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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一些西化學者不斷宣傳美國如何援助中國抗戰、美國如何保護和支持中國發展。歷史的真實，卻是截然相反的。

　　抗戰前期，美國人根本就是無視中國，更熱衷于與日本做生意賺現錢。對此，日本人心知肚明。昭和研究會是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智囊團，1938年6月提供的一份秘密報告《關于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辦法》指出：

　　美國的在華權益，和英國比較起來，不僅少得不可比擬，并且大體上和我國沒有競爭對立的關系。其實，該國對日本有比對中國更大的利害關系。

歐洲戰場開打之后，根據新的形勢，1939年12月28日，日本外務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三人聯署的《對外政策的方針綱要》，明確指出了抗戰以來列強與日本的關系：

　(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至少以蘇聯放棄對華援助和撤銷威脅日滿的軍備為前提條件，……

　　對于美國，應防止它用經濟手段來阻撓和干涉我方對于(中國)事變的處理……

　　對于英國，根據該國表示它在中國沒有政治目的的態度，帝國利用它的中立立場……

　　……必須盡快擺脫對英、美過度的經濟依賴關系。

　　用締結通商條約等方式，調整和各國的經濟關系，致力于振興輸出貿易和獲得帝國不足的資源……

　　1941年7月24日，日本出兵占領了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動了歐美的奶酪。當月26日，美國宣布凍結日本在美國的全部資產;英國、荷蘭隨即跟進。至于日軍在中國的行動，美國人從來沒有興趣。事實上，美國的凍結令，是在演戲，只要日軍撤出法屬印度支那南部，一切好說。為了顯示誠意并調動日本撤軍積極性，8月1日，美國還特批給日本45萬加侖的汽油和價值30萬美元的柴油指標，后來還追加了指標。由于日本誤判形勢，美國只好假戲真做，雙方談僵了，太平洋戰爭爆發。

　　根據1941年10月17日日本重臣會議資料(《應第三次近衛內閣總辭職后所開重臣會議的要求遞送的“日美談判經過”和總辭職的始末》)，可見英美對日本侵華的貢獻之大：

　　現在，自從美、英等實施凍結令以來，軍需物資(特別是石油)的進口幾乎完全不可能。……在凍結令實施后，軍需物資的儲藏逐漸減少，會出現越來越窮的狀態。但就取得軍需物資中最擔心的石油來說，即使攻打荷屬東印度，如果考慮到油田被破壞和石油護送等等問題，在一兩年后究竟能否得到我國希望的數量，還成問題。

　　日本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僅石油便是90%依賴進口。七七事變以來，如果沒有美英等國的放縱甚至是鼓勵，日軍的侵華戰爭沒法打下去。

　　美國學者邁克爾-亨特、史蒂文-萊文合著的《太平洋上的大國爭霸》，蔑視日本為“二流工業國”，并聲稱，二戰爆發時，美國“這個工業巨人生產的汽車、鋼鐵、鋁和石油等主要產品超過了其它所有工業國家的總和”。遺憾的是，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第460頁)指出：

　　荒謬的是，在1939年7月《日美商務條約》終止之前，美國是日本絲綢的大買主及石油、廢鐵和汽車零部件的主要供應者;它還滿足了日本對金屬、棉花和紙漿總需求的將近40%。毫無疑問，日本與美國市場的關系，直接和間接支持了它在中國的戰爭行動。……在日本的壓力之下，法國在1940年6月中斷了越南至云南的鐵路運營，一個月后英國也關閉了滇緬公路，從而完全把中國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這種局勢，因美國隨美日關系的惡化逐漸加大對華援助有所改善。1941年3月，羅斯福總統將租借法案適用于中國，雖然1941年對華租借的總額只有2600萬美元，只占租借給所有國家之總額的1.7%，但這畢竟代表了一個重要的開端。

