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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美國會對中國展開冷戰嗎？》一文最初發表在《視野：國際關系與可持續性發展》期刊，以下為譯文全文：

美國會對中國展開冷戰嗎？

目前，人們就美國對華政策爭論不休，強硬派和溫和派正一決高下。

強硬派將中國視為美國安全和利益的現實威脅，而溫和派將中國視為與美國一樣的強勁大國，時而是朋友、時而是競爭對手、時而是敵人。但是他們不把中國視為威脅。

我認為，官方采取強硬派路線做法的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在未來可能引起嚴重的沖突。

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是極不穩定的。

在二戰時期，中國是美國的盟國，然而在中國內戰結束后很快就變成了美國的強大敵人。在朝鮮戰爭中，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美國的軍事對手，在 1972 年以前，美國政策制定者一直將中國視為敵對國家，尼克松突訪中國以后，中國逐漸被看作是美國的朋友，成為制衡蘇聯的重要砝碼。

鄧小平在 1978 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美國政治家、商界和廣大民眾都認為中國是一個嶄新的重要貿易伙伴，總體上講是一個友好的地緣政治大國。

然而現在，許多美國專家和政策制定者再次將中國視為危險的敵人。

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撰文論述了“美國政治妄想癥”。這個提法非常有名，就是美國人發明或者大肆夸大根本不存在的危險，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的插曲。

例如，在一戰以后，隨即出現了防范布爾什維克的“紅色恐慌”，二戰后出現了麥卡錫時代對共產主義的指責，9/11 以后出現了全球反恐戰爭。

我認為，現在美國又在煽動新一輪的中國恐懼論和冷戰威脅論。

我認為美國妄想癥的出現有三個原因——對這個問題我在最近的一本書《新型外交方針》（2018）中有所論述——其中最重要一個原因是，自 1600 年代早期出現殖民地時候起，美國就一直是一個對外擴張的國家。

美國人開拓一個新的疆域，他們就制造新的敵人，無休止地進行擴張戰爭。這種軍事主義延續下來，產生了這樣一個概念，就是美國的敵人無處不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妄想癥是美國自身擴張主義的一種心理投射。為了戰斗和征服，美國視敵人無處不在。對美國的全球統治來說，中國就是最大的威脅。

正如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提出的那樣，有一個“修昔底德陷阱”，一個統治大國和一個新興大國極其容易出現戰爭，其根源是兩個大國之間的權利關系發生了變化，因此出現了緊張局勢。

這一提法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記載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新興的大國雅典威脅到了斯巴達的統治，導致了公元前五世紀，兩個城邦國家之間戰爭連綿不斷。

美國妄想癥的第二個原因是，美國在地里位置上與世界其它地區是相對隔絕的。

美國于十九世紀征服了北美土著居民，然后進行海外帝國擴張，1893 年征服了夏威夷，1898 年又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菲律賓——突然間，美國人發現自己占領了遙遠的土地，但對其卻一無所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征戰東南亞、中東、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區，卻對當地情況了解甚少，因此它在遙遠的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都遭受了潰敗，還引起了恐怖分子的反擊。所有這一切都足以制造出許多妄想式的幻覺。

美國妄想癥的第三個原因是，在美國社會中，社會信任度相對較低。

美國是一個高度不平等、種族差異較大的國家，有著長期的奴隸制歷史，特別是許多白人將其他人種和非英語族群視為威脅。

種族主義敵視美國黑人、亞裔、土著美洲人、拉美裔、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其他移民種族，這已成為美國文化中臭名昭著的主要特征。

這種妄想癥的后果就是，它導致美國擴大恐懼，夸大危險，將其它大國制造成勁敵。冷戰本身是具有教育意義的。

一

從冷戰中吸取的教訓

在美國的國家神話里，冷戰就是反對強大的國際對手蘇聯的斗爭，蘇聯當時企圖無情地獨霸世界。

美國在全世界范圍內，對蘇聯支持的陣營發動了代理人戰爭，戰爭延伸到拉丁美洲、非洲、東南亞和中東地區。最終，美國取得了勝利，擊敗了其宿敵，這個敵人在 1991 年末從地圖上消失了。

然而，對這段歷史有著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解讀，強調了美國的妄想癥自我招致了危險。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觀點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大師喬治·凱南有著某種聯系，他首先提出了蘇聯的行為具有危險性，并首次指出要對蘇聯采取“遏制”戰略。

