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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到一篇微信文章為胡適洗地，文章名目——《七七事變后的胡適：我不是割地求和派》。胡適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呢？熟悉一點中國抗戰史的人都明白，此人就是為他洗地的文章中著力要洗白的那路人——主張割地求和的賣國賊。

胡適的割地求和，在“九一八”之后就有端倪，在“七七事變”爆發后更加的赤裸裸、無忌憚。證據就是他和陶希圣在1937年8月5日共同向蔣介石遞上的一封“信”。他們割地求和的意見在這封“信”上雖沒有明言，但是，隨“信”的還有一“條陳”，這個“條陳”詳細明白的把割地求和的內容寫出來了。這個“信”和“條陳”托陳布雷代為轉達送至蔣介石。因為我的文章是存心揭丑的，所以把這個“條陳”里的賣國文字內容敲出來：

【原則：解決中日兩國間一切懸案，根本調整中日關系，消除兩個民族間敵對仇視的心理，建立兩國間之友誼與合作，已建立冬夜的長期和平。

方針：

（一）中華民國在左列條件之下，可以承認東三省脫離中華民國，成為滿洲國：

1.在東三省境內之人民得自由選擇其國籍；

2.在東三省境內，中華民國之人民享受居留、經營商業及購置土地產業之自由；

3.東三省境內之人民應有充分機會，由漸進程序，做到自治獨立的憲政國家；

4.在相當時期，如滿洲國民以自由意志舉行總投票表決愿意復歸中華民國統治，他國不得干涉阻止；

5.熱和全省歸還中華民國，由中國政府任命文官大員在熱河組織現代化之省政府，將熱和全省作為非武裝之區域；

6.自臨榆縣（山海關）起至獨石口之長城線由中華民國設防守御。

（二）中華民國全境內（包括察哈爾全部、冀東、河北、北平、天津、濟南、青島、漢口、上海、福建等處），日本完全撤退起駐屯軍隊及特務機關，并自動放棄其駐兵權、租借地、領事裁判權。此后在中國境內居留之人民，其安全與權益，完全由中國政府負責保護。

（三）中國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并努力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謀亞洲東部之永久和平。

（四）中國與日本共同努力，促成太平洋區域安全保障之國際協定。

（五）日本重回國際聯盟。

（楊天石《抗戰與戰后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32-33頁）】

這個“條陳”里主張割讓給日本的土地還不僅僅是我們通常所知的“東三省”，還隱含包括長城線以北的內蒙古——“自臨榆縣（山海關）起至獨石口之長城線由中華民國設防守御”，那么，這一長城線以北的地區，包括內蒙古這一大片地方呢？民國是不設防的，那不就是日本的了？當然，文字里還有些堂皇語句裝裱——“東三省境內，中華民國之人民享受居留、經營商業及購置土地產業之自由；東三省境內之人民應有充分機會，由漸進程序，做到自治獨立的憲政國家；在相當時期，如滿洲國民以自由意志舉行總投票表決愿意復歸中華民國統治，他國不得干涉阻止；”

槍在日寇手里，在那些被割讓的土地上，“中華民國”的子民自然全是日寇的奴隸了。成了奴隸，哪還有著什么“自由選擇”的權利？

可是呢，時過一月，這位胡適先生馬上就不一樣了，居然主張和日本打了。

【1937年9月8日，他離開南京，勸高宗武，“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勸陶希圣：“仗是打一個時期的好。不必再主合議。”（楊天石《抗戰與戰后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42頁））】

這一個月內發生了什么？何以成了“斗士”？

一個鐵桿的割地求和者何以在短短一月時間改弦更張？胡適先生難道親入一線戰場感受到普通戰士抗敵時的那般壯烈英勇了么？竊以為胡適轉變還要有些烈性的刺激，才會有些轉化效力。這個烈性刺激在哪？應該在在蔣介石這里。

1937年8月7日——胡適、陶希圣遞上“條陳”的兩天后，蔣介石在當晚的國防聯席會議上敲打了“許多人”、并諷刺“某些人”：

【“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否則，今天雖能把他們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發生。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劃為疆界。同時有許多學者說，你不能將幾百千年的民族結晶，犧牲于一旦，以為此事我們不可以打戰，難打勝戰。要知道日本是沒有信義的，他就是要中國的國防地位掃地，以達到他為所欲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為局部的解決，就可以永久平安無事，是絕不可能，絕對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們國家不打仗要滅亡的，當然就非打仗不可。”（《抗戰與戰后中國》（中國人民大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34-35頁）】

