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是最復雜的大國關系，也是影響我國發展和安全的最大外部因素。因此，跟蹤研究美國新政府對內對外政策走向，對于我們努力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加快形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自從美國大選結果顯示拜登勝利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拜登政府將對特朗普的對內對外政策作何調整的問題上。美國人、歐洲人、俄羅斯人、亞洲人都在做各種分析和判斷。拜登在競選中提出的口號是“重建美好未來”，表面看與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并無特別不同。但從最近拜登本人的一些講話以及他新組建班子里的重要成員的表態看，拜登在對外政策做法上的調整還是很大的，同特朗普推行的“美國優先”、一意孤行的方式確有比較明顯的區別。1、突出“全政府”的意識形態外交。拜登主張將民主價值觀置于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曾提出當選后將推動民主問題回歸全球日程，主辦民主峰會，并在反對腐敗、反對威權主義和促進人權方面作出承諾。民主黨2020年8月發布的黨綱中，重申民主價值觀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稱要將“保護和促進美國安全、繁榮和價值觀”作為外交政策的最終衡量標準和目標。現在看，拜登政府將會加強謀劃和部署，統籌協調政府各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各個領域發起全方位的價值觀攻勢。2、通過重建同盟體系來恢復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領導作用。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最近幾次講話都談到這一點。拜登今年2月4日在美國國務院的演講中說，“我們將修復盟友關系，再次與世界接觸，不是為了應對昨天的挑戰，而是為了應對今天和明天的挑戰。美國領導層必須應對威權主義不斷推進的新時刻，包括中國同美國競爭表現出來的日益增長的野心，以及俄羅斯破壞我們民主的決心。美國的同盟關系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通過外交發揮領導作用，意味著我們將再次與盟友和主要伙伴并肩站在一起。”布林肯1月19日在國會參院聽證會上說，世界發生了變化，但美國領導仍然重要。世界不會自我組織，如果美國不領導，要么會被其他國家以不符合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方式取而代之，要么就發生一片混亂。美國現在無力獨自應對當今世界任何重大挑戰，但仍有動員其他國家共迎挑戰的強大能力。1月31日，布林肯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專訪時又說，美中關系有對立競爭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但無論我們處理美中關系的哪一方面，都必須能夠以優勢而非劣勢的地位同中國打交道。這種優勢來自于強大的聯盟，來自于美國參與世界事務和參加國際組織，來自于美國在遭受中國挑戰時捍衛美國的價值觀，來自于美國能確保軍隊威懾住中國侵略，等等。而這些都是中國不具備的。我們完全可以在上述幾個方面“重建美好未來”。拜登和布林肯的這些言論表明，拜登政府對外政策的調整，將從“美國優先”一下子跳到“同盟優先”，即在方式方法上用拉幫結派來取代單打獨斗。美國的一些智庫也在積極鼓動拜登利用盟友關系重塑全球秩序，認為拜登如果重啟同盟關系，就能解決當前遇到的一些最重大的挑戰和危機，并為未來幾十年構建起新的秩序。3、目前看，美國拓展同盟體系網絡，可能會有以下路線圖：1）將“七國集團”擴大為“民主十國集團”，即吸收澳大利亞、韓國、印度等亞太地區的伙伴。美國可能會把“民主十國”打造成重塑全球貿易規則并掌控世界經濟議程的重要機制，甚至取代20國集團；還可以打造成新的氣候變化倡議的平臺，為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共同規則和標準的平臺等等；但最關鍵的一條，是整合自由世界，搞出一套新戰略和新策略，以更有效地圍堵、打壓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等等與其價值觀不一致的國家。2）恢復并加強對北約的支持，包括采取更強有力對抗俄羅斯的舉措。北約冷戰后在歐洲的繼續存在，完全以所謂的“俄羅斯威脅”為前提條件。我們注意到，每當美俄或者歐俄就某一問題發生尖銳沖突時，北約都會跳出來幫腔，進而提出要搞軍演，要加強裝備力量等等。拜登2月4日在外交政策演講中，明確表示美國將著力修復同北約的關系。3）提升印太“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美日印澳），更加明確地推出“印太戰略”。實質是要削弱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的中心作用，在亞太地區建立起由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進而謀求在該地區部署反導系統。不僅如此，“印太戰略”的推出，還有在經濟合作方面搞小圈子的意圖。在經歷了特朗普對盟友和國際規則4 年時間的“大砍大殺”之后，歐盟、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等美國的盟友，都非常歡迎拜登的到來，對美國重返全球舞臺充滿期待。歐盟的內心更為復雜一些。但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都是希望美國多出面，他們跟著撈好處。東南亞一些國家則是憂喜參半，既期待美國重返亞太，重塑地區力量均勢，也質疑美對地區投入的能力和意愿，更擔心美以民主人權為借口干涉各國內政。
