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作為國家關系明確有力的法律支撐和保障，確立了世代友好理念和新型國際關系原則，最大程度維護和保證了主權國家之間應有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是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大創舉。本文站在該條約簽署2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回望，觀察其強大生命力和示范效應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的持續顯現。尤其在邊界問題、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開展雙邊互利合作、促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等多個方面，該條約起到了積極作用并大大推動了中俄關系的發展，使兩國關系成為新型國際關系的典范。在中俄關系已達到歷史最好水平、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進一步發展的當代情勢下，中俄兩國超越所謂結盟的定義，持續合法、合理、合情地進行有效務實合作，在打破西方話語壟斷、維護國際秩序客觀公道、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面共同發揮積極作用。
2021年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周年，也是蘇聯解體、中國正式承認俄羅斯聯邦為蘇聯合法繼承國30周年，亦是中俄宣布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5周年和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0周年。所以，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說，2021年都是中俄關系發展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值得特別重視。2020年底至2021年3月，兩國外長幾次通話和會談時都表示，雙方將繼續密切戰略協作，辦好條約簽署20周年慶祝活動，共同開辟兩國關系的未來。2020年12月28日，習近平主席同普京總統通話時強調，《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立的世代友好理念和新型國際關系原則，是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大創舉，其強大生命力和示范效應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將持續顯現。雙方要以慶祝條約簽署20周年為契機，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推進雙方合作。雙方還商定，將以某種政治文件的方式宣布《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期。作為親歷者，有關條約起草、商談和簽署方面的一些具體情況，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記載。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著重談談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我們為什么要簽署這個條約，簽約的目的是什么？二是簽約之后解決了雙邊關系中哪些歷史遺留問題，推動了哪些領域的合作，有怎樣的歷史意義？三是進入21世紀20年代以后，中俄關系下一步應如何發展？開展全面戰略協作需注意解決哪些問題？四是中俄是否需要結盟？
一、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歷史背景
要回答第一個問題，需要回顧中俄關系的總體發展歷程。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2019年，整整70年間，中蘇/中俄關系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一是親密結盟時期，二是嚴重對立時期，三是互利合作時期。
親密結盟時期。在新中國還未正式宣告成立的1949年7月，中共中央即派出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多次與斯大林會談，希望蘇聯對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全面支持，得到斯大林的肯定和承諾。斯大林立即著手制定援華計劃，以至中共代表團是年8月中旬乘火車回國時，發現同車竟有80余名蘇聯人作為政府選派的專家到中國幫助恢復建設。[1]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周總理于1949年底、1950年初先后抵達莫斯科，向斯大林闡明中國將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希望中蘇結盟并簽署相應的國家關系條約。1950年2月14日，在毛澤東和斯大林的見證下，周恩來和維辛斯基分別代表兩國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后，斯大林熱情幫助我們搞建設，支持中國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決定投入大量資金和專家對華援建156個工業大項目。中國政府全盤照搬蘇聯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模式，明確表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要在各個方面虛心向“老大哥”學習，并選派眾多大學生到蘇聯留學，主要學習科學技術方面的知識。這期間，不僅政府各部門來往密切，而且兩國人民交往也十分頻繁和熱絡，社會各界都搭建起對口交流渠道，甚至很多中學生都向對方同級學生寫信，建立“一對一”的親密聯系。一時間，中蘇友好“響徹云霄”。
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再到80年代，中蘇關系經歷了逐漸冷卻直至惡化再到嚴重對立的時期。一個重要起因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讓中方不能接受。中方的基本立場是，要以歷史的視角看待斯大林，不能以偏概全。赫魯曉夫的報告被美國全文發布，隨即在世界上引起軒然大波，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沖擊可想而知。此后，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領導人表現出強烈的大國沙文主義，動輒以“老子黨”自居，對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事務橫加干涉。這促使毛主席對新中國搞建設是不是要全部照搬蘇聯的做法產生了疑問，并由此寫出《論十大關系》，強調要保持一定的獨立自主。由于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尖銳，越來越公開化，赫魯曉夫將在華指導援建工程項目的大批蘇聯專家撤回國內，并逼迫中國還債。雙方感情日益淡漠，嚴重影響國家關系。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在兩國邊境地帶陳兵百萬，繼而爆發珍寶島事件。中方將蘇聯從“現代修正主義”改稱為“社會帝國主義”，是世界上最兇惡的敵人。20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表示愿意改善蘇中關系。鄧小平提出，如蘇聯消除“三大障礙”[2]，即消除對中國的包圍和威脅，中蘇關系即可實現正常化。經雙方不斷努力，戈爾巴喬夫應邀于1989年5月訪華。鄧小平在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提出中蘇兩國要“結束過去、開辟未來”[3]，戈表示完全贊同。兩人隨后共同宣布中蘇兩國兩黨關系由此實現正常化。不過，雙方在隔絕多年后，彼此感覺頗為陌生。戈爾巴喬夫追隨西方，在我處理“六四”風波問題上說三道四，反映出他在是否堅持社會主義和如何進行改革的問題上同我存在較大分歧。鄧小平主張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反對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戈爾巴喬夫則推動“公開性”、民主化，改行總統制，取消憲法中關于“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指導力量”的規定。蘇共的領導地位由此被嚴重削弱，各種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泛濫，造成人們思想極度混亂，社會經濟秩序亂象叢生。1991年“8·19”事件后，葉利欽逼迫戈爾巴喬夫即刻宣布解散蘇共中央，解散蘇共所有黨組織。葉利欽則下令政府和軍隊一律實行“非黨化”“非政治化”。年底蘇聯解體，葉利欽公開宣布獨立后的俄羅斯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都是我們不愿看到的。按照鄧小平“不同蘇聯搞意識形態爭論”[4]的指示，中方沒有對此公開評論。真正進入互利合作時期是在蘇聯解體之后。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的當天，我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表示，“鑒于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已宣布成為獨立國家，中國政府本著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尊重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中國愿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繼續與這些共和國保持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5]12月29日，中俄兩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簽署了《中俄關系會談紀要》，突出強調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葉利欽總統反共不反華，對發展中俄關系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992年1月31日，李鵬總理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期間，同葉利欽舉行了雙邊會見。