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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新冠疫情在除湖北以外地區逐步進入下降期，而于此同時，在世界上一些國家則出現上升之勢。這充分表明，新冠疫情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一種環境挑戰，需要世界各國攜手應對。中國抗擊新冠疫情的經驗表明，及時、準確、權威的信息發布與傳播至關重要，而輿論場中惡意煽動人類之間團結協作、甚至無中生有制造恐慌情緒的“負能量”論調，則會傷害抗擊疫情的努力，堪稱疫情時期輿論場中的“毒瘤”。在此，我們概括了國際輿論中八種典型的“負能量”論調，并揭示其荒謬之處，希望以此為疫情中的信息場域提供一面“照妖鏡”。

文章英文版刊于《Global Times》

一、以偏概全的“經濟驟降”論

新冠疫情下，整個中國的街道上一度空空蕩蕩，毫無疑問經濟會受到一定沖擊。然而，據此聲稱中國經濟基本面已經改變，將從中高速增長驟降為零增長或負增長，就過于以偏概全了。例如《紐約時報》2月11日發表題為《“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新冠疫情重創中國經濟》的評論文章就表示，疫情使得中國經濟基本處于停擺狀態。

此次新冠疫情波及面較廣，餐飲業、旅游業和影視業等多個行業受到嚴重沖擊，但應當看到，疫情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于需求端的抑制，導致出現了短期的結構性供需失衡。從長期來看，生產資料依然存在，生產設備和技術等并未受到疫情影響。因此，此次疫情不會削弱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IMF發言人格里·賴斯2月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從中長期來看，我們仍然相信中國經濟具有韌性。”IMF相信，中國有望迅速恢復經濟，最有可能出現的是“V形”增長。隨著疫情的好轉，供給端會逐漸恢復正常，同時疫情期間被壓制的潛在需求得到釋放，未來經濟增長將會迎來一個較大的反彈。

結構轉型使中國經濟具有強大韌性。一是消費成為增長的第一動力，2019年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7.8%；二是服務業占比不斷攀升，2019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3.9%；三是從儲蓄過剩轉向儲蓄吸收，這使得可自由支配的家庭消費不斷增長；四是從引進創新到自主創新，當前各行業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使得線上業務快速發展。新冠疫情雖然加大了經濟短期下行壓力，但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發生改變。 

二、癡心妄想的“中美脫鉤”論

新冠疫情下，中國大量工廠復工時間被迫推遲，全球供應鏈因此受到一定影響。但據此發出“國際企業逃離中國”論調，并認為中美經濟將因疫情沖擊而“脫鉤”的話，恐怕是癡心妄想。例如，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1月31日對福克斯商業頻道表示，新冠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崗位回流北美，其中可能部分回流美國，部分則流向墨西哥”，同時他還說，疫情等因素將促使美國企業重新考慮涉華業務的供應鏈等風險問題。

需要看到，面對疫情，中國政府展現出了戰勝疫情的堅定信念，并且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果，人們相信這場疫情也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更不會對經濟造成持久的傷害，企業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并沒有消失。2003年非典疫情的經驗也表明，疫情過后，人們的消費欲望會得以爆發，經濟會迎來較快增長。

況且，相對于美國第三產業占其經濟總量的85%，中國第三產業的比重才只是超過了50%，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企業自然不會看不到這一點，舍棄巨大的發展空間而去競爭激烈的地方。

美國政府推動制造業回流不是現在的事情，從奧巴馬時代就已經開始，可是真正的成果乏善可陳。這是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擁有更加完善的上下游產業鏈，也擁有更大的、多樣化的消費市場，只有貼近中國市場，企業才能感受到最前沿的需求、擁有更快的生產速度以及確保更可靠的產品質量。

當然，中國產業處在轉型升級的時期，一些企業不再適應中國的環境而離開中國，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絕不是羅斯所說的因為疫情而離開中國。 

三、緣木求魚的“國設崩塌”論

顯然上述誹謗毫無根據，只是基于憑空想象玩弄的文字游戲，純屬借疫情之機炒作“中國威脅論”，是國際輿論場的一種病毒。

新冠疫情爆發后，中國政府迅速成立專門應對小組，在全國范圍內密集部署，并配合相關國家做好人員撤離工作。這些需要基于出色的現代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才能做到，在國際上都得到了廣泛的贊譽。對比一些發達經濟體的表現，中國的表現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做到了很大程度上降低疫情在全球擴散的風險。2月16日，針對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中國政府再次做出“兩手抓”的部署，包括健全生物安全法、國家應急管理體系，關鍵物資生產能力布局等。中國防疫舉措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贊揚。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贊賞中國采取及時有力和高度公開透明舉措抗擊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稱贊中國采取的很多防控措施遠遠超出應對突發事件的相關要求，為各國防疫工作設立了新標桿，中國的行動速度、規模和效率，體現了中國制度的優勢。