4、還有一點很重要。對特朗普在大選結果明了之后對中國繼續采取一系列瘋狂打壓、制裁的動作，拜登沒有說一個“不”字，而是選擇沉默。這意味著他并不反對特朗普對中國加緊打壓，而且就是退一步說，也可以為他日后壓中國作出更多讓步做鋪墊。拜登和布林肯等人最近的講話，證實了這一點。
拜登執政后，中美關系會不會出現大幅好轉？我們還要再看。我的看法是問題不那么簡單。有以下幾點。第一，美國社會政治精英階層都持遏華立場。首先是兩黨在對華立場和態度上高度一致，區別只在于各自的著眼點不同，具體做法和形式不同。兩黨都希望借涉臺、涉港、涉疆、涉藏、南海、人權等問題牽制中國、遏制中國；都贊同扼殺中國先進科技企業，把中國永遠限定在產業鏈的低端；都主張糾正中美經貿關系的所謂“不公平”、“不平衡”。美國人，不管是支持民主黨的，還是站在共和黨一邊的，亦或是相對超脫一點的，都已經不止一次地通過各種渠道告訴我們，兩黨對華立場和態度一致。這里不再細說。美國涉華民意整體上也是趨于負面。第二，拜登不會否定特朗普打壓中國的基本依據。特朗普堅持打壓中國的基本依據有兩條，一是不能容許中國的發展愈加接近美國，更不能追上或超過美國；二是不能容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道路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形成大的沖擊。這兩條，對拜登等民主黨人以及他代表的美國大壟斷資產階級來說，同樣是不能允許的。
舉幾個例子可以證明這兩點。拜登2020年12月1日接受《紐約時報》專訪，談到對華關系時說，我不會立即取消對中國部分輸美商品加征25%的關稅。我將全面評估現有對華協議，并同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傳統盟友協調立場，制定一致的對華戰略。最好的對華戰略是讓每一個盟友都同我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在我擔任總統的頭幾個星期，我將致力于此。這是我的首要任務之一。我的貿易政策目標就是，有效約束中國竊取知識產權、對外傾銷產品、非法補貼企業和強制技術轉讓等行為。同中國打交道，關鍵在于要有“杠桿”，但現在我們還沒有。
拜登提名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2020年底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說，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視為美面對的重大挑戰是正確的，美國確實需要通過強有力的方式同中國競爭。特朗普的問題在于，他沒有真正認識到美國同中國競爭的依靠力量所在。至少有四大力量沒有被充分開發和利用。一是美國內的力量。美國需要加大對美國人民、創新、工業基礎、工人、教育、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資。二是盟友力量。美國需要通過同歐洲、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民主國家構建共同議程，一道抵制中國在貿易、技術等領域的不當行為。三是美國在國際機構的領導地位。每當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巴黎協定》及其他國際組織和協定，中國就會積極介入填補真空，進而推動這些組織朝著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美國應該都參與其中，而不是躲避。四是美國價值觀。美國必須在事關人類尊嚴、人權和民主等問題上敢于發出響亮聲音。美國大西洋理事會1月28日發表的匿名文章，列舉了中國政府為實現崛起、取代美國而確定的七大目標，包括要在技術上趕超美國、將人民幣變成國際儲備貨幣并取代美元地位等等。文章建議美國政府制定大戰略遏制中國，確保中國無法實現上述目標。目前這種論調已經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主流觀點，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是如此。鑒于上述，應該說拜登對華政策調整的空間有限，靈活性將受到很大限制。美國同中國敵對的態勢仍將繼續，意識形態對立可能還會上升。當然，就個人特點而言，拜登和特朗普也有很大的不同。拜登說話辦事不會象特朗普那樣情緒化、極端化。他上臺后推行的對華政策有一定的預見性，而且沒有再對中國進行新的制裁。因此，雙方可能會有一段調整和修復的時期。第三，還有一點我們要注意到，拜登對未來一個時期美國和中俄兩國關系的定位有了一點新的變化。