凱南認為，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是個機會主義的擴張式國家，它會尋找或制造鄰國的弱點，然后進行剝削，從而服務蘇聯的利益。凱南甚至認為，斯大林是一個面對機會和威脅時比較謹慎和理性的人。

凱南建議，美國應該直面應對蘇聯的擴張，否則就耐心等待蘇聯中央計劃經濟偏離航向，因自身的失誤走向垮臺。他強烈反對世界范圍內的核軍備競賽以及對蘇聯頻繁發動代理人戰爭。

此外，如同許多后來的美國歷史學家一樣，凱南認為，蘇聯有其自身合理的安全關切。蘇聯的許多行動都被美國人看做是侵略性的。凱南認為，應當將這些行為理解為蘇聯對其自身現實安全關切所采取的正常反應。

蘇聯安全關切的首要和核心就是，在二戰之后，德國的軍事威脅又重新出現了。

二戰以后，蘇聯對東歐加強了控制，部分原因是，面對德國再工業化和再軍事化，沒有簽署任何戰后協議，無法對蘇聯提供安全保障。事實上，美國沒有對蘇聯提供類似的安全保障，反而重建了德國，將其打造成一個主要工業強國和北約的重要堡壘。

結果就是，華盛頓將蘇聯視為一個強大的敵人，而不是將其視為同等大國，這個大國其實是有其自身合理安全關切的。

美國妄想癥充分表現在 1950 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文件 NSC-68 中，這一著名的文件宣稱，蘇聯是一個決心顛覆或破壞美國的完整和活力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那些控制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人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持并鞏固其絕對權利，首先是在蘇聯內部的權利，其次是在其控制區內的權利。

 

然而，在蘇聯領導人的腦海中，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不斷擴大他們的權威，最終消滅任何反對其權威的有效敵對勢力。

 

因此，要實現該目的，就需要完全征服或者強力摧毀非蘇維埃世界的政府機器和社會結構，以服從并受制于克里姆林宮的機構和結構取而代之。

 

要實現這個目的，蘇聯正設法控制歐亞大陸地區。作為非蘇維埃世界的中間力量和反蘇聯擴張的堡壘，美國是其主要敵人。如果克里姆林宮要想達到其根本目的，它就必須用這樣或那樣的手段，將美國的領土完整和國家生命力破壞或者摧毀。

其結果就是引發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核競賽，在全世界與蘇聯進行代理人戰爭。

美國耗資數萬億美元（按今天的美元計算），借口與蘇聯開展競爭（盡管經常是為了商業或者其它狹隘利益），在東南亞（越南、老撾、柬埔寨）、中東、中亞和拉丁美洲發動戰爭，破壞和推翻幾十個國家的政府。千百萬的非美國人和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死于戰爭。

或許應該用這樣的事實來衡量冷戰造成的實際代價。

幾十年來，世界經受了差點被核武器摧毀的絕境，也曾任由兩國核戰略家肆意妄為。這些戰略家往往會做出荒唐而虛假的猜測，做出自我實現的預言，甚至多次幾近擦槍走火（正如丹尼爾·艾爾斯伯格在他的新書《末日機器》中所刻畫的可怕荒蕪場景那樣）。

殘酷的現實是，整個世界最后幸免于冷戰的瘋狂。幸好我們足夠幸運，在 1962 年 10 月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沒有被炸上天。有好幾次，壞運氣差點就把整個世界毀滅了（例如，1983 年蘇聯衛星預警系統捕捉到了高云端的太陽反射光，把它識別為來襲的美國導彈）。

在冷戰的各式各樣的節點上，冷靜的思考最終占了上風。

1961 年，約翰·肯尼迪犯了嚴重的錯誤（在豬灣入侵古巴），1962 年，赫魯曉夫又嚴重地誤判了局勢，把導彈部署到了古巴。1962 年 10 月，全世界幸免于自我毀滅。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認識到，雙方需要從核戰爭的邊緣后撤，便于 1963 年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隨后又于 1968 年簽署了《核不擴散條約》。

1970 年美蘇緊張局勢得到了緩和。然而，美國中情局秘密活動，于 1979 年挑起了蘇聯入侵阿富汗，緩和的局勢又重新緊張起來。1980 年代中期，世界又回到了核戰爭的邊緣。在里根上臺初期，蘇聯預測會遭到美國第一輪核打擊，便又將核報復系統重新部署到位了。