　　臺灣拍攝的《一寸河山一寸血》的解說詞，更加直白：

　　中日戰爭在國際間絕非一個單獨事件，所以在戰前、戰爭初期、甚至戰事結束，我們都不斷地努力著爭取國際友人的同情與奧援，但這些努力所得來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九一八”我們已充分領教了“國聯”的軟弱與無能，“七七”軍興更暴露了所謂“國際道義”的子虛烏有。……英國更不用說了，民國29年竟聽命日本，在我國海運港口盡失的情況之下封鎖了我對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緬公路達三個月之久。回想抗戰初期，我們為了爭取一點點時間，每每要付出數以萬條人命的代價，而現在，他們隨隨便便就把你卡死了，這種罔顧人命落井下石的絕事，只有高喊“人權”、“崇尚和平”的“先進”國家才做得出來。

　　至于美國，在抗戰初期其實也好不到哪里去，民國27年底借給我們第一批貸款1千5百萬，是用桐油換來的，(民國)29年的那2千萬則是以云南的錫來抵償。老實說，這些錢對我們的幫助遠非美國人帶給我們的災禍所能比擬的，因為在1938年底以前，老美的軍火商還不斷將飛機零件和重型炸彈賣給日本，換句話說，在華北、在淞滬、在南京、在徐州、以迄武漢，難以計數的軍民同胞便是在美制的炸彈之下死于非命的。事實上直到1940年8月美國才完全中止對日的汽油、廢鐵、機器、以及軍用物資的輸出。

　　……在此期間，美國還扮演了“盟軍兵工廠”的角色，多少發了一點戰爭財，其實，“盟軍兵工廠”的武器不僅提供給盟軍，象日本，只要付帳他們也照賣，在抗戰初期許多中國老百姓其實就是喪生在Made in U.S.A的炮彈之下的，當然，美國也曾經給予某些盟邦一點援助，但并不包括中華民國在內。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美成了盟國，情況又如何呢?據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謝田先生的研究報告：

　　長期的戰爭，已經民窮財盡，接近崩潰。經過宋子文和美國財長的協議，美國借巨款給國民政府，支持其財政，但是……美國……的副財長完全破壞了這一拯救舉措，而且造成經濟和社會的崩潰。歷史學家黎東方在《中華民國簡史》里面寫道：“羅斯福的財政部長茅根索(Herry Morgenthan)于1943年7月17日用書面對中華民國政府作了承諾，說‘美國財政部同意就五億信用貸款劃出兩億美元，作為中國購買黃金之用。’國民政府一貫相信美國政府一個官員說的話和寫下的字，差不多立即就實施出賣黃金的計劃，而且不等到美國運來一鎊或一兩的黃金，就先把自己在重慶的庫存的黃金拿出來賣。那是1943年秋天某一日開始發生的大事。……國民政府卻很想多賣一些黃金，多收回一些法幣。它從1944年3月1日，改令中央銀行出售黃金。中央銀行似乎比中國農民銀行更會做這個生意。它在同年5月，賣出相當于兩百萬美元的黃金，在6月也賣出這個數目在7月賣出了相當于四百四十萬美元的黃金。然而出于一個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國黃金運來重慶極少。從1944年1月到6月，總共只運來了不多于一百萬美元的黃金。其后，從1944年到1945年6月運來重慶的黃金也只不過相當于一千一百萬而已。中國政府及其駐華盛頓的代表，每次向美國政府抗議，都或是被置不答復，或……從1945年2月1日到同年6月13日，又沒有一兩黃金從美國運抵重慶。同時，國民政府‘預售黃金，定期交貨’的方式從人民手中收回大量法幣。事實上，由于美國政府不把黃金運來重慶，國民政府于1944年12月31日已經失信于中國人民，更付出了相當于一千二百萬美元的黃金。國民政府又必須在1945年3月31日前給人民以相當于八千四百萬美元的黃金。物資指數從1942年12月的66.2，升到1943年12月的228，飛到1944年12月的755，又飛上了直沖霄漢的1945年12月的1167。”……黎東方指出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美國財政部副部長懷特(Harry D. white)的破壞，……黎東方統計，物價因此上漲了1763倍，加上系統而有組織地造謠，人們相信這些錢都是被國民黨官員貪污了，使得國民政府失去民心。八年抗戰中，美國本來就實行的是重歐輕亞的政策，連在開羅決定援助中國的物資，也臨時調往歐洲。全部美國的對華援助加起來，只有六億三千萬美元，只占美國全部援外資金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史迪威還不斷要挾，馬歇爾更是以此來操作戰局，隨意在政治上打擊內外交困的國民政府，經濟崩潰導致了政治崩潰。

