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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心理現象，即每當遇到風云變幻的大時代，女性似乎都更堅貞、更剛烈一些。”

看了一些資料，大約是指那些三四十年代為追求進步投奔延安及其他解放區，或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參加工作，而改開之初年齡在五六十歲、六七十歲，思想不太與時俱進，對“新時期、新舉措”不太看得慣的革命女性。

記得當年，有兩部電影，固化了“馬列主義老太太”的形象。

一部，叫《好事多磨》（1980）。里面的干部處副處長魏俠（高淬 飾），就是一位這樣的“老太太”。

在影片中，她明明是利用特權，強行插手年輕人的婚戀，搞拉郎配，有點接近于包辦婚姻，卻滿口“工作需要”、“為了事業”、“關心年輕干部”之類的大話，令人聞之生厭，幾乎把一件美事給攪黃了。

另一部，叫《人到中年》（1980），其中焦部長的妻子秦波（任秀艷 飾），熱衷于享受特權，卻張口閉口都是黨性、革命、原則之類。原著小說用“拐彎抹角的試探，和顏悅色中的威脅，革命詞藻下的冷酷”來為她畫像。她的好事、啰嗦、私心與人到中年的女醫生陸文婷（潘虹 飾）的沉靜、專業、奉獻成鮮明對比。

這兩部電影影響很大，許多人從此就對“馬列主義老太太”心生反感。“馬列主義老太太”也成了一種惡謚。一個中老年女性，尤其是有點馬列主義修養的中老年女性，無論干部還是知識分子，一旦被加上如此稱謂，大家都會敬而遠之。

多年以來，我對這種現象，也麻木不仁，并未深思。直到新世紀初，看到了一些號稱“兩頭真”的老男人——許多還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如猬集在某“春秋”旗下的“老人小組”——不遺余力地詆毀、污蔑自己曾宣誓永遠忠誠的革命，把自己打扮成“開明人士”、“受害者”，在“告別革命”、擁抱“普世價值”的潮流中風頭無兩的時候，才恍然領悟到，所謂“馬列主義老太太”，不過是他們對那些還能記得自己的革命初心、更堅貞也更誠實的革命女性的污名化，是為了掩飾他們自己的朝秦暮楚，甚至賣身投靠罷了。

如明末清初的李香君，本是秦淮歌姬。在清兵南下江南，兵荒馬亂之際，她覺得自己患病將死，還給相愛的書生侯方域留下遺書，“公子當為大明守節，勿事異族，妾于九泉之下銘記公子厚愛。”

諷刺的是，侯公子雖為須眉男子，卻選擇降清謀取功名，當躲避山中的李香君看到已剃發易服的侯公子前來接她出山，去享受新朝榮華富貴時，立刻氣結身死，只留下一句話，“縱使借盡西江水，也難洗我今朝滿面羞。”

到了近現代，革命洪波涌起，堅貞、剛烈的女性形象就更多了。

鑒湖女俠秋瑾，“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洪湖赤衛隊的韓英，“砍頭只當風吹帽”；重慶渣滓洞中的江姐，“竹簽是竹子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更有法庭上的女革命者，于血氣蓋頂，斧鉞加身之際，仍大義凜然……

還有一位不能不提的革命女性，就是丁玲。她應該是“馬列主義老太太”的原初模版吧？她晚年不合時宜的“左”，證明她的確是“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是純金一樣的革命者！

一個可以作為旁證的例子，發生在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

當蘇聯解體在即，近兩千萬蘇共黨員“竟無一人是男兒”時，只有一位女教師安德烈耶娃拍案而起，剛烈地宣布：“我不能放棄原則！”

面對安德烈耶娃，戈爾巴喬夫們會借一點伏爾加河水，洗去臉上的羞慚嗎？

他們不會。這類“兩頭真”男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沒有羞恥心。

那么，相對于須眉男子，為什么女性往往更堅貞、更剛烈呢？

不得而知。

也許是因為她們更少患得患失，更重視榮譽？

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女性受壓迫最深重，所以對帶給她們解放的革命，感情也更深！

無論如何，在“國際勞動婦女節”（讓什么“女神節”之類淡化階級性、物化女性的消費主義稱謂見鬼去吧）這個偉大的日子里，謹以本文致敬丁玲那樣的馬列主義老太太，致敬一切革命女性！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獨立評論員郭松民”，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