葉表示希望將中俄關系“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李鵬重申中國同外國發展關系“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畫線”[6]，愿同俄方一道發展傳統友誼。葉利欽于1992年12月中旬訪華，分別同楊尚昆主席、江澤民總書記會談會見。江澤民提出中俄要“平等互利、睦鄰友好”，葉利欽贊同并強調“發展俄中關系在俄對外關系中居優先地位”。[7]此后，兩國關系急速升溫，不到五年時間即宣布要發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到2000年普京接替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總統之后，兩國關系繼續向前發展。由上可以看出，70年間，中蘇/中俄關系有過輝煌，也有過失敗。雙方熱絡起來可以不分你我，矛盾增多便又冷若冰霜。這些不正常現象在相當長時間存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最根本的，是沒有做到主權國家之間應有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1989年到1991年底，中蘇兩國兩黨關系盡管已經實現正常化，但卻未能取得明顯進展，各領域合作也沒有全面展開。這里面有幾個因素：一是時間短，二是各自國內都有許多重要事情需要處理，三是也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俄雙方認真汲取過去的教訓，不再將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異同作為發展國家關系的必要前提條件，而是將國家利益置于首位，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奉行睦鄰友好政策。2000年7月普京當選總統后首次訪華期間，江澤民主席向普京總統概括地總結了蘇聯解體后中俄關系的發展情況。江主席表示，蘇聯解體后，中國和俄羅斯建立了國家關系；高度評價葉利欽對發展兩國關系所做的貢獻；我們大家都意識到，在新的條件下需要建立起新的關系。“葉利欽1992年訪問中國時，雙方簽署聯合聲明，表示中國和俄羅斯彼此視為友好國家。1994年，雙方又確認建立一種建設性伙伴關系，即真正平等的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的關系。”不僅如此，我們兩國元首還簽署了關于互不將戰略核導彈瞄準對方的聯合聲明。“1996年，兩國表示決心發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這種關系不具有結盟的性質，也不針對第三國。”[8]江主席進一步闡述了中國與俄羅斯發展關系的基本原則：“擴大同俄羅斯的睦鄰友好關系，深化雙邊互信與合作，是我們既定的方針。我贊成葉利欽說過的一句話：中俄毗鄰而居，這是我們的共同財富。遠親不如近鄰。這已經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識。中國作為俄羅斯的最大鄰國，將永遠是俄羅斯的好朋友、好鄰居、好伙伴。中國任何時候都不對俄羅斯人民構成威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華民族從未有過威脅和侵略別國的歷史。現在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與所有國家特別是鄰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中國將沿著改革開放道路走下去，即使將來強大了，中國也不會奉行對外侵略和擴張的政策。西方不愿看到中國發展和強大，不愿看到中俄發展睦鄰關系，不斷散布中國威脅論來干擾我們。”“我們兩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是有核國家。中國和俄羅斯對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負有重大的責任。確立伙伴關系，是正確的選擇，因為我們必須共同捍衛和平、國際安全，推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多極化世界。”[9]普京對此表示完全贊同。江主席的話明確表達了中方對在21世紀長遠發展中俄關系的基本原則。這里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要做到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其最基本的標準就是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內政與和平共處，在國與國關系的現有實踐中，還體現在要尊重各自國家人民選擇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尊重彼此不同的文明和歷史傳統，不能以本國認定的意識形態畫線，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方等。二是要實現睦鄰友好。而睦鄰就是鄰國關系相處和諧，彼此體諒對方難處，照顧各自關切和利益。鄰居是不能選擇的，實現睦鄰友好是鄰國關系的最佳狀態。而且，中俄互為世界上最大鄰國，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邊界線，是歐亞大陸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力量。兩國都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是中華文明和俄羅斯文明的重要承載者。建立并發展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系，是中俄兩國的不二之選，是兩國各自外交的優先方向。三是中俄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是有核國家，是多極化世界中獨立的兩極，對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推動實現國際公平正義負有重大的使命與責任。總之，中俄兩國保持長期睦鄰友好，不斷鞏固和深化各領域互利合作，加強國際和地區事務上的戰略協作，不僅對兩國加快國內現代化建設，而且對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都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那么，用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把上述原則固定下來呢？顯然，除了雙方領導人簽署并發表的有關兩國關系發展的政治文件、中央政府和聯邦政府的大力推動、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和各個領域的扎實合作之外，還需要有明確而又有力的法律制度作為支撐和保障。這是我們進入21世紀、從長遠考慮發展中俄國家關系的重要出發點。也就是說，我們一要保證雙邊關系的發展能“長治久安”，不出任何大的顛覆性的問題；二要保障雙邊關系在各個領域，包括現實可見的和以后隨形勢發展出現的，都能穩扎穩打不間斷地向前發展。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給予兩國關系以法律上長期、堅定和有力的支撐與保障——簽署國家關系條約——應該是最好、也是最可行的辦法。按照通行的國際法理論與實踐，國家關系條約包括雙邊條約，即兩個國際法主體間締結的正式協議，其中會規定締約國間應當承諾并遵守的一些具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國家關系條約有兩個質的規定性。首先，它不同于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簽署或共同發表的政治文件，它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能隨意變更或否決。締約雙方須無條件遵守條約規定的義務，承擔相應的責任。其次，它具有長期性、穩固性、延續性。條約簽署生效的時間一般要在10年以上，且可以分階段無限期延續下去。正因為如此，為了確保中俄“世代友好，永不為敵”，江澤民主席在同普京總統會談時正式建議雙方簽署不具結盟性質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兩人一拍即合，即責成兩國外交部就簽約問題進行談判，爭取一年后簽署。經過雙方近一年的努力，條約于2001年7月16日由中俄兩國元首在莫斯科簽署。2001年10月27日和12月26日經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俄羅斯聯邦議會分別批準。兩國元首隨后簽署批準書，并派代表互換批準書證書，條約于2002年2月28日正式生效。
二、條約對中俄關系的推動和歷史意義
《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以來的20年間，至少在解決邊界問題、維護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開展雙邊互利合作、促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等多個方面，大大推動了中俄關系的發展。中俄之間剩余的最后兩塊邊界問題得到了一勞永逸的解決。邊界問題是國家關系中最難解決、最影響當事國人民感情的大問題，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鄰國之間因邊界未能劃定而發生流血沖突、導致相互關系長期不睦的情況比比皆是。歷史遺留的中蘇/中俄邊界問題絕大部分（占98%）已在1991年和1994年分東西兩段得到解決，兩國元首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于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中俄國界西段的協定》。此后還有兩塊爭議地區（黑瞎子島與阿巴該圖洲渚）沒有確定邊界線走向，統稱剩余邊界問題。普京執政后，俄方即通過外交途徑向我們暗示，俄方有一勞永逸解決兩國剩余邊界問題的意愿。中方認為這是一個重要姿態，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必須緊緊抓住，努力與俄方共同尋求雙方都可接受的解決方案。黑瞎子島和阿巴該圖洲渚這兩塊剩余邊界線的走向問題如能徹底解決，必將大大增強中俄睦鄰友好關系的政治基礎。2000年7月17日，江澤民在北京同普京會談時特別強調，我們完成了對已協商一致地段的勘界工作。隨后發表的《中俄北京宣言》寫進了有關邊界問題的表述：“中國和俄羅斯將本著建設性和務實的精神繼續談判，以便加快制定兩國邊界尚未協商一致地段的解決方案。在此之前，要維持兩國邊界尚未協商一致地段的現狀。”[10]中俄雙方實際上都有需要在條約中專門就剩余邊界問題作出規定，談判對這一問題投入的精力也最多。