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王佳寅
近幾年興起的中外聯合軍演,讓我們見識了外軍之優長,理念之不同,實戰之濃厚。同樣外軍也贊嘆我軍治軍之嚴謹,訓練之嚴格,裝備之進步。但如果光聽夸贊,聯演似乎就失去了意義。
01
一次與俄軍交流,中方參演官兵談起我軍的實戰化訓練。俄軍某部一名中校軍官很是驚訝:“什么是實戰化訓練?難道還有非實戰化訓練嗎?”不光如此,俄軍對我有一句非常中肯而又發人深省的評價:中國軍隊是管理型和生活型的部隊。
對,你沒看錯,老毛子就是這么直白。
俄軍對我軍的評價并非沒有道理。作戰部隊,堂堂偌大個師旅團,認認真真研究作戰的人也許并不多。基層需要會抓管理的,體能素質優秀的,有一技之長的。甚至籃球打的好的,合唱會指揮的,會弄板報的都要比研究作戰的更受歡迎。
除了在院校所學軍事理論外,到了基層部隊,很少有人再進行研究作戰。從教員嘴里套出來的知識,考完試就硬生生的吐了出去。所學非所用,大概是整個軍官隊伍之痛。
02
克勞塞維茨在寫下《戰爭論》的時候,也僅僅是一名少校。提出制空權理論的意大利人杜黑,在出任營長助手期間就向陸軍部提出了航空兵研究報告,成為意大利空軍建設的基本框架。再看美軍,對于世界軍事領先的地位和作用,莫過于大量研究作戰形成的戰略和理論。
冷戰后,“由海向陸”理論由海軍提出,空軍在1995年一口氣提出“全球快速機動”和“全球攻擊”兩個理論,海軍陸戰隊緊隨其后提出“由海向陸作戰機動”概念,并于2000年更新“艦對目標機動”概念。這都不禁讓我們汗顏。
同時期的我軍,還在考慮用坦克打飛機,還在機械化的道路上緩緩前行,提出多年的信息化始終看不到蹤影。
03
軍人的本職就是打仗,打仗的前提就要弄清楚作戰。如果連作戰都沒有人研究,上戰場的人不懂作戰、不了解作戰規律,試問我們何來的勇氣去喊“能打勝仗”這句口號?
一些作戰部隊還存在認識上的誤區,認為作戰研究靠院校、靠專家、靠更高一級的機關來,基層只需負責把研究成果執行即可。試問,如果基層沒有研究作戰的人員,那如何充分理解上級的作戰意圖?如何完美執行每一個環節的任務?如何有效地對自身進行作戰評估?如何進一步改進作戰樣式?
倘若每逢開會前,只把投影儀架起來,只把香煙茶葉擺起來,幾個人吭哧癟肚,搜刮墨水,把沒干的工作寫成干的,把干的一般的工作寫成精品,把本職工作寫成突出貢獻,即便是幾個晚上不睡覺整出了會議發言、經驗材料,那又有什么用呢?
開會時誰坐在什么位置,吃飯時誰坐誰的左右手,上級領導來,打亂訓練規劃全方位高標準迎檢。可以說,個別單位對于一些俗務縟節的用力程度、努力程度,遠高于對帶兵打仗的研究。
04
作戰部隊每年能夠檢驗作戰成果的只有演習,剩余的時間被保安全、求穩定、抓管理、開會議占據了不少的精力,進一步導致缺乏研究作戰的氛圍。少了作戰研究的土壤,怎么可能結出研究的果實?
“軍隊只有兩種狀態,打仗和準備打仗”。改革不僅僅改的是體制編制,更重要的是要改人的思想,改舊的陋習,改不符合當今部隊發展潮流的陳規。毫不客氣地說,我們的作戰部隊目前仍有不少工作是不必要的,不是圍著戰斗力的。
世界一流軍隊搞推演演習,指揮官自己拿尺子,做計算,討論問題就事論事,一切按照實戰要求。我們的極個別指揮官,需要兩三個參謀人員協助指揮也罷了,但連戰前準備這么實際的問題,開會稿都需要手下人準備好。就這種狀態,怎能不負所托,能打勝仗?
05
宋代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最后被蒙古鐵騎一馬平川。試想,軍隊中大量軍官從作戰本職轉向管理、材料,我們又怎能完成新時期的新使命?
研究見效慢,但并不是我們放棄作戰研究的理由。只有配足了充分的研究型人才,部隊才可能走得更長遠。未來作戰面對更強的敵手,我們才能夠有效地應對。
基層要提供研究平臺,給予作戰研究人員足夠的空間時間,立足本單位現有人員武器裝備,更新老舊觀念,提出創新方法。同時要樹立鮮明導向,為研究出成果的人員提供優厚政策傾斜。
06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只有不斷的改革進步,破除舊思想,舊理念、舊習慣,才是我們這支人民軍隊完成歷史使命的保證。
胡服騎射,車戰兵陣,三灣改編,中國從來不缺乏軍事改革的歷史傳統。
在改革強軍進展如火如荼的今天,讓我們多看到新思想、新面貌、新改觀,讓作戰研究能夠真正成為軍人的主業,讓部隊的明天增添勝利的砝碼,讓國家的安全有更強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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