70多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的公共衛生水平大幅提高，迅速撲滅了天花、霍亂等惡性傳染病，長期肆虐的血吸蟲病也已得到根治。醫療體系全面建立，普及每個鄉村。不僅中國的醫療健康水平穩步提升，而且每年派出援助非洲醫療隊，支持抗擊埃博拉等疫情。伴隨從溫飽向小康社會的轉變，中國對醫療衛生的投入逐年快速增長，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本做到應保盡保，實現全覆蓋。如今，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超過美國，并且還在穩步提升。通過“健康絲綢之路”等國際衛生合作倡議，中國的醫療衛生經驗已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五、新瓶舊酒的新“黃禍”論

2月1日，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嚴肅時政類周刊《明鏡》（Der Spiegel）在其出版的最新一期封面上寫著 “新型冠狀病毒”，并用一行黃色大字寫著“中國制造”，還用副標題“當全球化成為致命危險”標明對全球的危害。無論是黃色的字體，還是中國制造，《明鏡》周刊都毫不避諱地在全世界一致抗疫的生死攸關時刻，毫無人性地宣傳“黃禍論”。

眾所周知，“黃禍論”最早源于俄國人巴枯寧，經由臭名昭著的英國殖民主義者皮爾遜系統論述，并被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發揚光大?？梢哉f， “黃禍論”源頭與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擴張”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其核心是西方對東方的“恐懼”，將東方視為威脅，害怕來自東方的超越，并進而上升為不接受東方逐漸發展強大,還要繼續捍衛西方在全球領域的主導和統治。而此次疫情的強傳染性正好給了民族主義分子傳播“黃禍論”的借口。在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已經走出了東方與西方，黃種人與白種人“零和博弈”的舊社會，而是一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生、共存、共發展的相對文明時代。面對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沒有任何一個人種可以獨善其身，只有團結合作，相互幫助，才能最終戰勝病毒。“黃禍論”這場倡導“人與人”相互獵殺的鬧劇需要“劇終”了。 

六、井底觀天的“新1984”論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手段來控制病毒的傳播。為了控制病毒的人傳人，中國使用了先進的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來控制人口流動，以減少交叉感染的風險。但中國具備的這種精準治理能力讓西方媒體感到了害怕。2月20日，“美國真實政治網”（Real Clear Politics）刊文，認為中國政府為了迅速讓中國現代化和富裕起來所展現的決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點與喬治·奧威爾的《1984》類似。此類觀點在西方社會有一定市場，有兩個原因：

一是人們更容易相信自己所熟悉的故事。《1984》的故事人盡皆知，但全世界了解中國的人并不多。所以，如果中國人從邏輯上去反駁中國不是《1984》，會發現難以說服西方的朋友。因為西方媒體用西方受眾熟悉的故事去比喻他們不了解的中國，他們更容易相信自己熟悉的東西，就像你送給一個沒有見過真實大熊貓的朋友一個大熊貓玩具，當你再次提到大熊貓的時候，她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你送給她的大熊貓玩具，而不是真實的大熊貓。用一個中國成語來形容，這是“井底觀天”。

二是媒體報道迎合西方受眾市場的結果。就像好萊塢明星的八卦能夠瞬間在社交媒體火遍全球一樣，媒體的報道為了迎合受眾，總是喜歡挑選一些特殊的視角來報道新聞。對于普通受眾而言，“一個可怕的中國”顯然比“一個正常的中國”更容易吸引人們的關注，誰不喜歡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來一點新鮮和刺激呢？而如果利用《1984》這種為西方民眾所熟悉的故事渲染中國，又能進一步制造西方民眾對于中國的恐慌與焦慮，從而獲取更多的讀者市場，獲取更為豐厚的媒體收益。這就導致了即使是在中國發生的很普通的事情，換一個標題，換一個視角，也可以被西方媒體包裝成可怕的、怪異的新聞投放到媒體市場以吸引更多眼球。市場利益趨勢下，也就不難理解西方民眾對于中國的刻板印象了。

