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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日，騰訊“大家”平臺發表了一個6000字的郵件全文，作者解釋了為何不愿意就學術評價的話題給該公眾號寫約稿的原因。不過，作者雖然有誠意、也率先表明自己只熟悉文科的情況，但文中卻對理工科的一些情況妄下結論，有失嚴謹。

筆者對人文社科情況不太熟悉，在此僅淺談理工科學術評價的情況。

學術自由和學術評價都很必要

學術自由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關于什么是學術自由，英國物理化學家和哲學家邁克爾·波蘭尼說，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有選擇自己研究問題的權利，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擾與控制，并同時根據自己的意見教授自己的研究所得。近代西學東漸以來，在國內傳遞學術自由思想并為公眾所知的人物為蔡元培，他認為各家學說，在沒有被淘汰的情況下，應允許它們各自發展，即所謂兼容并包，也由此開中國大學風氣之先。

不過，學科的存續需要人、財、物等物質條件的支撐。各種學科都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什么學科應該得到更多支持或應予優先支持，同一學科領域內哪些學者應該得到支持，這些都是管理者需要考量的重要問題，他需要一把尺子——學術評價。對學者個體來說，科研經費的申請、論文的發表、成果的評判、職稱的晉升、“長江學者”或者“院士”等人才帽子的加持，都離不開學術評價，因此這關系到每一個學者的切身利益。不僅如此，學術評價還關系到所在學科、單位或者地區、部門的利益，比如是不是“雙一流”，也就意味著你所在的院系、大學能否拿到教育部的巨額經費支持。

在當前以建制科研力量為主構成的學術共同體中，學術評價是這個圈子中游戲規則的重要一環，關系到學術導向與學術生態的形成。如果說崇尚自由是體現學術應該有的自然屬性，那么學術評價則是學術工作社會屬性的體現，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當前理工科學術評價的癥結

科技評價專家程津培院士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談到我國現行科技評價體系存在的問題。比如在項目（成果）評價方面以SCI為綱、論文量化指標濫用；在人才評價方面，“人才帽子滿天飛”，各種人才計劃過泛。除此之外，當前的學術評價其實還存在以下三方面問題：

  一是“馬太效應”。在自上而下組織部署的項目中，為了提高項目成功的概率，管理部門總是傾向于選擇技術能力強、基礎好、聲譽好的科學家及團隊。這其中的經濟邏輯是把資源分配給機會，而政治邏輯是“免責”——對管理部門來說，如果選擇公認優秀的科學家及團隊仍無法完成項目任務，那么官方也就容易找到免責的理由了，這跟政府采購負責人購買公共產品時往往選擇貴的名牌貨是一個道理，但造成的后果就是科技資源的集中化甚至壟斷。

 二是學術評價過頻的問題。在任期制或者聘期制下，目前的學術評價往往每年或者兩三年一評，時間尺度過短。為了通過年度考核，學者們不得不花大量時間拼湊應付或者將可能產出的大成果擠碎成小成果交差。而對于學者和科學研究來說，往往“厚積”時間多而“薄發”時間少，因此這種不符合科學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做法，正是我國重大原創成果一度稀缺的重要原因。

三是中國人情社會、學術傳承等特點還決定了專家評審中往往難以杜絕人情因素、學科利益和部門利益因素等非學術因素的影響。在項目和職稱評審中，明里暗里打招呼的現象還是存在的，特別是單位內部的職稱評審，由于圈子更小、利益交織，其中摻雜的人情因素往往更多。

對不同學術評價的評價

不同的學術評價有不同的指標體系，相同的指標體系由于指標權重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正如對大學的評價可以從生源質量、教師數量、師資質量、成果產出、社會聲譽、校友捐贈等組合衍生出不同的排行榜一樣。因此，學術評價體系無所謂優劣，主要看其定位和出發點。

從驅動力方面看，科學研究分為好奇心或者興趣驅動的研究以及任務導向的研究。對于任務導向的研究，必然要體現任務委托方比如國家或者企業的意志，在相應的學術評價中更多從物質生產的要求出發而較少考慮科研精神活動的特點。因此，任務導向的科研與好奇心驅動的研究天然具有不同的評價定位與評選標準。

從創新鏈方面看，自然科學、工程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屬性與特點不同，評價標準也應有所不同，比如基礎研究客觀標準強，應以同行學術評價為主，著重評價提出和解決重大科學問題的能力、成果的科學價值、學術水平和影響等，應用研究評價應以用戶和市場為主決定，著重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貢獻等。

另外，不同評價體系下出來的結果不能簡單對比，跨時間尺度、跨體系的對比更是不可取。比如，“千人計劃”與“院士”，前者在學術領域要求的是“在國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擔任相當于教授職務的專家學者”、不強調國籍，入選者的學術積累多在發達國家完成，而后者要求的是“在科學技術領域做出系統的、創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貢獻”的中國籍研究員或教授，也就是強調對國家的重大貢獻和中國籍。“千人計劃”中有很多牛人，國家的意圖顯然是不分內外、為我所用，但院士中大科學家也不少，國家的初衷則是從為我所有的人才中選拔杰出者，因此二者的選人視野和評價體系并不相同，更不能以新近評選的“千人計劃”與多年以前當選的“院士”相比較，因為學術水準總體上是提高的，不同時代的科研環境平臺、軟硬件條件都不相同，正如今天985高校很多新晉教授的學術成果會多于和高于20年前的教授一樣。

學術評價只能達到“相對最優解”

改革總是在一定的邊界條件下進行的，筆者并不看好學術評價改革能達到一個各方滿意的狀態，而只能以問題為導向尋求一段時期內的“相對最優解”。

事實上，前面數十年我國每一階段的學術評價都是基于問題導向。正如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我們也不能以現在的視角去評判特定歷史階段的學術指揮棒是否合理。比如當前確實存在論文量化指標濫用蔓延的情況，但是卻不能否定，20年前確立的這一導向有正面的、積極的意義，比如提高了我國學術研究在世界的分量和影響。同樣，我們今天審視過往“只重數量、忽視質量”的做法，也不能忽略的是，只有在一定學術體量和規模之上才能追求質量，特別對于我們這樣偌大的國家，包括計量經濟學也可以計算給出，一定的規?；A對于創新效率提升是必要的，我國今天能形成產業鏈如此齊全的國民經濟門類體系和跨越宏微觀的制造業，某種程度上說和前期積累形成的完整的創新鏈密切相關。

問題導向的解決思路在哪里？應根據不同學科和人才特點，建立完善分類評價與綜合評價相結合的機制。針對馬太效應，即是要在滿足國家需求的同時，保持并加大對青年學者、自由探索的支持力度，保護并調動好奇心驅動的學術研究的積極性。

而對于學者來說，實際上應該認識到，“國家既要給我錢、給我資源，又不能管我做什么、怎么做的”的理想情況是難以實現的——如此“吃瓜群眾”恐怕也會跳出來質疑，努力尋求自由探索與國家需求的最佳結合點應該是工作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