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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第二類觀點，認為中國可以與美國達成暫時性的協議，目的是延緩中美攤牌的到來，為中國發展贏得時機。因為現在中國實力比不上美國，兩國處于不對稱結構中，與美國硬碰硬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當然，美國國內對華戰略的學者，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認為，只要解決了意識形態問題，中國就可以改變其行為。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意識形態不是問題的關鍵，削弱中國的實力才可以解決問題。目前，第二種觀點幾乎占據主導。

但是，近日華為高管被逮捕這件事，恐怕將會教育中國人。妥協與讓步，就可以緩解美國對中國的壓力嗎？這種觀點恐怕不太現實。即使中國真的愿意向美國做出實質性的妥協，也不太可能出現美國滿意的新的均衡狀態。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時殷弘教授所言，中美之間很難達成可持續性的基本協議。我認為，貿易戰之后，美國馬上會打出新的牌，再次試圖逼中國讓步。中國的退讓只能導致中國陷入新的不利的地位，只有采取斗爭的方式才有利于形成新的博弈均衡。

首先，貿易戰只是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崛起的一個環節，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即使兩國在貿易問題上達成了妥協，它們之間依然會因為其他問題而陷入分歧。前一個問題不解決，可以延緩下一個問題的到來；前一個問題早解決，反而會加速下一個問題的到來。在貿易問題上的僵局，也許對中國來說不是壞事，這個問題不解決反而會給中國贏得戰略時機。如果貿易問題解決了，接下來美國還將對中國發動三場攻勢，進一步壓縮中國。

一是高科技戰，美國必須阻止中國的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例如，人工智能、5G技術等。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肯特•凱爾德（Kent Calder）教授認為，未來中美在人工智能、5G兩個領域可能產生瞬間的嚴重沖突，因為這事關國家安全和即時反應能力，它可以影響導彈防御系統，也可能影響工業生產，既可能是商業也可能是軍事。這就是所謂的“兩用”（Dual Use）技術，中美兩國都在這種技術上有快速的發展。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會讓中美關系緊張，因為這牽扯到一些軍事問題。美國可能對中國施壓，和中國討論控制這些武器，甚至是這些技術本身研發的規則，等等。

本次習特會，并沒有就“中國制造2025”達成任何協議。而這個問題是特朗普向中國發動貿易戰的直接動機，這說明美國還沒有敢直接觸碰最敏感的問題。但是“中國制造2025”在未來的談判中一定會再次出現，美國遲早會再次出招，現在中國妥協了可能會加速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施壓中國。

正如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所說，“中國制造2025”的兩條特別突出。第一是進口替代，第二是國家安全，這不僅關乎到生產力，也關系到中國的軍事技術。

我認為，中國要想長期穩步發展，必須確立獨立的、成體系的制造業，中國不可能通過對美妥協讓步的方式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只能通過大規模國家干預的方式實現上述目標，不可能通過經濟自由化的方式來實現。

二是中美在國際組織中的斗爭。

美國之所以發動貿易戰，主要是因為WTO不能發揮作用。目前WTO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國的，美國發現它自己建立的這個機構已經越來越不利于自己的利益。

根據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的分析，中國的確沒有大范圍地違反其入世承諾，美國很難通過訴訟的辦法在WTO打贏針對中國的官司，因為中國的很多市場是中國從來沒有承諾過要開放的。

我認為，一旦現在中國在貿易上讓步，那么未來美國就會在WTO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它可能會威脅退出WTO，以迫使它進行改革，制定不利于中國的規則。

三是金融戰。

世界銀行前駐華代表黃育川指出，中美貿易戰只是表象，真正的問題是美國對中國地位上升的恐懼，尤其是對自己失去國際金融霸權地位的擔心。

美國之所以能肆意對任何國家進行制裁，主要是因為它掌控了金融霸權。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指出，現在中國在國際金融的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美國愈加感到不安，不排除武力保衛金融霸權的可能性。

很早就有學者指出，美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之所以能維持民主制度，也是因為掌握了金融霸權繼而剝削其他國家，將國際財富轉移到美國。金融霸權如果動搖，美國就無法積聚足夠財富，無法彌合國內的分歧，這就是為什么近期美國政治變得越來越“極化”。

