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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剛：《方方日記》的寫作倫理

點擊：8419 作者：曹剛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3-25 12: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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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曹剛教授

日記與日記體：關于真誠

寫日記就是記自己當日所見所聞所感，雞零狗碎或世界大事，皆可落筆。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記中就只有兩句話：“德國向俄國宣戰，下午游泳。”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是自我的對話，是一種最純粹、最隱秘的私人著述，因此，日記常常是秘而不宣。

若想著寫下的日記，可能會被別人看到，作者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用他者的眼光來審視自己寫作，毫無顧忌的自我袒露就變成了小心翼翼地向外窺探，自我的隱秘世界有可能成為表演的舞臺。列夫·托爾斯泰就特別擔心這一點。娶妻后，他在日記里寫道：自從我娶了我所喜愛的女人以來,我就是這樣一個人。這個簿子里寫的幾乎全是謊言——虛偽。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寫的東西，或者她可能趁我不在時看我的東西,就減少了、破壞了我的真實性。

顯然，《方方日記》不是寫給自己的，而是放在網絡上給別人看的。2020年03月11日方方接受紅星新聞采訪稱：有幾天，人太多，我是有點不太想寫的。感覺自己被一種什么東西給綁架了。他們就是在等，晚上有一撥等的，看完了再睡，早上有一撥人，起來就看。如此以來，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方方日記》能感覺到的那種期期艾艾和欲語還休了。當然，我們不能認為，因為要寫給人看，就必然充滿了謊言，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日記”不只是為自己而寫，也為讀者而寫，真誠才是日記體隨筆的首要德性。

李卓吾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大罵那種“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的人，朱光潛把這樣兩種人叫做俗人和偽君子。他認為，俗人迷于名利，偽君子則有著“沐猴而冠”的伎倆，身上透出虛偽和丑陋。我讀完《方方日記》的感受是，方方既不是俗人，也不是偽君子。她既沒想著通過《方方日記》發財，也沒想著把《方方日記》當做進階的墊腳石，相反，她是一個認真而嚴肅的作家，真誠和克制是貫徹日記始終的主基調。

在場與不在場：關于真實

方方家住武漢，和其他人一樣，是疫情事件的當事人，我們稱其為在場者，她的日記記錄了疫情生活的日常點滴，且為世人所周知，這使得她的日記又成了事件的一部分。換言之，寫者是在場的，她和疫區百姓有著同樣的擔憂、恐懼和達觀；作品也是在場的，《方方日記》天天更新，且平鋪直敘，不尚修飾，沒有居高臨下的思想灌輸。而這種在場性帶來的真實性和真情實感，更令人信服，也更打動人心。

但另一方面，方方又是不在場的，她雖身在武漢，卻隔離在家，并不在事件現場。所以，她只能大量地是借助朋友圈里的視頻、微信及聽聞來傳達自己的理解、判斷和立場，這使得真誠的意愿并不能抵達事件的真相。方方對此是有所自覺的。2020年03月11日紅星新聞記者問：“武漢日記”均為白描，這是否是突發大事件中最客觀的文學表達方式？方方回答：這個肯定談不上最客觀。這只是我個人的一個小視角看到的東西。而且摻夾著很多我個人的想法，所以，它就只是日記，是一個人的記錄，而不是別的。

但方方的這種自覺并沒完全體現在她的寫作上。她通過視頻或圖片貌似給我們看到了真相，譬如，正月十九（2月12日）日記中就用了好幾個朋友圈的圖片和視頻來說事。她寫道：好幾個城市都派人前來支持武漢的各個殯葬館。支援者們全都亮開旗幟照相留念，然后貼到網上。政府要求公務員下沉到基層，有朋友傳給我一個視頻：一群下沉的人們高舉著紅旗去了。他們在紅旗前照相留念。感覺像是到了一個旅游點，而不是在一個苦難沉重的疫區做事。照完相，他們便把身上穿的防護服扔進了路邊的垃圾箱。還沒寫完上一段，同學群又冒出一個視頻。它讓人看了更加不適。某個方艙醫院里，推測有領導視察吧？一群人站立著，幾十個，其中有官員，有醫護人員，大概也有病人。他們都戴著口罩，對著一個個躺在床上的病人們放聲歌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歌雖然人人會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里這么高歌嗎？想過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沒有？這不是傳染病么？不是肺部出不了氣嗎？緊接著，正月二十（2月13日）日記中寫道：我的醫生朋友傳來一張圖片。這讓前些天的悲愴感，再度狠狠襲來。照片上，是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不說了。

