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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蔣某人能成為“歷史功臣”嗎？——評楊天石的“捧蔣”史觀

點擊：作者：錢昌明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19-06-16 09:55:45

據“百度百科”介紹：楊天石，1960年畢業于北大中文系，原為中學語文教師。在大學時，因被視為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受到過嚴厲批判。文革后1978年調入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組，從事史學研究工作。他研究蔣介石日記長達25年，以“還原蔣介石的歷史本相”為己任，成為當今研究蔣介石的“權威”，其代表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其基本觀點就是：蔣介石不是“人民公敵”，而是“歷史功臣”。認為：

“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

“大功”兩件：

第一，領導北伐。

【“1926到1928年，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蔣介石是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從廣州一直打到北京，消滅了三個軍閥集團：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軍閥集團。結束了袁世凱當皇帝以后所出現的軍閥16年的混戰的局面，初步完成了中國的統一”。“這是一大功”。】

第二，領導抗戰。

【“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直到最后勝利，挽救了近代中國最嚴重的一次亡國危機。就是說，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欺負我們的次數太多了，中國的亡國危機也有多次，但是最大的一次亡國危機是日本侵華。在八年抗戰里，蔣介石堅持到底，領導國民黨、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這是他的第二大功”。】

“大過”兩件：

第一，

【“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黨剿共，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

第二，

【“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反共內戰”。（以上引文均見《楊天石：你所不知道的蔣介石》）對此，楊先生沒有展開。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楊天石的“蔣氏兩功、兩過”論，看似“客觀公正”；實則是為“人民公敵”蔣介石的翻案之作。這是從歷史源頭上混淆是非，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之論，是最為典型、最為根本的歷史虛無主義。

誰都知道，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這已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已為歷史所證實）。據此，凡是為實現這一歷史主題而斗爭的政治力量和代表人物（“人民英雄紀念碑”所代表的數以千萬計的革命先烈），都是應該肯定與歌頌的；凡是反對、鎮壓為實現這一歷史主題，維護反動統治的政治力量和代表人物，都是應該否定的——這就是歷史的邏輯。

蔣介石是誰？

【“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伙！”（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是舊中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總代表，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勢力，是出賣民族利益，壓迫中國工農勞苦大眾，包括小資產階級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在內所有人們的“人民公敵”！

如今，楊天石“創新”出一個“捧蔣”史觀，推翻了新中國建立以來一個公認的歷史結論，并由此聲名大噪，登上了“兩岸通吃”的“民國史權威”寶座。這究竟是他在歷史研究中真的貢獻了什么“新發現”，還是只是應時而變的“與時俱進”？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現在，一個嚴肅的問題重又擺在人們面前：究竟應該怎樣評價歷史人物？

馬克思主義認為，只能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去評價歷史人物。“唯物史觀”認為，

【“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實際是怎樣的一個人。”（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楊天石以蔣介石自己書寫的日記，去論證、評論蔣介石，這能算是客觀的、科學的“學術”研究嗎？這只能是對歷史研究本身的一大諷刺。難怪他的研究結論與常人的認知大相徑庭。

“北伐戰爭”的勝利是蔣的“一大功”嗎？

楊天石既然是研究民國史的，就不應該不知道：北伐戰爭，不是單獨的孤立的歷史事件。它只是第一次國內革命運動——又稱“國民革命運動”整體的一部分。北伐戰爭只是整個“國民革命運動”發展至高潮階段的一個結果。脫離整個“國民革命運動”，只談北伐戰爭的勝利，把北伐戰爭的勝利全歸功于“總司令”蔣介石身上；這猶如脫離北伐戰爭整體戰局，只談共產黨人葉挺獨立團在主要戰場——兩湖戰場，取得“汀泗橋、賀勝橋戰役”勝利并攻克武昌城——擊潰北洋軍閥主力吳佩孚，從而把整個北伐勝利，歸功于共產黨人葉挺個人一樣，這難道不是“見木不見林”的看法嗎？

國民黨原本是個組織松散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由于提不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脫離廣大工農大眾，因而在實踐斗爭中屢戰屢敗。受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孫中山與列寧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系。1924年初，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改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胡漢民、汪精衛、林森和共產黨人李大釗、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規定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通過了國民黨改組宣言，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正式建立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同年5月，又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建立了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培養軍事干部。蔣介石出任校長，周恩來任政治部主任，惲代英、肖楚女、聶榮臻、葉劍英等任各種負責工作。正是有了這樣的黃埔軍校，其后才有了一支革命軍隊。

總之，是國民黨“一大”召開，實現國共合作，建立了民主革命統一戰線，這才掀起了“國民革命運動”。隨后，又是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工農運動高漲。1925年發生“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和省港大罷工；廣東、湖南掀起了農民運動（僅在湖南參加“農民協會”的會員就有200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高達千萬人）。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黃埔學生軍取得兩次東征的勝利，粉碎了廣東軍閥勢力，鞏固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正是在上述條件下，才有了北伐進軍。

