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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467-499年），漢名元宏，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人，北魏第七位皇帝，史稱孝文帝，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學家。拓跋宏在與馮太后合力推行一系列改革的基礎上，親政后進一步推行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全面漢化改革，有力地推動了北魏經濟、文化、社會、政治、軍事等諸領域的全面發展，大大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和民族融合，以銳意改革的皇帝名垂青史。

北魏獻文帝皇興元年八月戊申日（農歷八月二十九日，467年10月13日），拓跋宏生于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紫宮，系獻文帝拓跋弘長子。皇興三年（469年）六月，年僅三歲的拓跋宏被立為皇太子。當時的北魏實行子貴母死制度，拓跋宏的生母李夫人隨即被賜死，由嫡祖母馮太后一手撫養成人。

皇興五年（471年）八月，拓跋宏受父禪繼帝位，時年五歲，改年號為延興，由嫡祖母馮太后臨朝執政。

馮太后出身于北燕皇族，北燕滅亡后，被沒入太武帝拓跋燾掖庭，太安二年（456年），成為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作為北魏王朝杰出的女政治家和改革家，她在艱難支撐危局為國操勞的同時，將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對孝文帝拓跋宏的鐘愛和培育上。

孝文帝拓跋宏天賦異稟。“帝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其父獻文帝拓跋弘）曾患癰，帝親自吮膿。”[1]馮太后對孝文帝慈愛甚篤，她親自教育監督孝文帝刻苦讀書，手不釋卷，日復一日，孜孜以求，不僅教導他熟讀儒家經典，對史傳百家，也無不涉獵。待孝文帝稍稍長大，馮太后在處理朝政和推行改革的實踐中，盡可能地讓他參與其中，從而使孝文帝不斷得到全面的鍛煉成長。

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初一，19歲孝文帝首次穿戴袞龍袍冕旒冠，在朝廷上大擺筵席，接受萬國使臣的朝賀。從此，馮太后有意讓孝文帝更多地參與朝廷事務，培養他的政治才干，有關的詔敕冊文大多授意孝文帝親手起草。在馮太后的悉心培育下，天資聰穎的孝文帝學得滿腹經綸，允文允武，漸漸成長為馮太后得意的事業繼承人。

早在馮太后臨朝稱制時期，孝文帝便與嫡祖母合力革除積弊，推行改革，開創了太和改革欣欣向榮的局面。太和十四年（490年），24歲的孝文帝開始親政。同年九月，馮太后病逝，從此，孝文帝成為北魏這艘改革巨輪的唯一舵手，強力推動北魏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全面革故鼎新。

實行班祿制。此前，北魏習慣于通過戰爭掠奪財富，以爵位的高低作為標準進行瓜分，史稱“班賞有差”，官員肆無忌憚地大肆貪污、掠奪、勒索、剝削民脂民膏，成為這種制度的補充形式。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孝文帝下詔實行班祿制，規定朝廷所有大小官員一律按級別高低和業績大小，領取不同的俸祿。從而實現了分配制度的根本變革。

實行均田制。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孝文帝頒詔實行均田制，在全國實施均田法。詔令將土地分配給農民，農民向政府交納租稅，并承擔一定的徭役和兵役。這一制度對鞏固北魏封建統治，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發生了積極的作用。

創立三長制。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廢除宗主督護制，創立三長制。三長制即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其職責是檢查戶口，監督耕作，征收租調，征發徭役和兵役。

改革租調制。租調制是孝文帝改革時期和均田制配套的稅收法令，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谷物，叫作“租”，繳納定量的絹或布，叫作“調”。太和十年（486年），孝文帝改革租調制，規定以一夫一婦為征收單位，每年交納帛一匹，粟二石，丁男還要負擔一定的徭役。15歲以上的未婚男女，從事耕織的奴婢每8人，耕牛每20頭的租調，分別相當于一夫一婦的數量。

改革官制。太和年間，孝文帝對官品制度作了重大改革，依照魏晉官制，在中央設置三師、三公、尚書、中書、四征、四鎮和九卿等文武官職，地方上則州設刺史，郡設太守，縣設縣令。議定百官秩品，把九品官階析分為正從上下，并創流外七品之制。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孝文帝仿照漢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

