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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紅陽：“餓死三千萬”、蔣經國基金會與謠言生產傳播集散地香港

點擊：作者：長河紅陽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8-08-09 10:39:39

一、楊繼繩與馮客們交流、創造、傳播“餓死三千萬謠言”的大本營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餓死三千萬”】這個謠言上最先下嘴亂咬的是美國人——美國人口與人口學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安斯利·科爾，他研究出1958-1963年間，中國人口“超線性死亡”2680萬人，實際上是說，當時中國餓死2680萬人。

緊接著，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研究出1958-1961年間，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2987.1萬人，實際上是要是說：那個時段中國餓死1987.1萬人。再加上少出生的人口3119.5萬人，那四年間，中國人口減損6106.6萬人。

法國人也湊熱鬧，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杰勒德·卡勒認為1958-1962年，中國有2851萬人過量死亡。3197萬嬰兒沒有出聲，總計損失人口6048萬。不過后來他有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結果，在1960年，中國死亡4090萬人。

就直接死亡人數來講，上述外國人的數字是層層加碼，一個比一個驚悚：2680萬-2987萬-4090萬。

在這方面也少不了中國人自己的研究，1987年，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給哦除了自己的研究結果：

【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1700萬人】

據說，這個數字的類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又因為這個數字，這個所長還做了大官。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有位跑到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丁抒先生也在這個領域里“辛勤”，修成正果：困難時期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3500萬和4400萬。

上海有學者金輝，也在這個方面“揮汗”，得出了結論：

【（三年困難時期）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

還有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先生：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分正常死亡人數——3245.8萬。

2008年，曾經的新華社記者，后來的《炎黃春秋》副主編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一部1100頁的大書《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書中說：“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3600萬。其實呢，按著直白的表述來講就是這么一句話：那個三年里中國餓死3600萬。不惟如此，他還在燕山大講堂的演講中說：

【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約7600萬】

楊先生的這本書，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有文章這樣說：

【西方學術界通常對中文學術著作不太關注，然而，這本書卻不同。它的首次發行是今年5月，但在上市之前，出版的消息已在學術圈傳開了……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好幾家大報刊即以嚴肅書評予以反應。】

這可算得上是罕有的大事件——引起外媒關注了！不一般！

為什么不一般？原因不外楊繼繩是體制內人，還是敏感的重量級喉舌——新華社高級記者，以及傾西方的《炎黃春秋》副主編，官方背景哦；再，以個人名義出書，少了身份的羈絆，似乎更能說出真話（？）。

另外，還有一荷蘭學者馮客寫一本書《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在2011年獲“塞繆爾·約翰遜”非小說類文學獎。這位寫書的馮客先生在出席頒獎儀式后對《美國之音》記者說：

【“大躍進時期餓死的中國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相似，都在4500萬以上。】

這個獎項的評審團主席馬辛泰爾高度贊揚這本書：

【（對于任何想要了解20世紀歷史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這個書同樣的不一般，獲獎，而且還被《美國之音》專訪！

關于馮客先生的這本書，據楊松林先生著作《總要有人說出真相：關于“餓死三千萬”》：這個馮客先生的書是得到了名為“蔣經國基金會”的資金支持才得以完成的。這個蔣經國基金會（全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是個什么來路？在網絡上常用的“某度”、“某狗”上，能得到的訊息很正面，是一個熱心學術研究贊助的基金。但是，這個基金會好像不那么簡單：因為它贊助支持的那些學校和學者集中在美、英、法、德這些對學術研究肯花錢，學術研究“不差錢”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或者很多方面，都對中國大陸很不客氣。而以基金的名號來看，如果這個基金會“名副其實”地不改“初心”，那么，這個基金會贊助的項目當然也是以反共為指向的！

以下是這個基金會網站頁面的截圖：

而上文提到的那位荷蘭人馮客先生，據臺灣省學者孫隆基先生的文章《馮客論中國人的種族主義》http://news.sohu.com/20090106/n261601982.shtml，馮先生是個很會“找錢”的人，用孫先生的原話：

