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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晚，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約談武漢副市長和武昌區區長，國務院辦公廳督察室主任要求：區政府和街道要向患者挨個賠禮道歉！最高檢同步發文：

可謂是怒發沖冠！這一怒振聾發聵，直指問題的關鍵。

2月10日，《環球時報》發布了一份報道：

2月9日晚10時30分左右，環球時報記者接報武昌區某街道轄區馬上將有一批新冠肺炎重癥患者，從武昌區某醫院送往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進行集中收治，病人多半是老年人，有些人情況危急。

來到轉運現場后，記者發現負責轉運的是一輛公交車，公交車司機本人防護裝備也不符合接觸重癥患者所需的三級防護標準。車上已經坐滿30多位老人，有些老人沒有座位只能站著。

公交車在行進過程中，因為某路段道路狹窄、亂停亂放車輛較多，被堵在路中央，車內患者情緒變得焦躁，并將怒火發泄在司機身上。司機稱，車上只有他和三十余名重癥患者，沒有負責組織轉運的工作人員前來協調，他也不知道該怎么辦。

環球時報的這份一線采訪報道是中央指導組約談武漢副市長和武昌區區長的直接原因。

2月11日凌晨，武漢才發布封閉小區的公告；而此前，全國其他很多城市早已封閉了小區，對居民出入時間、人數做出詳細規定，網民錯愕——難道這是1月11日嗎？

環球時報的報道充分暴露出武漢地方在防疫戰中“領導不擔責、處事無規劃”的混亂狀況，這種狀況也體現在之前武漢紅十字會飽受詬病的物資分發等等問題上。

11日凌晨發布封閉小區的公告，導致居民一早出去超市搶購食品物資，造成人群高度聚集和物資擠兌，再次重演了1月23日零點武漢發布封城公告，三十多萬人連夜“出逃”的局面。

恐慌與混亂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新冠病毒，但最直接的原因卻是應對危機的處置方式方法。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此次武漢疫情從爆發到處置的過程，順著最高檢文章的思路，找一下問題的關節點。

2019年12月8日武漢發現首例不明原因肺炎，12月26日上午，一對老人在兒子陪同下到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看病，該院呼吸與重癥醫學科主任張繼  先觀察倆人胸部CT片，發現情況不對；當天下午，一位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商戶就診，病癥與之前一家三口相似，張繼先醫生趕緊將四位病人向院領導報告。

27日-29日，該院就連收治3名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病人；張繼先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再次向院領導報告；29日當天下午兩點，該院向省、市、區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緊急報告；下午五點，省、武漢市衛健委疾控部門指示武漢市疾控中心、金銀潭醫院和江漢區疾控中心，來該院做流行病學調查；該院將收治7名病人的6名，轉移到武漢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定點醫院金銀潭醫院。

經歷過“非典”事件的張繼先醫生非常有警覺性，12月30日開始，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在病區劃定一個小區域，對可疑病人相對集中進行隔離治療；同時要求進入隔離病區的醫生護士，必須佩戴醫用N95口罩，穿上手術防護衣。

12月30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抵達武漢，1月7日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然而，在武漢和湖北兩會期間，連續12天“無新增確診病例”。武漢市長在接受央視采訪時也表示，未“獲得授權”不能公布。

1月10日，國家醫療專家組專家王廣發曾就新冠病毒發展情況接受媒體訪問，當時他認為整體疫情“可防可控”，武漢政府也表示自己的一些措施是建立在專家判斷的基礎上。

在1月20日之前陸續出現多例病例，也出現人傳人的情況。鐘南山公開說出“人傳人”后，浙江、廣東、湖南、河南先后啟動緊急響應，級別為一級，而湖北開始只啟動了二級應急響應；23日零點，武漢宣布當天10點開始“封城”。

回顧此次疫情爆發和處置的過程，這里并不是沒有問題的。

的確，發現新型病毒的影響需要時間，過早公布疫情、拉響警報容易造成社會恐慌；而王廣發專家的“可防可控”，的確使松懈了，當然他后來解釋說“可防可控”不是“不防不控”。

從自信“可防可控”到“封城”決定，這是非常突然的，造成了武漢群眾的恐慌。冬季本來就是感冒高發季，恐慌的群眾一下子突然涌向大醫院，造成了醫療資源的擠兌，這是災難性的。如果前面能夠立足最壞的可能性，內緊外松，逐步升級防控措施，一則可以盡量避免病毒的更大范圍擴散，二則群眾有思想準備，也就不會造成恐慌。

毛主席一向告誡干部要立足最壞的可能性，并設法創造條件，爭取最好的可能性。顯然，地方決策者在這一事件中“押寶”了“最好的可能性”，以至于對后來出現的“最壞的可能性”沒有充足的思想和物質準備。

在疫情嚴峻的湖北省，只有潛江市成為最亮眼的一個。潛江市委書記吳祖云接受央視采訪時，介紹了潛江市的情況。吳祖云和市長從武漢得到消息后，覺得這個事情太大了，所以先下手為強，哪怕是冒了一點點不是太合規的風險。潛江在1月17日上午，就及時收治和集中管理了32位確診的肺炎發熱病人，那時候鐘南山院士還沒有到武漢。潛江是整個湖北省第一時間封城、第一時間終止所有娛樂活動、第一時間出臺了很嚴格的禁足命令的市級單位。潛江市的兩位領導頂著掉烏紗帽的風險，敢于承擔責任，敢于有所作為，立足最壞的情況做準備，才把疫災對潛江市的影響降到最低，這是值得欽佩的。

湖北的應急響應決策機制，以及武漢“提前十小時發通知”的封城操作模式都是存在問題的，這十個小時，又有三十多萬人涌出武漢，去往全國各地。后來又押寶“兩座山”，而兩座山的收治人數是很有限的；面對急劇增長感染病患，現在才想到征用學生宿舍等既有建筑安置病人；封閉小區的指令也是到現在才下達。而這一切都是在王賀勝接替湖北省衛健委黨組書記和主任兩個職務才進行的。

地方決策者在“戰時”只請示、不決策，不敢擔風險，不敢有所作為，等待專家拍板的決策方式，是要貽誤戰機的！

孟良崮戰役前夕，毛主席電示粟裕“不要請示”：“當機決斷，立付施行，我們不遙制”。在突發情況下，領導者要賦予一線指戰員臨機決斷權；一線指戰員也要敢有所作為，能有所作為。

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過分迷信所謂的專家意見，對一線醫務人員的意見了解不夠、重視不夠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身處一線的張繼先醫生，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以及經歷過“非典”的經驗， 已經在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內部拉響了警報，采取了應急防控措施，后面的情況，說明她的警覺性是完全正確的；而李文亮等幾名醫生在同學群、親友群告知提高警惕的行為，也是來自于一線醫生的警覺和判斷。為什么當時的決策者做決策時就不能增加一線醫生所作判斷的權重呢？

這次疫情應對的決策過程，不僅僅反映出我們的應急響應機制還存在問題；而迷信專家，這在本質上則是背離群眾路線的表現。

此次肆虐全國的新冠病毒，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而言，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但也是一次浴火重生的機遇。這是一場突然遭遇的硬仗，也是對整個社會的一次全面檢閱。通過這場檢閱既使群眾再一次見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同時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

當前的核心任務是防疫救命，但并不意味著為了所謂的大局回避已經暴露出問題；回避問題，掩蓋毒瘤，只會埋下更大的隱患。

中央指導組的“震怒”非常及時，只有敢于揭蓋子、直面問題、反思問題、解決問題，才能更加從容穩妥地應對接下來的防疫全面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