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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民國熱”的擁躉們是“眼光向上”的。他們只看到文人的幸福史，而沒有看到底層的受難史，其結果是用“精英史觀”取代了“民眾史觀”，屏蔽了更廣大的底層民眾的存在。

“民國熱”是近十年來中國文藝作品中的熱門話題，催生了一大批電視劇、紀錄片、學術著作、通俗讀物。在當下諸多文藝作品中，民國不再被視為積貧積弱的亂世，而是蕩氣回腸的時代。如果對比早年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哈同外傳》和近年出版的《南渡北歸》《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就會發現對民國的展現已經由對“亂世”的批判，轉向了對“黃金時代”的謳歌。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憑借反思歷史汲取經驗教訓，破解當下遇到的問題本是歷史學的重要功用，但“民國熱”的產生卻存在某種偏移。近年來，標榜懷舊、對過往歷史的想象與消費悄然成為“時尚”，面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新問題，一部分民眾，尤其是那些懷抱著所謂“中產階級理想”的知識精英，試圖通過重新挖掘民國的價值，來表達自身的疑惑和訴求。

在民國題材的文藝作品中，最常見的是對文人的頌揚和對軼事的回味。從《南渡北歸》對西南聯大教授群體的描繪，到上海文廣傳媒集團推出的紀錄片《大師》，聚焦的無不是民國時期聲名遠播的文化名人，其中，帶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如胡適、徐志摩、林徽因等人更是被頻頻提起。故事中的主人公，男性優雅高貴，女性浪漫聰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辦學風格、胡適為學術自由而駁斥蔣介石的膽量、陳寅恪游學各國而不求學位的做派，都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話題。這些故事都有一個顯著特點：吹捧知識分子的自尊自強，即便在強力的催逼下，也敢于直言。無疑，這種表述是當代知識精英自我身份代入的結果，他們在民國文人身上“發掘”出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在那些以“趣聞野史”招徠讀者的作品中，民國的歷史經常被借用來批評當下社會。比如微博上頻傳的一則軼事，說軍閥劉文輝當西康省主席時注重教育，特地頒布一條政策，稱縣政府如果比學校修建得好，縣長就地正法。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在指責當下的一些教育問題。這些所謂“軼事”是對歷史進行編造和美化的結果。比如有的讀物稱段祺瑞并非三一八慘案的主使，相反，事發后他趕到現場長跪不起，并以“終身食素”自罰。其實段氏當時根本沒有謝罪的舉動，且吃素僅是因為信佛。再比如有的故事稱贊蔣介石的仁慈，稱他在發跡后想重修祖居，面對鄰居拒絕搬遷，他也無可奈何。這一傳聞完全是虛構的。而前面劉文輝的“光輝事跡”也是憑空捏造的，更諷刺的是，劉在任期間是挪用教育經費的老手。

我們進而發現，在一些民國題材的文藝作品中往往還隱含著“翻案”意識。隨著革命話語影響的減弱，“去革命化”與“去政治化”成為暗流，這為用另一套視角解讀現代中國歷史提供了機會。最為顯著的“翻案”意識體現在那些打著“揭秘”、“重讀”旗號的歷史書籍中，其中不乏學者寫的普及著作，但更多的是用剪刀糨糊拼貼起來的消遣讀物。在這些讀物的鼓吹渲染下，曾被視為“反動派”的蔣介石、宋美齡堪稱琴瑟和諧的典范，大地主劉文彩等都成為造福一方的正面人物。比如，蔣介石便被塑造成既注重私德，又能廣開言路，對文化人極度容忍，甚至當劉文典當面頂撞他時，也不加懲處。在這些敘事中，民國要人儼然成為時代模范，民國也被粉飾成了既保留“禮義廉恥”傳統，又具有時代精神的美好存在。這類“翻案”看似指向個人，實則指向整個中國近現代史——言下之意是既然民國如此美好，那么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還有什么必要呢？在民國的映照之下，革命、左翼的意識形態頓時失色，淪為激進和不成熟的代名詞。“民國熱”有意無意地為大眾展示了一個不同于革命史觀評判的民國，試圖借助“翻案”質疑革命的合理性。

顯然，一部分民國題材的文藝作品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產物，它指向的是過去，隱喻的卻是當下，傳達出了某些群體在社會變遷中的一些心態。在“后革命”時代里想象，民國文人政要、編造真假混雜的傳聞，寄托了他們重新評價近現代中國歷史的企圖，也是他們在社會轉型期借機塑造身份、表達訴求的策略。

這些文藝作品往往止步于對歷史一廂情愿的想象。它們描述的民國和真實的民國有著極大的差距。民國固然走上了初步現代化的道路，但由于沒有獲得全國性的整合與動員能力，其發展的地域與階級差異是極大的，底層民眾的生活尤其得不到保障。這一點，相信看過寫實主義名作《駱駝祥子》《多收了三五斗》的人都能理解。而“民國熱”的浪漫化想象則抽離了民國的時代背景，將其描繪成一個大師輩出、精英涌現、個個都有著獨立人格和高貴氣質的時代。顯然，“民國熱”的擁躉們是“眼光向上”的，他們將目光聚焦在文化精英上，對其從社會交際到私人生活，進行全方位的窺探。我們經常能夠看到這一類標題——“四十年代北平教授一家的生活影像”、“張愛玲：民國唯一真正的貴族出身的作家”……這種眼光是選擇性的，它以對精英階層的想象代替了對整個民國社會的關注。鼓吹者們只看到文人的幸福史，而沒有看到底層民眾的受難史，其結果是用“精英史觀”取代了“民眾史觀”，屏蔽了更廣大的底層民眾的存在。

此外，在“流量經濟”時代，熱頌民國的文藝作品的升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們消費歷史的熱情，同時也與傳媒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民國熱”的宣揚者多數深度介入大眾媒體，有些本身就是媒體人。至于微博、微信上的營銷號、炮制通俗讀物的寫手，其生存更是與媒體流量息息相關。他們深知，要擴大影響，增加轉發量和關注度，就必須迎合大眾趣味。為達到這一目的，一些人不惜扭曲與改寫歷史，制造轟動效應，導致謠言的盛行，從而造成文藝作品的段子化和奇聞化，最終結果是歷史的娛樂化。“民國熱”的宣揚者最終淪為“歷史發明家”。

1928—1930年，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旱災，涉及西北、華北、西南十余省，造成難民無法數計。其時戰爭連年，政局動蕩，賑災無力。圖為濟南城外一家陷入絕望的饑民

在“民國熱”的催動下，大量民國題材的文藝作品有著對歷史的演繹與美化的成分，它所懷念的民國并非真實的歷史存在，它不是對往事的真實溯源與回憶，而是將過去理想化的產物。但一廂情愿的文藝想象真的能達到批判歷史、反思當下的效果嗎？答案是否定的。人們津津樂道的早已不是“信史”，而是茶余飯后的談資，它無法對歷史產生嚴肅的反思，也沒有真正達成對社會問題的審視與批評。對“黃金時代”的想象為人們提供了“老子先前闊多了”的安慰，但在社會切實存在的各種問題前，幻想永遠是束手無策的。

（作者：祝鵬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