“許多人”、“有人”就指胡適、陶希圣等人。既然胡適能托陳布雷把意見送達“天聽”，蔣介石對他的這些“高見”的敲打自然他也能知道，這對胡適絕對是個震懾。蔣介石這么說話不是代表他不賣國，“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恰恰說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賣國賊，但是，他還想著有自己能做主的一塊地，為了“這一塊地”他不是不肯徹底就范于日寇，而是日寇的野心已經讓他覺得自己的“這一塊地”保不住了。所以對于能影響他“這一塊地”的既得利益的言論，他會適時、適當的敲打，這個倒與汪精衛光棍式的不管不顧有些不一樣。受了這樣敲打的胡適，不有所觸動，是絕無可能。

這就是來自蔣介石的烈性刺激。

除了烈性刺激，還有一個外國因素胡適也必然考慮，那就是美國對民國政府的態度。

胡適這個人是“慕洋犬”，他對中國各派勢力的親疏好惡，全看這些勢力對洋人的立場。如果誰對洋人磕頭作揖，那就是胡適要竭力頌揚的，如果誰對洋人橫眉立目，那一定是胡適祖宗十八代般的仇人。

比如袁世凱和日寇簽訂“二十一條”，舉國憤慨，連在美國的留學生們也不例外。但是，唯獨胡適，對袁世凱的賣國勾當大加贊賞：

【吾國此項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為歷來外交史所未見。（胡適《藏暉室劄記》卷九，轉引自《古史考·批胡適甲編·曾文經<五四運動前后胡適的政治面目>》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240頁）】

對于袁世凱之死，胡適又痛惜不已：

【袁氏當是時（辛亥革命開始后），內攬大權，外得列強之贊助，倘彼果能善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已知吾國于治安之域，則生榮死哀，故意中事耳。（胡適《藏暉室劄記》卷十五，轉引自《古史考·批胡適甲編·曾文經<五四運動前后胡適的政治面目>》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240頁）】

但是，對于反帝的勢力和人物，他一定大加貶損，比如孫中山的北伐。孫中山的北伐不僅僅針對中國軍閥，也針對軍閥幕后的帝國主義勢力。孫中山與蘇俄聯手打軍閥、反帝，胡適便破口大罵：

【孫氏主張用廣東做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胡適《這一周》，轉引自《古史考·批胡適甲編·曾文經<五四運動前后胡適的政治面目>》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242頁）】

但是后來他又為什么投靠孫中山的“學生”蔣介石呢？更好理解，因為蔣氏在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后，徹底投靠西方列強了，成了西方列強扶助的對象，所以，胡適也就旗隨風擺做蔣介石御用文字走狗。而在這些洋人中，他特別傾慕美國。而他在中國招搖撞騙的本錢，就是他在美國混碼頭的經歷。所以，美國對民國政府的態度，也是他保持、或者改變政治立場的決定性條件之一。

胡適就是這么個人。在抗戰初起的關頭，依著胡適“慕洋犬”的德性，一旦他觀察到美國對民國政府有“拋棄”的跡象，那么，他也會跟著美國，對民國政府提出“割地求和”的賣國言論。而當時的情形，在美國確實有些權勢人物早把中國的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了，如羅斯福的私人代表、學者拉鐵摩爾，就提過這樣的說法。他曾對蔣介石所說：

【華盛頓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將中國東北認系中國的一部分，應作為戰后日俄之間的緩沖國(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轉引自張文木《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2008年版163頁)】

這一部分人的“分裂”，雖然僅僅是言論上的，但是在胡適眼里也是權威的話語，所以胡適這個“慕洋犬”，這個最傾向于美國的慕洋犬就要有樣學樣，把這樣的言論復制到中國，拋出他的“割地求和”論。然而，美國掌握終極權柄的羅斯福政府，其態度是由要緊人物的態度所決定的，只要他們對民國政府也還沒有完全“拋棄”，那么胡適的“割地求和”言論最終也是必要放棄。

