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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弄潮兒 　　“文革”時他是下放延安的北京知青，改革時他是搖旗吶喊的理想青年。他的經歷是一代共和國同齡人的樣本，也是不可復制的個人道路
　　本刊記者張蕾 發自北京、西安、延安 實習生 朱詩琪 樓婍沁 謝思楠 宋夢醒
　　地質學者、西北大學副校長張伯聲先生曾向前來請教的學生這樣講述自己最著名學術成果的得來：20世紀20年代，坐船赴美。旅途漫長，他坐在船頭，天天看浪，看大江大海的“涌”，突然冒出個想法：為什么這浪涌不是直上直下的？根據既往所學，他認為，海浪這種涌動的方式，從力學上講是最省力的，進而想到，“大自然地殼的構造，一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運動。”受此靈感啟發，他推導出“地殼波浪鑲嵌”學說，獲得國際承認。
　　向張先生請教的學生中，一名歷史系學生事后回憶說，老校長的講述，“讓我感受到歷史的潮流。人類歷史的潮流與大自然實際上有一樣的屬性。那就是：順歷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贏；逆歷史潮流者亡，或者叫敗。因此，要順潮流而動。”
　　這位善于吸納和推演的學生，叫王岐山。1973年作為工農兵大學生進入西北大學就讀，時年25歲。從波中一葉到浪中掌舵，老校長的啟迪“對我一生都有影響”。
　　饑餓的現實感
　　北京學生郭路生1968年底寫下這樣一首詩：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陣劇烈的抖動。
　　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
　　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
　　……
　　這是知識青年啟程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時的情景。浪潮中，北京35中高二學生王岐山也被送往延安，那是1969年元月。
　　馮莊公社的劉姓副書記在北京提前與知青見面時，言之鑿鑿：我們那地方可好，滿山果樹，有蘋果吃。他怕這些年輕的娃娃知道馮莊窮，不肯來。到達延安后，老鄉們用毛驢車，把學生們接到各自所屬村落。
　　娃娃們一看，有高山是不假，但光溜溜的，根本沒樹。此后每見到劉書記，就倆字：騙子。
　　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產大隊，同來的還有女朋友姚明珊。在時任康坪村村支書尹治海的記憶里，王與姚的關系，當地人是聽北京娃娃們說的，“他們在北京就認識”。隊里的北京知青，男娃奔著王岐山，女娃跟著姚明珊，一起來到康坪。
　　“知識青年來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會吃，囫圇地吃，糧食的殼兒還留著，沒有磨成面，就那么煮著吃。飯也不會做。最后我們派了一個老婆兒，給他們做了大概半年。陜北那些雜糧，亂七八糟的做法，他們不會（做）。城里是炒菜，這里一鍋燴。”尹治海說。
　　那種饑餓的感覺王岐山一直記得，日后他曾回憶說：“……跟黑龍江的同學見面后我都想哭，他們干活累了至少還吃得飽啊，我這是累了還吃不飽，知道餓是什么滋味了。”
　　知青們呼嚕呼嚕吃掉大燴菜，開始學習干農活。適應了一年，像那么點樣子了。在尹治海眼里，城市娃娃們粗活不惜力，但細活干不來。女娃能甩開膀子用手拾糞，但扶犁耕作、開手扶拖拉機這種有技術含量的活計，只有個別男娃學得來。
　　小組長王岐山干活一般，卻很有號召力。同來的知青不必說，連其他生產隊與他不熟識的北京娃，都聽他招呼。據康坪村村民回憶，其他隊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問題，公社都會找王岐山去勸。
　　“有時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個隊的知識青年鬧意見，打架，就叫他去，去開開會，讓他去調解調解。”尹治海說。
　　康坪村知青張佩俠還未報到就跟其他生產隊人員打架，老鄉們聽說他在北京時就頑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負責“教育”，吃住看緊，其他知青與他配合，不時冷落與關禁閉、罰體力勞動并濟，“人家（其他）11個知青都爭氣，就他一個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說：“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樣的，后來也當了老師。”
　　因著強大的號召力，馮莊的3個大隊合并后，王岐山成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主要職責還是協調管理北京知青。
　　尹治海覺得，王的號召力是從首都帶來的，聽說其在學校里便是風云人物。
