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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后特朗普時代的國家和世界看起來可能會是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這是正確的。是的，幾乎任何事情都會更好。（正如一個廣受歡迎的草坪標語上寫著：“2020年：身體機能正常的成年人”）關于工會友好組織權、學生債務減免、財富稅、綠色基礎設施法案（如果不是綠色新政的話）、新政府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的提議，將讓大多數人松一口氣。鑒于這場新冠病毒肺炎造成了9萬多人死亡，呼吸似乎成為了一件奢望的事情。

然而，這場危機的規模和強度以及公眾對危機的反應，將決定我們需要什么，目前制定的政黨綱領毫無疑問將受到譴責。今天，25%或更高的失業率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沖擊是深遠的。非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與白人的死亡率之比為3:1，種族影響顯而易見。

一些人會想起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定理，即當政府意識到其政策的影響卻無所作為時，其結果就是種族滅絕。克服這些因素將是不小的壯舉。但問題迫在眉睫：如何定義這種“克服”？

例如，國際供應鏈已經被打亂，可能正是因為這樣，整個適時制生產模式才得以實現。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呼吁將零部件生產帶回國內，這是正確的。它對于帝國主義全球化意味著什么還不清楚。但這并不是說恢復國內制造業就一定創造就業機會。至少這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接受采訪時的觀點。在他看來，新建成工廠所需要的工人將會被機器人所取代。斯蒂格利茨說，事實上，去工業化和服務經濟的趨勢只會不斷加深。

經濟部門可能會被徹底改造，例如，航空公司、療養院、劇院、餐館、零售店、肉類包裝廠。事實上，只要在密閉空間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進行嚴格的控制。Facebook、Twitter和微軟正在快速推進在家辦公模式，他們的員工10年內可能有一半時間都在遠程工作。

令人驚訝的是，就連醫療行業也受到了影響，它在4月份出現了第二高失業率。也有人提出，在現有的工作中，只有42%的崗位不會被取代。

國家正處于一場深刻的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之中

這項工作的未來已經受到了人工智能、大數據和機器人技術的影響，前景并不十分明朗，這也借鑒了拜登競選團隊的現任顧問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的預測。

薩默斯預計總體上會大幅裁員，航空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面對解散，許多雇主只能靠補貼來維持目前工資水平，這位前奧巴馬白宮官員說：“有什么合理的邏輯可以告訴達美航空，它必須在10月1日前留住每一位雇員？德爾塔航空（Delta airlines）要保持現在的乘務員數量還需要好幾年，如果要讓那些乘務員回來的話，可能性為零。”

薩默斯接著呼吁進行基于市場的戰略性淘汰。他問：“為什么當紐黑文只需要4家印度餐館的時候，卻有了10家呢？”

薩默斯認為，當前危機的嚴重程度至少是大衰退的兩倍甚至三倍，這也可能威脅到銀行體系。他表示，衡量銀行在危機時期生存能力的壓力測試是不可信的。如果薩默斯是對的，華爾街可能會遇到大麻煩。

再也不能回到過去的樣子了

重要的是，兩位經濟學家都認為，近期需要為失業工人提供強大的財政支持，薩默斯表示，最好的刺激措施在于為醫療工作提供資金。但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呢？在此，兩人承認，就就業水平而言，情況不會再回到從前。換言之，這意味著無論如何，工人階級都將為此付出最沉重的代價。

還有其他選擇嗎？如果你陷于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思維框架內，顯然是沒有其他選擇的。另一方面，副總統的另一位經濟顧問賈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說，這位假定的候選人“認識到有必要進行一次“緊急擴張”，以便更好地將美國經濟與“迅速而猛烈的沖擊”隔離開來，這種沖擊“不是流行病的直接后果，而是氣候變化和收入不平等的直接后果”。

貿易聯盟和進步民選官員也在施加壓力。到目前為止，縮短工作時間、醫院系統社會化或行業免除債務（禧年債務）——大幅削減軍事預算等要求還沒有進入討論范圍。如果沒有公眾的壓力和那些最受危機影響的民眾的抗議（失業大軍和他們的工會不斷壯大），他們是不會討論這些的。

但這需要的不僅僅是來自公眾的壓力。伴隨著這樣的壓力，國家權力的平衡必須進行改變。

在現階段，新的民主政府是特朗普新法西斯的唯一替代選擇，即使現在提出的措施沒有充分解決可能出現的問題。然而，要想打開這扇門，甚至是部分打開，特朗普白宮的大門必須牢牢地、完全地關閉，并將目前的占有者趕出去。

如果懼怕踏入社會主義，我們能進入嗎？

顯然，根據一些民主黨首席經濟學家的預測，11月后的政治戰場將是激烈的階級和民主斗爭的場所。解決危機只有兩條道路，要么靠富人，要么靠窮人。換句話說，這將意味著要么更多的資本主義，要么更多的社會主義。

如果沒有在醫療、教育、基礎設施、工業、住房和科學方面的大量公共投資，我們能取得進展嗎？如果我們懼怕踏入社會主義，我們能真的踏入進去嗎？

這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國會選舉的結果。回想一下，2008年，民主黨在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不可能在爭取更大刺激計劃的斗爭中獲勝。

然而，今天的危機具有另一個重大范圍，這種流行病帶來了一種物質力量，即相互關心的情緒，這給了我們許多可進一步發展的東西。

在這方面，喬爾·溫德蘭（Joel Wendland）寫道：“已采取的干預措施、對科學的依賴、對公眾做出的承諾和犧牲精神、將活動組織為必要和基本的服務、團結意識和為解決危機而共同努力、以生產所需商品為導向、擴大失業率的形式以增加對工人的援助、向大流行病受害者提供免費測試和護理，所有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民主計劃、擴大無商業價值需要的公共運營服務模式。”

他接著說：“例如石油市場和金融資本的崩潰表明，我們從這些行業中獲益甚少，當它們崩潰時，我們受到的傷害微乎其微。提升對價格欺詐者和奸商的敵意可能會轉化為政策。”

在這個廣泛民主及社會主義盛行的時刻，唯一能解決這一問題的力量是受危機影響最大的工人和人民。工人運動使民主黨在眾議院中期選舉獲勝，因此，這表明必須擁有斗爭的領導權。

現在就是時機！正如鮑比·西爾所說：“抓緊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