冷戰帶給我們很多教訓，例如，大部分沖突都是由自我臆斷造成的，沖突各方都付出了慘痛代價，核武器幾乎將人類滅絕等。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這些教訓幾乎不被人所知，沒有被吸取，或者說 ，現在已經被美國公眾和許多領導人忘記了。實際上，如果說吸取了某些 “教訓”的話，很可能吸取的都是錯誤的教訓。

在美國國家神話中，美國所記住的是，它站在高處，以勝利者的姿態俯視它的敵人。

凱南在 1947 年的時候就曾預測到蘇聯的解體，然而，美國不認為蘇聯的垮臺是由于其自身的社會經濟體系的失敗造成的，反而認為蘇聯的垮臺是美國強硬路線的勝利，特別是羅納德·里根強硬路線的勝利。

行駛在充滿敵意的快車道上

現在我們的目光轉向了中國。

很快，在美國戰略家們和許多特朗普高級官員的眼中，中國變成了新的厭惡對象。美國公眾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貿易顧問和談判代表——包括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和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都是強硬派人士。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很快就變得強硬起來。

在奧巴馬 2009 年總統任期開始時，美國視中國為合作伙伴。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宣稱：“現在一些人認為，中國開始崛起了，可以將其定義為一個對手。相反，我們認為，美國和中國可以從彼此的成功中獲益，并為彼此的成功作出貢獻。”到了 2012 年，按照奧巴馬的說法，“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對手，同時也是一個潛在的合作伙伴。”

奧巴馬政府慢慢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實力、經濟上的成功和地緣政治實力開始警覺，沒有看到任何跡象顯示，中國共產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會有所減少。

對華強硬的觀點迅速升溫，很快就出現在 2015 年由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發布的“重新調整美國對華宏觀戰略”一文中。

作者是強硬派理論核心領軍人物，美國外交官羅伯特·布萊克維爾和學者艾什利·特里斯。這篇文章中，布萊克維爾與特里斯強調，到了和中國一決高下的時候了。美國可以采取當年遏制蘇聯的方法，比如使用軍事力量、經濟策略和地緣政治壓力等手段，來阻止中國進一步崛起。

這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剖析一下布萊克維爾和特里斯合寫的這篇文章。

作者宣稱，美國戰略的核心目的，就是在全球保持美國的優勢。中國是一個強大的正在崛起的國家，對美國的主導地位構成了威脅，因此必須對其加以阻止。以下是他們的觀點：

建國以來，美國始終秉承一個宏大戰略，就是取得并保持其優勢，超越各種競爭對手。該戰略從北美大陸開始，延伸至西半球，最終擴展至全球。冷戰時期，這種戰略以“遏制”的形式出現。按照這個整體構想，美國可以保護其制度優勢和國家安全，確保盟國的安全，直至最后擊敗對手蘇聯[…]    

 

在 21 世紀，要保持美國在全球體系的優勢地位，就應該堅持美國宏觀戰略中的核心目標[…]

 

在所有國家中，在我們可以想象的各種情況下，在未來的幾十年里，中國仍然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中國的崛起，在地緣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對美國、盟友以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了挑戰。中國在未來將持續保持增長，即使這種增長是不穩定的，但它仍然會進一步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

布萊克維爾和特里斯接著推薦了一系列曾經用于制衡蘇聯的方法，包括被作者們描述成“用經濟工具為地緣政治目標服務”的地緣經濟方法。這一系列建議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美國需要重振本土經濟，建立一套新的但并不包括中國的貿易合作關系，制定有效的政策，以應對中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廣泛使用地緣經濟工具的問題，與盟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設立針對中國的控制機制。

 

美國需要在其防務能力和規模上進行投資，以便可以擊敗中國日益增強的反介入能力。即使北京極力反對，也可以成功進行美國力量投送。

 

美國應該在印-太地區建立一套新的可以信賴的戰略與合作伙伴關系，其中包括美國的傳統聯盟。在這些已有的合作關系基礎之上，確立明確的政策目標，加強亞洲國家獨立應對中國的能力，建立新的亞洲內部戰略合作。雖然美國不直接參與這種亞洲內部合作，但其將會得到美國系統地支持。