　　“你要讓王岐山打架，他誰也打不過，他體質弱。但誰也說不過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攏住，知青都服氣，老百姓都服氣，我比他大3歲我都服氣，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較早的延安本地人，帶著老婆孩子插隊，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兩人跟北京知青們一樣，管組里的領頭人叫“岐山”、“珊子”。
　　“王岐山把政策學得（透徹），人家就不像個知識青年，比蹲點干部都淵博。”尹大才記得，一季棗子成熟時，公社來了干部，“搶棗”，“隊長擋不住，王岐山去，三言兩語給打發了，（就是）搬政策、講道理。”
　　生產隊對王的敬意，也來自于明白人的引領。“原來我們生產隊長是個老八路，在西北野戰軍當過連長，老婆是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過來的，有什么事情就問王岐山。那人見過世面，（知道）這些人雖然年輕，但是有知識，隊上有個啥事，咋個適合不，讓王給他把把關。”尹大才很為自己是康坪生產大隊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驕傲，雖然也被北京知青“連累”，自留地分在水邊，難養活，他也自認為充當了北京娃和延安老鄉之間的橋梁。
　　北京知青們頂著農村戶口，思忖著“扎根一輩子”的誓言，但老鄉們卻意料他們待不長遠。村里的赤腳醫生空缺，他們找來尹大才頂上，想著北京娃娃文化雖好，說不定哪天就回城，指望不上。
　　底層社會的艱苦和無序，多少還是讓知青們失望。尹治海動員大家寫入黨申請，沒一個人應承。即便如此，王組長帶領著青年突擊隊，干活表現還是不差。尹大才和尹治海記憶中，康坪大隊的知青從未有過不良記錄。
　　一周勞動6天，學習1天。“知識青年再教育領導小組”組長尹治海想著，主要是讓知識青年們得一日喘息休息，讀讀報紙就可以了。知識青年們倒真有學習的積極性，村里的《紅旗》雜志等讀物都是他們訂的。但體力勞動終究辛勞，年輕人下工回來下下棋，打打撲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學習，拿個石板做個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學數學。”尹大才不以為然，對王說：“這個屁用也不頂。”尹記得王回答說：'文革’期間，這個也沒學好，把這個再啃啃。”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學得好，“他看外國的經濟方面的書。”對這稀罕物，村里有人議論：哎呀他看的是什么書？外國的書，是不是不正確的書？
　　對于這稀有之書的來源，延長縣作協主席張思明知道一些。他曾為寫作習近平延安插隊經歷而在延川縣梁家河采訪，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訪時任省長習近平。他曾聽習談起，下鄉初期，一次從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遙遠，先到了馮莊找王岐山借宿一夜，兩人就合了一床被子。當時習帶著一本經濟方面的書，王岐山給留了下來。
　　尹大才也記得王岐山跟他說過自己和習近平的友情，“我知道他們好。”王曾問尹：習仲勛你知道嗎？尹答：知道，西北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王：他兒子也在延川，他們那邊如果請你過去你去嗎？尹：我去你給我掙工分啊？
　　康坪知青里，數劉捷字寫得好，他在村口的土墻上題過8個“可大的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王岐山用刀子把字刻了下來。
　　“那時候鄉政府說，那幾個字寫得好，知識青年寫下的，要保存好。結果（后來）修路都鏟了。”尹治海說。
　　尹大才也為那8個大字可惜，他更可惜的是馮莊公社沒有宣傳康坪知青的優良作風。他想寫本書，暫定名《康坪村的北京娃》，“王岐山是知青小組長，我要寫知青小組，任何一個人的事情都離不開他，每個人的故事都跟他有關系，就是做配角，也不可能沒他。”
　　苦雖苦，赤腳醫生尹大才卻也覺得：“插隊是個雙刃劍。學習誤了……可是，來鍛煉也達到了好處，像王岐山這樣，來生產隊，方方面面，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都參與過了。”
　　豐滿而謹慎的理想主義
　　1971年9月，林彪的飛機掉了。尹治海去地區上開會，市委副書記千叮嚀萬囑咐：保密保密。一回村，北京知青就圍上來：開會是不是通報林彪的事？
　　就在這一年的下半段，為防止“四舊”文物遭到破壞而早早關閉的陜西博物館大門重開，5年的閉館，原先的講解員上了歲數，博物館便到延安招上來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隊上有兩個名額，據尹治海說，大家都去面試，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楓被錄用。此時，姚明珊因父親的問題，無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暫別女友，來到西安。
