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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能是改造、變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封建殘余的結果 ——變革和約束雇傭制

點擊：作者：紫虬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發布時間:2020-03-20 11:13:28

【摘要】實踐勞動價值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變革的本質內容，要注意三方面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1，一般商品經濟與雇傭勞動為特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界限；2，活勞動在財富增量中的決定作用；3，勞動員工主體，自主聯合勞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方式。

根據馬克思對市場是流通領域總表現的定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對雇傭勞動不斷變革的商品經濟。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根據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尊重活勞動對社會財富增量的決定作用，堅持勞動員工主體，發展自主聯合勞動，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和勞動回報緊密結合，在解放生產力中不斷變革、完善公有制主體和有益的非公經濟補充的生產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變革中形成的過程。本文是筆者依據學習、體驗、感悟的歸納，本著“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1]的精神，所作的理論探討，對于文中免不了的先驗或學習不準確之處，歡迎批評。

一、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是共產主義實現之前以使用價值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中的資本主義階段，以存在自由雇傭勞動為特征。相對于產品經濟，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一般與個別的關系。在商品經濟范疇，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增殖的生產在流通中有質的不同。馬克思指出：

“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2]

“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只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3]

馬克思說的是170年前的情況，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私有化和大規模雇傭勞動后，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就轉變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了，同時，商品生產的潛力通過商品過剩表現出來，在努力汲取現代資本主義創造的積極成果中，中國的商品經濟空前發展。

隨著私有經濟、雇傭勞動的城鄉社會化，已不具備三十年前討論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條件，相對于蘇、中計劃經濟時期，《資本論》所描述的一百多年前在商品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占有從來也沒有如此具象化，《資本論》對于觀察和分析社會，依然具有基本的、鮮明的現實意義。在生產方式中公有制程度發生重要變化條件下，如果依然無條件地強調“價值法則是偉大學校”，就會陷入教條主義，不自覺的進入商品經濟自發的資本主義經濟。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以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以下論點為綱：

“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4]

顯然，公有制主體、勞動員工主體，按勞分配主體的商品生產，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私有經濟基礎、資本中心，雇傭勞動下的商品生產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馬克思談到資本形成時反復強調，“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5]。為解決類似辯證蘊含問題，列寧要求“凡是開始研究馬克思和閱讀《資本論》的人”，在理解馬克思“怎樣說明價值規律”[6]的時候，能夠反復閱讀馬克思致路.庫路曼的信。在這封信中，馬克思批判道：

“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7]

因此，用一般價值規律說明社會經濟的時候，必須分辨勞動價值形成的簡單商品經濟與勞動價值增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差別，分辨今天的私有經濟存量主體與過去公有制、計劃經濟的不同條件下，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本質差異。對這種本質差異缺乏認識，必然會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誤以為是永恒規律，陷入庸俗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產生虛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誤區。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之所以把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市場經濟冠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對商品經濟中服從價值規律的雇傭勞動予以變革的原因。在科技創新帶動的生產力沖擊下，新的生產關系在不斷調整，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引導下，為勞動階級以聯合勞動為特征的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創新帶來了可能性。在勞動聯合體之間、勞動聯合體和各種公有經濟之間、在各種公有經濟體和發揮有益補充作用的私有經濟體之間所存在的商品經濟，將在排除商品經濟盲目性的全國一盤棋的計劃手段指導下，由價值規律起基礎作用。同時，在維護勞動階級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中，兼顧發展生產力，價值規律在一定的范圍、程度、階段內起有限的決定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變革的、動態的，本質性地反映在對雇傭勞動制的變革上。在公有制占主體的各種所有制企業中，只有促進勞動與生產資料、生產成果相對優化結合，實現程度不同的各種高效率的聯合勞動，才能極大地解放生產力。建國七十年的實踐和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都說明，在跨越卡夫丁峽谷中，為了汲取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積極成果，避開資本主義帶來的一切災難，在社會主義實踐中，那種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則原封不動的納入社會主義，無視雇傭勞動，認為二者之間沒有根本矛盾的認識，或者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單純化，靜止化，不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互依賴而存在、相互斗爭、相互轉化的認識，都是脫離實際的，都是違背對立統一規律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了中國特色的雇傭勞動，即80%的就業，90%的新增就業由私營經濟安置，其中除了個體勞動，大部分本質上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的典型雇傭勞動。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個體業主、應屆大中專畢業生、復轉軍人等隨時準備進入雇傭勞動后備軍隊伍。除此之外，也存在著一些公有制企業受官僚專制主義影響，工人不能明確為誰勞動，勞動和勞動資料及回報分離，從政治、經濟方面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約束勞動者主體地位的隱形雇傭制。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變革產生，首先是勞動者主體性的變革，這種變革，無論在何種所有制企業，都有現實意義。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容忍抽象的市場經濟，掩蓋、否認社資矛盾的折中主義，教科書中沒有現成答案，只能依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勞動階級的社會實踐。

