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1954.05~2011.12.26）】
海內外名噪一時的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已然故去，但其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仍繼續受到某些人吹捧和網絡引用，特別是該書第一章關于贛西南肅AB團與富田事變部分，成為全書詆毀毛澤東的奠基之石，也是當今有的網絡有意或無意詆毀毛澤東及中共這段歷史的代表之論。筆者將高華論肅AB團與富田事變的學術硬傷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初步梳理。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一章第二節的標題是“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高華在此一起筆即釋放一團似是而非的迷霧：
“在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諸多矛盾中，有關肅反問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這個問題又十分敏感，無論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將各自在肅反問題上的責任言深說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還說了許多言不及義的話，造成了大量假說的流行。事實上，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極左的肅反觀和復雜的個人目的，直接參與領導了1930~1931年鎮壓‘AB團’的行動。”（[1]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9頁）
何謂“事實上，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高華接下來的直接依據是：
“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淵源久遠，它最早萌發于1928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洗黨’。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為清洗對象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2]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9~10頁）
高華在此雖然客觀指出湘贛邊界這次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一次整黨運動，但卻主觀斷言，這次“洗黨是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為清洗對象”，缺少對湘贛邊界這段歷史的基本調研和了解。湘贛邊界的“洗黨”，起因于1928年4月朱毛紅軍井岡山會師，形勢振奮人心。5月后，黨組織在寧岡一帶公開，紅軍所到之處開始公開建黨建團。“當時是召開群眾大會，掛起公開征收黨員的牌子，由群眾報名”參加，有的還“采取串聯發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個人就“發展了十幾個”；寧岡有的基層黨組織，甚至采取分配任務，限七天至十天一個人要發展兩個。大一點的鄉，“每個鄉發展有二百多黨員”。據甘紀猶回憶，寧岡喬林鄉就有二百多黨員（[3]寧岡凌登云、甘紀猶訪問記錄，轉引自寧岡縣委黨史辦編《寧岡蘇區志》69頁，贛出吉字（93）第20號，同時參見《寧岡革命斗爭資料叢書》第261-270頁“湘贛邊界的洗黨運動”專題）。隨著黨員的公開征收，確實存在許多投機分子混入黨內的情況。“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頁）又如，柏露鄉“支部書記吳祥吉組織委員吳柄吉，這兩家有錢，吳祥吉在1928年8月，毛主席離開寧岡到湖南以后，就反水。”（[5]寧岡吳永吉訪問記錄，轉引自寧岡縣委黨史辦編《寧岡蘇區志》70頁，贛出吉字（93）第20號。同時參見《寧岡革命斗爭資料叢書》第261-270頁“湘贛邊界的洗黨運動”專題）這些人出賣同志，有的同志被關，有的被殺，當地黨組織遭到了很大破壞。鑒于這種情況，湘贛特委決定對邊界厲行洗黨。邊界洗黨部署：（一）進行組織整頓；（二）加強黨的思想教育；（三）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組織整頓的對象有以下幾種：（1）不起黨員作用，不服從指揮，不愿革命的；（2）投敵叛變的或被敵人抓去，問題沒有弄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積極的。（[6]寧岡賴機光訪問記錄。轉引自寧岡縣委黨史辦編《寧岡蘇區志》70頁，贛出吉字（93）第20號。同時參見《寧岡革命斗爭資料叢書》第261-270頁“湘贛邊界的洗黨運動”專題）洗黨的重點放在開除叛變投敵分子上。有的要清除他們的罪行，予以處決。洗黨的方法比較溫和：秘密召開支部會議，凡屬以上三種人，不通知他本人開會，宣布他們的問題，支部會上除名，被洗刷的黨員當時本人不知道，也不公開宣布，開會不叫他參加，這樣就算清洗出去了。沒有清洗的黨員，重新填表造冊登記，逐級上報。（[7] 1972年4月寧岡甘紀猶回憶。轉引自寧岡縣委黨史辦編《寧岡蘇區志》71-72頁，贛出吉字（93）第20號）寧岡大垅鄉洗黨前有四五十名黨員，洗黨后只剩下九名黨員。柏露鄉洗黨前七十二名黨員，洗黨后十二名。大垅區“全區有四百多個黨員，洗黨洗掉二百多，剩下一百多人”。（[8] 同上）通過“洗黨”，湘贛地區黨的隊伍精煉了，戰斗堡壘作用突出了。何時出現了像高華所言將打擊矛頭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呢？在歷史資料中，尚未發現一名被開除的知識分子。相反，在這次“洗黨”中，毫發無損留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知識分子黨員。譬如：龍超清，1905年出生于寧岡官宦之家。畢業于省立南昌二中。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9月，毛澤東上井岡山時，為寧岡區委書記。1930年2月，任贛西南特委委員。（[9]寧岡縣委黨史辦編《寧岡蘇區志》223-225頁，贛出吉字（93）第20號）劉輝霄，1900年出生于寧岡一個富裕家庭，1922年考入南昌私立法政學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2月任中共寧岡縣委宣傳部長。1929年1月調任紅四軍前委秘書長。1930年9月在攻克長沙戰斗中犧牲。（[10]寧岡縣委黨史辦編《寧岡蘇區志》225-228頁，贛出吉字（93）第20號）還有1929年3月任湘贛臨時特委常委的劉真、1930年8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員兼贛西行委書記的王懷。（[11]吉安地委黨史辦編著《吉安英烈》21-2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1月版）湘贛邊界這四個知識分子黨員，各具典型。寧岡永新“洗黨”并沒有傷害開除他們，而是進一步為這些知識分子黨員的發展夯實了基礎。這哪里有一點高華書中所認定的：“‘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12]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10頁）的歷史依據？即使高華親自抄錄引用的歷史資料，也是對高華此論的駁斥。高華書云：