【他很會申請研究經費，前后獲100萬英鎊】

就這么個人，怎么看都不像一個專心于學術的學者，倒象是一個拿人錢財替人說話的寫手。蔣經國基金會給了馮客多少錢唆使他寫那本攻擊新中國的書，這個數字實在不好找，雖有文章稱，馮客得到蔣經國基金100萬美元的贊助，可是，我以為，孫隆基先生的話更可信一點，這個馮客的“賣文”所得，不會有那么多。蔣經國基金會網站公布的公開信息是，2008年，這本書的獲贈蔣經國基金的金額/賣文“預售價”：59000美元。以下是截圖：

圖片中的第三項：

【3. Frank Dikötter及周遜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9-61” (grant amount: US$59,000; grant period: 2.5 years)】

就指這本書的賣價。頁面翻譯之后是這樣：

這位弗蘭克·迪克特就是那位荷蘭學者馮客。

此人長相如下：

一個是唯利是圖一門心思“找錢”花，一個是一門心思反共找槍手，兩下里一湊，瘸驢拉破磨，配搭得挺好。

還有這個塞繆爾·約翰遜獎的資金來源也很耐人琢磨，據網媒報道：

【資金由一位匿名人士捐贈。】

如此樂施好善的大善人為誰？而這獎項的命名人塞繆爾·約翰遜，乃是18世紀初英國一寫手，名頭在英國不小。這個獎項也必是英國人設立。設立時間1999年，正是1997年英國人痛失香港之后不久。而馮客的這本書之所以能獲獎，恐怕就是因為在描述“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的凄慘狀況創下了紀錄——死亡4500萬人，比之前，所有“研究”給出的數字都大。

所有的信息湊在一起，這本書作為一桿投向中共的銳利的標槍的屬性自無疑問。這本書的獲獎，既不講理，也很有些“道理”。

到底那個“三年”中國餓死了多少人，經過我國學者孫經先、楊松林先生等人的研究，全是無恥的謊言！而作為《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先生，對孫經先先生的質疑根本拿不出站得住腳的解釋與反擊，這個“餓死三千萬”…………

從上述文字看這樣一個事實：從1982年起外國人下嘴亂咬，某些中國人又跟著眾口一詞——用千萬以上的餓死人數幫著外國人把新中國和共產黨吊打。以上舉例的兩本書只是其中榮譽頗高的兩本。看起來，這個“餓死三千萬”的話題就是一塊“唐僧肉”，無論哪一路妖孽都想在上面下嘴咬下大大的一口，似乎要在歷史上留名——打倒紅色中國我也是出了力的？問題是謊言經得住正義者的認真考量么？

進一步的發現，這兩本書都和香港有些鉤掛：

楊繼繩的《墓碑》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馮客先生接收蔣經國基金會的5.9萬美元寫《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時正在香港大學上班做教師，這本書也在香港出版——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兩個人的一身“載譽”，都和香港有勾扯，這個香港是不是有些不一樣？是不是？

2011年楊繼繩曾這樣介紹：

【我是二零零七年認識馮客的。那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主要是利用那里的各種方志，對《墓碑》的書稿作最后的校正。大概是二零零七年的五月間的一天，經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引見，馮客到香港中文大學找到了我。我向他介紹了我的研究成果。他說：「你研究怎么死的，我是研究怎么活下來的。」我覺得他的研究角度很新穎。我們還就死亡人數問題進行了討論，我說三千六百萬只是一個概數，想找到精確的數字是不可能的。后來我在一次午餐演講會上就中國大饑荒問題作了一次專題演講，我記得馮客先生也來聽了。】