喬治·奧威爾筆下的世界，無論是《1984》還是《動物農場》，所描述的是人類組織化發展的一種可能性，有人類組織的地方，就有可能存在這種現象，也是所有國家需要時刻反省的戒律。正如喬治·奧威爾本人所說：“我寫的作品是用來警示世人，而不是作為操作指南。（1984 was supposed to be a warning not an instruction manual.）”中國并沒有禁止喬治·奧威爾的作品出版，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喬治·奧威爾的作品在中國一直是政治思想類書籍中的暢銷書，特別是受到年輕人的喜愛。中國道路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歷史選擇積累而來的陽關大道，不是《1984》式的羊腸小道。 

七、子虛烏有的“生化武器”論

陰謀論在國際輿論場中是某種“常態化”的存在，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出來活動。1月31日，美國共和黨反華參議員湯姆·科頓發推特宣稱要求美國政府立刻“封殺中國”，要求所有美國人逃離中國，甚至還宣稱病毒是武漢實驗室泄露的“生化武器”。而俄羅斯衛生部網站上發布的一份名為《新冠狀病毒（2019-nCoV）預防、診斷和治療》文件，由于有“新冠病毒是一種由蝙蝠的冠狀病毒與未知來源的冠狀病毒重新綜合組成的病毒”的表述，則引起了新冠病毒是美國研制的“生物武器”的輿論猜測。
此類論調盡管傳播較廣，但即便在西方主流輿論場中也鮮有贊同者?！度A盛頓郵報》刊登過一篇“專家駁斥說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是生化武器的陰謀論”的報道。這篇報道采訪的5名來自美國知名院校和研究所的專家，都表示這種陰謀并不存在，因為大量證據顯示，這種病毒就是來自自然界，是通過動物傳播給人的。其中有生化武器方面的專家表示，在武漢的疫情爆發后，一些研究生化武器問題的國際分析人員其實已經探討相關論調了，但發現根本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可以支撐這種說法。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一位化學武器專家還指出，新型冠狀病毒并不符合生化武器的需要，因為生化武器需要的是高致死率和相對低的傳播性。

2月18日，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刊登了一封27名全球頂尖公共衛生領域科學家簽署的聯合聲明，支持正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科研、衛生和醫務工作者。聲明表示，各國科研人員對新冠病毒全基因組的分析結果壓倒性地證明，新冠病毒和其他新發病原一樣，來源于野生動物。科學家們呼吁支持世衛組織的專業意見。  

八、抱柱含謗的“世衛偏袒”論

中國為抗擊疫情所付出的努力及其產生的成效有目共睹，秉持實事求是態度的人，都會做出公正的評價。然而，國際社會偏偏有些人帶著有色眼鏡，對正面評價中國抗擊疫情成效的機構乃至個人誹謗中傷。用一個中國成語來說，這是“抱柱含謗”，即意公正守信卻遭到惡意誹謗。

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賽對中國防疫成績的肯定，就被國際上某些媒體說成“偏袒中國”。據日本《產經新聞》、《朝日新聞》報道， 質疑原因有世界衛生組織無法有效掌握疫情、并分別在2月2日、3日稱贊中國對疫情的防控、未主張撤僑和對中國加以限制。2月12日，譚德賽再被提問是否受到中國的授意和壓力而一直試圖褒揚中國，譚德賽對此進行反駁并表示不滿。

正如譚德賽的回應，他看到了中國為避免傳染擴大展開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時向其他國家通報有兩國間流動記錄人員的確診信息。世界多國領導人和專家對中國的努力及透明度表示贊賞，譚德賽本人也是客觀的承認中國做出努力的真相，并呼吁應各界共同對抗病毒而不是指責。

凡舉一事，必有浮議搖撼。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干事陳馮富珍也曾在2015年被“批評”在MERS疫情上偏袒韓國。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的言行是基于疫情爆發國當局上報的信息、世界衛生組織審議疫情最新數據和趨勢、以及《國際衛生條例》突發事件委員會的建議而提出行動建議。對謠言和錯誤信息的抵制也是其工作內容。當前，不僅是中國，新加坡當局也敦促公民不要傳播謠言。譚德賽還專門撰文以應對“信息疫情”，與媒體合作并呼吁與謠言、謊言和錯誤信息作斗爭。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新冠疫情經濟影響與對策”課題組。本文英文版分別整版刊于2月25日、26日《Global Times》的"FORUM"版面，英文原文請參見人大重陽微信公號今日二條。

來源于人大重陽 ，作者人大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