可見，正確的結論應該是：打敗北洋軍閥，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這是整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勝利；是孫中山先生“聯共、聯俄、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政治路線的勝利；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統一戰線的勝利。

北伐迅速勝利的根本原因，是由北伐戰爭的反帝、反封建正義性質所決定。戰爭進行中，廣大工農群眾熱情支援和參戰。如省港罷工工人組織了運輸隊、衛生隊，隨軍北上；湖南農民拿起長矛、鋤頭協助沖鋒陷陣。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三次發動武裝起義，終于在1927年3月自行解放了上海。北伐將士明白戰爭的意義，以共產黨員、青年團員為骨干的革命軍，英勇作戰，不怕流血犧牲，成為北伐戰爭勝利的保證。

北伐戰爭雖有三個戰場（兩湖戰場；福建、浙江戰場；江西戰場），然而，主要戰場是兩湖戰場。正是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為骨干的第四軍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鋒在兩湖的一路挺進，連戰連捷，擊潰了北洋軍閥的主力吳佩孚，對整個戰局的勝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相反，身為北伐“總司令”的蔣介石，他在江西戰場親自指揮的嫡系第一軍教導師，由于排斥了共產黨員、青年團員而喪失戰斗力。結果，與孫傳芳的第四師在南昌城下相遇，一觸即潰，全部被殲。師長王柏齡、黨代表繆斌均只身逃跑。這就是蔣在北伐戰爭中的“戰功”。

如果一定要數蔣介石在北伐時期有什么“大功”，那就是在北伐軍占領了長江流域、革命形勢大好之際，他徹底背叛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路線，徹底背棄了革命統一戰線，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相勾結，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然后勾結一切反動勢力，重新建立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把一個革命的中國變成了白色恐怖的中國！但這一“大功”必須是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立場上進行解讀的。

楊天石認為，北伐戰爭消滅了北洋軍閥集團，“結束了袁世凱當皇帝以后所出現的軍閥16年的混戰的局面，初步完成了中國的統一”。

這是在閉著眼睛說瞎話！活像是資產階級政客武斷作風的一個典型，哪里有一絲一毫“教授”、“博導”做學問的“學術”氣息？

請問：時間難道是能“倒轉”的嗎？既然早在1928年蔣就已完成了中國的“初步統一”，那怎么還會有其后1930年的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的“中原大戰”？難道歷時7個月，雙方動員兵力110萬人以上，支出軍費5億元，死傷30萬人，戰火波及20多省的中原大戰，不是軍閥分裂、混戰，而是楊天石先生所追求的國家“初步統一”的表現？

說白了，1928年北伐后建立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根本沒有完成國家的統一，它仍是個“換湯不換藥”的軍閥政權。誠如毛主席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所指出：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既然北伐戰爭的成果已被反革命所竊取，既然北伐戰爭后的國家仍未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既然國家仍未“統一”；那么，請問楊天石教授：蔣介石——這一獨夫民賊，除了你所承認的“清黨剿共，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他的一件“大過”以外，又何來因領導北伐而產生的“一大功”？

抗日戰爭勝利是蔣的“第二大功”嗎？

不錯，蔣介石曾是抗日戰爭時期（1931——1945）中國國民政府的領導人。1945年9月，日本也確實向中國政府投降，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后勝利。然而，是否據此就可以斷言：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直到最后勝利，挽救了近代中國最嚴重的一次亡國危機”，并成了“他的第二大功”？

筆者以為，論從史出。這得憑史實而斷，不可憑空妄言。根據蔣介石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的表現，可分為三個階段，區別予以評論。

第一階段（1931年9月——1937年7月），反共賣國，無功有罪。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這既是其向外擴張野心的必然表現，同時也是蔣介石國民政府對日妥協、屈服的惡果。前者是外因，后者為內因。母庸諱言，蔣介石自1927年以后推行的“剿共內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慫恿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沖動。“九一八”事變后，正是由于蔣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采取了不抵抗主義。僅僅幾個月，日軍迅速占領了東北全境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3000萬同胞淪為亡國奴悲慘處境，歷時長達14年之久！

上圖：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手令

如今有一種謬論，認為“九一八”事變中國軍隊不抵抗，這是張學良下的命令，不能怪蔣介石。真不知持這一觀點的唐德剛之流，他們的頭腦是否有病？究竟是張學良在指揮蔣介石，還是蔣介石在指揮張學良？就算是張學良下了不抵抗的命令，難道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委員長”，就再也無權發布進行抵抗的命令了嗎？客觀事實是，一直到1937年的“八一三”事變之前，蔣介石就一直持“奢言抗日者，殺無赦”的反動立場。翻翻歷史吧，看看蔣介石是怎樣對待抗日事件和主張抗日的愛國將領和愛國人民的？

