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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名家論壇第十六講”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成功舉辦。中國人民大學賈根良教授做“從聯想、中興和華為看中國技術趕超的不同道路”主題講座。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常務副理事長胡樂明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胡懷國研究員，智庫辦主任、經濟所《資本論》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代西方經濟理論研究室楊虎濤研究員，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科研機構的三十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論壇。

賈根良教授以技術趕超的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作為分析框架，通過對聯想、中興與華為公司的案例分析，闡明了中國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技術趕超道路的問題。他指出在新國際分工（或價值鏈分工）于20世紀80年代出現之前，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從初級產品和傳統工業入手是不可能實現經濟技術趕超的，只有新興產業才有技術趕超的機會窗口，這是經濟思想史中從重商主義經濟學開始，經由李斯特經濟學，直到現代演化經濟學的有關技術追趕及其超越理論演變的主線。

賈根良教授認為，按照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的這種理論，只從事新興產業中加工、組裝和低端制造的聯想無疑是比較優勢理論的典型代表，只能成為發達國家的技術附庸。他對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不同見解。林毅夫教授反對韓國20世紀70年代發展重化工業，反對韓國在8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進入芯片產業的行為，認為 “韓國企業的發展模式通常和三星電子相似，追求等級較高、資金密集程度超過其資源秉賦的技術和產品”(林毅夫，2000)。但賈根良教授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是以東亞處于低收入階段經驗為基礎，不適合于中等收入國家，不適合新中國建立后處于低收入階段的中國，其導致的結果之一是，我國進口的芯片不僅來自于美國，而且還大量來自于韓國；因為三星電子已經超越英特爾成為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商。

賈根良教授認為，中興公司是2009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和“新動能替代舊動能”思路的代表，雖然從事許多重要的技術研發，但未能掌握核心技術并控制價值鏈高端，因此，一旦美國對其禁運，企業立刻就瀕臨死亡的境地。對此，賈教授認為，籠統地說新興產業、新興技術是追趕的機會窗口已不成立，如果沒有核心技術，如果不是從價值鏈高端入手，新興產業就無法承擔歷史上它曾具有的技術趕超的歷史使命，只能使高端產業低端化。這是其對佩蕾絲的機會出口理論的修訂：在新國際分工的今天，技術趕超的的機會窗口在于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和高端價值鏈。這也是為什么華為在十五年前就秘密從事芯片和鴻蒙操作系統等核心技術的研發。因此，他提出聚焦于傳統意義上的產業部門之間的區別的“新結構經濟學”產業政策的分析框架已經過時，它倡導的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產業升級”已不再有效。

針對當前機器人、光伏產業等案例，賈根良教授提出了新李斯特主義國家致富新原則：進口中低端產品，出口中高端產品。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李斯特通過總結到他那個時代的歷史經驗，提出了有關貿易與發展的三階段理論：落后國家為了使自己脫離未開化狀態，接受市場經濟的洗禮，應該對發達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但當一國奠定了初步的工業基礎之后就必須實行商業限制政策，促進工業、漁業、海運事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而當該國通過商業限制政策使其財富和力量已經達到最高度發展后，就應該逐步恢復自由貿易。賈根良教授認為，李斯特這一理論在歷史經驗上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他在得出這一結論時，英國尚未完全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更談不上效果如何；而經濟史研究告訴我們，英國在19世紀下半葉對其自身所宣傳的自由貿易信條的迷信是導致其工業力量衰落的最重要原因。與英國不同，美國在1914年取得工農業的國際領先地位之后又繼續實施高關稅保護政策達三十年之久，即使是在今天，它在高調宣傳自由貿易的“真理”的同時，仍在有選擇地實施保護主義——“禁止中國高科技產品和中國直接投資進入美國是美國政府吸取了英國在19世紀末的教訓”（賈根良，2018）。

所以賈根良教授認為，華為公司作為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優秀代表，證明了中國新李斯特經濟學理論的正確性，代表著中國技術趕超的正確道路，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他也指出，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的發揮取決于三個條件：第一、較早進入新技術系統；第二、領先國家出現“制度鎖定”；第三、制度創新的后發優勢能否實現還取決于落后國家相對落后程度、創新活力和發展戰略等特定的情境，因此，制度創新具有脈絡主義。

胡懷國研究員認為，賈根良教授緊密結合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經濟理論和現實經濟，對適合我國國情和當前發展階段的技術趕超路徑展開了較為系統的探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主流經濟學往往以發達經濟體為背景，賈老師更多地講述了它們“成長中的故事”。不過，“成長故事”各有不同，如何在個案中探尋一般性，要注意樣本選擇問題，畢竟還有許多貿易保護但沒有成功實現趕超的國家。另外，賈老師把華為公司作為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突破的成功案例，但華為究竟與貿易保護還是貿易自由有關，還需要進一步明晰；同時，華為屬于非上市企業，我們了解的信息還不全面，能否作為成功實現技術趕超的典型案例，至少從學術的角度，感覺目前還不夠成熟。

楊虎濤研究員認為，賈根良教授對中興、聯想和華為三家公司的比較分析很有意義，結合拉佐尼克的創新型企業理論，中興、聯想和華為在創新與趕超上的差異與其公司治理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賈根良教授這種從企業角度的案例分析，也不同于演化發展經濟學長期以來的經濟史和經濟政策史的研究傳統，而對華為模式的提煉，也對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何實現后發趕超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

【本文原載微信公眾號“中國政治經濟學智庫”，由隋筱童根據會議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