十九大以來，特別是全國性抗疫斗爭中，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比的角度，給了全黨和人民一個難得的反思機會，社資矛盾和人民群眾對雇傭勞動制度的反抗變革比過去任何時候清晰，幾萬援鄂醫療隊伍從醫院利潤至上的運行中擺脫出來，解放為大醫精誠、救死扶傷的白衣戰士，毅然逆行，用“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白求恩精神變革醫患關系，是這種精神集體的、集中的偉大回歸。抗疫為全國人民打開了一個窗口期，這個窗口期依然是市場經濟，但是2020年2月3日政治局會議對自由市場哄抬物價、制假售假丑陋面提出“兩個嚴厲打擊”，以此為導向，社會主義原則全面壓倒資本主義的市場法則，在公共醫療服務方面，國家用計劃手段強有力干預，取代“市場決定”。抗疫中共產黨員和勞動群眾中的先進分子，遍及全國的志愿者走在最前列，在勞動中拋棄“給一天錢干一天活”的雇傭思想和等價交換的商品法則，重現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精神和雷鋒精神。聯系之前出現的無條件市場決定論，以及被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所否定的十部委嚴控公立醫院的市場崇拜，再次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多年前指出的：

“這件事給了一切共產黨人一個深刻的教訓：群眾中蘊藏了這樣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為什么在許多領導機關，在幾個月以前，居然沒有感覺到，或者感覺的那樣少呢？領導者們所想的同廣大群眾所想的，為什么那樣不一致呢？以此為教訓，那末，今后對于有相似情況的事件和問題，應當怎樣處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話，就是不要脫離群眾，要善于從本質上發現群眾的積極性。”[8]

三、變革雇傭勞動，奠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

變革雇傭制，勞動優于資本，落實勞動員工主體，開拓“鞍鋼憲法”道路。黨的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這是我黨在20多年前，為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種下的種子，如今，在工人階級的經濟實踐中，長出了茁壯的大樹，正在從容抵御著資本主義的疾風暴雨。

雇傭制是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基本生產方式。在改革開放中，在黨的宗旨指導下，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中國的一些企業管理者充當了馬克思所說的“少數勇敢的‘手’”[9]，組織員工自主聯合勞動，工人通過聯合勞動體做“自己的資本家”[10]；還有一些企業管理者，吸收聯合勞動的因素，增加勞動元素參與分配，直至勞動回報優先于資本回報，以實現鼓勵員工參與管理，變革人際勞動關系。從雇傭勞動者到企業主人，剩余價值從私有到勞資分享再到勞動者所有，直至全民所有，在兩種對立性質的色譜漸變中，動態地、競爭性地促進勞動與勞動資料、勞動回報緊密結合，最大可能地促進生產力。在這種生產關系變革中，在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沃土上，不斷培育、強壯社會主義元素。馬克思指出：

“我們說的是合作運動，特別是由少數勇敢的“手”獨力創辦起來的合作工廠。對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么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9]

雖然勞動者的自主聯合勞動在我國并不廣泛普遍，被統計在民營經濟中，但實際上作為集體經濟，屬于在市場商品經濟中由共產黨員領導的逆私有化經濟。正因為生長環境，對攫取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具有強大免疫力，和不斷發展的國有經濟構成了熟悉市場規律的社會主義企業，因此具有典型意義。

1、勞務市場開啟了雇傭制，也為變革雇傭制提供了條件。勞務市場是黨的十三大啟動的。近四十年來，一方面，勞務市場越過有益補充界限，演變為雇傭勞動制度回歸，與私有化同步，不斷顯示出資本主義性質，成為階級分化和社會矛盾的根源，為探索社會主義付出了十九大所說的“巨大代價”。另一方面，也開啟了計劃經濟所不具備的勞動者自由流動，可以打破約束勞動者主體性的“一分定終身”。這種流動屬于商品流動的“盲流”，馬克思認為對大工業存在盲目破壞作用。但也為公私多種所有制條件下，通過雙向選擇，勞動者全面發展，自主聯合勞動創造了條件。實踐證明，凡是遵循了企業是市場主體，勞動員工是企業主體，企業和員工以客戶為中心這一企業運行規律的，必然是堅持鞍鋼憲法精神，有效激勵勞動者主體性的結果，無論在何種所有制企業，都會吸引人才，減少員工流失壓力，從而提高企業價值，激發企業活力。