1932年日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蔡廷鍇、蔣光鼐違命、領導十九路軍進行抗戰，取得輝煌戰績。“國民政府”卻從內部進行破壞，公然禁止自動請戰的第五軍官兵開赴上海前線參戰，扣奪國內外人民的捐款，不給上海抗戰軍隊以一兵一物的接濟，直至直接與日寇簽訂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允許日軍侵占上海，硬把十九路軍調往江西剿共。

1933年春，日軍向熱河、長城一線進攻，東北軍、西北軍等先后進行“熱河抗戰”與“長城抗戰”；其時蔣介石正忙著在江西前線剿共，3月，命“國民政府”匆匆簽定“九一八”事變后又一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該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并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1934年11月，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居然下令殺害抗日的愛國名將吉鴻昌（吉先在天津租界遭軍統特務暗殺受傷，后再被引渡至北平被蔣下令槍殺）。

1935年，日軍大批入關，威脅平津。面對侵略，蔣介石一味屈服，6月派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簽訂賣國條約《何梅協定》。同意中國軍隊撤出河北，取締一切抗日組織活動，實際上放棄了整個華北主權。隨后，日本收買大批漢奸，掀起“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妄圖變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今內蒙西部）變為日本殖民地。同年12月，為挽救民族危機，北平學生五六千人上街示威游行，發動“一二九”運動，遭到殘暴鎮壓。100多人受傷，30多人被捕。

1936年，面對全國規模“救亡運動”的高潮，蔣介石仍不悔悟，繼續逆民心而為，訴諸法西斯高壓統治。11月，竟以“危害民國罪”，秘密逮捕“全國各界救國會”領袖沈鈞儒、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七人，投入蘇州監獄。蔣介石的倒行逆施，讓一切有良心的中國人忍無可忍。12月，終于釀成西安事變——“雙十二”事件。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兵諫”，逮捕蔣介石。為了保命，蔣這才被迫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條件，答應與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二階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被迫抗日，被動應戰。

1937年7月，日寇發動“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隨后8月，又在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南北夾擊，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7月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通電，指出

【“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形勢使然。7月17日，蔣介石終于發表“廬山講話”。“講話”仍未正式對日宣戰，僅表示：

【“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

然而，在具體抗戰部署上，均屬被動應對。雖與共產黨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推行的卻是一條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

本階段期間，先后發生過四大戰役：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雖也有過臺兒莊戰役的局部勝利，但總體結果卻是一敗涂地，失陷了半個中國。由于缺乏有序的戰略部署，指揮失誤，1937年12月，導致出現30余萬同胞喪生的“南京大屠殺”悲劇。最為愚蠢與殘忍的是，1938年6月9日；蔣介石竟下令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欲以此阻止日軍的推進。結果導致黃河改道，淹沒了44個縣，無數良田7年無法耕種；更造成80萬農民喪生，產生了超過千萬毀家流亡的難民。更可悲的是，當秘書陳布雷提出反對意見時，竟被蔣斥之為“婦人之仁”！

第三階段（1938年10月——1945年9月）消極抗戰，積極反共。

1938年10月，日軍攻陷廣州。至此，北起太原、中及武漢，南至廣州一線以東，祖國半壁大好河山，盡入日寇之手。中國共產黨推行全面抗戰路線，領導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后，緊緊依靠人民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自北而南，先后開辟了晉察冀、晉冀豫、晉綏、蘇南、皖東、東江等敵后抗日根據地，從后方拖住了日軍。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這一階段，蔣介石已從“被迫抗日、被動應付”，演變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明確宣布：“抗戰到底”所謂的“底”，就是“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并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此后，蔣介石一面與日本勾搭，謀求妥協、投降；同時，以行動積極反共。國民黨秘密地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等反共文件。不斷制造事端，屠殺共產黨人，直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其中最為嚴重的一次，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變。

1940年秋，蔣介石強令黃河以南八路軍和新四軍撤到黃河以北，企圖趁機圍殲。為顧全抗日大局，共產黨同意將皖南新四軍北調至長江以北。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9000多人，開拔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人的伏擊。最終僅千余人突圍，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死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居然狠心屠殺抗日軍隊，這就是蔣介石“抗日”的真面目。

如果一定要擺蔣介石在這一時期的“戰功”，那就是：1941年12月9日，蔣介石在珍珠港事變突發、美國對日宣戰后，也正式對日宣戰，成為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國之一。至于具體“戰功”實在是難以羅列。大的戰役，如知名的“長沙保衛戰”，最后還是丟了長沙；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千里敗績，很快被日軍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不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尾聲之際，蔣介石的“國軍”總算在1945年4月日寇在華的“最后一戰”——芷江戰役中，取得過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