　　財經崩潰的國民黨政府實在是離不開美國援助(租借法案)。美國以保證中國戰區不垮為下限，而以不壯大國民黨政權為上限。當美軍在太平洋反攻得手之時，便棄此下限而不顧，“美援”，則成為一種勒索性的援助----同意由華盛頓來重新安排中國軍政。陳納德說：戰日本不難，與中國人相處尤易;但整個戰爭中成天成夜為之煩惱的，卻是來自華盛頓。陳納德將軍控訴史迪威破壞桂林防御：當桂林危機時，他和中國軍部反復要求軍火援助;而控制“租借法案”的史迪威不但不給，反將原已供給戰場的武器調用他處。陳納德揭發史迪威拒援的動機：迫使蔣介石交出指揮權。

　　西化學者對美國的粉飾，連美國中情局成員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也不敢接受。他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也承認：

　　1937-1939年期間，蘇聯供應總數大約為1000架飛機、2000名“志愿”飛行員、500名軍事顧問以及大量大炮、軍需品和石油。這些是根據總額為2.5億美元的三項中期低息(3%)貸款提供的。這些源源不斷地援助，到1939年9月歐洲戰爭開始以后才減少。但是，蘇聯的援助一直延續到1941年希特勒軍隊開進俄國。……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請求援助反應比較遲鈍，并且態度曖昧。……在戰斗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總額，才與俄國所提供的大約相等。(第657-658頁)

　　開羅會議后不久，中國請求美國提供10億美元貸款，用來增強中國的武裝力量，……不幸的是，美國拒絕了貸款申請。(第609頁)

　　抗戰前期，美國大肆向日本出口武器和各種戰略物資，大發戰爭橫財;到了抗戰后期，美國又通過出賣中國利益，主導列強的坐地分贓。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中的列強，法國曾舉國投降德軍，英國本土一片廢墟，蘇聯更是損失慘重，唯有美國是中途參戰且本土安然無恙，而且在戰前大發戰爭財。

　　中國抵抗軸心國的時間最久，犧牲最大。戰爭進行時，為了讓中國繼續付出更大的犧牲，美英列強送給中國“大國地位”;二戰結束后，在列強主導的“戰后分贓”中，中國悲慘地重蹈1919年《凡爾賽和約》覆轍。

　　1943年11月下旬，勝利在望的同盟國召開了兩個歷史性的會議：開羅會議(23—26日)和德黑蘭會議(28日至12月1日)。前者發表了《開羅宣言》，后者屬于“德黑蘭—雅爾塔秘密外交”。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后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命運。

　　在開羅會議的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會晤時，羅斯福基本上答應了蔣介石的要求，也答應了先前他對中國的承諾，概括有三：

　　1、確認當年早些時候，中華民國與其他多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諸多協定(與俄羅斯的條約和英屬香港皆待商，軸心國在華特權均被否定)。

　　2、中國收復失地。

　　3、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四強”之一)。

　　然而，開羅會議剛結束，羅斯福就變卦了。

　　幾天之后的德黑蘭會議上，拋開中國，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三人會晤，中心議題主要是如何犧牲中國。