2、勞動合作企業中的“資本”性質。目前更多是實踐問題，但也可以做出初步分析。以華為為例，2015年任正非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勞動和資本在華為新增收入分配中，占3:1。勞動分配優于資本分配。2019年5月在接受中外媒體采訪時提出，我們不需要資本進來，資本貪婪的本性會破壞我們理想的實現。對華為的實踐來說，存在內外部兩種資本。

內部“資本”，是員工所持的虛擬股。這種“資本”的獲得，由勞動者憑借前期勞動時間的累積門檻取得分享資格，通過支付勞動收入，有限認購而獲得。這種股權的持有，以不脫離企業勞動為前提，既是企業未來對勞動者當期勞動予以分配的信用，又是持股員工共同持有生產資料的憑證，隨企業存亡而存亡。內部“資本”分紅，本質上，除了分享當期自身活勞動價值扣除了必要勞動的價值、稅費等屬于社會的剩余價值、企業擴大再生產的增值價值后的部分剩余價值之外，同時，也包含有對前期創業性、基礎性勞動的嘉獎和前期必要勞動的低水平報酬進一步的補償，以及當期對新員工進行培訓、指導所付出勞動的補償，它不是對當期不存在的他人無酬勞動的占有。內部資本，不是產生剩余價值的價值，因此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它體現了馬克思說的，“工人作為聯合體是他們自己的資本家”，“他們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10]

在華為中，有近半員工屬于非持股勞動，按員工持股制度，是持股前勞動積累的門檻。這既是一種勞動激勵手段，也是對勞動力自由流動對大生產破壞性的一個約束。對于相對新員工，2013年后，對其相對較低技能、較少經驗的勞動所創造的相對較低的當期剩余勞動價值量，通過逐漸采用TUP(Time Unit Plan)——時間單位計劃實現分配，按時間單位計劃，預先授予新的勞動者一個獲取收益的權利，包括分紅權和增值權，但收益需要在未來5年中逐步兌現，初期不分配，可以和業績掛鉤，期末歸零，周而復始。這種與虛擬股權不同的分配制度，可以看作是由于勞動者在持虛擬股之前的勞動累計期間，因為技能、勞動態度、忠誠度等，給企業聯合勞動帶來的用人風險、培訓成本，從而對同期這部分剩余勞動的抵消，并相應轉變為對企業和老員工因此所付出更多勞動的補償。

華為作為數字化時代高科技創新企業，在勞動價值衡量上，在體現“勞動的純粹量的差別是以它們的質的統一或等同為前提”[11]原則上，當學者們爭執不休時，他們已經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實踐成就。他們建立了自己的科學家群體、工程師群體為特征的勞動員工主體企業文化，在科學創新上實現了在信仰動力趨使下動機與成果統一的衡量激勵機制。華為時間單位計劃分配先于虛擬股。通過時間單位計劃加虛擬股權的剩余勞動分配形式看，華為的勞“資”分配比例中對“勞”的側重，是對當期勞動的側重，這是華為對勞資關系理解下對“勞動是企業價值的源泉”的體現。華為的巨大成就和企業活力，是在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完成了從雇傭勞動向聯合勞動的革命，反映了勞動者的精神狀態，體現了馬克思所說的：

“雇傭勞動，也像奴隸勞動和農奴勞動一樣，只是一種暫時的和低級的形式。它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12]

持股前勞動中是否存在無酬勞動和剩余價值，與具體制度有關，這是個實踐問題。在公有企業，著名的如華西、南街和一些國企都存在同類矛盾。如國企國電，高空作業等臟累不安全勞動一般分包給私營企業或由臨時工、外來工等承擔，一些國企在一些特定勞動中，長期存在臨時工干，正式工看的現象，如果企業不存在員工有條件持股激勵制度，長期以往就存在企業和勞動者占有其他勞動者的無酬勞動問題。

而外部資本，是社會上的貨幣持有者，或者是全民所有的國資。在資本市場上，無論資本屬于何種所有性質，一旦進入股份機制，一般都接受股東至上規律支配（參見紫虬：股份制實踐中兩重性的審視與問題對策），其中最活躍的是私人資本。華為錯開美資的收購，開始打造防止西方資本扼喉的“備胎”，變相拒絕了號稱三萬億美元資本的摩根斯坦利的橄欖枝，拒不上市，憑借勞動分配機制創新，就從不問社資的自在的市場主體變成自為的社會主義市場主體，與資本分道揚鑣。

