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身的經歷中，也體驗到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所走向的是共產主義的道路。”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9月22日，籌備會代理秘書長林伯渠作《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的報告》。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臨澧。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延安五老”之一。林伯渠早年加入同盟會，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他曾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為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1904年，林伯渠告別家鄉東渡日本留學。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的陳獨秀、李大釗都曾到這里求學。這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也在日本，并在橫濱設立興中會分會。1905年7月，孫中山來到日本東京，籌備組黨，成立中國同盟會。林伯渠就是在這時加入了中國同盟會。跟隨孫中山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幾年的經歷，使得林伯渠明顯地感到，靠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法實現救國救民的壯志。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林伯渠再次浮槎東渡。兩年后林伯渠結識了李大釗。與李大釗結識，使林伯渠有機會了解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對愁悶中的林伯渠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震動。1918年7月，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這是中國人民正確認識十月革命對世界偉大意義的較早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釗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雜志上相繼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一系列熱情贊頌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經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與報道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書刊、小冊子寄給林伯渠。林伯渠后來回憶，約在1918年三四月，連續接到李大釗同志幾次信，得到很大啟發。憑借這些學習材料和愈來愈詳細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自己豐富的社會革命經驗，林伯渠逐步認識了馬克思主義并且日益堅信它是拯救中國和人類的唯一真理，從此終生不渝。就在林伯渠思想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時候，李大釗從北京致信林伯渠，提到陳獨秀已在上海發起組織共產黨，李大釗自己和張國燾、鄧中夏也在北京組織共產主義小組。信中還介紹林伯渠去會見在上海的陳獨秀。于是，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二號和陳獨秀如期見面。經李大釗、陳獨秀的介紹，林伯渠加入了上海中國共產黨發起組。
后來，林伯渠在填寫履歷表或回憶參加革命的歷史時，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國內廣大勞苦群眾之受壓迫與受十月革命之影響”而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這就是他對自己入黨初心的解釋。林伯渠又說：“從自身的經歷中，也體驗到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所走向的是共產主義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于是慢慢地從痛苦的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于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里是不缺少這樣的人的。”
林伯渠曾是中國國民黨的元老之一，任過中國國民黨中常委，深受孫中山的信任。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利用自己在國民黨中的特殊身份，積極為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貢獻自己的力量。當時林伯渠任國民黨中央總務部長，積極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通過林伯渠向孫中山轉達的，還通過他安排陳獨秀、李大釗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蘇聯政府代表越飛與孫中山會晤，林伯渠本人也曾參與這些會談。1922年下半年，林伯渠在上海同李大釗一起，參加了孫中山和越飛的會談，一連談了6天。8月28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第二次會見了孫中山，馬林告訴孫中山：共產國際已建議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行兩黨合作，幫助國民黨盡快恢復革命基礎，發展革命力量。孫中山甚為感動并完全同意。這一天，李大釗由京抵滬，參加中共中央西湖會議后，經過張繼介紹，也是在林伯渠的安排和陪同下會晤了孫中山，一起討論了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問題，并提出中國共產黨黨員準備加入國民黨，真誠幫助他改組國民黨。孫中山興奮難抑，“暢談不倦，幾乎忘食”。1923年底，林伯渠再次來到廣州，擔任廣東《革命評論社》主任，同時為起草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國共兩黨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之間進行磋商。他還為毛澤東、夏曦、袁達時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過許多努力。當時廣州國民黨臨時中央曾決定，湖南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粵的湖南省籍的黨員中推選。因此一些人反對湖南按上海執行部通知選出的毛澤東等3人為代表。林伯渠積極為毛澤東等人辯護，使問題得到圓滿解決。經過一年多的醞釀籌備，孫中山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排除各種干擾破壞，最終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國民黨黨綱、黨章，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主張，重新解釋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意共產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得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這樣，就基本上實現了將國民黨改組成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成功召開，宣告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運動和國民黨自身的發展。林伯渠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鑒于林伯渠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的重要貢獻，1960年6月他的戰友吳玉章曾作詩：“參加革命憶同盟，民國初成似夢空。重組中華革命黨，伯渠襄贊著豐功。十月革命照萬方，聯俄聯共好主張。中山改組國民黨，還仗伯渠作橋梁。”高度贊揚林伯渠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發揮的“橋梁”作用。
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培育了延安作風，形成了延安精神，鍛造出新的社會風尚。其思想精髓是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平等民主、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作為那時黨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帶頭把邊區建成執行中央決策的模范區。延安作風形成的關鍵是黨的各級干部在各方面率先垂范。早在大革命時期，林伯渠已經是國民黨中常委，很有聲望了，但作為一名普通共產黨員，他嚴格參加所在支部的組織生活，對黨組織所布置的任務，他總是不折不扣努力去完成。當時他每月工資300余元，很大部分都交了黨費。長征途中，林伯渠擔任紅軍總供給部長兼沒收征發委員會主任，主要任務就是負責籌糧籌款，保證部隊的糧秣供給。林伯渠“約法三章”：一切繳獲要歸公，該分配給群眾的分給群眾，該留給部隊的留給部隊；個人不能私拿私分一點物品；不準吃土豪家的東西，也不準在土豪家煮東西吃。長期養成的優秀品質，為林伯渠在延安時期繼續弘揚黨的優良作風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邊區遇到了糧食短缺、經濟緊張等嚴重困難，為此，黨中央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為了使黨的號召在邊區得到認真貫徹執行，林伯渠擬定了個人生產節約計劃：四是棉衣、單衣、襯衣、鞋襪、被褥、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給。
1964年8月，林伯渠（左二）在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牧民家中調查民族工作情況。
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移，林伯渠又為自己擬定繼續保持艱苦奮斗作風的《入城守則》，主要內容是：六條“守則”充分體現了一名老共產黨員的初心和執著的精神追求。毛澤東曾經稱贊林伯渠：“在歷史進程中，你總站在革命的最前線。”正是林伯渠始終不忘自己對黨和人民的初心承諾，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杰出的貢獻以及他在陜甘寧邊區政府的成功實踐，1949年10月1日，由毛澤東親自選定，林伯渠擔任開國大典主持人，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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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科研規劃部副主任、一級巡視員、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秘書長；來源：“東方紅啦”微信公號，原載《北京日報》2021年1月18日第14版，原標題“從國民黨中常委到新中國開國大典主持人——林伯渠：歷史進程中‘總站在革命的最前線’”；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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