我們要問的是，這些視頻或圖片是真實的嗎？即便是真實的視頻或圖片，它的意義也需要在事件發生的具體情境和說話人的具體語境中得以揭示，但這些在日記中卻沒有或難以完整表達。另外，事件的完整性也需要在選擇材料和選擇敘述對象上做到平衡，彼此對照，相互補充，以期對事件有個全面的了解。譬如，有關患者的事件，就要有醫護人員的出場。因為只有不同視域的交叉匯合，才能描繪出事件的全貌。在這個意義上，《方方日記》是不嚴謹的，對《方方日記》真實性的質疑恐怕也來自于此吧。

個人記錄與網絡寫作：關于責任

2020年03月11日紅星新聞記者問：有沒有想過，希望人們如何定位“武漢日記”？方方回答：定位成“一個作家在疫情中的個人記錄”，就可以了。畢竟，它就是一個很個人化的東西。

3月19日，胡錫進談“方方日記”現象，他認為，方方代表了從民間個人不幸感知這個世界的視角，國家、時代、大事件都屬于宏大的敘事，兩者處在這個社會的不同頻道上，它們不可能相互占領和覆蓋。我們的社會一定要建立起讓上述不同頻道協調相處的格局與秩序，讓它們共同構成時代總體上的建設性。老胡說的對，但我覺得方方既是為她個人而寫，也是為社會而寫，她在抒發自己情緒的同時，從沒有停留在 “一地雞毛”式的瑣碎日常上，而是不斷地追問和反思社會的問題。

但這里我要說的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方方日記》是網絡寫作。這里涉及到了網絡世界的一種特殊責任，我把它叫做前瞻性責任。這是由網絡世界的開放性、多元性、即時性、擴散性等特點所決定的。譬如，正月二十（2月13日）方方日記中說，我的醫生朋友傳來一張圖片。照片上，是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我相信方方沒有傳謠的故意，但緊接著就有人貼上了照片，而更多的人在傳播，甚至有居心叵測的人拿此說事，我們甚至還可以設想以此為導火索而導致的動亂。整個過程的每個環節都有人參與，但沒有人能控制事件的走向，沒有人能預測和避免損害結果的發生，也沒有人為此承擔責任。這就是網絡傳播不同于傳統傳播的地方，這也是網絡責任不同于傳統責任的地方。

因此，網絡寫作有著特殊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要求網絡寫手要有前瞻性的責任，就是說，寫手在傳播前要慎重考量，防患于未然。對于普通網民而言，接受這一點還有難度，但方方不一樣，她是高級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對社會的發展趨勢有深刻認知，對時代的問題和需求有自覺回應，對網絡寫作有著不同于一般寫手的敬畏感的一群人。我們期待方方們成為具有前瞻性責任意識的示范者，說白話，就是要比老百姓站的高，看得遠，拎得清。

但方方這方面的意識是欠缺的。她在2月22日在武漢接受中新社記者獨家采訪時坦言，“武漢日記”里面就是些零碎事，加上一點自己的感想，也沒有像寫散文那樣去考究用詞用句。而微博本來就是個閑扯的地方，想到哪寫到哪，隨意自由。我要說的是，網絡是個閑扯的地方，但方方不能想到哪寫到哪。

單調與復調：關于對話

201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并贊其復調寫作為我們這個時代苦難和勇氣的紀念碑。復調寫作是指作者敘述作品中的主人公或人物都是以獨立參與者的聲音發話，從而使作品在敘事時形成由多個獨立敘述組成的復調式結構。