中方最初提交的條約文本對邊界問題的提法是：雙方要“以有關目前邊界的條約為基礎，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繼續談判，以盡早徹底解決中俄尚未協商一致的個別地段邊界問題，以使兩國邊境地區永久和平、穩定繁榮。”俄方文本則首先使用了“雙方對對方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并承諾將來也不會提出此類要求”的措辭。我表示難以接受，指出這樣的措辭恐與實現中俄“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條約主導思想不符，在今后的實踐中也不利于兩國加強政治互信，希望雙方本著友好合作向前看的精神看待歷史遺留問題。俄方同意在文本中刪去這一措辭，但要求寫入“邊界不可侵犯”，并強調這一內容在俄與其他許多國家簽署的國家關系條約中均已寫入。我建議使用更為積極的表述。經做工作，雙方商定措辭如下：“締約雙方決心并積極致力于將兩國邊界建設成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邊界。締約雙方遵循領土和國界不可侵犯的國際法原則，嚴格遵守兩國間的國界。締約雙方根據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于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繼續就解決中俄尚未協商一致的邊界線走向問題進行談判。在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之前，雙方在兩國邊界尚未協商一致的地段維持現狀。”2001年7月16日，在《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的同時，《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也特別提到邊界問題：“雙方將繼續努力，使中俄邊界成為睦鄰友好、永久和平、信任和互利合作的邊界。雙方認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對界河中個別島嶼及其附近水域進行共同經濟利用的協定》得以順利實施，表明雙方有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政治意志。”“中俄愿本著建設性和務實精神，就兩國邊界尚未協商一致地段加快制定相互都能接受的理想解決方案。”[11]2002年12月2日，兩國元首在北京再次簽署聯合聲明，其中指出，“為解決中俄邊界尚未協商一致兩個地段的邊界線走向問題，找到雙方均可接受的方案，當前已具備最為有利的條件。為此，責成兩國外交部早日結束邊界談判進程。”并強調，“徹底解決歷史遺留的中俄邊界問題，對兩國關系的戰略前景具有深遠意義，將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產生重要的穩定作用。”[12]在兩國元首的直接關心和推動下，加上條約的法律保障，雙方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抓緊黑瞎子島與阿巴該圖洲渚兩塊剩余邊界問題的談判，進展順利。2004年10月普京訪華期間，兩國元首確認了中俄剩余邊界問題的最后解決，聯合聲明指出，“兩國就中俄邊境兩塊未協商一致地段的邊界線走向問題達成協議，是政治雙贏的均衡合理的方案。此次簽署的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和此前簽署的兩個國界協定，標志著長達四千三百多公里的中俄邊界線走向已經全部確定。這一結果值得珍惜和充分肯定。中俄邊界問題的解決，是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睦鄰合作的可靠保障，是對亞太地區及世界的安全與穩定作出的重要貢獻，為世界各國解決邊界爭端樹立了成功的典范……雙方的經驗表明，和平對話、公平公正、平等協商、互諒互讓、利益均衡是解決諸如邊界問題這樣復雜而敏感問題的正確和有效的途徑。”[13]20年來，中俄邊境地區已經成為兩國人民和平友好的紐帶。接壤地區省州政府間多簽有合作協議。邊境城市相互間大都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到目前為止，總共開啟了24對口岸，貨物運輸和當地居民往來十分便利，旅游項目也十分活躍。承諾并兌現兩國相互支持對方堅定維護本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意愿和行動。作為大國，作為鄰國，能夠承諾并在事實上毫不動搖地支持對方為維護其國家核心利益所做的努力，在當今世界，一定程度上來說，只有中俄兩國。《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第四條規定，中俄雙方相互支持對方在維護自己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問題上的政策；第五條專論臺灣問題。這里，先要提及2000年《中俄北京宣言》及其相關的背景。1999年7月，李登輝公然提出“兩國論”，聲稱臺灣和大陸的關系是“國家與國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同年底，美國總統克林頓為干擾破壞中國發展，接連簽署國會兩院通過的所謂《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議案和含有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條款的《2000年綜合撥款法》，企圖使臺灣擠入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在美國的慫恿下，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公開叫囂“一個中國是未來的問題”。此后他不斷模糊一個中國原則，企圖在堅持“臺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基礎上發展與祖國大陸特殊的關系。在國際上陳水扁則推出所謂“烽火外交”政策，用“金援友邦”的方式，積極與中國大陸打邦交國爭奪戰，大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分裂活動，竭力推動“臺灣問題國際化”，并揚言臺灣一定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大陸和臺灣的關系進入了一個相當緊張的時期。我們為此做了很多工作，來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在普京總統2000年7月17日至19日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發表的《中俄北京宣言》中專列一段談臺灣問題，原文如下：“俄羅斯重申在臺灣問題上的一貫原則立場，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羅斯聯邦不支持任何形式的‘臺灣獨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不接受‘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立場，反對臺灣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只能由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不向臺灣出售武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俄羅斯聯邦在臺灣問題上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表示衷心感謝。”“中國和俄羅斯認為，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允許外部勢力對解決臺灣問題加以干涉，強調這種企圖只能加劇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14]在條約的談判過程中，對臺灣問題的立場闡述，雖然沒有再全部照搬《中俄北京宣言》所用的措辭，但對問題實質的表述沒有變化。條約最后寫明：“俄方重申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間兩國元首簽署和通過的政治文件中就臺灣問題所闡述的原則立場不變。俄方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灣獨立。”[15]
在這里要特別指出，宣言和條約中這兩段完整的措辭，在當時我與其他國家簽署的雙邊關系和多邊關系的政治文件中，都是沒有先例的。最近20年來，世界所有國家同我在雙邊文件中對臺灣問題所做的表態中，只有俄羅斯表述的上述立場最為清晰、準確、全面和完整。這無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表明，俄方在臺灣問題上對中國給予的尊重和有力支持，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比擬的。中俄開展戰略協作，維護兩國共同利益和世界公平正義，是實實在在、不折不扣的。2005年，兩國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其中再次引用了《中俄北京宣言》中俄方對臺灣問題所做的承諾，并加上了這樣的表述：“俄方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支持俄方為打擊車臣恐怖勢力和分裂勢力所作的努力。”[16]現在看來，在條約簽署之后十幾年間中俄領導人簽署和發表的政治文件中，俄方都保持了上述立場。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執政當局瘋狂打壓中國，在涉臺、涉港、涉疆、涉藏問題上多次通過法案，制裁中國官員和企業，并一再突破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向臺灣加大出售先進的軍事裝備，甚至派部長級高官訪問臺灣等等，俄方都及時對中國給予了公開明確的支持。依據上述邏輯，《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進一步明確了締約雙方要在互相尊重各自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方面履行承諾和義務。這些承諾和義務包括以下幾點：締約雙方不參加任何損害締約另一方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聯盟或集團，不采取任何此類行動，包括不同第三國締結此類條約。締約任何一方不得允許第三國利用其領土損害締約另一方的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締約任何一方不得允許在本國領土上成立損害締約另一方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組織和團伙，并禁止其活動。如出現締約一方認為會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針對締約一方的侵略威脅的情況，締約雙方為消除所出現的威脅，將立即進行接觸和磋商。締約雙方在其相互關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也不相互采取經濟及其他施壓手段，彼此間的分歧將只能遵循《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以和平方式解決。締約雙方重申，承諾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將戰略核導彈瞄準對方。締約雙方相互尊重對方根據本國國情所選擇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道路，確保兩國關系長期穩定發展。[17]