對于美國舉國打壓，宣布為犯罪企業，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的這家企業，除了生產力的科技創新威脅，有多少是生產關系創新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威脅，需要在《資本論》指導下，對華為模式調查研究，做出深入總結。無論從“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13]，還是在市場經濟中表現出的標桿作用，都具有現實意義。目前，把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和華為的勞動階級實踐結合起來，尚處滯后。

3、在貧窮的后備軍中，尋找勞動者全面、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在勞動力自由流動中，雇傭勞動者在承擔勞動力過剩的失業風險時，也取得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自由，同時也促進勞動者掌握更多技能，包括從學歷到行業技能，促使企業也把行業培訓作為吸引勞動者的重要福利。教育培訓成為馬克思所說的“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馬克思指出：

“大工業還使下面這一點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用適應于不斷變動的勞動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來代替那些適應于資本的不斷變動的剝削需要而處于后備狀態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貧窮工人人口；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只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14]

取得相應技能知識的勞動者，在勞務市場自由地、“平等”地按照自己的勞動需求，向貨幣持有者出售自己的勞動力商品。從沒有五險一金、僅能維持基本生存的血汗工廠、雇傭企業，到厚待勞動者的格力、海底撈、胖東來，到華為、海爾等不同程度的聯合勞動，再到實施優秀民主管理的國企，為雇傭勞動者取得了“騎驢找馬”，發揮個人最大能力和回報的選擇權。讓勞動者在不同的所有制企業之間雙向選擇，力求避開資本至上的壓榨，避開官僚主義企業病，尋找勞動才能與生產資料、生產成果的最優化結合，實現南橘北枳效應，以尋找、追求勞動者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機會。而同一個勞動市場中介行為，為工人聯合勞動或公有企業提供優化勞動組合，選用、保護、鼓勵勞動人才的市場篩選機制，為勞動者提供無償服務，就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行為，而為私有資本充當雇傭制媒介，就屬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行為。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私有經濟作為有益補充條件下，勞動力市場的兩重性。

4，勞動力自由流動對企業官僚主義和封建殘余的沖擊。目前，在勞動力市場中，雇傭勞動性質占絕對優勢。對于大多數雇傭勞動者，首先是生存問題，其次才是自由全面發展。資本意識形態自然會竭力掩飾購買勞動力的階級性質和剩余價值。它們混淆社會主義義務奉獻與私有經濟雇傭勞動界限，通過強調等價交換的公平性，強調九九六（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是“修來的福報”，用失業、銀行收回抵押品和饑餓對勞動者進行恐嚇。在私營企業，按照價值規律，一切最終服從商品占有轉化為資本占有規律。

另一方面，勞動力商品自由流動也是對各種所有制企業中的官僚主義和殘存的封建因素的沖擊，對于資本或用人單位壟斷、冷藏個人才能的消極性有所制約。根據市場風險和周期，在勞動者承擔失業、解雇風險的同時，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力商品有一個自我保護，待價而沽問題。對于在現實家庭承包制的小農經濟中，不愿成為家族勢力和“能人”經濟附庸的農村富余勞動力，給了一個進入社會化大生產的機會，成為保留家鄉集體土地承包權的農民工，他們和國企、事業單位停薪留職、內部提前退休員工等，構成了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留有生活后路的自由職業者，這種“后路”，增加了勞動者在勞動力買賣中的自由度。此外，在一些公有制企業中，由于官僚主義和封建等級制的殘留，勞動者也存在毛澤東所說的不明確“為誰勞動”[15]的問題，將勞動才能異化為權力的附屬品。而勞動力的市場等價交換，沖破了中國城鄉普遍存在的、屬于封建殘余的關系社會，對于經濟落后地區，正如列寧所說，是一種相對進步。列寧指出：

“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產、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16]

列寧的這段話準確地點出了國企買斷工齡的下崗工人、由國企到私企轉換身份的工人、投資失敗的小微企業主和農民工的不同境遇。

5、勞動主體和勞動合作制度受到體制內外資本中心理念的阻撓。馬克思認為，“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的財力。”[17]毛澤東在建國初期，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認為蘇聯“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大的權利，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15在公有制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18]。馬克思和毛澤東的這個認識，在很長階段沒有得到足夠重視。

在實踐中，一方面，員工持股往往通過高層持股的形式，成為私有化或分化工人階級隊伍的的形式。在國企混改中，默認參股方是私人資本控制的“社會資本“，例如有些國資研究人員對格力混改表態是“給資本更多機會”（參見紫虬：幫人吆喝數錢的熱鬧——評一則國企混改解讀的私有化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