可見，香港成了楊繼繩與馮客們交流、創造、研討與傳播“餓死三千萬謠言”的大本營和主陣地。

而作為馮客的助手和馮客一起接受蔣經國基金會資助，以學術研究和調查采訪為名進行“餓死三千萬”造謠活動的周遜，同時也是香港大學歷史助理教授。

據“大河網”《獨立思考者楊繼繩：打撈大饑荒記憶》，楊繼繩先生的爹就是在大饑荒里餓死的，又：

【他用了差不多十年時間，走了十幾個省，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訪了上百位當事人，記了十多本當事人的談話記錄，追溯的是半個世紀前的三五年間，中國人餓肚皮的往事。】

按著文章記述來講，這本《墓碑》主要內容之一是當事人的“口述史”一類。那么，同樣是“餓死三千萬”，楊先生的大作自然也就有更加權威嘍？

當然，我并非否認“口述史”就沒有可信度。“口述史”的可信度是有，但是不能當做分量最重的權威來用：一來，口述人的記憶隨著時光流轉記憶是否還清晰可以質疑；二來，口述人的言語受當時處境限制難免有不實之辭，典型者如清末民初著名的交際花——賽金花的回憶文章，生活處境的順逆，導致了她對同一件事情前后有不一樣的敘述，那么同理，楊繼繩先生那上千萬字的“當事人”的“口述史”是否真的反應當時實情，很可懷疑！當然，作為《炎黃春秋》這本雜志來講，說實話的文章有多少，最近幾年也飽受質疑，那么作為副主編的楊繼繩先生是否在書里忠實反映了口述人的親身經歷？……

馮客這本書和楊繼繩一樣，充滿著謠言。由于馮客造謠太過離譜，有些地方連造謠大王楊繼繩也看不下去了，楊繼繩說：

【談到毛澤東，我還不得不指出，馮客提出的「毛澤東很壞」的一個資料是不可靠的。馮客介紹：毛澤東說﹕「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據我多年對大饑荒和毛澤東的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說，毛澤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宋月紅則指出，

【關于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問題，《大饑荒》的作者馮克通過比較一些地方縣城的數據，發現“縣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便以此為主要依據臆測出所謂大躍進時期全國餓死的總人數。】

【不僅如此，為了歸罪于毛澤東，該作者竟將上海會議上毛澤東1959年3月26日關于安排第二季度工業計劃、3月28日關于糧食購銷問題，與3月25日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這三個談話相混合，將針對削減基建項目的內容“移花接木”為吃飯問題，從而炮制出毛澤東曾說過“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的謊言，作為毛澤東“手槍冒煙”的證據。正如孫萬國質疑馮克的這種學術造假時所指出的：馮克“硬把毛澤東在三個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不同主題的發言混淆起來一鍋煮”，這“已不是出于無知的誤解，也非僅是寫作上的瑕疵，而是惡意的曲解，學術的詐騙”。】

二、“京師大學堂”的史盲Z“教授”

形式上，1997年7月1日中國收回了香港主權，但是在某些領域的控制主導權上中國還是處于下風的！否則，對大陸無恥攻擊的兩個版本的“餓死三千萬”怎么會在香港“暴得大名”？這個讓人不放心的“善地”出品的一些臟污，在大陸卻有高層級的擁躉和粉絲，某些高級的粉絲們還隨著“港風”徐來“起舞弄影”，恰如小品里的戲詞：

【大妹子，你老拿個馬甲配合我做啥？】

話說咱國“京師大學堂”有一Z教授，在英吉利混了幾年碼頭回國之后，就擅長干這路買賣，“餓死三千萬”也在他筆下寫出了不一般的味道——《計劃經濟是人類無知導致的最大災難》。這位Z教授并非專業的人口研究行內人，所以，他做的事只是在承認外國人、某些中國人杜撰的謊言為真實歷史的情形下，把話題引入了它的“經濟學”圈圈里：

【為什么要市場經濟呢？其實很簡單，只有市場經濟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人類的災難。如果市場經濟可能有大躍進嗎？可能死那么多人？市場經濟有貧富差距，但是在市場經濟情況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會因為糧食短缺而死人。我并沒有認為美國就是最理想的市場。】