金融霸權關系到美國的生死，而貿易分歧暫時掩蓋了金融矛盾。一旦中國在貿易問題上退讓，那么金融矛盾將會立即顯示出來。

第二，即使現在中國接受美國提出的絕大部份要求，未來美國依然可以找借口指責中國。

標準是美國人定的，美國隨時可以說中國違反承諾、不遵守協議。中國很早就已經開始保護知識產權，也強硬打擊網絡攻擊，但美國總是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美國人認為中美貿易是一個“結構問題”，主要在于中國對美國的各種不公平的政策。

不錯，的確是一個“結構問題”，但問題沒有出在中國一邊，而是出在美國一邊。

即使在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網絡安全等問題上，中國完全接受美國的要求，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依然不會縮小。這一點恐怕要讓美國人感到失望。

因為美國人高估了自己的生產能力，也高估了中國人對美國商品的興趣和需求。

根據世界銀行前駐中國代表黃育川的分析，美國對中國出口量最大的五類商品為：農產品、航空產品、洋垃圾、電子產品、汽車。但是，這五類產品的對華出口量幾乎沒有繼續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航空產品，中國的波音訂單已經占其全部產量的一半以上。洋垃圾，中國人以后不可能再進口了。電子產品，美國的電腦公司、手機公司向中國輸出根本不是制造業，而是服務業，都是在中國設廠的，因此和貿易沒有關系。汽車，美國出口給中國的汽車的牌子大多不是美國的，而美國人自己的牌子在中國投資很少。

更重要的是，中國真正想買的，美國是不賣的。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于中國拒絕對美國開放，而在于美國拒絕對中國開放。如果美國人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所在，那么幾年之后美國肯定會再次把責任歸咎于中國或者說中國人違背承諾。

第四，很多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應該按照美國的要求來改革中國的經濟體系。但這些人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即美國的經濟體系是高度不安全的。

一旦中國經濟進一步變得自由化，那么它面臨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加。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無法避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發生。直到今天，我們還對2008年美國的經濟危機記憶猶新。如果中國的經濟過度依賴美國，那么中國將會無法承擔起經濟危機帶來的損失。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有很多問題，如腐敗、低效、缺乏活力，但是在關鍵的時候可以保證國家經濟體系的安全。這恐怕也是為什么中國領導人堅決不會讓步的原因。

我們的確是要改革，但不要自由化的“改革”。有人認為，只要中國按照美國的要求去改，一切問題就解決了。但貿易不平衡并不是中國改革自己就可以解決的，美國儲蓄率低、聯邦政府預算赤字、消費文化，都是導致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盲目亂改也會帶來風險，自由派推廣“藥方”時，只宣傳治病的療效，卻不談副作用。這種“改革”主張是危險的，也是不負責任的。經濟改革是要繼續推進的，但經濟改革的上限是經濟安全，中國承擔不起經濟失控的危險。

改革也不能解決貿易沖突，不能緩解美國對中國的壓力。中國改革失敗了，這不是我們想要的。如果改革成功了，中國強大了，那么美國會更加壓制中國。所以，我們的確要改革，但不要指望改革可以改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要提醒的是，中國的私有化程度，遠遠比不上1990年代的俄羅斯。但是，美國兌現援助俄羅斯的承諾了嗎？答應不搞北約東擴了嗎？這些歷史事實我們都非常清楚！

華為事件將會成為節點，將會教育國人。可能有人會說，中國只能妥協，不妥協怎么辦？但是，現在的妥協，將會成為下一輪困境的開始。事實上，拖延和適度的反擊，是最好的辦法。

根據美國戰略和國際關系中心的研究，目前美國很難再繼續加稅，因為那樣做會對美國的就業、物價、股市造成嚴重影響。中國能挺過2019年夏天自然會大大緩解壓力，現在沒有必要向美國妥協。

當然，我并不是說中美之間會進入“新冷戰”。這個詞完全錯誤，因為目前中美之間的政治、軍事、意識形態遠遠沒有達到“新冷戰”的程度。即使有經濟沖突，但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兩國經濟仍然具有高度互補性、相互依賴性。

在貿易問題上中美是不對稱的，美國占上風和主動，妥協也許是必要的，但絕不是自由派主張的那種妥協，這有本質區別。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我們應當作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以拖待變是最好的辦法，既包括必要的反擊手段，也要放棄對美國的幻想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