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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文本（595-645年），字景仁，鄧州棘陽縣（今河南省新野縣）人，唐太宗朝宰相、文學家。歷任秘書郎、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宰相等職。岑文本少年成名，“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為官清正忠直，慎權節欲，榮升宰相，不喜反憂，以“憂懼宰相”名垂青史。

一、少年成名，勇闖官府為父昭雪

岑文本出生于一個世代官宦之家，成長于戰亂頻仍“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年代。其遠祖岑彭為東漢廷尉、征南大將軍，祖父岑善方為南朝西梁宣帝蕭詧朝吏部尚書，父親岑之象為隋末邯鄲縣令、虞部侍郎。“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談論，善屬文。”[1]

岑文本少年成名。成名的緣由不只是他聰敏睿智，年紀輕輕便滿腹經綸，才華橫溢，寫得一手好文章，還因為他智勇兼備，14歲時便只身闖官府，為父親洗雪冤獄。

隋末，時任邯鄲縣令的父親遭人誣陷，身陷囹圄。岑文本無所畏懼，只身前往司隸府為父親鳴冤，大堂之上，面對冷顏怒目望之森森的滿堂官吏，岑文本從容不迫，侃然正色，辭情激昂懇切，并且“召對明辯，眾頗異之”。

主辦本案的官員見岑文本小小年紀，如此不同凡響，便想試試他的才氣，令其當堂作《蓮花賦》。岑文本握管在手，輕凝雙眉，“下筆立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嘆賞。其父冤雪，由是知名。”[2] 

雖然這篇《蓮花賦》早已化作歷史的煙塵，我們已無從觀賞其揚葩振藻，從當時滿堂官吏的“莫不嘆賞”，并且立即為其父平反昭雪，不難想象這篇文章的精美絕倫及其產生的征服人心的效應。

二、黑云壓城，勸唐將止殺棄擄掠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618年），蕭銑在荊州稱帝，依照梁朝舊例，設置百官，聘任岑文本為中書侍郎，主掌機密事務。其時，蕭銑的勢力范圍東至九江，西至三峽，南至交趾，北至漢水，地域廣袤，沃野千里，擁兵40萬，雄踞南方。

蕭銑是梁武帝蕭衍的六世孫，如今割據一方，面南稱帝，許多前朝舊將云集其門下，本可有一番作為。然而，這蕭銑卻是一個鼠肚雞腸的斗筲之徒，他表面上寬厚仁愛，內心卻氣量狹小，自負任氣，疑忌心極重，沒過多久，身邊大臣將領都大失所望，懷疑懼怕，人人自危，叛離事件不斷發生。蕭銑不能禁制，使得這個本來就先天不足的割據政權日漸走向衰弱。

岑文本明知蕭銑絕非帝王之才，也只能死馬當作活馬醫，竭誠盡臣子的本分，屢屢不避生死，直言切諫，無奈收效甚微。

武德四年（621年）九月，唐高祖李淵任命夔州總管、趙郡王李孝恭為荊湘道行軍總管，統率麾下水陸12支勁旅自巴蜀順流而下，擊破荊門、宜都，與黔州刺史田世康合兵，將江陵城圍了個水泄不通。

為避免城中百姓生靈涂炭，蕭銑在岑文本等大臣的勸諫下開城投降。

唐軍來勢兇猛，兵鋒正盛，將士耀武揚威，磨刀霍霍，急欲涌進城去大肆搶掠。“黑云壓城城欲摧”，江陵百姓籠罩在極度驚悸和恐懼之中！岑文本緊急求見李孝恭，勸諫他說：“自隋室無道，群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3]

李孝恭聞言如夢初醒，額手稱慶，立即傳令三軍，嚴禁殺戮無辜，搶掠百姓，違者格殺勿論。于是唐軍秋毫無犯，江陵城百姓躲過了一場浩劫。南方各州縣聞訊，皆望風歸順。

岑文本歸唐后被任命為荊州別駕，后又任行臺考功郎中。

貞觀元年（627年），岑文本調任秘書郎，同時在中書省兼職。有一年春耕時節，太宗舉行藉田禮，親自耕田，以示重農，岑文本獻上《藉田頌》。新年之際，太宗在宮中大宴群臣，岑文本又獻上《三元頌》。兩篇文章都辭藻甚美，文采飛揚，使得岑文本才名大震。

尚書右仆射李靖十分欣賞岑文本的才華，將他推薦給太宗，不久，岑文本被擢升為中書舍人。中書舍人為天子親密近臣，掌管詔旨制敕、朝政機要，負責執掌詔誥、決策制命、決斷政務，此職歷來多為頗負盛名的文士擔任，故有“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之稱。

選擇岑文本任中書舍人可謂用得其人。據《舊唐書·岑文本列傳》，有一次，諸多政事擠到了一塊兒，需要同時起草多個詔令，岑文本成竹在胸，有條不紊，叫來六七個屬吏，命他們各自備好紙筆，他依次分別予以口授，娓娓道來，出口成章，一氣呵成，詔令草成復核，不易一字。