整飭吏治。孝文帝發布詔令，不斷加強對官員的考核與監督，朝廷經常指派官員巡行州郡，采訪牧守政績與得失；在任較久且治績好者，滿一年升遷一級；治績不好甚或怠政貪腐者，視情節進行處罰，甚至降級、罷免或治罪。

鐵腕肅貪。孝文帝高懸反腐肅貪利劍，一旦發現官員貪腐，無論是皇親國戚，還是勛臣顯貴，一律嚴懲不貸，絕不姑息。拓跋天賜是景穆皇帝拓跋晃之子，襲封汝陰郡王，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太和十三年（489年），坐貪婪殘忍，被削去官爵，卒于家中。景穆皇帝拓跋晃的孫子拓跋太興、拓跋郁都因貪腐被罷免官爵，賜死家中。齊州刺史高遵、華山郡太守趙霸、幽州刺史張赦提等，都因涉貪被賜死。

遷都洛陽。北魏長期都于平城，偏北地寒，難以適應經濟的發展，更不利于對整個中原地區施行統治，孝文帝決定遷都洛陽。這一決定遭到了眾多鮮卑貴族的激烈反對，為避免矛盾的激烈沖突，孝文帝采用了假借“南征”之名行遷都之實的策略。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率領百官及步騎百余萬人從平城出發“南征”，九月底到達洛陽后停駐下來，安撫人心，整修宮殿舊址，邁出了遷都的第一步。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正式宣布遷都洛陽，是年十一月，基本完成了都城的搬遷。

早在舊都平城，孝文帝就接連推出了一系列漢化舉措，遷都洛陽之后，立即著手以更強的力度、更快的步伐革易舊俗，全面推行漢化。

禁胡語。孝文帝降詔，規定不再講鮮卑復合語，改講單音節的漢語。他語重心長地對咸陽王元禧說：“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后，伊洛之下復成被發之人。”[2] 

禁胡服。太和十八年（494 年）十二月，孝文帝下詔禁止士民穿胡服，規定鮮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數民族人不得編發左衽，無論男女，一律改著漢人服飾，朝廷百官改著漢族官吏朝服。

更漢姓。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頒發詔令：“自代郡遷到洛陽的諸功臣舊族，姓或重復，都要更改。”于是，皇族拓跋改為元；勛臣八姓中，丘穆陵改為穆、步六孤改為陸、賀賴改為賀、獨孤改為劉、賀樓改為樓、勿忸于改為于、紇奚改為嵇、尉遲改為尉；其他鮮卑各姓，拔拔改為長孫、達奚改為奚、紇骨改為胡等等。

尊孔子。遷都洛陽后，孝文帝立即敕令加緊修建孔廟，隆重舉行祭孔儀式，興儒學，倡孝道。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改謚孔子為“文圣尼父”。太和十九年（495年）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又“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充州為孔子起園柏，修飾墳垅，更建碑銘，褒揚圣德。”[3] 

提倡通婚。為促使鮮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進一步融合，孝文帝還大力提倡與漢人通婚。

此外，孝文帝的全面漢化改革，還涉及到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其他諸多領域。諸如推行漢族的禮樂文化；依據古代《周禮》中的制度，下詔去長尺，廢大斗，改重秤，頒行全國；發布詔令規定遷到洛陽的鮮卑人，死后皆須葬在當地，不得還葬平城。

在孝文帝朝，全面推行漢化改革始終是首要的頭等重要大事，不管是誰，只要反對、阻撓甚至破壞改革，都堅決果斷地實施嚴厲鎮壓。以下兩件大事，可以折射出孝文帝嚴厲鎮壓反對派的決心與鐵腕。

第一件事：賜死太子元恂。

據《魏書•廢太子恂傳》記載，太子元恂是孝文帝的嫡長子，“不好學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迫樂北方。”遷都洛陽后，元恂厭煩洛陽的炎熱氣候，每每追樂舊都，常有北歸之念，也不愿說漢語、著漢服，對孝文帝賜給他的漢族衣冠盡皆撕毀，仍舊編發左衽，講鮮卑語，堅定地固守鮮卑舊俗。