在這個意義上，不得不說，《方方日記》是單調的。在日記中只有方方一個人的聲音，所有其他的參與者都是匿名的符號化的存在，沒有個性，沒有獨立的立場，沒有自己的聲音。方方說，她特別關注四類人，快遞哥、環衛工人、基層社區工作人員和警察。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看到作為個體的他們的獨特個性和表達方式，其實，不同的人代表著不同的社會身份，有不同的心理歷程，有不同的看待疫情的態度以及看待人生和世界的視角。如果在日記里，這些多元的充滿個性的聲音能交集在一起，必將奏響一部更為豐富而生動的音樂。

遺憾的是，因為缺乏了多元的聲音，方方日記的敘述就只限于她自己所知道的、所經歷的和所推斷的，難免陷入自拉自唱的窘境。這還只是作品內部復調的缺失。

我認為同時還有作品外的復調，這是由網絡的互動性決定的。網絡寫作改變了傳統寫作中只受作者支配的“獨白”，讓作者、讀者乃至于圍觀者平等的對話，在這里，每一個參與者都可能既是傳播者，又是閱讀者，還是批評者。參與者有發表對作品的看法，更有批評作品的機會和空間。喜歡可以贊，不喜歡可以噴。但方方對批評者是相對抵制的。一方面，方方在給《一個高中生寫給方方的信》的回信中，體現了極大的包容和婉轉的技巧，特別是引用那句詩歌：“我也有過你們這樣的青春，那時的我們就是現在的你們”，飽含歷史的勾陳和時代的殷殷期盼。

但另一方面，方方往往給批評者貼標簽的做法，又難以讓人茍同。她常把批評者或舉報者名之曰“極左”。極左當然遭人嫌，愛打小報告的人也招人恨。但批評者不都是極左的，檢舉也是公民的權利。況且，貼標簽是極左者最擅長的伎倆。3月20日《方方日記》寫道，北京大學張頤武教授親自出山了。大牌哦。是圍攻我的那幫家伙們的撐腰人物？或是帶頭大哥？我不能不重視。還有“用編造來欺騙天真相信她的讀者”這樣斷然的語言，張教授是不是也編造得太生猛了一點？不過，張教授編造一向很猛。

我想說的是，作品外的 “復調”也是重要的，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寬容不同的聲音，對待批評，還是要像荀子說的：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

災難與弱者：關于希望

《方方日記》其實也是一種災難寫作，而災難寫作總是和關注弱者聯系在一起的。二月二，龍抬頭那天，方方在日記中點贊了財新記者，話題是有關武漢養老院老人出現新冠病毒連續感染的報道。她寫到，檢驗一個國家的文明尺度，從來不是看你樓有多高、車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強大、軍隊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發達、藝術多高明，更不是看你開會多豪華、焰火多絢爛，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門買空全世界。檢驗你的只有一條：就是你對弱勢人群的態度。

對此，我深以為然。應該說，方方日記里流淌著對弱者的同情和悲憫。《方方日記》聚焦于宏大敘事下的個體命運，將那些大數據下鮮活的細節，模糊影像下生動的臉龐，喧囂背后的哭泣，讓人看到、聽到，感受到，并且為之吶喊，這是日記的價值所在。但在災難寫作中，我以為還是要避免某些極端的敘事。因為當情緒左右了我們的敘述時，我們傳達的很可能是簡單片面的認知、粗暴草率的判斷和無可奈何的宿命感。這是很多人批評《方方日記》帶給人晦暗感覺的原因。

方方在2月16日中的《武漢封城日記》文末中寫道：武漢現在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么？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以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天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尸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尸體，且有棺材，現在是將尸體放進運尸袋，一車摞上幾個，一并拖走；災難是你家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天或半個月內，全部死光；災難是你拖著病體在寒風冷雨中四處奔走，試圖尋得一張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卻找不到；災難是你從清早在醫院排隊掛號，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還沒有排到，你就轟然倒地；災難是你在家里等待醫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來時，你已斷氣；讀完后，心里壓抑的喘不過氣來。

我希望，災難寫作要給予弱者更多的生活的希望，作家要做精神領航員，要幫助弱者撫去痛苦的浮塵，給人以飛升的力量。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言：悲劇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展示人生的不幸，而是要展示人的精神對悲劇的超越，這是對人的內在生命力量的自覺認識，也是人存在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