特朗普說，中國和俄羅斯都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但把中國排在俄羅斯之前。現在拜登說，他認為俄羅斯才是美國最大的威脅，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這里面的具體含義是什么？是將中國排在俄羅斯之前的定位做了新的調整嗎？還是就是一種挑撥和離間？我覺得拜登的表述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拜登政府會在不同的領域對中俄兩國施加更大的壓力。第四，中美關系也不是沒有開展合作的可能。現在大家都明確的是，中美雙方可以在氣候變化、抗擊疫情甚至經濟復蘇等方面開展合作。拜登已宣布返回《巴黎協定》。雙方還應推進在執法、禁毒、網絡安全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加強在減貧、反恐、防擴散等重大全球性挑戰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的溝通協調。總之，中美兩國現在在世界上牽扯的面極大，只要有合作的可能，我們都要積極爭取，努力實現。不管美方態度怎樣，我們還是要做該做的事，說該說的話。第五，習近平主席2020年11月25日在給拜登的賀電中，指出了中方對未來中美關系的基本主張。這就是：1）雙方要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2）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定向前發展，不僅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3）中美要同各國、同國際社會攜手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習主席的話反映了中方對下階段中美關系的主張和期許，希望雙方能一道努力，排除各種干擾阻力，爭取重啟對話，重回正軌，重建互信。楊潔篪主任和王毅國務委員最近都就中美關系發表了講話，提出了中方對中美恢復關系正常化的設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美方要正確認識中國。這實際是恢復關系的一個基本前提。美國將中國看作是主要戰略競爭者甚至是對手，是犯了歷史性、方向性、戰略性錯誤。美方不能大肆攻擊中國人民選擇的制度和道路，對中國進行全方位遏制，甚至搞“脫鉤”和新冷戰。二是恢復正常交往，開展包括政府、地方、智庫和民間團體等各領域各層級的溝通對話，戰略問題，具體問題，都可以談，以尋求突破，并梳理出對話、合作和管控分歧三份清單。三是妥善處理矛盾分歧。雙方應尊重彼此歷史文化傳統，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尊重各自選擇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對于雙方認知不同出現的分歧，要通過積極溝通尋求并擴大共識。對于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則要本著建設性態度加以管控，避免激化升級。四是開展多領域的互利合作。中國領導人的上述努力，現在還沒有得到拜登及其班子成員明確、具體的回應。兩國元首、兩國外長還沒有通話。兩國外交渠道及其他渠道也沒有恢復原有的那種經常性接觸。當然我們也沒有遭到美方的直接拒絕。拜登2月4日的最新講話沒有直接回應中方領導人的呼吁，而是說，美國將直面所謂的“中國經濟的惡行”、“反擊其侵略性、脅迫性的行為，并繼續反擊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的攻擊”。在這個前提之下，“只要符合美國的利益，我們就準備與北京合作。”所以我們還要再看，要有耐心。總書記說，“時與勢都在我們這邊。這是我們的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我們對拜登政府，對美國新一屆國會，即對整個美國執政當局，依然不能抱有幻想，絕不能把中國的發展與否，寄托在美國執政當局身上。要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情，我們最終還是要靠自己。總書記說，“全黨必須繼續謙虛謹慎、艱苦奮斗，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全力辦好自己的事，鍥而不舍實現我們的既定目標。”這是其一。其二，我們還是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繼續承受美國巨大壓力的準備，在對外工作中努力發揚進取精神。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不斷開拓進取，歷來是我們黨開展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敢于斗爭是必要前提，善于斗爭是方式方法。兩者是統一的，不能把它們割裂開來。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的目的，都是促進合作，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倒推合作。總之，我們要堅定信心，加強戰略謀劃，講究策略運籌，不斷提高工作本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