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產業鏈與創新鏈融合不夠?為什么科研成果轉化與經濟發展結合不緊?為什么科技發展的社會感知度不高?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在日前召開的江蘇省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暨科技創新工作會議上連發三問,劍指沉疴,振聾發聵。
改革開放40年來,江蘇經濟總量增長超過100倍,但支撐高速增長的科技優勢卻面臨創新不夠、轉化不足、供需脫節等問題。這是江蘇的問題,更是全國的通病。婁勤儉指出,江蘇的責任,就是把這一道道題目回答好,轉化成實實在在、經得起檢驗的高質量發展成果。
“首先核心技術突破不暢,高端產業低端環節困境有待破解。”蘇科創新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戚湧說,江蘇以加工制造業為主,絕大多數企業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尤其是大多數出口企業屬于貼牌和代工,自主品牌比重略高于15%,而浙江達到25%,廣東接近23%,韓國超過60%。 無錫江陰民營經濟發達,現有企業多脫胎于20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紡織、機械、化工等傳統產業比重很大,原材料工業占2/3。“民營經濟門檻低,收益快,在發展初期非常需要。但幾十年來只知道埋頭走路,人家早已鳥槍換炮,我們的煙囪還在冒黑煙。”江蘇開放大學副校長吳進說,南京高新技術企業總共1850來家,深圳僅半年的新增量就有這么多。 “應該讓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李世收認為,深圳有華為、騰訊,杭州有阿里巴巴,南京有高原卻不見高峰,說到底還在于有沒有適合企業生長的環境。數據顯示,廣東“雙一流”高校數量比江蘇少,兩院院士數也不到江蘇的一半。但在2017年中國區域創新榜上,廣東區域創新能力位居第一。江蘇雖然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排名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前列,但知識創新能力低于北京,知識獲取能力低于上海。 科技創新離不開科技人才的努力,人才是支撐創新鏈發展的第一資源。但如今,杰出青年、長江學者等“帽子”成了青年學者評職稱、申請項目的必需品,每天忙于寫材料、準備答辯。李世收指出,急于戴“帽子”會讓青年人專挑“短平快”的項目,以便早發論文。 “近幾年,江蘇引進了數以萬計的海外人才,但實際上他們的科研重心仍在原屬團隊,引得進人卻引不進心、引不進才,在引進過程中也很少考慮地區發展需要。”江蘇省科技鎮長團首屆成員、南京大學教授祁林說。 揚州市邗江區圍繞裝備制造產業提檔升級,與清華大學共建智能裝備科技園,在裝備制造領域智能化、柔性化發展道路上掌握主動權。清華大學緣何關注到一個縣市區,將兩者聯系在一起?答案就在江蘇科技鎮長團。 清華大學副校長尤政在他研究的高端裝備制造領域,與邗江有著廣泛合作基礎。邗江區相關部門負責人在清華大學交流時,敏銳捕捉到這一信息,希望清華大學幫助邗江裝備制造產業轉型升級。借助科技鎮長團平臺,尤政院士把得意門生、精密儀器系李濱博士派來掛職,任揚州高新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邗江區科技局副局長。在雙方共同努力下,科技園從規劃藍圖到落地建設再到成長壯大,37家高成長、科技型企業落戶園區,與邗江主導產業緊密相關的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轉化36項。 江蘇省研發投入超過2000億元,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全國領先,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僅10%左右。病癥上看是“科教資源多、成果轉化少”,病理分析就是科技與經濟“兩張皮”。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研活動充滿濃厚的行政色彩。”李世收說,國家財政資助的科研設施和科技成果在內部封閉運行,根本不需要經歷市場競爭,造成高校、研究機構的科研活動動力不足,難與市場貼近。 現行考核體系下,“重研發、輕轉化”“重論文、輕專利”的現象仍然存在。“一項成果在科研人員眼中完成的標準是論文多,引用率高。”祁林說,政府負責審批高校的科研項目,并向其撥款,評審標準也由官方制定,導致“管標準的不專業,專業的不管標準”。 “從論文到技術,要經過二次開發、中試放大,才能形成產品。”李世收指出,由于缺少專業中介在科研院校和企業之間牽線搭橋,科技成果轉化常會因為信息不對稱而付諸東流,這在江蘇屢有發生。 “眼皮底下的寶貝,我們遍尋不著,硬是到國外花了一筆冤枉錢。”江蘇擎天信息科技集團董事長辛穎梅說,“幾年前,我們決定開發溫室氣體排放監測軟件,但在算法研究上遇到了困難。”我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和國內高校合作攻關,但找不到相關的技術成果和專家,只能到國外購買。軟件推出后不久,公司的技術總監在一次學術交流會上做報告,提及這一技術,結果在場的一位大學教授站起來說,他3年前就研究出這個成果了。 “與北上廣相比,江蘇專門從事二次開發、轉移服務的技術經理人數量少,質量低。”李世收說,大學科技處實際扮演著技術經理人的角色,但他們大多是單純的行政工作人員,無論是專業度還是配備上都比較薄弱。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有專門的技術轉移辦公室,聚集著60多個不同專業背景的技術經理人。 為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后一公里問題,江蘇興建了一批科技產業園。在南京建鄴區的新城科技園,展廳內沒有太多展品,但卻布滿了餐飲店鋪。如此這般,不少地方為何還搶著申請?“除了因為政績工程,科技園往往還帶有行政級別,比地方還高半級。”吳進表示,縣(市)區主要負責人往往會兼任當地科技園黨工委書記或管委會主任一職,這樣可以提高級別待遇。 “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面臨的最突出問題就是,科研院所的研發成果過于前沿,企業用不上;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很多技術難題,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做。”李世收說。 值得關注的是,在本次科技創新大會上,省委書記婁勤儉、省長吳政隆共同為未來網絡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網絡通信與安全紫金山實驗室揭牌。 “未來網絡的這套國產網絡操作系統,已完全實現自主可控,而且跟國際接軌。一旦網絡受到國外攻擊,未來網絡可保證我國互聯網不受影響。”江蘇未來網絡創新研究院院長劉韻潔介紹,互聯網下的一個變革就是要跟實體經濟融合,江蘇工業經濟發達,經濟轉型亟待與互聯網深度融合。建設未來網絡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紫金山網絡通信與安全實驗室,就是要把江蘇的科研優勢轉化為產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2017年,江蘇專利申請量、授權量分別為51.4萬件、22.7萬件,發明專利申請量18.7萬件。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發明專利申請量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但從國內首份科技領域獲得感報告來看,在各省(市、區)科技領域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排名中,廣東、北京、山東位居前三,江蘇排在第七。 一邊是專利擁有量年年領先,另一邊是百姓對科技發展的感知度低。科研只開花、不結果。 “專利制度給智慧之火添加了利益之油。”上海交通大學原黨委書記馬德秀指出,不少高校教師存在以獲得晉升或榮譽為目的的專利申請動機,而非技術市場化。高校很少建立對科研人員的技術轉移考核指標體系,在政府資助的科研項目中,專利數量是驗收標準之一,成果轉化極少成為標準。 一方面是為專利而專利產生的大量垃圾專利,另一方面是脫離社會需求產生的無用專利,真正能夠服務群眾的技術反被束之高閣。 醫院就醫,掛號、檢查、配藥、繳費等關鍵小事往往事關重大。江蘇、浙江的醫療水平都很高,但就醫體驗卻差別顯著。浙江用互聯網構建健康醫療大數據中心、網上預約診療服務平臺,實現看病免掛號,離院再付費,“最多跑一次”的理念延伸到方方面面。在南京,掛不上號的無奈,煩瑣的就醫流程,漫長的等待過程,匆忙的診療過程等傳統弊病仍然困擾著百姓。 “雖然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推進,江蘇智慧城市取得了快速發展,但是建設方式采取的仍然是自上而下、以政府為主的運行機制。”從事智慧城市建設研究的東南大學副教授袁競峰說,政府主導模式在推廣運用過程中存在不少問題。比如運作維護方面,主要由政府部門內設機構直接負責,效率低,效果差,特別是公共部門不能根據老百姓實際需求或環境變化做出快速響應和調整,科技成果的存在感大大降低。 發展科技的目的是要對人有關懷,服務于人類。針對堵點難點,此次大會為科技創新松綁,出臺了《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關于推進科技與產業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的實施方案》等一系列新政,加速推進科研成果向惠民成果轉化。 江蘇省老年人口總數已逾1650萬,并以每年遞增70萬的速度不斷攀升。江蘇主動出擊與哈佛大學合作成立“蘇哈適老科技創新中心”,精準開發適老產品。如針對老人味覺和嗅覺退化導致的食欲食量減退帶來的健康問題,研發老人食品增味劑;為減輕護工在搬運和移位失能老人時的負擔,開發軟體機器人。 如何發展增量、盤活存量,讓科技創新頂天立地,是江蘇必須回答好的考題。 “把江蘇豐富的科教資源激活起來、把實驗室沉淀的科技成果轉化出來、把世界高端創新要素集聚過來,這是我們要重點做的三件事。”婁勤儉擲地有聲。
(來源:光明日報、中國江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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