 

美國應加強與中國的高層外交，以緩解兩國固有的嚴重緊張態勢，因為美中兩國奉行的宏觀戰略是互不相容的。美國要使美國的盟友和亞洲朋友相信，美國的目標是避免與中國發生沖突。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政府采用了這個觀點，將其付諸實施，并進一步采取措施。

美國新的外交政策、國防和安全戰略不再把中國當作一個潛在的合作伙伴或是競爭對手，而是一個蓄意敵對的國家。

例如，特朗普政府制定的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2017 年 12 月）寫到：

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力量、影響力和利益，并試圖削弱美國國家安全和繁榮。他們決定讓經貿不那么自由和公平，并大力發展他們的軍事，控制信息和數據，來鎮壓他們的社會及擴大他們的影響力。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不再僅僅是一個崛起的并追求其自身繁榮和安全的國家，而是在積極試圖削弱美國的安全與繁榮。

2017 年《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到了一個關于美國論述的新主題，就是美國曾經給予中國一個友好的時期來修正其獨裁統治方式，但中國沒能做出改變，現在美國必須回到強硬路線上：

幾十年來，美國政策源自于這樣一種信念：支持中國的崛起和融入戰后國際秩序會促進中國自由化。然而事與愿違，中國以犧牲他人主權為代價擴張了自己的力量。

 

中國以無與倫比的規模收集和利用數據，傳播其獨裁體制，其特征包括造成腐敗和使用監視手段。它正在建設世界上能力最強、軍費最充足的軍隊，這只軍隊僅次于美軍。它的核武器數量正在增加，也更加多樣化。中國軍隊現代化和經濟擴張的部分原因是其進入了美國的創新經濟體系，包括進入美國的世界一流大學。

美國的控訴名單也在變長，現在包括：

中國在中國南海投射軍事力量；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被華盛頓解讀為地緣政治進攻，而非基礎建設項目；促進科技發展的中國制造 2025 政策，其實就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不公平競爭的案例，該政策是受到軍事啟發而來的，等等。

以上這些都是對中國的控訴，并認為中國的目的就是要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福祉，顛覆全球價值觀。

當然，美國拒絕從中國角度看待自己。

從中國視角來看，美國是這樣一個國家：

在全球 70 多個國家擁有軍事基地，包括在整個亞洲（而中國僅在吉布提有一個小型海軍基地）；到目前為止，美國軍費預算全世界最高；在亞洲和其他地區，包括近期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也門，長期采取軍事和政權更迭行動；最近多次公然無視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威，例如在伊朗問題上；由國家主導那些不對中國開放的技術政策；無視全球利益，無恥地放棄了《巴黎氣候協定》；核武庫現代化計劃；在韓國部署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威脅到中國的核武器做出報復性反應。

換句話說，美國看待中國的黑暗視角是典型的“戰略困境”。

美國眼中的進攻性行為，在中國看來是防御性的。然而有一個基本的結構性挑戰，支撐著美國的妄想癥。中國有 14 億人口，美國有 3 億。這意味著當中國一旦人均 GDP 和收入至少達到美國的 1/4 時，中國會成為一個更大的經濟體。

而且，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社會中，中國學生是可以進入美國大學學習的，中國的知識和技術能力是可以高速增長的，中國和美國的技術差距也將會迅速縮小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稱，中國經濟在 2014 年已超過了美國，當時中國的經濟是按照標準的國際價格來衡量的。

今天，在此基礎上，盡管其人均收入仍略低于美國的 1/3 ，中國的經濟總量已達到 27.4 萬億美元，比美國的 21.5 萬億美元高 25 個百分點。按市場價格和匯率標準衡量，2018 年美國經濟總量為 21 萬億美元，依然是中國經濟 14 萬億美元的 1.5 倍。（如果按照國際價格而非市場價格衡量，中國經濟總量更大，主要由于中國的服務相比美國，是以更低價格提供的。）

如果按照很多其它標準衡量的話，例如研發投入、專利、科技論文發表、高科技產業出口、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部署、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力等標準，中國也正在迅速縮小其在科學技術上與美國的差距。

“不容挑戰的主導地位”思維模式

如果華盛頓的“大戰略”不是要保持全球主導地位的話，中國經濟發展本身并不會給美國帶來威脅。

換句話說，在一個有著中國和印度這樣大國的世界里，美國能夠保持無可匹敵的強國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其他大國在經濟上與美國保持很大的差距，在科學技術上長期落后于時代。