太和二十年（496年）秋，孝文帝出巡嵩山，元恂留守洛陽金庸城內，乘機與左右侍從密謀，打算征調牧馬輕騎返回平城，為防陰謀泄露，竟親手殺死太子中庶子高道悅。

正在出巡嵩山途中的孝文帝聞報，大為震驚，匆匆趕回洛陽，嚴厲痛斥太子罪行，親自動手杖責，將其囚禁在城西別館，派兵嚴加看守，后又將元恂廢為平民。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中尉李彪向孝文帝密報，稱元恂不思悔改，仍與左右密謀反叛。孝文帝毫不含糊，遂傳命賜死元恂。元恂被賜死時年僅15歲。

第二件事：戡滅穆泰叛亂。

穆泰為北魏重臣，以功臣之子，迎娶章武公主（景穆帝拓跋晃長女），拜駙馬都尉，歷任殿中尚書、散騎常侍、洛州刺史、右光祿大夫、右仆射、恒州刺史等要職。當年孝文帝為太子時，馮太后曾意欲將其廢黜，多虧穆泰等極力勸阻，其太子之位才轉危為安。

可見，穆泰是對孝文帝有大恩之人。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恒州刺史穆泰勾結平原王陸睿等，在恒州發動叛亂。參與陰謀叛亂的還有：鎮北大將軍元思譽、安樂侯元隆、撫冥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及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這些人大都是鮮卑舊貴或其后裔，他們對孝文帝推行全面漢化改革都持強烈反對態度。

孝文帝得到密報，立即召見能征善戰的任城王元澄，命他率軍火速前往戡平叛亂。元澄不負重托，馬到成功，將穆泰及其同黨一網打盡。孝文帝毫不含糊，敕命立即將罪魁穆泰誅殺，將陸睿賜死，其余100多人悉數打入大牢，依罪行輕重，嚴加懲處。

孝文帝天縱雄才，氣勢如虹，志在雄霸天下，一統寰宇，只可惜天不假壽，壯志未酬。據《魏書•帝紀第七•高祖紀》——

太和十九年（495年）春，正月初一，孝文帝駕臨懸瓠城（今河南汝南縣治），在此大宴群臣。四日，向南齊發布宣戰文告。十二日，孝文帝在汝水西岸舉行盛大閱兵式，檢閱三軍，炫耀武力。隨后，渡過淮河，登臨八公山，沿淮河向東巡視，到達鐘離，進逼長江。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黃河，東還洛陽，返京后的第三天，詔令征發冀、定、瀛、相、濟五州20萬兵馬，準備再次大舉南伐。八月，孝文帝御駕親征，大軍從洛陽出發，浩浩蕩蕩，號稱百萬，直撲襄陽。這場魏齊大戰一直持續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經過浴血奮戰，終于攻占了南齊雍州的南陽、新野、南鄉等郡。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春，孝文帝于正月初一駕臨新野，在行宮宴請群臣。隨后，指揮魏軍發起了對南齊的新一輪攻勢。五日，魏軍攻克新野城，生擒南齊輔國將軍、新野太守劉忌，成為南齊被推倒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緊接著南齊湖陽守將蔡道福棄城南逃，赭陽守將成公期、軍將胡松棄城南逃，輔國將軍、舞陽守將黃瑤起與直閣將軍、臺軍主將鮑舉棄城南逃，南鄉太守席謙棄城南逃。三月一日，魏軍在鄧城大破平北將軍崔惠景、黃門郎蕭衍率領的南齊軍，斬首、俘獲兩萬多人。九日，孝文帝駕臨樊城，在襄水、沔水之間舉行盛大閱兵式，炫耀國威。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三月四日，孝文帝再一次率軍南征。十日，孝文帝患病，命司徒、彭城王元勰留在行宮中照料病情，主持軍國事務，孝文帝仍強扶病體，堅持親自指揮作戰。魏軍一路所向披靡，南齊將領陳顯達、崔惠景望風而逃，魏軍一直追擊至漢水，被殺、被俘及被淹死的南齊將士占總數的十之八九，繳獲南齊軍遺棄的軍用物資數以億計，孝文帝命全部用來賞賜將士。三月二十四日，孝文帝病重，不得不北返洛陽，途中停留于谷塘原（今河南鄧州市東南）行宮，四月一日駕崩，終年33歲。

北宋名臣歐陽修謂之：“其私后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并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后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于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

注釋：

[1][3]《魏書•帝紀第七•高祖紀》

[2]《魏書卷廿一•列傳第九上•獻文六王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