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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能堅持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凝聚民心，敵人制造顏色革命的條件就永遠不會出現。

香港違法集會游行中的美國旗子。

因為香港最近幾個月的局勢，“顏色革命”這個詞再次成為國人熱議的話題。

美國在幕后支持(抗議者甚至公然打出美國國旗)，反對派有預謀有組織的策劃，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攻擊現政權，利用突發(fā)事件制造街頭騷亂，利用社會矛盾裹挾大批民眾參與，西方媒體、政要配合開展輿論攻勢……種種特征表明，香港正在發(fā)生的就是一場“顏色革命”。

 

一、“非政府”與基金會：中情局的白手套

 

隨著這幾年媒體的大量披露，讓推動香港亂局的最大幕后黑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樣的“非政府組織”浮出了水面。

 

民主基金會打著“非政府”的旗號，其實不過是美國政府和中情局的一只白手套而已。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歷年財報，美國政府對基金會每年的撥款，少則幾大千萬，經常上億;最重要的是，來自美國政府的撥款常年占據基金會總流動資產95%以上。這說明，美國政府和中情局才是“國家民主基金會”在世界多地制造動亂的真正金主。

 

推動“顏色革命”，搞亂“敵人”，是美國維持其全球霸權的一項長期戰(zhàn)略，實施這項戰(zhàn)略的當然遠不止國家民主基金會這樣一個“非政府組織”。

 

英國學者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絲在《文化冷戰(zhàn)與中央情報局》一書中披露，美國通過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會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會”;以及中國學者熟悉的“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這樣的大牌基金會。

 

幌子基金會也有缺點，它們很難做得太大、太“過火”，否則會太引人注目。與“國家民主基金會”這種裸體沖鋒的斗士有所不同的是，“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往往打著學術、慈善的面目出現在美國的“假想敵”國家;此外，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宣揚美國價值觀和美國生活方式，在外國培養(yǎng)出一批以美國是非為是非的知識精英，再通過他們去影響本國的公共輿論和政策制定。

 

二、細思恐極：福特基金會的深遠布局

 

對于中國而言，福特基金會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36年，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之子埃茲爾·福特在捐資設立美國福特基金會，最初只是一個以避稅為真實目的的所謂的“慈善機構”。1950年，埃茲爾·福特按照當時的基金會主席H·羅溫·蓋瑟領導的研討委員會寫出的題為《關于福特基金會的政策和規(guī)劃的報告》，正式確立了基金會的宗旨“加強民主價值觀，減輕貧困和不公正，促進國際合作，推動人類成就”。

 

二戰(zhàn)后，美國政府為了做自由世界的領袖，認為必須研究和了解蘇聯(lián)。通過美國國會的立法和參眾兩院的推動，美國政府正式由中央情報局和聯(lián)邦調查局與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聯(lián)手，大批撥款，提供贊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區(qū)域研究的機構。在1953—1966年十幾年的時段里，福特基金會即給了美國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學兩億七千萬美元(相當于現在的二十多億美元)，進行所謂的區(qū)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貨真價實”的基金會，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福特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大多與中情局關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員。麥克洛伊擔任該會董事長時，曾為數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護身份，并設立一個管理部門，專門處理與中情局的關系。

 

1951年4月7日，在中情局艾倫·杜勒斯等人與福特基金會人員會晤時，中情局表示“對遠東缺乏基本的了解”，為此，福特基金會在建立中國學的研究基地，以及在社會科學研究、高級語言訓練和研究材料三個方面采取重大專項資助行動。1959-1970年間，福特基金會資助對中國的研究達2300萬美元。

 