　　其時“文革”雖進入平穩期，博物館復工，但集體生活中吃飯前早請示晚匯報、排著隊念毛主席語錄、每周一日的政治學習閉館也都是不能少的。好在業務學習也沒荒廢。西安碑林有一塊景教碑，世界聞名，介紹早期基督教在中國的流傳情況，館里一位老先生單給年輕講解員講授有關該碑的知識，就講了兩個月。陜西歷史博物館研究員王平平（化名）比王岐山等人晚4個月入館，是老五屆大學畢業生，同北京知青一起做過8個月的講解員，與王岐山交好。2011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西安調研期間，特意安排一晚上的時間，約上8位（實到7位）友人在老博物館（現碑林博物館）敘舊。那一晚，王岐山提起，他至今還記得關于這碑的知識，“讓我現在去講碑林都能講。”
　　那一晚，老友們從7點半聊到10點多，王平平跟王岐山直說著陜西話，后者則舉著水果給這個送給那個遞，香煙不離手。此情此景讓王平平覺得，“有些東西和幾十年前一點都沒變。”
　　王岐山將敘舊與工作的界限嚴格劃定。館長邀他順道看一下新的石刻館，他沒答應；館里送他碑帖作禮物，“一塊真的碑帖都上萬塊錢”，他一口回絕，“一點面子沒留。”王平平拿著卡片機，讓茶室的服務員幫忙拍了幾張照片，而館里專門負責拍照的工作人員沒能進入王的敘舊局，館長和書記都只能在外等候。陪同的常務副省長和陜西文物局局長雖得進門，也只能遠遠拉兩把椅子，互相說說話。
　　在王平平看來，王岐山6年的講解員生涯鍛煉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講解詞沒有現成的，全靠講解員自己提煉，又面對不同社會階層和文化層次的參觀者，應對需要靈活。在陜期間，王岐山又以工農兵大學生身份，就讀于西北大學歷史系，在知識儲備、觀世視角和人際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維度變得多元起來。
　　王岐山在博物館期間，接待過中央領導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讓他接待身份比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邊聽了幾句，覺得他講得很活，完全沒有稿，李先念聽了也覺得很有意思。”
　　特殊歷史時期中的陜西博物館，像一座中國大舞臺的微縮，紛紛繁繁，鬧鬧哄哄。其下情景，時而殘酷恐怖，時而啼笑皆非。
　　青年人們四處搜集書籍，地下讀書會成為他們結交志同道合的平臺之一。從閱讀心得到當下時事，人們在迷霧中摸索，生存與未知是他們的原始動力，以隱秘而又難以抑制的熱情討論著中國的現實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員，他還帶著一如既往的號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館找他探討問題。一次軍代表在大門口堵到他，說了幾句：今天從早到晚來了幾十個人找你，都不買票就進門，你給博物館造成了損失。
　　西安人葛巖在他的文章《七十年代：記憶中的西安地下讀書活動》中提到他在此時結識的王岐山：“……已經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際親和力。西安有兩個有名的中學生領袖，都是西北大學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見互異，兩人不相往來，但卻都視王岐山為要好的朋友。”
　　擅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時也顯示出穩重謹慎的一面，雖然西安各個派系他都有接觸，但絕對不介入具體事務。
　　王岐山、王平平等一圈朋友，在互相掩護、互相幫扶和互借“禁書”中度過前途未卜的歲月。《第三帝國的興亡》中的袖章、語錄、社會的瘋狂曾令他們震驚，對應著認知中國的現實；也曾在深夜里扳著手數，開國元帥10人、大將10人以及眾多上將，當下境況怎樣，命運如何。
　　這個時期的王岐山仍然沒有明顯表現出對今后道路的規劃。他依然沒有入黨。
　　'文革’的時候你能把命保住，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中國的前途誰都看不透，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怎么能有個人的命運呢？”雖然帶著悲觀，王平平不認為“文革”對于他這代人來說，只有負面意義。“文革”逼著大家在風暴式的環境中迅速認知事物、辨明是非，經歷人生的磨難后變得更加堅強。
　　'文革’中能夠最后認識到這些，或者在這個過程能有所領悟的（人），是比較少的。大多數人就是經受苦難。還有少數人沒有挺得過來，人都不在了。”對于日后走上仕途的王岐山來說，“他這種成長經歷不是后來很多其他技術官僚能夠體會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