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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疫情可算把歐美發展模式多少年的遮羞布撕的一點不剩了，當中國舉國動員迎戰的時候，他們嘲笑中國小題大做。當中國封城大規模隔離的時候，他們抨擊中國侵犯公民權利。當中國建設方艙醫院盡收盡治的時候，他們上綱上線說中國在搞集中營。當中國醫務人員缺少防護物資的時候，他們各種冷嘲熱諷。總之，無論中國做什么，都被認為是“計劃經濟”，即使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實際上，恰恰是歐美違反了市場經濟（社會化大生產）的某些原則，不注重協調社會生產，導致了今天世界經濟形勢的嚴峻局面（疫情只不過使危機加重和表面化了）。

有人動不動提起前三十年，引導人們去回顧五十、六十年代的票證限量經濟，其實這也是一種病，大概就像更年期吧，我們這些年輕人是需要理解的。例如有人提出要建立“票證”博物館，以使人不忘“計劃”年代。建國初期，當時中國太窮，所以為了使人人有飯吃，才不得不發糧票。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發布票。以免像舊中國那樣，只讓少數人撐死，而讓多數人餓死！并非計劃必然導致短缺，而正是為了解決短缺下的公正問題，五十年代的共產黨不得不選擇“計劃”。正是由于商品和物資短缺，所以五十年代的中國政府才不得不考慮對有限資源進行計劃配置。其實，建這樣一個館倒未必不是好事。它正可以見證五十、六十年代中國全體人民為國家工業化所付出的個人消費犧牲，可以見證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咬緊牙關，餓著肚子，全民艱苦奮斗、謀求祖國強盛的！這是那一代中國人的光榮，而不是恥辱！

今天的我們，再不要讓死的人糾纏活人。馬克思說，市民社會的個人不能團結的原因在于，互相之間不了解，因為大家講不同的語言。他們只能用借來的語言，甚至必須借用死人的語言、名字、口號、服裝和旗幟。他們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革命者往往不得不召喚遠古的亡靈[例如在魔戒中，王者歸來的阿拉貢召喚幽靈]。1848年的法國就是死人支配著活人。所以馬克思說，新的社會革命必須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吸取自己的詩情。必須讓內容戰勝辭藻，實質戰勝形式，活人戰勝死人。過去實行的政策，有歷史原因。不可全面否定。我們要向前看。

近二十年來的智能化電腦革命及其相關科學技術的革命，正在改變世界文化，正在改變社會制度的組織形態，改變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其意義怎么估計都不過分。最重要的一點是，電腦智能化技術的革命，已經使得全球新秩序，全球金融及經濟政治一體化成為可能。舊式的民族國家視野已經不夠。當今圍繞中國問題發生的所有重大經濟政治和文化問題都具有全球性意義。時代已經變了。通向民族復興、社會和諧未來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重建一種有計劃的和諧發展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人類經濟體制未來的必然趨勢。今天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前進，這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給我們的任務。新型社會主義的模式，應當是自由市場體制與國家計劃體制的揚棄和升華。新社會主義是以市場為基礎的科學化的計劃經濟，應當以國家力量對兩極分化進行強有力的遏制。