1988年1月，福特基金會在北京設立了中國辦事處，項目范圍逐步擴大。1999年，福特基金會批準的項目中，涉及資產建設和社會發(fā)展的共有2.466億美元，其中用于社會和資源發(fā)展的有0.748億美元，經濟增長的有0.983億萬美元，人類發(fā)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億萬美元。涉及和平和社會共同公正的有1.892億美元，其中用于人權和國際合作的有1.074億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會的有0.0818億美元;涉及教育、媒體、藝術和文化的有1.139億美元，其中用于教育、知識和宗教的有0.696億美元，用于媒體、藝術和文化的有0.443億美元。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長安街東方君悅大酒店，美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已經在中國工作9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Andrew Watson)。有媒體在報道中對此評價說，“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和公益界求‘錢’若渴的時代，這是他連續(xù)9年連任三屆‘首席代表’的必然結果。”

 

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這次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于中國各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同時他們過去也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范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福特基金會資助過的人和機構都太有名了：茅某，1986年福特基金會資助，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吳某，1983年福特基金會資助，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張某，1987年福特基金會資助，英國牛津大學進修;……茅某創(chuàng)辦的那個“天賊”所也是公開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

 

上世紀80年代，福特基金會推出了“福特人才培養(yǎng)計劃”，資助大批國內精英到美國著名大學學習、研修，周、易、樓、樊，等等金融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均在列;厲某主持了的美國福特基金會關于中國跨國公司發(fā)展的課題研究;林某更是接受長期受福特基金會資助。福特基金會資助的課題都是非常重大的，例如由吳某、周某等牽頭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設計”和“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議題研討。

 

除了這些經濟學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政法學界的江某、蔡某、賀某等人也都接受了福特基金會的資助。

 

福特基金會還一度將觸手伸進了中國最頂級的學術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3月22日，社科院副院長陳佳貴會見福特基金會副會長貝瑞·哥博曼，稱“我院與福特基金會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許多研究課題都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2011年3月15日，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會見福特基金會副會長約翰·柯本，對福特基金會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科研項目和人才培養(yǎng)的資金支持表示感謝……

 

三、他山之石：福特基金會的野心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福特基金會如此“關懷”中國也不例外。我們先來看看作為跨國資本的福特和作為基金會的福特在拉美干了什么。

 

談到這個話題，不得不提一下芝加哥男孩。芝加哥男孩是對一群拉丁美洲經濟學家的非正式稱呼，在芝加哥大學受教育，回國后，在智利天主教大學中創(chuàng)立了經濟學系，在智利推銷新自由主義，并將影響擴大到整個拉美。

 

最先捐助芝加哥大學等美國高等院校的是更加老牌的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通過資助芝加哥大學，洛克菲勒父子驗證了自己的設想，改良教育是從基礎到上層建筑去改變一個國家的最有效和最明智手段。

 

洛克菲勒基金會最初設立于1904年，當時叫作公共教育基金，進入中國也有近百年;目前對中國的資助主要是轉基因技術研究、人口控制(避孕)、疫苗以及人才培養(yǎng)。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一樣，積極主張中國留學生回國服務。洛氏于90年代初發(fā)起，在康奈爾大學設立了“中國—康奈爾獎學金計劃”，鼓勵中國學生歸國服務。據變性舞蹈家金星在訪談節(jié)目里曾透露，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那一次事件期間，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就資助過她，但資助的條件就是基金會要求她說自己是美國培養(yǎng)出來的。

 

1955年，福特基金會就開始了對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中國學研究的資助，后來將資助的范圍擴大到哈佛、加州伯克利等另外12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中國學研究……就在去年，“天賊”所還組織了樊某、賀某、張某迎、張某光、蕭某等人在哈佛搞了一場改開40年研討會，茅某因故未能赴會。

 

為了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美國的一項長期戰(zhàn)略就是借輸出“新自由主義”向世界輸出政治動蕩。那就是鼓吹私有化政策，用本土跨國資本吞并、控制目標國的主要產業(yè)部門，讓目標國的民眾淪為自己的廉價打工仔;誘導目標國全面開放金融，將其變?yōu)楸就两鹑谖C的轉嫁地;利用各種軟政策杠桿培育目標國的戰(zhàn)略依賴性，通過貿易、金融、貸款、能源、糧食等經濟籌碼，來維護美國全球霸權;必要時引爆目標國的經濟危機、制造民生災難，制造顏色革命，摧毀目標國政權。