結論很堅定、很明確：市場經濟下人人有足夠的糧食吃，不會餓死人。

不知這位Z教授怎么看待愛爾蘭1845-1852年間的大饑荒？那場讓愛爾蘭人口銳減了四分之一的大饑荒？統治愛爾蘭的英國可是正宗的市場經濟的策源地么，按著Z教授的說法，怎么可能餓死那么多人？別說那是因為愛爾蘭人過分依賴山藥蛋，也別說是什么病毒使愛爾蘭山藥蛋絕收，英國為什么不能憑著市場經濟那只“無形的手”自動發揮市場的調控作用，用其他的糧食讓愛爾蘭人吃飽飯？可是，那個年頭，愛爾蘭就是餓死百萬計的人口了，這個，Z教授不知怎么解釋？翻遍了能找到的信息，也沒見Z教授是怎樣解釋這個問題的。難道說餓死那么多的愛爾蘭人是英國統治者刻意、故意為之？如果這樣，那真是太可怕了，因為——市場經濟是可以培養出一幫子冷血無情的執政者的！是可以培養出一幫子見死不救的資本家的！是可以導致暴政的！他們漠視、無視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愛爾蘭人，生生看著這么多的生命活活餓死！那么，我們有必要引進所謂市場經濟么？？？這該怎么替市場經濟擦屁股？須知，Z教授就是在英國混過碼頭的，他怎么擦洗英國歷史上的這塊黑斑污漬？？？

可以作為例證反抽Z教授的還有美國“大蕭條”歲月中的如下例證：

【據1932年9月《幸福》雜志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8%的人無法維持生計（1100萬戶農村人口未計在內），流浪人口達200萬，僅紐約一地1931年一年中記錄在案的倒斃街頭的案件就有2000余起。這一時期出生的兒童身材矮小，后來被稱作“蕭條的一代”。全美有33萬兒童失學，女孩子為了養家糊口冒著懷孕的危險以10美分一次的價格到街上賣淫。由于長期的營養不良，當美國參加二戰需要補充大量兵員時，因體質不合格遭淘汰的達40%！】

【在1932年，全國已有30萬兒童失學。更可怕的是，當年10月，據紐約市衛生局報告，公立學校的小學生有20%營養不良。在東部一些州的礦區，營養不良的兒童有時達總數90%以上。有一些關于小孩子的故事后來都廣為流傳。有位老師勸小女孩回家吃點東西，她的回答是:“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一位叫莉蓮的社會工作者說:“為了讓孩子們吃飯，有些人自己一連餓幾個星期，餓得直打哆嗦。”更糟糕的是，活活餓死的例子時有發生，1932年光在紐約就發現29人餓死。有人說，1932年，在美國，“千百萬人只能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于死亡”。】

看，市場經濟的典范國家——美國，餓死人的事情也多有么！美國的那場大蕭條爆發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是1929年的大股災，有說法：大股災的原因是美國草民的購買力不足，經濟也就沒了發展的動力，股災爆發，引爆了一切經濟領域中的泡沫制造了大蕭條。換句話說，有糧食的美國一樣會有人活活餓死，這可比中國的大災荒可怖、可恨地多得多了。中國的大災荒還有天作孽的原因促成，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美國呢？有糧食還要餓死人，這是不是可以證明——市場經濟是可以制造出一群冷血心涼資本家呢？而美國政府竟然沒有動用軍隊勒令資本家們“有飯大家吃”，是不是可以說市場經濟可以“鍛造”出一個漠視民命的冷酷無情的政府呢？這算不算一種暴政呢？

“在市場經濟情況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會因為糧食短缺而死人。”

居然，在咱中國第一流的大學——“京師大學堂”還有這路史盲做“教授”，當教員，怪不得有人把這個“大學堂”里的“光華管理學院”當做了一個不入流的“三類本科”！

三、香港有些地方確實是藏污納垢之所

因為這位Z教授服膺的“餓死三千萬”，我特別關心了一下馮客先生上班的地方——香港大學，又多了一種反胃感覺——“占中三丑”里的戴耀廷也在那個學校上班當教師。看起來香港能藏污納垢的地方也有高等學校。眾所周知，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是港獨的核心宣傳機構，占中運動即由其發起，這幾年屢屢散播“港獨”言論、叫囂“香港自決”，其編造的反華反共言論和謠言更是不計其數。