那么，羅斯福政府把中國徹底“拋棄”了么？這個要從蔣介石破產的幣制改革說起。

1935年，蔣介石“廢兩改元”的幣制改革在美國收購白銀的舉動的打擊下徹底破產。在英國人主持，美國人支持的背景下，蔣介石的幣制改革只能走一條邪路——采取外匯本位制。以美元和英鎊作為發行民國貨幣（法幣）的準備金，所以美元、英鎊的儲備多少就成了民國經濟，至少是“國統區”經濟穩定的基石。同時這也是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是否能撐得住正面戰場抵抗的關鍵。而當時民國政府獲取美元外匯的主要途徑就是向美國出售白銀，這個過程自《中美白銀協定》簽訂后正式實施。這樣，中國的經濟、金融就被牢牢的捆綁在美、英的經濟車輪上了。在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后，美國是否還愿意履行《白銀協定》，維護本已走上邪路的民國貨幣體系，穩定已經千瘡百孔的中國經濟，就成了美國是否拋棄民國政府的一個硬指標、風向標。

事實上，美國根本不打算“拋棄”民國政府這么大一塊肥肉。不僅不會拋棄，民國政府這塊大肥肉是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必爭必奪的。但是，限于當時美國的戰爭機器還未全面啟動，短時間內還不想跨越太平洋與日本進行大規模戰爭。而且，在歐洲，納粹德國的戰爭機器早已全力開動，就等一個借口發動戰爭。在美國還面臨著在亞洲和歐洲兩個戰場先顧哪一個的兩難選擇時，它要以一種兩全的方式在中國獲得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國要防止中國的對日戰爭“崩盤”，日本全面占領中國，到時候它真不好再插手染指中國。

美國人對中國的最基本的“幫助”，就是繼續履行《中美白銀協定》，繼續購買中國的白銀換取美元，為民國的法幣系統提供“壓艙水”，穩定中國的經濟。然而，這樣的幫助完全是為它日后在中國“插一只腳”打前站的，切不可以為美國對中國有多大的善意。而這樣的用心也盡人皆知，當時，1937年8月30日英國倫敦出版的《X射線報》這樣評價美國的這個舉動：

【以好價錢收購中國白銀是美國政府既能幫助中國，又不惹起日本、與國會及最高法院的麻煩的少數辦法之一。（轉引自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49）》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151頁】

所以，由這個盡人皆知的信息看，美國絕不打算“拋棄”中國，而日本也無可奈何——因為美國履行的是戰前的與中國的協定。而看待一切國事以美國馬首是瞻的胡適，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蔣介石的敲打和美國不“拋棄”中國的信息綜合作用下，他改弦更張由“割地求和”轉而“投身抗日”也是應有之意。所以，對于胡適一個月中的“幡然悔悟”切不可做正面的解讀！這才符合歷史實像。

后來呢，胡適受命去美國做大使尋求“美援”。在大使任上做得如何？可見筆者另文《長河紅陽：胡適在抗戰中究竟做了什么，為何被蔣介石中途“換馬”？》。胡適在尋求“美援”上做的是一塌糊涂，蔣介石寄望的“千里駒”實則是一匹駑馬！不過呢，為胡適洗地的文章偏偏無視史實，東拉西扯拿出一篇日本文章來證明胡適在美國作用奇大。比如本文提到的這個洗地的文章《七七事變后的胡適：我不是割地求和派》，寫了這么一段話：

【1940年10月31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轉述了東京英文《日本時報》的評論。這篇評論對美國國務院在幕后支持胡適大使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講極表憤怒，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并將美國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戰爭之中。】

這段話看著讓人失笑，因為據不少網文爆料，比如這個為胡適鼓吹的文章——《胡適成功將美國“拖入”太平洋戰爭 險暴打美國務卿》中所說，這個日本人的英文評論乃是從胡適的日記里摘取的，也就是說，這篇意在反襯胡適在美國成功博取美國人對中國抗戰同情的，對日本侵華產生反感的日本文章竟然是胡適先生自己搜集來的。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胡適自抬身價的一種勾當，借由日本人對自己的憤怒，來反襯自己對日本的威脅很大，反襯出自己在美國為民國爭取美國同情出力很大。