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發展極不平衡，眾多生產領域呈現嚴重過剩。在某些領域，中國的發展進步已經很快。中國已具有在世界上爭一個強國地位的潛在實力，但是中國現在恰恰缺少一套協調發展的總體計劃和全球戰略。現代的大規模信息技術，已經為有計劃按比例地調節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了強有力的革命性手段。國家應當以現代信息手段，重新統籌規劃國民經濟的全局和未來發展。應當主要依靠國有經濟和國家投資，來推動國民經濟中的尖端高科技產業部門優先發展，特別是國防產業、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以及信息通訊產業。中國人現在應該結合全球市場的開拓問題，研究中國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國際空間這個問題，從而制訂一套既有近期目標又有遠期目標的產業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必須具有長遠的戰略和計劃，分步實施，中國才可能在若干年后成長為一個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發達國家。如果不制訂一套長期性的國家計劃，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場發展經濟，僅憑所謂“看不見的手”和無序化的“自由市場競爭”，中國在發展戰略上將永遠處于處處被動，受制于人，被別人牽著走的態勢。甚至會在不遠的將來，在“看不見的手”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過去的東西，例如“計劃經濟”，本來是一個好東西，如今倒似乎成了罵人的話。歷史上，前蘇聯和中國早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確是一種建立于落后生產力基礎和不完備的信息手段上，僵化的官僚主義體制。它本質上是一種統一管制經濟。其基本手段和內容，乃是由國家控制一切生產進程和物資流程（生產什么，分配什么）。計劃經濟曾經使社會主義國家取得巨大成就，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有其必然性。但實踐證明，這一模式由于脫離人的選擇性需要，經過若干時間的發展以后，國民經濟反而變得越來越不協調，越來越不成比例。

許多經濟學家會說：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短缺！其實，“短缺”不是計劃經濟的結果，而是產生計劃經濟的原因。比如說現在歐美仍未能解決防疫物資產能問題，那么這些國家的政府也還是不得不考慮計劃分配口罩的問題。計劃經濟中的所謂“短缺”反映的本質之一其實并不是物資少，而是經濟結構與人們的需求差異太大（需要的沒有，不需要的卻大量存大）。但計劃經濟的這種失敗卻并不意味著經濟不需要按比例協調發展，毋寧說人們還需要探索更有效的經濟控制模式。官僚主義的計劃，造成短期的瓶頸短缺，那只是具體的技術性的問題。而如果斷定計劃經濟就必然造成短缺，那就是顛倒本未之論。所以，計劃制度恰恰是短缺的產物，而不是產生短缺的原因。換句話說，計劃管理正是解決資源不足、謀求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有效辦法。所以我說，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短缺描述為存在某種必然聯系，這本身又是自由主義經濟學預設的一個陷阱。計劃經濟就是這樣被搞臭的。

計劃經濟真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色嗎？其實，現在世界上哪里還能找到只依靠“看不見的手”，只聽任市場自發調控的資本主義經濟呢？例如沃爾瑪大型物流體制，就是微觀市場中，實施統購包銷計劃管理的一種樣本。位居世界500強之首位的“沃爾瑪”集團，表面看只是一個產銷一體化的物流配送體制，實際上它是一種新型的計劃管理的市場體制。沃爾瑪體系是根據零售市場（超市）上的直接商品需求，通過對生產部門的訂貨管理，有計劃地調節生產和銷售的一種現代市場組織制度。它通過中央計算機系統對產、供、銷三大環節實行一體化管理，這實際上正是一種新信息技術控制下的計劃市場模式的托拉斯形態。

鄧小平曾說：計劃是手段，市場也是手段，這是精辟之論。前些年阿里巴巴的掌門馬云也提出來，計劃和市場只不過是兩種不同的資源分配方式而已。這就是在說，在大數據和IT技術的加持下，計劃的分配方式是否能夠優于市場的分配方式。在馬云看來，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京東已經可以通過大數據，盡可能地減少庫存即過剩。

計劃經濟在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嗎？計劃經濟的反對者論證說，在一個國家，在某一時期內，可能會存在上億種商品的生產，只有市場才能夠起到合理安排這些商品生產的作用──決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一個民主的生產者協會都無法處理。這聽起來是很嚇人，但是事實上，即使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并不“分配”數以百萬計的商品--無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私人消費者在其一生中最多也只能購買幾千種不同的商品（對于許多人來手這已經夠夸張了）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消費“數以百萬”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據“市場信號”來“選擇”這些商品。大量的中間產品根本不是通過市場來分配的，而是通過定貨來生產的。大多數生意都是這樣進行的，它們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預見的結果所產生的習慣、常規及自發合作為基礎的。電網公司通過統計可以相當精確的確定電力的需求彈性，一年中某一時間的最大用電量可以事先估計出來，為了防止突然停電或是電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儲備足夠的電力。結果在數億消費者中，分配電力基本上不需市場力量，也不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計算機根據獲得的數據來處理。

