也沒有給我買過一件東西。實行薪金制后,他定的五級,每月370多塊,三年困難時期,他的工資減到了340元。他口袋里從來不裝錢,也從來不花錢,不問他的工資哪去了。我定工資是12級,每月170元。孩子們參加工作后,他說家里花錢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員不要給我領工資,把工資全部交黨費。這樣我一年多沒有領工資。后來大孫女由我們來帶,照顧不過來,又要請人,他一個人的工資的確不夠花了,我才又開始領我的工資。”王老先后把節約的幾千元錢捐贈給湖南瀏陽家鄉搞建設。在晚年,又先后把節約的上萬元捐贈給了他擔任理事長的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他自己節儉,為的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革命事業。

 

禮品:王老的老部下多,戰斗、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多,大家對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時有的帶盒茶葉什么的,王老也不好意思拒絕。但數額稍大時,王老都堅決退回或作價付款。1961年春節前,黑龍江墾區用兩個麻袋反套一口砍掉腦袋的肥豬,由火車托運來。王老發現了,立即通知農墾部食堂一個姓宋的管理員拉走,讓機關的同志過個好年。王老的炊事員陳師傅回憶說:“那時王老家五口人,每天憑本只能買5毛錢肉,正是過緊日子的時候,我要砍下2斤,王老堅決不讓,眼睜睜讓拉走了。”

 

1962年秋,王老的家鄉瀏陽蜜橘大豐收,家鄉的人給他帶來3筐共150斤。當時瀏陽的蜜橘每斤2毛錢,王老則按北京的市價每斤4毛付給了家鄉來人。他還親自寫信給中共瀏陽縣委,要,求他們要堅決執行中央有關不許送禮的規定。大別山老區湖北羅田縣是王老直到晚年都密切聯系的點。時任羅田縣副縣長的王宗武經常帶點板栗、綠茶等土特產來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員算清付錢。開始,王宗武過意不去,并開玩笑說:“這是王老見外。”王老一臉正色地表示:“大別山許多事情還沒有完全辦好,人民生活更困難,將來我們到馬克思那里報到,本來還交不了差,心里很有愧,怎么還能白吃老區人民的東西,剝削老區人民呢!”王宗武后來在談起這段往事時說:“作為開國元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王老,如此廉潔奉公,嚴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動和教育。”

 

【王震(中)和華南熱帶作物學院師生一起在西聯農場勞動】

 

王老當了國家副主席后,外事活動多了,對外賓贈送的禮品,他都按規定上交。有時外賓贈送的技術先進的小型自動照相機,他或交給機械部有關研究所研究,或轉贈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或黑龍江農墾總局使用。1990年秋第11屆亞運會期間,全國農墾產品展銷會在北京舉行,時值王老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各墾區聯名給新中國農墾事“是不是東北農墾的同志送來的?”在得到肯定答復后,他馬上交代:“送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讓他們招待外賓!”栗師傅知道他十分愛吃這種魚,便悄悄留下一條,結果被王老發現,又挨了一頓批評。

 

以上是我作為王老身邊工作人員所了解的王老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事跡的一鱗半爪。這些事不僅折射出我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熠熠生輝的高尚情操,也是那個特定年代共產黨人保持本色、密切聯系群眾的特有方式。王老身上體現出的這些優秀品質,完全是其內心世界的真實流露,沒有絲毫的做作。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2007年12月24日,我們工作人員同樣十分敬重的王老的夫人王季青同志也走了。她與王老相知、相伴,一道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王季青同志曾當過北京市女八中校長,我們工作人員都叫她“王校長”。我們深知,王老與王校長兩位老人都是十分真誠純粹、當之無愧的共產黨人。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百年潮》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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