“根據若干資料記載，清洗對象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分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愿干革命的、社會關系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13]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10頁。參見高華原注11劉克猶：《回憶寧岡縣的黨組織》，載余伯流、夏道漢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高華原注12，朱開卷：《寧岡區鄉政權和黨的建設情況》，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307頁）
高華引用的這些資料并不能說明其段首提示“清洗對象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分子黨員”，而是在敘述和肯定“洗黨”的基本做法，不知高華結論“‘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從何而來？高華教授所言“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劍鋒首指寧岡永新“洗黨”的歷史依據，何以存在？！
“如果說1928年9月在井岡山地區開展的‘洗黨’規模較小，為時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贛西南的‘肅AB團’則是一場大規模的殘酷的黨內清洗運動，它直接導致了1930年12月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爆發。”（[14]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10頁）
高華此段文字巧妙地將贛西南肅AB團的時間上限提前至1930年2月。迄今研究者多以1930年5至6月為贛西南肅AB團之始（[15]參見戴向青、羅惠蘭的《肅AB團與富田事變》、余伯流《中央蘇區史》、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漢、陳衍森《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有關部分），但高華卻前移至毛澤東主持的1930年二七會議召開之時。高華在此明確指出“以此通告（[16]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號）——聯席會議的結論并宣告前委成立》）發布為標志，江西蘇區開始了持續兩年的‘肅AB團’的斗爭，很快‘肅AB團’的野火就迅速在贛西南蔓延開來。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后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17]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13頁）高華的分析，表面看起來井井有條，但略一分析，似乎缺少或回避了對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背景及中心內容的基本把握。由此形成系列學術硬傷。硬傷之一：二七會議對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無論是被開除黨籍的江漢波還是高華認定的李文林，都沒有像高華書中反復所講的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出主力部隊，轉任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斗爭”。（[18]同上）
二七會議認為江漢波犯了取消主義的嚴重錯誤而將他開除黨籍。且看歷史文獻《前委開除江漢波黨籍決議》中的分析：
省巡視員江漢波轉變攻取吉安的政治口號，取消為攻吉而組織的總行委及紅軍總司令部，并沒有更進一步的領導群眾的口號，引起群眾的失望，犯了嚴重取消主義的錯誤。在土地問題上反對群眾熱望的沒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爭取群眾是當前任務，而認為發展生產是當前任務，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從他“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會革命才是目的”的議論中，證明他忽視現時階級的革命性質，足以動搖同志們領導土地斗爭的信念，降低當前熱烈的土地斗爭的勇氣（由火焰上潑一瓢冷水）)。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洛斯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19]引自《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第二冊，第38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7月版）
開除江漢波黨籍，從今天的角度看可能太“左”了，但這當時確實是貫徹中共中央反對取消派文件的需要和落實，而非高華認定的毛澤東“‘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
1929年l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90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特別提到“最近陳獨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他這信的觀點，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極可恥的取消主義!”中共中央在組織上同時作出了三條決定：（1）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于參加的同志須以組織上的制裁；（2）經過討論以后，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豫的開除出黨；（3）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活動。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蔡振德四人決議案》。接著，黨中央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對取消派和改組派的斗爭。1930年2月，《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蔡振德四人決議案》和《指示信》傳達到閩贛蘇區，毛澤東主持陂頭“二七會議”，在討論政權、土地、武裝、組織問題等中心議題中，貫徹中央精神，開除了當時認為的贛西南取消派代表江漢波。會議認為“總之江漢波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極端取消主義的傾向，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20]引自《劉士奇同志給曾覺非同志信——黨內斗爭與開除江漢波的黨籍》，參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573-574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哪里是高華反復強調的什么毛澤東個人“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于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對派。”