　　羅斯福極力誘使蘇聯“返回東方”。羅斯福為了不讓蘇聯在戰后染指西歐，愿意在遠東方面滿足斯大林的任何要求，諸如確認蒙古獨立，恢復沙俄在滿洲的權利，乃至讓滿洲成為“自由區”或“緩沖國”。他還為斯大林準備了一份特殊“禮品”——先前，蔣介石提出“朝鮮獨立”，被羅斯福當場否決。在德黑蘭會議上，決定由美蘇兩國“監護”南北朝鮮。

　　據美國學者羅馬那斯(Romanus)等著《史迪威指揮權的問題》：

　　一九四五年二月，羅斯福、丘吉爾以及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時，羅斯福采納了滿洲(東北)為獨立區的看法，異于一九四四年十月蔣委員長重申東北應保持中國領土完整……雅爾塔會議系促成瓜分滿洲的第一個步驟。(邵宗海書第81頁)

　　美蘇英三強首腦秘密會晤(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撇開中國，于1945年初訂立《雅爾塔密約》。

　　《雅爾達密約》，原名《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協定》，決定讓蘇聯紅軍進入滿洲，名義上是打日本，實際上是瓜分中國：

　　(1945 年2月11日)在最嚴密和最秘密的集會中依次由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急急忙忙的簽了字。當丘吉爾正準備在文件上簽字時，英外相艾登(Anthony Eden)企圖勸阻丘簽署這個協定，但丘撇開了艾登的爭論而說：“整個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地位也許在此一舉”。丘補充說：他將簽字，為的是英國可能在遠東立足。意指因蘇俄占據了外蒙古，英國可因此使在遠東香港的地位得到鞏固了。(蔣永敬《抗戰史論》第507-508頁)

　　當此之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 (Patrick Jay Hurley 1883- 1963)也良心發現，看不過去了，進行了一次艱難曲折的環球游說。在華盛頓，赫爾利硬要病入膏肓的羅斯福總統交出禍害中國的《雅爾塔密約》的原文;在倫敦，赫爾利要求丘吉爾做遵守《大西洋憲章》的“民主表率”，丘吉爾氣極敗壞地說：“除非從我的尸體上拿走香港”;在莫斯科，赫爾利要求斯大林放棄《雅爾塔密約》，斯大林則警告：不得將《雅爾塔密約》透露出去。赫爾利精神上絕望了，于1945年11月憤然辭職，以抗議美國國務院對國民黨政府的顛覆行徑。

　　間諜學者費正清在其遺著中這樣責難赫爾利：

　　赫爾利是俄克拉何馬州人，作風浮夸，頭腦簡單，是里根總統未出現以前的里根式的美國人。他把調解防止國共內戰的任務做得笨手笨腳，繼而完全倒向蔣介石，一人與整個美國使館人員作對，他要美國不計一切后果地支持蔣介石。

　　“一個人與整個美國使館人員作對”，赫爾利是何等孤立!在當時，包括費正清在內的幾乎全部的美國駐華工作人員，都是顛覆分子。羅斯福不希望“躋身列強”的中國將來取代日本，在亞太構成對美國霸權的潛在挑戰。

　　對于斯大林來說，板上釘釘的“蒙古獨立”、順手牽羊的滿洲與朝鮮，何樂而不為!

　　正如孫中山生前告誡：列強會用外交手段滅亡中國!孫中山說：

　　(列強)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張紙和一支筆。用一張紙和一支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只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如果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后，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1942年2月，蔣介石訪問印度期間，圣雄甘地警告蔣介石說，同盟國和軸心國乃一丘之貉：

　　……我對中國在抗戰中做出的犧牲，懷著很深的同情。但是，閣下，貴國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國，那么請問，為什么這次戰爭最重要的決策機構——盟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至今沒有中國代表參加呢?可見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為了維護白人的利益，他們是絕不會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東方民族的。戰時對你們尚且如此，戰后和會上我們將處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閣下豈忘了當年的“凡爾賽和會”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