我們可以看到，雙方20年來很好地執行了條約規定，履行了各自的義務和承諾，沒有因上述六個方面產生任何原則性的矛盾和問題。中俄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國家政治體制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民族宗教信仰不同，主流意識形態不同……但雙方始終堅守不以意識形態畫線，尊重雙方人民做出的選擇，不對對方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更不會跟隨、默認美等西方國家對中俄兩國的攻擊與污蔑。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條約規定締約雙方要在雙邊領域大力開展互利合作，其中主要強調了11個大方面：締約雙方重視發展兩國中央(聯邦)立法和執行機關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締約雙方將大力促進開展兩國司法機關的交流與合作。締約雙方將在互利的基礎上開展經貿、軍技、科技、能源、運輸、核能、金融、航天航空、信息技術及其他雙方共同感興趣領域的合作，促進兩國邊境和地方間經貿合作的發展，并根據本國法律為此創造必要的良好條件。締約雙方將大力促進發展文化、教育、衛生、信息、旅游、體育和法制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締約雙方將根據本國法律及其參加的國際條約，保障維護知識產權，其中包括著作權和相關權利。締約雙方將利用并完善各級別的定期會晤機制，首先是最高級和高級會晤，就雙邊關系和共同關心的重要而迫切的國際問題定期交換意見、協調立場，以加強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締約雙方將根據兩國政府間有關協定和其他文件處理債權、債務關系，彼此承認締約一方對位于締約另一方境內屬于對方的資產及其他財產擁有的合法權益。締約雙方將根據各自承擔的國際義務以及各自的法律和規定，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締約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締約另一方境內的合法權益，并相互提供必要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締約雙方有關部門將根據相關法律調查與解決締約一方的法人和自然人在締約另一方境內進行合作和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糾紛。締約雙方將在保護和改善環境狀況，預防跨界污染，公平合理利用邊境水體、太平洋北部及界河流域的生物資源領域進行合作，共同努力保護邊境地區稀有植物、動物種群和自然生態系統，并就預防兩國發生的自然災害和由技術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及消除其后果進行合作。締約雙方將根據本國法律和各自承擔的國際義務，在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以及打擊有組織犯罪和非法販運毒品、精神藥品、武器等犯罪活動方面進行積極合作。締約雙方將合作打擊非法移民，包括打擊通過本國領土非法運送自然人的行為。締約雙方將擴大和加深軍事領域的信任措施，以加強各自的安全，鞏固地區及國際穩定……根據有關協定進行的軍事和軍技合作不針對第三國。[18]
20年來，中俄在雙邊各領域的合作不斷擴大和深化，除兩國元首一年一次的定期會晤機制之外，僅副國級以上的會晤機制就有13個：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雙方總理主持）、中俄總理定期會晤委員會（主席為雙方副總理）、中俄人文合作委員會（主席為雙方副總理）、中俄投資合作委員會（主席為雙方副總理）、中俄能源合作委員會（主席為雙方副總理）、中俄議會合作委員會（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俄聯邦議會上下院議長共同擔任主席）、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與俄總統辦公廳主任磋商機制（副國級）、中俄戰略安全磋商機制（副國級）、中俄執法安全合作機制（副國級）、中俄政府間軍技合作混委會（副國級）、中國東北地區與俄羅斯遠東地區合作委員會（副國級）、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與俄羅斯伏爾加河沿岸地區合作委員會（副國級）和中俄和平友好與發展委員會（副國級）。這些機制涵蓋政治、經濟、人文、立法、安全、軍事、反恐、投資、能源、金融、科技、環保、農業、地方和民間等各個方面，對推動兩國睦鄰友好合作和戰略協作發揮了無可比擬的巨大作用。中俄原油管道、東線天然氣管道、遠程寬體客機、核領域合作等戰略性大項目相繼取得突破性進展。農業、科技、金融、互聯互通等務實領域和教育、旅游等人文領域的合作全面鋪開，廣結碩果，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福祉。2015年，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就“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達成戰略共識，并同歐亞經濟聯盟簽署了經貿合作協定。限于篇幅，這里不能一一列舉。但有必要強調一下中俄能源合作的成果。俄羅斯是能源生產大國，中國是能源需求大國，兩國有天然的互補性。中俄作為鄰國，開展油氣合作得天獨厚，既為中國提供安全可靠的清潔能源，也能為俄羅斯豐富的天然氣資源提供長期穩定的市場。中俄兩國政府先后于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和2013年簽訂了多個關于加強油氣合作的備忘錄、協議等文件。2013年3月22日，兩國政府代表簽署了《關于擴大原油貿易合作的協議》，其中提到，鑒于斯科沃羅季諾-漠河原油管道運營正常，擴大原油貿易基礎良好，雙方決定2018年1月1日至2037年12月31日，授權雙方企業每年增供原油1500萬噸。[19]天然氣合作方面。經過多年努力，中俄同意建設東西兩條管道，向中國輸送天然氣。東線工程總長度為3968公里，管道建設2014年9月開工，2020年完成；天然氣采自東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州科維克金氣田和雅庫特共和國恰揚金氣田，可連續30年每年向中國提供38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西線（尚未建成）是指從伊爾庫茨克州經阿爾泰邊疆區進入中國新疆阿勒泰地區，擬每年可向中國提供約3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東西兩線相加，每年可輸入中國680億立方米天然氣。在開展國際合作方面，條約重申締約雙方根據《聯合國憲章》及所參加的其他國際條約承擔各自應盡的義務。希望促進建立以恪守公認的國際法原則與準則為基礎的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具體包括：締約雙方將加強在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和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合作。締約雙方將努力增強聯合國作為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最具權威性和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在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在和平與發展領域的中心作用，確保聯合國安理會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領域的主要責任。締約雙方主張嚴格遵守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反對任何以武力施壓或以種種借口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的行為，愿為加強國際和平、穩定、發展與合作進行積極努力。締約雙方反對可能對國際穩定、安全與和平造成威脅的行為，將在預防國際沖突及其政治解決方面相互協作。締約雙方共同致力于維護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并大力促進恪守有關保障維護戰略穩定的基本協議。締約雙方將積極推動核裁軍和裁減化學武器進程，促進加強禁止生物武器的制度，采取措施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和相關技術的擴散。締約雙方將大力促進加強兩國周邊地區的穩定，確立相互理解、信任和合作的氣氛，推動旨在上述地區建立符合其實際的安全和合作問題多邊協作機制的努力。[20]