（[21]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11頁）回歸歷史，開除江漢波黨籍與其后贛西南肅AB團沒有直接關聯。硬傷之二：二七會議時，李文林并沒有像高華所說的此時調出主力部隊。根據1930年1月18日中共紅軍第5軍臨時軍委、贛西特委、湘贛邊界特委聯席會議決定，江西紅軍獨立第2、3、4、5團，贛西工農游擊第2大隊和湘贛宿遷部分赤衛隊合編組建紅軍第六軍。軍長黃公略、政委劉士奇。第一旅由獨立第2、3團編成，旅長柯武東，政委李文林，下轄原獨立2、3團；直至1930年6月，第六軍編入第一軍團，7月改稱第三軍，軍長仍是黃公略，政委由劉士奇改為陳毅，劉士奇和李文林同時離開軍隊，李韶九和柯武東搭檔，分別擔任第一縱隊政委和縱隊長。（[22]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序列表（1）》第66-74頁，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高華為了突出毛澤東與李文林的矛盾，不惜隨意改變李文林離開軍隊的真實時間，以強加于毛澤東所謂“打擊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勢力”的罪名。硬傷之三：二七會議時及后，李文林并沒有像高華所講的轉任贛西南特委軍委書記和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贛西南特委于1930年3月第一次贛西南黨代會中選舉產生，李文林雖任常委，但軍委書記是后任紅二十軍黨代表的曾炳春（[23]參見吉安地委黨史辦、吉安縣委黨史辦、吉安師專政史系合編：《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第56頁，贛出內吉字（93）第31號）；而非李文林。高華所說李文林二七會議后調任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一職更是所述時間及職務均有大的“失誤”。1930年8月，二七會議半年后，李文林擔任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當時江西省按照中央要求，黨團組織合并為行動委員會，指定李文林為書記，掌控地方肅AB團大權。高華對李文林1930年的實際任職的時間與職務，頻頻發生諸多錯誤，真不知他對李文林相關的經歷及其贛西南肅AB團的歷史準確把握有多少。以這樣的歷史資料基礎作研究，真實性準確性能夠有多少，不得不有所懷疑。硬傷之四：高華說，1930年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斗爭，這是對前委通告（第一號）“黨的主要任務”的“不經意”混淆或歪曲。前委通告（第一號）宣布，聯席會議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規定著黨的主要任務是：（1）擴大蘇維埃區域，特別提出奪取江西全省的口號；（2）深入土地革命；（3）擴大工農武裝。（[24]引自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號）——聯席會議的結論并宣告前委成立》，參見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辦、吉安市委黨史辦等主編《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第13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7月版）而非僅僅為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斗爭。查閱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號），整篇內容中雖然沒有提到任何關于肅AB團之事，但也提到：“贛西贛南黨內有一嚴重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這是備受高華攻擊的一點，也是與當年中央有關文件精神高度吻合的一點。參閱中央1929年10月5日文件、1929年11月13日《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談到的黨的組織問題：“黨樹立在這一個基礎上在斗爭中堅決的逐漸將富農以及小地主的成分肅清出去，并應堅決的排斥富農小地主等入黨。”（[25]1929年11月13日《中央給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引自江西省委黨史辦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1）6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30年2月“中央通知第八十四號”特別強調的“右傾危險”：“在傾向上，黨內最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斗爭中的尾巴主義傾向，城市黃色傾向，農村富農路線，干部中留戀舊的基礎與調和傾向是目前政治上組織上最右傾的表現。”由此可見， 紅四軍前委通告（第一號）與當時中央的認識完全一致，并沒有任何與贛西南肅AB團直接相連的一字一句，怎么能成為高華所認定的贛西南肅AB團的標志和時間上限呢？ 研究歷史必須首先回歸歷史環境、歷史語境，舍此前提的“分析認定”很容易走向認知的歧路，走向以個人看法為出發點，而非歷史事實為出發點，這就離開了研究歷史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本質。高華作為歷史學教授，缺少把握1928年寧岡“洗黨”要旨的基本歷史依據，卻可以大書特書“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同樣，1930年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與贛西南肅AB團沒有直接關系，相反是落實當時中央文件精神的一種體現。高華卻毫無歷史顧忌地將二七會議與贛西南肅AB團捏在一起，主觀為江漢波戴上“富農分子”帽子，接踵認定二七會議開除江漢波黨籍為贛西南肅AB團的標志，表述了一種與當時史實完全不相符的結論性語言。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說過，任何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便會變成錯誤。”同一個道理，重要歷史事件，如寧岡永新“洗黨”要旨、贛西南肅AB團的時間上限，主觀推前或置后一小步，構筑的“史實”無疑脫離了歷史的原點。用高華書中攻擊毛澤東的話回贈，容易“造成了大量假說的流行”。章太炎有一段名言：“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姓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高華以清理毛澤東“厲行肅反始作俑者”大學者姿勢，在立論與史實上隨意嫁接，文字亡而種姓失，著史亂而思想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黨史國史的某些混亂，影響了學界治學方法治學風氣的某種隨性或隨意，而這正是當今治學治史之毒瘤，治國隱形之敵。（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江漢大學特聘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內部資料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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