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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上一代人（甚至更久以來）在對外政策上最糟糕的決定莫過于2003年選擇向伊拉克開戰，它號稱是為了銷毀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理解這一災難性決策背后的錯誤邏輯在今天顯得格外重要，因為美國如今又在拿同一套錯誤邏輯為其誤入歧途的政策辯護。

正是由于時任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切尼的錯誤邏輯，美國才做出了入侵伊拉克的決定。他聲稱即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只有極小的概率（比如1%）會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也應該按照這種后果百分百發生的情況去采取行動。

左起：拉姆斯菲爾德、小布什和切尼

這種想法在多數情況下必然導致錯誤決策。然而美國及其部分盟國如今卻又在使用“切尼原則”來攻擊中國科技。美國政府提出，既然我們無法確知中國科技的安全性，所以我們只能將其危險性視為必然，并據此予以封殺。

正確的決策會將概率估計應用于各項備用方案。美國老一代政策制定者不僅會考慮所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那1%的風險，還會慮另外99%基于錯誤前提發動戰爭的風險。切尼等人單單強調那1%風險，使公眾忽略了一種大得多的可能性，即非正當的伊拉克戰爭將嚴重破壞中東和全球政治的穩定。

切尼原則的問題不光在于它為了消除極小概率的風險而采取行動，不考慮極高的潛在成本，而且它會誘惑別有用心的政客們去煽動恐懼。

當下，美國領導人恰恰又在這樣做：通過指出和夸大某些微小風險來制造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恐慌。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美國政府對無線寬帶企業華為的攻擊。美國封閉國內市場不讓華為進入，并極力在全球各處扼殺其業務。與伊拉克戰爭一樣，美國最終可能會毫無來由地制造一場地緣政治災難。

我一直關注著華為的技術進步以及它在發展中國家的業務，因為我相信5G等數字技術能為消除貧困以及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巨大推動力。我也與其他電信企業打過交道，鼓勵它們努力采取行動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我曾免費給華為的《加速發展馬來西亞中小數字企業》報告撰寫簡短的前言，并因此遭到了敵視中國者的批評。為了撰寫該文，我專門詢問了許多行業高管和政府官員是否有華為行為不軌的證據。他們眾口一詞地告訴我，華為的行為與其他備受信任的行業領軍企業毫無二致。

饒是如此，美國政府仍然認為華為的5G設備可能損害全球安全。美國官員聲稱，華為軟件或硬件中若存在“后門”，可能賦予中國政府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監控的能力。他們認為，畢竟中國的法律為了保護國家安全要求中國企業與政府合作。

現在事實就擺在這里。華為的5G設備價廉物美，目前領先于許多競爭對手，而且已經著手鋪設5G網絡。華為產品之所以性能如此突出，是因為它在研發領域持續多年大力投入，利用了規模經濟效應，以及不斷從中國數字市場實踐中汲取經驗。考慮到5G技術對低收入經濟體的可持續發展如此重要，拒絕盡早搭建5G網絡實屬不智之舉。

然而盡管美國拿不出任何華為設備存在后門的證據，它仍在世界各處游說試圖讓其他人遠離華為。美國只能泛泛而談。一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委員所言：“擁有5G的國家將主導創新，并給全世界設定標準，目前來看這個國家不太可能是美國。”英國等其他國家在華為軟硬件里沒有發現任何后門。即便今后真的發現有后門，也必定能將其堵上。

德國圍繞華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它面臨來自美國政府的巨大壓力，后者以減少情報合作相威脅，逼迫德國當局封殺華為5G技術。或許是迫于美國的壓力，德國聯邦情報局長最近發表了一份堪比切尼原則的聲明：“讓無法完全信任的組織涉足基礎設施領域不合適。”他沒有拿出任何證明華為行為不當的具體證據。倒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幕后不斷爭取，試圖給華為保留一個開放的市場。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警告德國：用華為，就別來用我們的數據

諷刺的是，美國的抱怨其實折射出它自己在國內外的監控活動——雖然這早已不是新聞。中國設備可能會使美國政府更難開展秘密監控。但其實任何政府都應該停止不正當的監控行為。為減少此類活動，全球電信系統都應該接受聯合國的獨立監察。簡而言之，外交手段和制度保障才是正道，打技術戰不應成為我們的選項。

美國要求封殺華為不僅給5G網絡初期鋪開工作帶來了威脅，也對基于規則的貿易體系構成巨大風險。如今美國已不再是全球無可爭議的科技領導者，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幕僚也不愿按照基于規則的體系去競爭。他們的目標是遏制中國科技崛起。與此同時，他們還漠視全球規則，試圖通過癱瘓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來破壞該組織。

如果讓特朗普政府得手，世界被分割為不同的科技陣營，則未來爆發沖突的風險將成倍劇增。二戰后美國維護自由開放式貿易，不僅是為了提高全球效率以及幫美國科技企業拓寬市場，也是為了扭轉1930年代崩潰的國際貿易。而造成那場崩潰的原因之一則是美國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它征收保護主義關稅加劇了大蕭條，促使希特勒崛起，最終推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國際事務與其他領域一樣，如果行動的依據是人為制造的恐懼而不是確鑿的證據，那么這將是一條通往毀滅之路。讓我們堅持理性、證據和規則，堅持最安全行為方式；設立獨立監察機構以降低任何國家利用全球網絡監控其他國家或發動網絡戰的威脅。這樣一來，世界便可以繼續利用突破性數字技術增進全球福祉，這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世界報業辛迪加》）

【文/杰弗里·薩克斯，譯/觀察者網 楊晗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