普通消費者的需求當然是五花八門的，不過，絕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到處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給他們汽車，要求蘋果公司給他們IPad；相反倒會有不少的企業不斷地把新產品拋給消費者，以便造成一種對其產品的需求，使它們能夠盡可能多地推銷自己的產品。蘋果公司稱霸世界科技企業的原因，絕不僅僅在于時尚的設計，也不僅僅在于表面上的明星產品創新，而恰恰在于它通過體驗式營銷、對消費者心理的深度挖掘來“定制消費者”。

過去的計劃經濟之所以逐漸行不通，從信息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因為信息不充分，必然導致決策失誤（例如物價多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拍板決定，其依據與市場完全無關，而僅憑領導人的意志甚至一時沖動）。但市場需要及產業發展的信息不充分，卻并不意味著所有信息都不充分。我們至少可以通過市場調查以及考查某些歷史資料知道，某些產業是否（明顯）過剩，或即將過剩。對于這樣的產業，當然需要該出手時便出手。例如，九十年代出現的彩電企業大廝殺現象，如果稍加留心，本來是可以預先加以控制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控制新建生產線。

計劃經濟真的會令社會失去創新與動力嗎？缺乏市場競爭，不一定意味著缺少產品創新。縱觀歷史，大多數關鍵性的發現和發明均完成于商業關系之外，當人們第一次保存下來火種時，還不存在利潤；農業和煉鐵業并不是由于市場購買才存在的；而印刷術的發明并不是為了賺錢。電動機不是誕生在工廠和車間，而是誕生在大學的實驗室；甚至計算機（更不必說宇宙飛船）也是為了公共利益（盡管包含軍事目的）而設計的。它們的存在并不是為了增加私人鼓動的利益，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市場關系和報酬的衰亡會導致技術創新的消失。因為它的動力要比惟利是圖的競爭更深一層（即這種動力來源于普通生產者節約勞力的天然傾向和人類對知識與科學的獵奇心）。

社會平等真的會妨礙經濟效率嗎？這也是缺乏根據的，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式的集體農莊中輕而易舉地找出一些相反的證據。在這些農莊中，盡管貨幣賞罰制度消失，但集體農莊的人的工作仍正常進行并頗有效率──事實上，它比包圍著它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里并未出現非貨幣式的經濟不平等、特權、剝削和壓榨。暴力和犯罪幾乎消失，沒有監獄和“勞改營”，令人驚異，它的平均衛生、文化和福利水準高于整個以色列的水平。那么，為什么這樣呢？無階級社會的標志并不在于組成該社會的個人的一致性，而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個人之間的差異，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使整個社會個性化，而不是使個性社會化（即最大限度地發展每一個人的個性）。

向新型計劃經濟的轉變，最根本正是要建立這種普通勞動者之間越來越廣泛的、事實上的合作和信用，它將證明，勞動者的聯合體將摒棄市場的盲目力量，以及龐大的官僚機制。聯合的、自治的、以合作為基礎的。勞動者的聯合體難道不能比任何技術官僚或計算機更好地處理分析問題嗎？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工業并能考慮到大量的瑣碎事情，而沒有一個市場或是中央機構能夠在自己的計劃中想到它們（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實上，市場經濟中頻頻出現分配上的“失誤”，而一個明智的（組織合理的）工人代表會議從來不犯這種錯誤。資本主義把小農經濟時代分散的生產資料集中起來轉變為以貨幣為表現的社會投資，這當然是歷史的進步。馬克思從未反對這種組織形式。他反對的是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資料即資本面前，勞動卻仍是分散的。他反對的是資本只為資本家私人服務。因此馬克思才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聯合起來的勞動，支配聯合起來的生產資料即資本，這就是共產主義。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深刻指出，如果無產階級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對經濟各部門進行改造，如果不能支配生產資料，而是被資本和金融所支配，那么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就不可避免。我亦深信：只有重建新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夠給未來中國提供社會發展的遠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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