還順著這個感覺，我又關心了另一家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去年大陸女學生在那個學校的“民主墻”撕港獨大字報的時候，就曾被那學校的港獨男女們圍攻。括而言之，“占中”的學生中哪所香港著名高等學校的學生沒份兒？哪個香港高等學校敢說自己的學生在“占中”時期是干凈的？

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周保松1969年出生于廣東，1985年移民香港，是策劃和指導“占中運動”的主要學者和智囊。9月22日，香港學聯組織了百萬大道罷課大會，隨后大會安排三場公民講堂，這是占中運動主要的群眾動員活動，其中打頭炮的便是周保松，他于新亞圓形廣場舉行主講“民主實踐與人的尊嚴”，動員民眾參與占中對抗中央政府。2014年12月12日，警方對占中清場，周保松和李柱銘、黎智英、周永康等都是最后一批被逮捕的、堅持到最后的占中骨干。

再例如，2013年6月21日，民運分子王dan任院長的“華人民主書院”就在香港城市大學組織了名為《非暴力抗爭訓練研究與簡介會》的活動，其主要意圖就是培訓青年學生和勞工領袖如何按照“非暴力戰爭”的原則在香港發動“顏色革命”，當然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為本次“占領中環”運動服務的。這次活動邀請“占領中環”運動發起人戴耀廷和社會民主連線主席梁國雄進行了《非暴力抗爭訓練研究會：非暴力抗爭與和平占中》的講座。此次活動的另一主題是“非暴力抗爭訓練簡介會”，由臺獨勢力骨干、臺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臺灣民進黨前中央委員、立委、勞工領袖簡錫堦對向參會骨干進行了關于“非暴力戰爭訓練”的介紹和動員：“‘非暴力抗爭訓練’源于美國吉恩·夏普博士(Dr. Jene Sharp)及愛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研究。”隨后于2013年7月末開始，華人民主書院在香港對占中運動骨干進行了多期“非暴力戰爭訓練”。

再往前推歷史，用“明晰產權”私有制禍害大陸公有制基礎——國企的張五常就是從香港中文大學做跳板跳到大陸為惡二十多年。

而且，近些年屢見的大陸官員叛逃案里，香港又是個理想的中轉站：

可以肯定了，香港有些地方確實是藏污納垢之所，這些堪稱污垢的人物對于統一的中國，對于安定的中國來講，的確是一些邪惡的存在！那么，在香港出版的那兩本“餓死三千萬”的書，以及“餓死三千萬”有多大真實性，豈不和香港那個地方一樣，有理由懷疑是否是藏污納垢的處所？

指甲縫里有臟東西怎么辦？剪短指甲洗凈手，經常這樣就干凈了。可是，如果指甲縫里一直這樣臟，還不剪指甲洗凈手，那么，這問題就大了！這些學校能容得下這些禍害存在下來，本身是不是很有自我檢討的必要呢？難道學校還不能把戴耀廷們的飯碗砸個稀爛么？不能把港獨學生踢出門外么？

曲折的聽聞中不能，據說呢，香港是講“法治”的，而依照現實的香港“法治”情形而言，那里的“法治”對港獨是很溫柔的——奈何不了港獨！當然，也對楊繼繩和馮客之流很寬容。又據說香港的法治可是別具一格，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很不一樣。怎么不一樣？

按說呢，港獨就是違憲，也是違反“基本法”，就又被法辦的充足理由，問題是，絕大多數“占中”的港獨們都在外頭好好地活著，反倒是負責清場的警察有進了監獄的，這算怎么一回事？這樣的不一樣是不是別具風格？然而這樣的別具風格是香港司法系統的洋人法官干的缺德事。這問題就來了，用洋人在中國地盤上處置、懲罰遵守“基本法”、《憲法》驅散“占中”的港獨分子的警察？把這些守法、尊法的警察投進監獄？這是誰人在“治港”？？？