2005年7月1日，在慶祝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60周年和聯合國成立60周年之際，胡錦濤主席和普京總統簽署了《中俄關于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強調“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作為當前人類發展階段的重要趨勢，其發展進程存在不平衡和矛盾的現象。”“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過程將是復雜而漫長的。”“只有以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則為基礎，才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聯合國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國際組織，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聯合國應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成為制定和執行國際法基本準則的核心。”應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充分保障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發展道路、平等參與國際事務和平等發展的權利。“必須和平解決分歧與爭端，不采取單邊行動”，“不尋求對國際事務的壟斷和主導權，不將國家劃分為領導型和從屬型。”[21]2008年5月23日，中俄元首再簽署《中俄關于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在前述若干政治文件的基礎上，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首次提出“雙方愿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呼吁國際社會，特別是發達國家增加發展援助，全面履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承諾，為其發展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認為“國際安全是全面的和不可分割的。不能以一些國家的安全為代價，保障另一些國家的安全，包括擴大軍事政治同盟。”認為“建立全球導彈防御系統，包括在世界一些地區部署該系統或開展相關合作，不利于維護戰略平衡與穩定，不利于國際軍控和防擴散努力，不利于國家間互信和地區穩定。”[22]根據上述約定，雙方20年來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不斷加強合作，特別是在聯合國安理會加強協調和配合，多次聯手打掉美主導的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行動方案，為維護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做出了歷史性的重要貢獻。這方面的例子不勝其數。也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2011年，在條約簽署10周年之際，胡錦濤主席和梅德韋杰夫總統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兩國合作的成果與需要，決定中俄要“致力于發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3]，以進一步推動各領域合作再上新的臺階，同時也向世人展現出中俄兩國互為最大鄰國又同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這種關系的特殊性和戰略性。黨的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發展和深化中俄關系高度重視。2012年普京再次當選總統，一再強調要將發展對華關系置于俄羅斯外交的優先方向。在兩國元首的直接領導下，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高水平運行成為中俄關系的新常態。2013年3月22日至24日，習近平主席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同普京總統舉行大小范圍會談并簽署聯合聲明。雙方強調，中俄關系在當今國際關系中為促進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安全發揮著重要的穩定作用，進一步發展中俄關系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中俄目前面臨的戰略任務，就是把兩國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政治關系優勢轉化為經濟、人文等領域的務實合作成果；為此，雙方批準實施《〈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2013年至2016年）》，商定若干重點合作方向，以共同提升兩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雙方還一致認為，當今世界進入以民族和國家間相互依存度增強、經濟與文化相互融合加深為特征的發展轉型期。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推動文化多樣性和社會信息化成為全球性主要議題。呼吁各大國超越零和博弈、集團政治等思維方式，求同存異、和平共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實現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24]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每年多次通電話、見面、會談，共同參加有關國際會議，暢談形勢，來往密切，交流深入，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聯系，結下了深厚的個人友誼。兩國元首對推動中俄關系向前發展做出了巨大的、歷史性的貢獻。《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歷史意義也可從不同角度進行觀察，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兩國對條約原則和精神的踐行，還會不斷有新的認識。我這里先談幾點：第一，《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是中俄進入21世紀以來簽署的第一個國家關系條約，開創了兩國關系發展的新紀元。條約的主導思想，也可以說條約的“靈魂”，是兩國和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永不為敵”。這是理解和把握條約的鑰匙。條約把中俄雙方永做“好鄰居、好伙伴、好朋友”的良好意愿和堅定意志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條約的“基石”地位由此奠定。第二，條約作為指導中俄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對中俄致力發展長期睦鄰友好與戰略協作的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一一做出了規定。明確了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條約是具體的，又是原則的。條約生效至今已經進入第20個年頭，無論就它的原則規定的適用性而言，還是從它對雙邊關系具體領域具體方面的指導作用來看，都依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芒。條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第三，條約摒棄了冷戰時代國家關系不是結盟就是對抗的舊思維和舊模式，為中俄關系確定了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性質，為國際社會樹立了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良好范例。條約通篇貫徹《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為捍衛諸如國家主權、國家平等、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被歷史一再證明行之有效的國際規則做出了重要貢獻。第四，雙方相互堅定支持對方在維護本國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方面所做的努力，堅定支持對方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堅定支持對方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合法國家政權，堅定支持對方發展振興，堅定支持對方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在加強和深化雙邊各領域互利合作的進程中，雙方相互照顧彼此利益和關切，進一步發展了友誼，增進了互信。第五，在條約的指引下，中國和俄羅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倡導和支持多邊主義、國際關系民主化，呼吁在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基礎上，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網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加強，對全球與地區事務的影響日漸提高。在中俄兩國的共同努力下，將主要解決中蘇邊境地區軍事領域信任與裁軍問題的“上海五國”機制提升為更具影響力的上海合作組織，并逐步擴大成為擁有8個正式成員國、4個觀察員國和6個對話伙伴國的永久性政府間國際組織。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基本內容的“上海精神”，團結和吸引更多的國家參與到和平發展、互利合作的隊伍中來。第六，條約的簽署和實施具有廣泛而重要的國際意義。它向全世界展示了大國和諧相處、平等信任、互利共贏的成功范例。用中俄元首2011年6月16日條約簽署10周年發表的聯合聲明的話說，“中俄以條約為基礎開展的戰略協作成為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的因素，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有利于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25]。2017年7月4日兩國元首再次強調條約的意義，“實踐證明，中俄關系成熟穩固，不因外部環境影響而改變，是當今世界大國、鄰國和諧共處、合作共贏的典范。中俄關系已超越雙邊范疇，成為維護國際戰略平衡與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因素。”[26]總之，我們可以說，中俄兩國在充分汲取和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根據世界局勢和國際格局的發展變化，建立起了以互信為基礎的完全平等、互利雙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實踐證明，這種互信關系是長久的，經得起歷史考驗的。
