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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渭清(1910.11.16-2000.6.16)】
江渭清(1910年-2000年),早年投身革命,中年后主政江蘇、江西20年,堪稱建國后任職時間最長的省委第一書記。他在一系列變幻莫測的政治風云中,無私無畏,敢于直言不諱,多次“頂撞”毛澤東。毛澤東沒有怪罪江渭清,在許多場合還稱贊他,并且在“文革”中保護并重新起用他。這在建國后地方領導人與毛澤東的交往中,是難得一見的。
第二天,毛澤東把江蘇省委書記處的幾位負責人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100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么意見?”劉順元愣了一下,回答說:“渭清同志是班長,班長怎么說,我贊成。”毛澤東就問:“惠浴宇,你什么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志的意見。”毛澤東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100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毛澤東就問:“渭清,你還有什么意見?”江渭清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100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澤東說:“好,就這么辦。”
其實早在1958年4月上旬,毛澤東在武昌召開六個大區的書記匯報會時,江渭清就已反對放“衛星”。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擴大會議,主要是討論人民公社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會上,各省都匯報了情況,只有兩個省的負責人未匯報,一個是江蘇的江渭清,再—個是湖南的周小舟。
各省都講每畝糧食可以搞幾千斤,甚至幾萬斤。江渭清幾次站起來,要提意見。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幾次把江渭清拉下去,不讓講。毛澤東見狀,發話說:“柯老,你拉他干什么?江渭清同志還沒有匯報,他有意見,可以讓他當眾講嘛!”
聽毛澤東這么說,江渭清鼓足勇氣,從座位上站起來,把憋在心里的話講出來。江渭清以檢討的口吻說:“主席,這半年多來,我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高指標,一個是浮夸風。”并講了按照北戴河會議中央提出的糧食、棉花計劃指標,省委上報中央的更加夸大了的糧、棉產量。江渭清說:省委上報中央糧食產量550億斤,實際只有400億斤。毛澤東說:少150億斤???江渭清說:據這樣浮夸的產量來訂計劃指標,從實際情況看,是不可能達到的,都要打幾個折扣。
江渭清又檢討了“大躍進”、“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譬如“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江渭清說,當時到處講高產,以為糧食多得吃不了。實際上許多地方不放開肚皮,糧食還不夠吃!毛澤東插話說,“鼓足干勁生產是對的,“放開肚皮吃飯”提早了,過二三十年以后再講。這時,周小舟也站了起來,對毛澤東說:我也犯了江渭清同志所談的同樣錯誤。高指標,浮夸風,還有干部強迫命令,向下壓任務,瞎指揮。
毛澤東聽了兩人講的情況后,對劉少奇、陳云說: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怎么修訂,恐怕要重新研究,再聽下大家的意見,然后提交各地同志討論。劉少奇、陳云表示贊成。
針對高指標、浮夸風的問題,毛澤東還問,湖北“水稻畝產三萬斤”,到底有沒有?江渭清插上去說,有!不過不是畝產。江渭清匯報了江蘇的情況,“并苗”就是把十幾畝已經成熟的水稻移到一畝地里,所謂幾萬斤的“高產衛星”,都是這樣做假造出來的。毛澤東說:有錯誤,就像江渭清那樣自己作檢討。錯了改正就是了。大家把頭抬起來,不要“如喪考妣”嘛!
廬山會議結束前,毛澤東就如何貫徹“反右傾”的問題,征求各省、市負責人意見。江渭清在會上回答:回去以后,我們從江蘇實際情況出發,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毛澤東表示贊成,說,就照你們的具體情況辦。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中央于1959年11月27日轉發《關于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劉順元對當時社會上的不良風氣進行了公開批評,如“三六九干部”、“風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實事,只會在嘴上賣弄“三面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干部;“風馬牛干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馬的干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里??聭c施在廬山會議結束時,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評劉順元,暗示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江渭清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么,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么問題。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么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樣應付過去了。
1959年秋,毛澤東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江蘇省委負責人,并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江渭清向毛澤東匯報說:我們有“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而是反對浮夸虛假。這樣一來,從江蘇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只有一些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黨員干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干部等254人,占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0.2%,雖然比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占2%的估計少得多,但畢竟傷害了一些人。這批被錯戴帽子的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期間全部平反。
1961年2月6日至8日,毛澤東南下調查,到達杭州。他把六個大區書記和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找到一起,聽取關于糾正“五風”問題的匯報。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食堂問題。在杭州到紹興的專列上,毛澤東帶著大家,聽柯慶施講食堂辦得怎么好,吃食堂有多少好處,其他人也是一片贊揚,毛澤東聽得很高興。獨江渭清沉默不語,毛澤東注意到這個情況,便問:“渭清同志,他們都講辦食堂好,唯獨你不講話,這是什么道理?”江渭清回答:“我不好發言。”毛澤東聽出了江渭清的言外之意,就鼓勵說,有什么意見都可以講。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后來,有人把這話概括為“三不主義”,就是毛澤東在杭州到紹興的專列上,對著江渭清第一次提出的。毛澤東既講了“三不”,江渭清只好放開膽子講了。江渭清說,大家都講食堂怎么好。要我來講,是怎么不好。毛澤東笑了,你是反對派嘛!就把你的“不好”講給大家聽嘛!