 

而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對教育和學術的資助、為后發(fā)國家培養(yǎng)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在其中扮演中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了服務于美國的拉美戰(zhàn)略，福特基金會成為了芝加哥大學拉丁美洲經濟研究與訓練計劃的最大贊助者，而該計劃制造出數百個拉丁芝加哥男孩。

 

二戰(zhàn)之后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浪潮席卷拉美，左翼運動的崛起嚴重影響到跨國公司的利益。這個時刻，回歸拉美的芝加哥男孩與各國軍事獨裁者沆瀣一氣，在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軍政府進行大規(guī)模的意識形態(tài)清洗行動，焚燒弗洛伊德、馬克思和聶魯達的書，關閉數百家報社和雜志社，占領大學，禁止集會。

 

軍政府取得權力并執(zhí)行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后，跨國公司的命運大幅改觀;它們可以把進口產品傾銷到當地市場，支付較低的工資，任意裁撤員工，而且不受管制地把利潤匯回母國。阿根廷軍事統(tǒng)治后的第一個新年，福特汽車公司刊登一則慶賀的報紙廣告，公開表明支持軍政權的立場：“1976年：阿根廷再次迷途知返。1977年：對所有懷著善意的阿根廷人帶來信心與希望的新年。阿根廷及其人民的福特汽車公司，將全力投入創(chuàng)造祖國的偉大命運。”

 

福特等外國企業(yè)不只是感謝軍政府的貢獻，還積極參與恐怖運動。在巴西，福特和通用資助成立了一支不受法律管束的警察部隊，取名“偵察行動”;在阿根廷，福特汽車供應車輛給軍方，綠色的福特獵鷹轎車被用在成千上萬次綁架和失蹤的行動，借此打壓工人的反抗以及左翼的活動。

 

作為回報，阿根廷軍政府為福特的工廠除掉制造麻煩的工會分子。政變前，福特被迫對工人作出重大讓步：午餐時間從20分鐘延長到1小時，每輛汽車銷售的1%用于社會服務計劃;政變那天完全改觀，反革命從此展開，福特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南郊的工廠變成一座武裝軍營;在接下來的數周，工廠聚集了各式軍用交通工具和士兵……取消了工會組織，福特的工廠開始了最野蠻、最殘酷的資本剝削。

 

為了制約、控制軍政府，作為“非政府組織”的福特基金會則扮演了另一面的角色。在60年代，福特基金會只花很小一部分預算用于拉美的“人權”;但在70和80年代，基金會對拉丁美洲人權工作的貢獻高達驚人的3000萬美元。福特基金會以這些錢支持拉丁美洲的團體，例如智利的和平委員會，以及美洲觀察組織等總部設在美國的團體。

 

在軍事政變前，福特基金會在南美的主要角色是資助訓練學者，大多數在經濟學和農業(yè)科學領域，并與美國國務院密切合作;政變之后，福特基金會的主要資助對象則轉變?yōu)榕嘤?ldquo;人權律師”。

 

福特基金會的這種“維權”舉措不是為了改善、也不可能真正改善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況，但它的確為福特基金會贏得的好名聲，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成為不時敲打當地政府的大棒，約束其“乖乖聽話”。一旦左翼的民選政府上臺，福特基金會及其資助的人權律師又搖身一變，恢復其顏色革命的本來職能。在委內瑞拉反對查韋斯和馬杜羅、在巴西反對盧拉的運動中，以福特基金會為代表的美國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福特基金會在拉美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看到，以慈善、“非政府”面目出現的基金會既服務了美國的全球霸權戰(zhàn)略，又服務了其母公司的資本利益。