三、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2019年正值中俄建交70周年，習近平主席再次訪俄，同普京總統簽署了《中俄關于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正式宣布發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聲明詳盡闡述了“新時代”的內涵，即“守望相助、深度融通、開拓創新、普惠共贏”十六字方針，確定了兩國關系未來一個時期發展的總體目標和路徑。“守望相助”，就是雙方要相互給予更加堅定有力的戰略支持，支持對方走自身發展道路和維護本國核心利益，保證兩國各自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深度融通”，就是要對兩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對接進行密切的協調和戰略協作，拓展經貿和投資互利合作，民心更加友好相通，文化更加互鑒相融。“開拓創新”，則是指不斷豐富和完善雙方的合作理念、機制，開拓新的領域、項目、技術，更加全面地挖掘兩國關系的潛力和發展的動能。“普惠共贏”，主要是指雙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方面的合作，要進一步團結其他友好國家，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各國平等參與全球治理，遵循國際法，保證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相互尊重和考慮彼此利益、摒棄對抗和沖突的基礎上，秉持多邊主義原則，解決國際和地區問題，在國際事務中主持公道，促進更加公正合理的多極世界的形成，惠及世界人民，實現合作共贏。[27]第一，中俄關系牢固、穩定，不受外部環境干擾而改變，具有巨大的內生動力和廣闊發展前景；
第二，雙方將政治合作、安全合作、務實合作、人文交流、國際協作作為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點領域；第三，雙方將就各自大政方針、內外政策、發展戰略等重大問題坦誠深入溝通交流，加大相互支持的力度；
第四，雙方將深入挖掘合作潛力，推動構建全方位的中俄互利合作新格局，實現更緊密的利益融合；第五，雙方將鼓勵兩國社會各界、各地方加強交流互鑒，促進理念溝通、文化融通、民心相通；
第六，雙方將繼續秉持公平正義，同國際社會一道，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定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
聲明是指導中俄關系在新形勢下繼續向前不間斷發展的一份重要的綱領性文件。開辟和建設“新時代”，成為中俄雙方共同的努力方向。為了在今后一個長時期繼續堅定不移地全面遵循《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原則和精神，致力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我們還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和時代對我們的要求，與時俱進地做好各個方面的工作。同時，作為中俄關系的研究者和推動者，我認為有以下一些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并努力自覺地付諸實踐。第一，世界上的萬事萬物，包括國家間的相互關系，都是普遍聯系著的。在新形勢下，我們必須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即中國因素和世界因素統籌起來考慮；必須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歷程同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統籌起來考慮；必須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必須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必須認識和把握發展規律，增加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樹立底線思維，于變局中開新局，等等。這是我們做好對內對外工作最基本的方法論。對中俄關系下一步的發展，也要在上述幾個方面的框架下來加以統籌和斟酌。中俄關系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我們必須在國際格局的深刻演變中去感受和看待中俄關系，將它放在不斷發生變化的世界大環境當中去研究、去推動、去落實。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總體形勢下，發展和深化中俄關系，不僅是中俄兩國和兩國人民的現實需要，也是推動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現實需要，更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現實需要。兩國互為戰略依托，互為發展機遇，互為全球伙伴，肩并肩、背靠背緊密合作，攜手加快建設各自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堅定支持對方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政權安全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所做的努力，共同排除一切來自外部的干擾、抹黑和破壞，包括聯手抵制“顏色革命”，打擊各種虛假信息，與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及一切危害社會穩定的行為做堅決的斗爭。總之，中俄攜手與國際社會共同抗擊“政治病毒”，維護多邊主義，維護聯合國權威，保衛世界和平，捍衛公平正義，是我們應當賦予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發展的新的時代內涵。第二，總的來看，在當前和今后一個較長時期美國執政當局[28]大力推動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國際形勢日趨緊張、各種風險挑戰明顯加大且疊加出現的態勢下，中俄兩國所承受的壓力毫無疑問將進一步增大。特朗普也好，拜登也罷，都視中俄為美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并為拔掉“眼中釘肉中刺”而采取“分而治之”的戰術。未來幾年，國際體系將被迫進入加速演變和深度調整的時期，我發展和安全面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增大；俄面臨的不可預料的事情也將越來越多，鞏固其周邊戰略依托的難度越來越大。中俄同時遭受美國最強力的戰略圍堵，兩國在世界上的活動與發展空間明顯受到擠壓，利益嚴重受損，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中國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俄羅斯到2030年實現GDP增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發展進程，都將受到美國嚴重的干擾和破壞。第三，在美國執政當局不改變其霸權主義政策的條件下，中美之間，俄美之間，發展關系都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前者主要表現在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博弈和社會制度優劣的較量上。這兩點都帶有全球性質，并更多地在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及與其相關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后者也是世界性的，但主要集中在全球安全、特別是戰略平衡與穩定方面。堅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則是中俄處理對美關系最大的共同點。要看到并承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遠比俄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復雜得多。美國在涉臺、涉港、涉疆、涉藏、南海、人權等等問題上對中國的打壓，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優勢的指責，都是俄美間沒有的。第四，美國執政當局在有意識地加緊構筑反華聯盟和反俄聯盟。拜登上臺后多次明確表示要加快這方面的步伐。美政界還發出明確信號，試圖對俄施以小恩小惠加以利用，拉俄加入反華聯盟，并不停地離間中俄。俄國內也有親美分子暗中迎合，提出中國才是美國最大威脅，俄沒必要與中國綁在一起。普京站穩立場，多次拒絕同美合流，或行“坐山觀虎斗”之實。我們要認識到，只要俄不加入美西方的反華聯盟，不被美國所利用，那么反華聯盟的效力就將大打折扣。同理，在美國組建反俄聯盟問題上，我們也不能為獲取一些眼前利益而上美國的當。不言而喻，我們國內也有親美恐美分子，明里暗里配合美國極盡貶低、丑化俄羅斯，反對同俄搞肩并肩、背靠背的全面戰略協作。我們必須緊緊把握住“方向盤”，堅持原則不動搖，切實保持中俄戰略協作的高度穩定性。第五，我們在做好國內事情的同時，必須下大力氣建好全球伙伴關系網絡，構建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任務，就是團結更多國家反對、抵御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俄羅斯是目前除我之外在國際上堅守多邊主義、反對霸權主義最為堅強和最為徹底的國家，毫無疑問應當成為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中最為堅定的成員，是與我們志同道合、可以并肩作戰的戰友，也是我們對沖美國壓力的最強有力的伙伴。中俄互為最大鄰國，幅員遼闊，得天獨厚，戰略縱深可從北極延至南海，回旋空間巨大，可以“互為穩定的戰略后方”。且俄有強大的國防能力，我有充沛的經濟能力；俄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我有豐厚的資金儲備；俄有先進的高科技研發能力，我有能夠把高科技技術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運行機制。這種客觀連接的相互補充、相互倚重、相互支撐的局面，是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具備的。我們對此應有統一認識，并善加運籌，當前尤要加大科技、金融、能源、軍事、安全和國際事務方面的合作。第六，推動中俄關系實現長遠互利發展，還要注意處理好幾對關系。一是互信與合作的統一。要堅持互信是合作的結果，而非合作的路徑。在合作過程中不要相互猜疑，相互扯皮，而要把問題擺在桌面上，相向而行。要想方設法努力促成項目合作，而不是簡單地將責任推給對方。二是經濟賬與政治賬的統一。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政治對經濟有反作用。實踐多次證明，在國與國的合作中，只算經濟賬，不考慮政治因素，不考慮整體環境，不考慮大局，合作是難以持久和發展的。三是一致性和差異性的統一。中俄都是獨立主權國家，有共同利益，也有各自利益。