當年收回香港前，沒人奢望香港人在短期內能接受社會主義，所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但是，從“占中”以來的一系列港獨囂張看，尤其是警察被被洋人法官投入監獄，倒像是“洋人治港”了。這個無論如何不好接受，但是，在香港還就這樣，這就是香港現在的“法治”特情——洋人包攬香港司法系統造成的特情。而且這還是“基本法”92條之“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并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

香港可以聘請洋人做法官。

據說呢，這樣的光景世上只有三處，除了香港，還有：新加坡、阿聯酋的迪拜。

關于香港的特情，有些大陸人是憤憤不平的——扛著錢口袋去香港落戶拿個戶口本很難很難，然而，菲律賓的丫鬟老媽子出幾年笨力氣倒能落戶香港……說起來也有意思哈。寧要外國苦力入籍，拒斥大陸國人進港，這也是不是“洋人治港”的特情？

有說法，之所以出現洋人法官治香港的光景，是因為在香港司法系統的法官工錢低，香港的法律界人士不愿出任法官，只好請洋人。可是，洋人也是人，他們就不嫌棄香港的低工錢？這個解釋，欠通啊欠通！可以作為正解的應該是：

香港有那么一股勢力，唯恐被大陸“變色”，所以，盡量對大陸設置“防火墻”！“防火墻”的墻基之一就是所謂香港“法治”。寧可讓外國人在司法系統里占主流來保持香港的“特色”。這是什么？這是對大陸的敵意與疏離么！這樣的敵意下，能出現“港獨”不奇怪。而香港的這種“特情”，不僅僅在政治上生造出“港獨”，而且，對香港的經濟也要制造影響，使大陸對香港善意輸送利益的惠港之舉受影響。典型的事例就是港珠澳大橋的“生態”官司。那座大橋的動議是香港政府，想著多點掙錢花；但是香港公民黨硬是攛掇一個朱姓老乞婆狀告大橋施工破壞了海洋“生態”！倘若官司打贏，這個惠港善舉不就泡湯了？固然，官司最后是老乞婆及其同黨的陰謀破產，但是，為了趕被耽誤的工期，大橋項目的發起者——香港政府，要多支付65億港元的大代價。讓香港付出這樣代價的這個公民黨，似乎不是很出名，但是，提一個人估計就會記住了，此人名叫黃之鋒，港獨匪幫中的“青年才俊”。這個人不會有人無知吧？他親爹就是公民黨黨員黃偉明。這一家人似乎是傾心燈塔國的“滿門忠烈”：

【2011年7月，由美國商會出面邀請，黃之鋒及其父母一家人到澳門游玩，入住美資的威尼斯度假村酒店高級套房。2012年8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蘇棣與黃之鋒父親黃偉明、公民黨主席余若薇4次開會，每次長達3小時，據悉，內容包括如何更好地“栽培”黃之鋒。2012年11月，美國駐港某機構負責教育的官員丁·道爾頓與黃之鋒餐聚，探討黃赴美留學及申領獎學金問題。美國人還向黃之鋒“大撒金錢”。據網友爆料：2012年11月，“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臨時撥款10萬美元，通過“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干事葉寶琳交給黃之鋒，作為活動經費。今年3月，美國勢力又通過“陳某某”交給黃之鋒160萬港元。美國方面還邀請黃之鋒等人到來港停泊的美國軍艦上參觀，讓美國海軍陸戰隊員教黃格斗術，為其孱弱的身軀“充電”和“壯膽”。另外，為了讓黃之鋒“義無反顧”地在“反中亂港”的道路上扮演馬前卒，美國還通過“民主基金會”向黃承諾，如他被警方檢控，將被安排全額資助赴美英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