 

四、福特基金會在中國干了什么

 

我們就以茅某所辦“天賊”所為例，好好看看福特基金會究竟想在中國干什么。

 

一、全盤否定毛澤東時代、大肆污蔑毛主席。茅某借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污蔑毛主席、攻擊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道路是一貫的，尤其是他那篇“著名”的《把毛澤東還原成人》，堪稱一篇惡毒污蔑毛主席的“集大成者”;法學界賀某也多次在微博上公開謾罵毛主席。他們之所以如此痛恨、不遺余力地詆毀毛主席，因為他們清楚毛主席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毛澤東是我們的黨魂、國魂，毛澤東思想是中國能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定海神針。否定了毛主席，也就否定了中國革命的合法性，否定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只有徹底摧毀了這尊真神，才能完成他們的主子改變中國道路和命運的使命。

 

二、鼓吹土地私有化，摧毀農業(yè)集體經濟的基石。2008年末，茅某牽頭他的研究所發(fā)布了《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報告，此報告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報告認為：中國保證18億畝耕地紅線不容突破是錯誤觀點，糧食安全與耕地面積無關，進而鼓吹土地私有化;該研究所理事長秋風撰文聲稱，“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散，政府推動村民自治。九十年代以來，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中，也涌現并活躍著大量非政府組織，在政府之外從事文化、教育、慈善、公益活動……中國已經在憲zheng化之路上走了三十多年……企業(yè)家群體受惠于私有產權承認與保護制度，白領群體受惠于自由遷徙制度”。這個變化是秋風很滿意的，所以他主張讓主流精英們悶聲發(fā)財——“務實地追求低調的理想”。這也正應了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同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的那段“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這么嚴重”的談話。

 

三、販賣新自由主義毒藥，妖魔化國有企業(yè)，摧毀公有制經濟基礎。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筆者第二段所列福特基金會資助的經濟學界、金融界的名人，無一不是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積極鼓吹手。我們看看茅某的種種論調，事實不是很清楚嗎?“國企做得好是個別現象,做不好是普遍現象。從經濟學理論來看,公有制不行,應該私有化。”“我國貧富差距不大”、“發(fā)展中國家不能搞福利”、“認為窮人亦應享受高質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見，不能鼓吹不分貧富大家都要上好學校”、“商品房就是為有錢人建的”、“任志強才是真正關心群眾”、“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我覺得高利貸很好，這是資金優(yōu)化配置的結果。” “總的說來外資銀行進入內地是一個好事，它幫助我們錢盡其用，它不來的話，我們用得不好。”“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開發(fā)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錢。”“幾千萬人下崗，結果怎么樣呢?全社會的經濟效率提高了，大多數人確實好多了。”“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讓窮人上當受騙”“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希望鐵路春運票價上漲。鐵道部春運不漲價的做法，表面上看受到了大家的歡迎，但實際上對窮人和富人都沒有好處。”“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我們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物價漲了有十來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難道說物價都要降下來，那生活能好得了嗎?”“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企業(yè)家有原罪的說法是不合理的。”“中國改革的成功有我的一份功勞。”

 

由此可以看出，福特基金會資助的那些主流精英，他們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摧毀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誤導中國背離社會主義道路。至于他們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鼓吹的“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憲zheng”只是“表”，經濟基礎才是“里”。

 

五、結 語

 

正是新自由主義泛濫，才出現了腐敗、貧富分化等等一系列導致社會矛盾突出的問題。而此時，福特基金會又重新玩弄起了他們在拉美“維權”的那一套，利用社會矛盾“爭取群眾”，為顏色革命做準備。

 

美國之所以能夠在香港制造顏色革命，正是因為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極度發(fā)展的地域，底層民生問題成了他們制造顏色革命的最好抓手。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如果我們能堅持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凝聚民心，敵人制造顏色革命的條件就永遠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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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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