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照顧對方關切。要承認和尊重彼此存在的客觀差異。合作當中不宜事事強求一致。在涉及各自國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的問題上，在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反對霸權主義方面，能夠保持持續的較高水平的一致，就是有效的戰略協作關系。第七，要進一步統籌研究“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的問題。俄把歐亞經濟聯盟作為建立“大歐亞伙伴關系”的一個平臺，多次表示希望我支持并與俄共同推動“大歐亞伙伴關系”向前發展。[29]客觀地說，“大歐亞伙伴關系”和“一帶一路”都是推動國際與地區合作、謀求和平發展的平臺。兩者可能有競爭關系，但并無根本矛盾。在我對內構建新發展格局、對外建立統一戰線的情況下，我須在俄關切的“大歐亞伙伴關系”問題上適度放開，有計劃地主動引領、塑造“帶”“盟”的對接合作，并堅持向亞洲和歐洲國家的開放合作。首先在“帶”“盟”對接問題上由被動走向主動，即有意識地把雙循環的第一圈外循環同歐亞經濟聯盟連接起來，把第二圈外循環同中東歐國家和歐盟連接起來。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充分調動俄羅斯及獨聯體國家參與的積極性，二是可以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在歐亞大陸走深走實，三是可以帶動上海合作組織強化發展經濟的功能，四是可以緩解歐盟對“17+1”合作的疑慮。第八，加強中俄人文合作，講好中國故事，講好俄羅斯故事，講好中俄友好事業的故事。要積極推動中俄兩國科學界、技術界、智庫研究機構和人員開展多方面的機制化交流與合作，就涉及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網絡安全、文明多樣性等重大問題協調立場，共同發聲，進一步增進相互了解與信任。中國學者有責任有義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優勢，在國內外各種場合對中俄關系作正面的宣傳，努力回擊美等西方國家對中俄關系的各種挑撥行為和離間言論。加快和擴大人文各領域深度交流，增強雙方在合作中的獲得感，落實《中俄青少年世代友好宣言》，夯實發展中俄友好關系的社會和民意基礎。第九，俄羅斯的社會制度、國情與我們不同。在對內搞建設和對外開展合作的進程中，各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綁架”政府、“綁架”地方、“綁架”國家大型項目的現象不少。對這些現象和情況，俄共屢屢有揭露。我們也一定程度存在一些類似的問題。應該說，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和提高各級政府執政能力方面，中俄兩國都還“在路上”。在中俄開展合作的具體過程中，雙方每每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有些是思想認識方面的（如合作程序跟不上我們），有些是為了利益最大化方面的，有些是涉及國家政策調整范圍的，有些則是我方原因造成的。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沉下心來去調查研究，本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找到解決辦法，促成合作。不能簡單草率地把責任推到對方身上，也不能躲著走，繞著走，不作為。隨著美國執政當局對中俄兩國打壓、制裁的不斷升級以及中俄兩國給予相當克制的反擊，外界不斷有中俄可能結盟的猜測。2019年底和2020年10月，普京利用會見記者的機會，曾兩次表示不排除未來某個時期俄中結成軍事政治聯盟的可能性。他說：“我們同中國在兩國領土上定期舉行海上和陸地演習，交流軍事建設領域的最佳解決方案。我們在軍事技術合作領域的協作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是，這種合作不僅涉及產品交換或是軍品的買賣，而且涉及技術工藝上的交換。”“俄羅斯同中國開展軍事合作可以強化中國軍隊的防御能力，俄中對此都有興趣。下一步怎么發展，時間會說明。我們現在還沒有為自己設定這樣的任務（指結成軍事同盟），但原則上我們不會排除這種可能性。我們走著看。”[30]
2021年4月1日，俄外長拉夫羅夫訪華后接受俄國家電視臺“第一頻道”采訪時，否認了俄中結盟的可能：“人們經常猜測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會結成軍事同盟。俄中最高級別的文件都強調，我們不是軍事同盟的關系。我們不追求這一目標。我們通過北約的例子看到了古典意義上的軍事同盟是什么樣子，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同盟。”“這種同盟是‘冷戰’時代的產物。我們現在則要用多極化的時代范疇來思考。我們同中國的關系與古典的軍事同盟關系完全不同。這種關系在一定意義上甚至更加緊密。”[31]
2021年4月6日，拉夫羅夫訪問印度，在記者會上回應“俄中結成軍事同盟”問題時再一次明確表示，“俄中最高級別的文件都強調，俄中關系已經達到歷史最好水平，但并不追求締結軍事同盟的目標。”[32]
的確，當今的時代早已超越二戰時的熱戰時代和二戰后的冷戰時代。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大背景下，再用建立軍事政治同盟的方式將兩個國家或若干國家捆綁起來，放棄經濟發展，加緊軍備競賽，大打輿論戰，由此形成讓渡主權、出讓國家利益、有指揮有服從的小圈子，對外造成對立、對峙和對抗甚至兵戎相見的冷酷局面，是根本行不通的。零和博弈的思維及其行為，無論如何已不適合21世紀20年代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然而，美國執政當局依然在加緊推行單極世界戰略，各種動作不斷。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千方百計使用各種手段打壓、制裁、遏制中國和俄羅斯，目的絕不僅僅是簡單地不讓兩國發展和壯大。問題的實質在于，美國執政當局還想一如既往無障礙地在世界各個角落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利用美元和超級大國的強勢地位，對他國進行經濟剝削、政治壓迫、甚至軍事打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中國作為經濟發展最快、俄羅斯作為軍事力量足夠強大的兩個影響力不斷上升的大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俄倡導和推行的是國際關系民主化、多邊主義，是各國求同存異、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理念。因此，要單邊主義還是要多邊主義，便成為當今國際關系意識形態的分水嶺。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確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強勁的對手。中俄客觀上已經成為一面旗幟，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的偉大事業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中俄被美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應該說，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中俄兩國領導人多次就共同抵制和反擊美國執政當局霸權主義行徑達成共識。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個高水平、強有力的中俄關系，不僅符合中俄雙方利益，也是維護國際戰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保障。”[33]“無論國際和地區形勢怎么變，我們堅持鞏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方針不會變，致力實現兩國共同發展振興的目標不會變，攜手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和世界和平穩定的決心不會變。”[34]“中俄加強戰略協作，能夠有效抵御打壓分化兩國的任何圖謀，并為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筑就堅固屏障。”[35]
“俄方愿同中方繼續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密切在國際事務中的戰略協調與合作，為維護全球戰略穩定做出貢獻。”[36]
“俄中關系重要性早已超出雙邊關系范疇，具有國際和地區意義。”“中俄戰略協作‘永無止境、包羅萬象’……”[37]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近年來多次就中俄關系的未來發展前景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講話。他在2020年12月24日對中國外交做年度總結時，花了很大篇幅談論中俄關系，強調中俄戰略協作邁上了新臺階，雙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問題上堅定支持對方，聯手抵制外部勢力對中俄的遏制打壓，背靠背加強國際事務中的協調配合，肩并肩地反對強權政治和霸凌行徑。“對中俄關系來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對中俄合作而言，沒有休止符，只有進行曲。”[38]“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中俄兩國要“堅持互為戰略依托，互為外交優先，互為發展機遇，互為全球伙伴……繼續為大國睦鄰友好作出中俄表率，為世界經濟復蘇注入中俄動力，為全球戰略穩定打造中俄支柱。”[39]“中俄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緊密合作……‘中俄組合’團結如山，始終是世界和平穩定的中流砥柱。”[40]類似的表述還有很多。中俄領導人的上述立場和態度，已經對中俄關系的未來發展做出了最新定位。中俄不結盟，開展合作不針對第三方，不等于我們不能開展更加有效更加務實更加滿足雙方利益的合作，不等于我們不能從戰略和策略兩個方面做到更加密切的相互協調與配合，不等于我們不能表達雙方對國際形勢走向的共同立場，不等于我們不能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做更多的事情，體現出更多的責任感。必須賦予條約以新的時代內涵。按照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列出許多新的合作方向。比如，我們要努力打破西方的話語壟斷，發出更多客觀公道的聲音，并努力推動更多國家同中俄一道發聲，積極爭取國際話語權。又如，我們要堅決打擊針對中俄兩國的虛假信息，開展包括維護數據安全在內的信息安全合作。再如，我們要更加積極地聯合更多國家開展金融合作，以擺脫美國“長臂管轄”給我們各自經濟發展帶來的危害。還有，我們要努力防范“顏色革命”，加強反干涉合作，堅定維護兩國國家政權和制度安全。加大立法和執法方面的經驗交流，自然成為中俄戰略協作的題中應有之義。再往下，我們還必須采取各種切實措施穩固周邊地區形勢。當然，最重要的，是要盡可能地防止新冷戰在各個領域全面爆發。總之，在對結盟與否問題的認識和行動上，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自縛手腳，更不能裹足不前。不能把“不結盟”同一道反對美國執政當局搞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干涉他國內政對立起來，也不能把開展合作“不針對第三方”與“共同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對立起來。我們要明確立場并且統一認識，即中俄不是盟友關系，但勝似盟友。俄羅斯駐華大使杰尼索夫先生的理解非常正確：“中俄兩國不是盟友，但卻做了許多盟友沒有做到的事情。”