中書侍郎顏師古以名儒享譽當世，因事將被免職，宰相溫彥博向太宗為他求情說：“顏師古熟悉時事，文名蓋世，擅長草擬文誥，無人能及，誠望繼續留用。”太宗回答說：“朕自舉一人，絕不比他遜色，你大可不必為此事擔憂。”于是，任命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門掌管機要事務，封江陵縣子。

太宗嫡長子李承乾與四子李泰相繼被廢黜太子之位后，晉王李治于貞觀十七年（643年）被立為太子，東宮地位趨穩，不少名士都兼領東宮官職。太子一般是未來的皇帝，如果能在東宮兼職，不僅有利于自己將來的仕途發展，而且也能為子孫積累資本和人脈，朝臣們都十分期待但大都求之不得，只有少數寵臣能夠如愿。

太宗對岑文本非常寵信，主動提出請岑文本在東宮兼職，沒想到岑文本竟婉言謝絕。他直言不諱地上奏太宗說：“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東宮恩澤。”[4]

如此美差，別人搶都搶不到手，岑文本卻棄之如敝屣，太宗大感意外。看著岑文本那個誠惶誠恐的樣子，太宗也只好作罷，但依然要他每隔五日去東宮一次。每次覲見，太子李治都以賓友之禮待他。

貞觀十八年（644年），岑文本被擢升為中書令，位列宰相。

榮任宰相，位極人臣，亙古以來都是仕途中人的畢生夢想，是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然而，岑文本卻無論如何也高興不起來，終日愁眉緊鎖，郁郁不樂。母親見他陷入憂心忡忡的陰霾之中不能自拔，甚是心痛，問他個中原委，他回答說：“非勛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5] ——我既不是開國元勛，又不是先王舊臣，受此超級榮寵，如此位高權重，責任重大，兒子心里實在憂懼。

親朋好友紛紛前來登門祝賀，岑文本的回答更加驚世駭俗：“有什么好祝賀的！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賀！”當有人勸他趁這幾年官位顯要多置些產業時，岑文本揶揄道：“我本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當初的最高期望，不過是做個秘書郎或縣令而已。說實話，我并沒有立過什么汗馬功勞，僅僅因為擅長文墨而位至中書令，已是登峰造極。如今享受高官俸祿，時常惶懼不已，何必還去置辦什么產業？”

岑文本雖少年得志，23歲便被蕭銑聘為中書侍郎，主掌機密事務。入唐后仕途順遂，一路做到中書令，位極人臣，但卻始終保持著書生本色，保持著恭謹孝悌、儉約樸素的一貫生活作風。他貴為宰相，自奉儉約，居室低矮潮濕簡陋，室內連褥墊、帳幔之類的裝飾都沒有。太宗稱贊他“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6]

他特別孝敬老母，撫育弟侄竭誠盡責，以恭謹孝悌聞名遐邇。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篤愛至誠，平生的故人，即使是漂泊貧賤之輩，也一定以禮平等相待。

岑文本在中書令任上，弟弟岑文昭時任秘書郎，家中的一應事務都交給弟弟打理。岑文昭完全沒有哥哥的風范，每每與那些輕薄之徒廝混在一起，整出一些出丑冒泡兒的事來。有人把這事兒報告給太宗。太宗召來岑文本，對他說：“令弟過多交結，恐累卿名，朕將出之為外官，如何？”岑文本趕忙上奏說：“臣弟幼年喪父，甚得老母鐘愛惦念，不忍讓他連宿兩夜離開自己。若今外放，母必憂愁憔悴，倘若眼前看不見這個弟弟，恐不久也將沒有老母了。”

岑文本邊說邊垂淚啜泣。

太宗見狀，連忙安慰他，為他的孝心所感動，沒有把岑文昭調出京都，只傳命將他召來嚴加誡約，岑文昭也至此迷途知返。

岑文本身居要職，政務繁忙，日理萬機，依然手不釋卷，“博考經史，多所貫綜”。《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其文集60卷，可惜已散佚。《全唐文》錄存其文20篇，《全唐詩》錄存其詩4首。貞觀二年（628年），太宗降詔，命岑文本與令狐德芬撰寫《周史》，于貞觀十年（637年）撰成，《舊唐書·岑文本列傳》稱“其史論多出于文本”。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親征遼東，命岑文本隨行，并且將此役所有的謀劃、籌措軍中輜重等重大事務都委托岑文本辦理。“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7] 不久病逝，享年51歲。追贈侍中、廣州都督，謚號為憲，陪葬昭陵。

古人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規，行有所止。”一般人升官則欣喜，更有一些人升官則忘乎所以，則驕橫狂傲，則“迷一官而小天下”。岑文本面對升官，非但不喜，反以為憂，甚至榮升位極人臣的宰相，依舊心如止水，“只接受吊唁，不接受祝賀”，宦海一生，清正廉明，生榮死哀，享譽千古。能不能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能不能出以公心正確地掌權用權，是為官從政者繞不開的永恒課題，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岑文本這種心存敬畏、慎權遏欲的崇高境界，依然是我們學習和效仿的榜樣。

（作者系文史學者、原解放軍西安通信學院政教主任、教授，全軍優秀教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載“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