接著,江渭清具體講了食堂有三個“不好”。江渭清說:“食堂耗糧特別大。本來,一家一戶過日子,再窮也有個‘糠菜半年糧’。您老人家也曾講,要‘平時吃稀,農忙吃干,老弱干輕活的吃稀,青壯年干重活的吃干’。大辦食堂以后,不分老少,不管活輕活重,都在一個大鍋里吃,一年吃了兩年糧,全年口糧幾個月就吃光了,吃不起。”
毛澤東伸出一個手指,打著手勢說,這是一。第二呢?江渭清說:“農民一家一戶過日子,每戶挖點野菜,剩湯剩飯什么的就能養一頭豬,全國一億多戶農民,每戶養一頭豬就是一億多頭豬。現在辦公共食堂,不許養雞、養鴨、養豬、養羊,結果沒有蛋吃,沒有肉吃。”毛澤東伸出第二個手指,這是二。第三呢?江渭清說:“吃食堂浪費大得不得了!各家各戶燒飯時,對鍋灶碗盆,十分愛護。辦了食堂,鍋灶經常壞,碗筷隨手丟。許多食堂要經常買鍋添碗置灶具。還有,干部和他們的親屬借機搞特殊化,多吃多占,嚴重影響干群關系,這些問題還可以通過整風整社解決;更嚴重的還有個燒草問題。您老人家提倡種樹綠化,現在辦食堂缺燒草,就到處砍樹。農村的樹木砍得差不多了!”
江渭清最后做了總結:剛才大家講食堂怎么好,有的還講公共食堂給社員吃“四菜一湯”。我在江蘇沒見過。要我來講,如果再搞下去,連“一湯”都要喝不上了!
毛澤東聽江渭清這么講,就掉頭問坐在一邊的周恩來:渭清意見對不對?周恩來說:他講得有道理。坐在另一邊的胡喬木、田家英也表示贊許。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作兩個決定。一是派喬木、家英分頭到湖南、浙江農村作調查,時間一個月;二是調查以后,中央開會討論食堂問題。如果渭清講得對,就“一風吹”;不對再作別論。這時,柯慶施插上來說:蘇州地區條件好,食堂可以辦下去。江渭清說:“蘇州也不能辦。”毛澤東說:渭清同志,你回去以后,先把江蘇的食堂解散。江渭清說:“主席,馬上解散也不行。”毛澤東問:“照你看,該怎么辦?”
江渭清回顧了1958年“大躍進”以來,食堂從“大辦”、“散伙”到“再大辦”的過程,說:這幾年搞了幾個“大辦”,特別是“大辦鋼鐵”、“大辦工業”,不少日用品,包括火柴、食鹽、煤球、鍋子、碗筷等,都嚴重脫銷,有的地方已經很長時間見不到了。所以要停辦食堂,不光要確保口糧定量到人,分發到戶,還必須解決一家一戶用的鍋、碗、燒柴等問題。不能辦食堂“一哄而起”,停食堂“一哄而散”,如果馬上解散,勢必給群眾帶來新的困難。毛澤東表示贊同,說:就照你們江蘇的具體情況,研究辦理。江渭清的正確意見被5月下旬中央工作會議上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業六十條”)所吸收,中央決定取消農村公共食堂。
1961年12月13日,毛澤東乘專列從上海來到無錫。14日至15日,他接見了江渭清、許世友、曾希圣等人,對如何看待國內外形勢,如何克服當前困難和貫徹執行“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作了重要指示。他針對一些人情緒低沉的情況,一再強調,有困難、有缺點,不要怕,是可以克服的。鼓勵大家不要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
江渭清在匯報中講到集體糧食的分配數雖然少了,但由于貫徹了中央的政策,群眾活路多了,算上自留地、“十邊田”生產的糧菜,估計70%的社員生活可以比上年好一些。毛澤東聽了連連點頭。
江渭清又講到這幾年農業生產為什么有的地方增產,有的地方減產,說明“條件大體相同,主觀努力不同,效果也大不相同”。毛澤東說:“你講得好。”要大家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對困難也要“兩點論”,要看到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他充滿信心地說:“久臥思起,現在到了起床的時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
毛澤東還詳細詢問了《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的貫徹落實情況。這個指示,是他親自調查研究、聽取下面意見以后,建議中央發出的。針對一些干部認為人民公社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是“倒退”的說法,他指出:“這不是后退,恰恰是前進。江渭清同志不是講底子薄嗎?國家底子薄,工廠底子薄,公社底子薄,最主要的是現在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底子厚起來,就要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他說:沒有肥料靠誰搞?把牛養好靠誰?還有農具的使用保管,都要靠生產隊,所以要花工夫搞好生產隊,擴大生產隊的分配權。
江渭清還具體匯報了全省糧棉收購情況,雖然超額完成了任務,但有些專區、有些縣減產嚴重。毛澤東對這樣如實匯報作了肯定,還說要把超額上交中央的部分糧食還給江蘇,調動江蘇的積極性。當詢問城市工作時,江渭清針對當時市場蕭條的情況,匯報了南京搞“十副擔子”(即小吃、小零售、小手藝等擔子)串街,既活躍了市場,又方便了群眾。毛澤東聽了很感興趣,連聲說:“這個辦法好!”最后,他指示,1962年工作要抓工、農、兵、學、商、政、黨七個字,要大抓一年,在這幾個方面都要抓出一個頭緒來,把全黨全國工作進一步引上軌道。毛澤東的這些談話和指示,實際上是幫助江蘇省委,在初步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振奮精神,糾正錯誤,克服困難,也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七千人大會”作了思想準備。
據江渭清在《七十年征程》中的敘述:“文革”中江渭清作為江蘇省最大的“走資派”被打倒后,毛澤東派人把他接回北京保護起來,并在江蘇的造反派三次要求將江渭清揪回南京批斗時,毛澤東對他又是“一保到底”。1974年毛澤東沖破“四人幫”的阻力,起用江渭清做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綜上,江渭清屢次在毛澤東面前敢講真話,彰顯了共產黨人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崇高品格,對國家對人民的高度責任意識;毛澤東能從“諫”如流,體現了共產黨領袖的豁達與開明,對同志的信任和愛護。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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