[1]參見李海文整理：《師哲口述：中蘇關系見證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第35頁。[2]具體指蘇聯從中蘇、中蒙邊境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頁。[4]田曾佩：“我與俄羅斯的不解之緣”，載周曉沛、謝·尼·岡察洛夫主編：《世代友好：紀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9年，第19頁。[5]田曾佩主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312頁。[6]田曾佩：“我與俄羅斯的不解之緣”，載周曉沛、謝·尼·岡察洛夫主編：《世代友好：紀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第21頁。[7]李鵬：《和平、發展、合作：李鵬外事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第498頁。[8]謝·尼·岡察洛夫、周力：“《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誕生記”，載周曉沛、謝·尼·岡察洛夫主編：《世代友好：紀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第108-109頁。[9]周力：“《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簽署始末”，載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等主編《回顧與展望：中俄關系70年大使論壇演講紀實（上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第30頁。[10]“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北京宣言”，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獻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第364頁。[11]“中俄元首莫斯科聯合聲明”，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獻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第399頁。[1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聯合聲明”，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406頁。[13]“中俄聯合聲明”，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428-429頁。[14]“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北京宣言”，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363-364頁。[15]“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374頁。[16]“《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實施綱要（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428頁。[17]“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374-375頁。[18]“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375-377頁。[19]參見《中俄雙邊關系文件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第239-241頁。[20]“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375-376頁。[21]“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471頁。[2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歐亞司編《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獻匯編》，第681-682頁。[23]《中俄雙邊關系文件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第114頁。[24]參見《中俄雙邊關系文件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第204-205頁。[25]“中俄元首關于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10周年聲明”，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1年6月17日，http://www.gov.cn/ldhd/2011-06/17/content_1886239.htm[26]“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新華網，2017年7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07/05/c_1121263941.htm[27]參見《中俄雙邊關系文件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20年，第204-206頁。[29] 2008年6月，梅德韋杰夫剛剛就任總統一個月，就在訪德期間提出簽署《新歐洲安全條約》、建立歐洲安全新體系的倡議，得到時任歐盟輪值主席、法國總統薩科齊的積極響應。2009年11月29日，梅德韋杰夫公布了俄方起草的《新歐洲安全條約》草案，發送給相關國家和國際組織。但此后毫無進展。再以后，形勢的發展表明，已經根本不可能再提出這樣的問題了。而“大歐亞伙伴關系”的提出，表明俄已放棄了與歐洲單獨簽署條約的努力，而且這種“大歐亞”覆蓋的范圍要比歐洲大得多。[30]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22 октября 2020 г. https://www.mid.ru/ru/ 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62534[31] «Интервью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программе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на «Первом канале». 1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62534[32]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в ходе совместной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 Министро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еспублики Индия С. Джайшанкаром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6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65966[33]“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人民日報》，2013年3月24日。[34]“習近平會見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人民日報》，2015年12月16日。[35]“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人民日報》，2020年12月29日。[37]“王毅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2021年2月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851257.shtml[38]王毅：“中俄關系沒有最好，只有更好”，2019年12月23日，http://new.fmprc.gov.cn/web/wjbzhd/t1727155.shtml[39]王毅：“中俄戰略合作沒有止境，沒有禁區，沒有上限”，2021年1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844069.shtml[40]王毅：“世界越是動蕩不寧，中俄合作越要堅定前行”，2021年3月7日，https://www.fm 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859039.shtml
（作者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原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俄羅斯研究雜志”，原刊于《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2期，第3-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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