倘若說日本人的這些憤怒文字是由別的人搜集到的，那么，似乎可以證明胡適的作用不小，被局外的其他局外人也注意到了。問題是這樣的文字是胡適自己搜集的，除此之外別無他證，未免有些故意為之自抬身價之嫌，而且保不成他自己在中間添油加醋。這樣的勾當說實在的，不足一笑！尤其我們要注意的是，這個文字是胡適搜集在自己日記中才被保留下來的，倘若這個日本文章沒有被胡適收在日記里，也許今天就見不到了！可見這個文章在當時影響力何等微??！雖然胡適很看重這個能“反襯”自己作用奇大的文字，但是也僅僅是胡適先生自己看重而已，在外人看來稀松平常！很快地，這個日本文章就被當時人忘記了，無視了。這個“日本人很憤怒”的日本文章很不值錢！胡適搜集這種“很不值錢”的文字說得客氣“孤芳自賞”，說實話：此乃一種關起門來的自嗨！須知，這個文字在日本國內出版的，而且還是英文的，日本對內宣傳的報紙為何要多此一舉翻譯成引文？日本國內的出版物能在抗戰期間到了在美國的胡適先生的手里，這種拐了幾個彎子的巧合之事，可能性幾乎為零！除非胡適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為了讓胡適得以洗白并且繼續為日本發揮作用，故意為之，把他塑造成抗日先鋒，實則是日本侵華的吹鼓手。

倘若這樣只能證明一件事，蔣介石換馬胡適就有防止胡適與日本人在美國勾結的考慮。那么，這個胡適是真的“幡然悔悟”，并“投身抗日”了么？這個我們要大大地打上一個問號！

關于中國文人的日記，有文章《深藏心底的隱秘世界——晚清民初文人的日記寫作》這樣寫到：

【一般而言，越是地位比較低下，影響比較微弱，不致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人物，其日記的可信度反而比較高； 而揮斥方遒，一呼百應，身邊發生一點小事就會引起媒體追蹤報道的大人物，其日記矯飾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尤其在一些關鍵節點和個人隱私方面，尤須仔細辨析。這方面如《翁同龢日記》，既有翁自己的剪貼粉飾，也有后人出于某些顧慮而進行的增刪，已經有不少人專門就此發表有論文進行考證。正如唐振常所說：“盡管作為史料說，日記較之回憶錄更為可靠一些，還得鑒別，分析，并從其人一生的行事與思想加以判斷，并非凡日記皆可信。”（唐振常 《論史隨筆》，見唐振常《繁弦雜奏》174頁，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5月）

    還有一種現象在歷代日記中也是屢屢可見的，即有相當一部分日記是記主在世時就準備公開出版的，或至少是熱衷公開傳閱的，故在撰寫時肯定已經考慮到公開發表或傳閱可能產生的效應和后果，其中記述就難免會打折扣，甚至加以矯飾和雜以虛假成分都是可以想象的。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span lang="EN-US">

胡適先生也是在民國初年“暴得大名”的，那時候文人的習氣自然也不免沾染，他的日記也不出這個俗套，那么，記錄下所謂“日本對他很憤怒”的日本文章為將來打算出版的日記增色、添彩來抬高自己身價也當在情理中。

起碼在我們中國，很多文人寫下的私密性的日記之類的文章集，本身就有打算出版公之于眾的打算的。而且也確實有很多的被出版的文人日記存世。在胡適之前這樣的日記就有好多。比如柳亞子先生的文集里就有“日記”一類文章。那么，胡適先生作為民國著名“大師”，豈能沒有將自己的日記在日后出版的打算。而且，由胡適先生從敵視孫中山到投靠蔣介石的變色龍式的政治立場轉換看，他在這些日記里加些“小料”，勾兌些“香精”，方便日后出版日記能為自己增色，為自己的身后名添彩。那么胡適先生的日記也就少不了刻意的修改與裝飾，就有了現在埋錢將來挖寶的用心。用現在的時髦一點的說法，早早做戲將來“顯秀”，若干年后自己必然會被show一回。畢竟那個時代的民國名仕，都好這口，比如蔣中正的日記就頗為自己的無能辯解。既然那個時代的日記被賦予這樣的未來重任，那么，胡適先生的日記里有多少真話、實話難道不能懷疑一下么？胡適先生的擁躉們賴以高抬先生的私密日記還有多少史料價值呢？建立在胡適私密日記上的胡適的偉岸身軀不就成了歷史長河河邊沙灘上的沙雕了么？經不起風浪拍打。

簡單的結論：胡適其人，在抗戰期間的表現，由割地求和到“投身抗日”，其中間的轉換太過于突兀、劇烈，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能證明他的這個轉變是發自內心的。他的這樣的轉換作偽、作秀、做戲的成分極重極重！我們千萬不可以被某些洗地文給蠱惑了，千萬不能不加判斷地盲從盲信那些洗地文！須知，蔣介石換馬胡適——把胡適從駐美大使任上換下，是有極深的考慮的！胡適的真嘴臉，現在的不少中國人還未必有蔣介石看得明白！

一個一廂情愿的祈禱：中國千萬別再有胡適那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