被專家解讀后，美國國內言論正愈演愈烈。

中國的角色已從合作伙伴轉變為競爭伙伴，再到對手，現在又變成了敵人。

一位《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如此贊許地描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主義旨在讓美國對世界的承諾范圍更小、更加可持續。除了恐怖主義外，它還試圖對抗和遏制兩個主要的敵人，中國和伊朗，并對他們在美洲潛在盟友和貿易伙伴采取強硬的態度。

他還用略帶愉快而輕率的語氣這樣描述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

最終的目標并非像特朗普對手經常指責的那樣，要放棄美國的主導地位或放棄美國的結盟政策，而是在更易掌控的基礎上保持美國的主導地位，同時集中更多的精力來遏制中國的力量和影響。

這便是美國偏執的政治的體現。在妄想癥患者的眼中，美國國家安全建立在國家擁有不容被挑戰的主導地位之上。

美國的主導地位，意味著它需要遏制任何崛起的對手。當對手強而大的時候——比如中國這樣對手遏制就意味著需要切斷中國與先進技術、潛在盟友和甚至貿易伙伴的聯系，限制中國在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成功。

在美國主流外交人士的眼中，中國必須保持相對貧窮，如果中國達到美國一半富裕水平的話，都會毫無疑問地終結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

美國主導地位的關鍵，簡而言之，是存在雙重標準的：美國可以更富有但你不能，起碼不能富裕到能夠挑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程度。

新加坡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最近在《哈珀斯雜志》的文章可能會有助于我們的思考：

對于中立的觀察者來說——如果要在中美之間進行選擇的話——可能很容易地被看作是在美國的富豪階層和中國的精英階層之間進行選擇。在美國，主要的公共政策決定最終偏向于富人而非大眾；而在中國，由政黨精英任命的官員所決定的公共政策使貧困大幅減少。

美國近年來對華政策更多地使用了遏制手段。

當初在奧巴馬時期較為溫和，而現在特朗普時期則非常強硬和公開化。

奧巴馬試圖通過與其他亞洲國家協商談判，簽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通過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方法，限制中國在貿易上做更好的選擇。

相反，特朗普通過以下幾個方式來應對中國：

• 單方面增加關稅

• 積極地使用外交手段阻止美國和其盟國采用中國的技術（比如華為 5G 技術）

• 阻止中國購買美國與歐盟技術

• 阻止中國在美國投資

• 外交場合公開詆毀中國的動機（例如，毫無根據地宣稱中國竊取美國技術）

• 請求加拿大逮捕并引渡華為首席財務官

新的遏制政策當然沒有在美國政商界得到一致的支持。

這些政策對美國的許多主要企業來說，都將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它們可能會減緩全球經濟增長并損害股市估值。更不祥的是，它們可能會導致一場軍備競賽，包括太空武器、網絡戰、甚至是一系列的代理人戰爭或直接進行對抗。

到目前為止，盡管以上政策只是強硬派在推動，但令人擔憂的是以往中立的美國專家與政治家正在向這個方向轉變他們的立場，當然在特朗普白宮內部也存在一些阻力，主要來自負責宏觀經濟的人員。

抨擊中國并宣稱其為新的“敵人”正在成為華盛頓普遍觀點和政治主流。它被視為是準確的——中國是主要威脅——且政治上更容易用來為美國工人、技術和國家安全進行辯護。然而，情緒激化和言辭激烈主要由特朗普強硬派們含沙射影地大肆宣傳造成的，并非建立在證據基礎之上的。

特朗普本人好大喜功，正如他與朝鮮方面會面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而宣稱自己取得了成功那樣。屆時中國的某些讓步，可能真的會讓特朗普做出熱情洋溢的回應，眾多商業領袖們可能也會長長地舒服地喘口氣了。

此外，強硬派的觀點越來越普遍，這完全符合美國政治的偏執。

這種觀點可能在特朗普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將依然存在。最好的解藥是記住上一次冷戰中猶在眼前的事實，但是寄希望于我們能夠準確銘記歷史并不現實。

在未來的幾年里，如果中美之間痛苦和不信任的潮水不再上漲的話，對于我們來說就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