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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慧堅：評何新的金融決定論

點擊：作者：葉慧堅來源：" 何新老家伙"公眾號發布時間:2020-06-19 21:05:11

　　在何新的經濟思想體系中，有一個高度統攝性的論點，他稱之為“金融決定論”。其要義是：在市場經濟中，決定價格的不是供求，而是資本；同樣，決定利益分配（資源配置）的也不是效率，而是資本；而金融資本，是資本的最高級的形態，因此具有最終極的決定力。

　　這一立論非同小可，是何新對于新自由主義的一貫的也更為根本的批判。這個論點是針對著新自由主義的神話：市場經濟中，供求決定價格，價格決定資源配資（分配），即所謂“看不見的手”自動實現供求均衡，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達到最公平最高效。

　　在這樣的神話中，市場是自身完美的，是自由正義的化身，是應該任其自行而不可擅加干預的。

　　何新直擊其根本：這只所謂“看不見的手”明明就是“看得見的”資本之手。既然如此，價格就是由資本之手所操控的，資源就是由資本之手來配置的，最終利益是由資本之手來分配的。

　　何新說：“供求規律從屬于看得見的資本之手。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規律是資本分配的定律，即按貨幣資本量規模進行分配這一鐵的資本定律。”

　　新自由主義無非是假裝看不見這只資本之手，把這資本之手化裝成看不見的上帝之手，然后忽悠大家都看不見，都接受它的操控。

　　一、重要的不是供求決定價格，而是資本決定供求

　　何新闡明，在所謂的決定價格的“供求”中，這個“求”，其實并不是指絕對的“需要”，實質上是指有購買力的“需求”，是有貨幣支持的需求，“有錢才有購買力才有市場需求”，沒有貨幣支持，根本不足以形成真正有效的需求，也就沒有所謂的“供求”。所以“供求”對價格的決定力，最后是要落實到貨幣之上的。即便還可以說是供求決定價格，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供求？是貨幣。所以，歸根到底是貨幣決定價格。貨幣既有如此功效，那么這一點本身就可以成為需求，可以用貨幣去炮制價格。只要大量增加購買，等于就是擴大了需求，擴大了需求就能夠抬升價格，即炮制出新的價格。這個新的價格有什么用？只要以這個新的價格賣出，就能夠收回一個比買入時付出的更大的貨幣額。這就是典型的金融游戲，貨幣的自我增殖，即錢生錢。這個過程中，貨幣變成資本，而且是金融資本。

　　面對這個過程，主流經濟學家們還是可以宣稱是供求決定價格，但是這里的“供求”顯然已經超越了原來意義上的供求（即商品的實際使用價值的供求），這個供求再也不是客觀的“看不見的手”，而是金融資本可以主觀操縱的手。這就是何新專門分析過的“炒”，金融資本通過操縱供求而操縱價格，實現賤買貴賣或貴賣賤買，從而實現貨幣增殖。

　　在這里面，主流經濟學家極力混同兩種需求，一種是對商品的使用價值的需求，一種是對商品進行價格炒作的需求。前一種是對于商品的真實需求，是社會普遍認為合理的需求，而后一種則不然。正如“房住不炒”，“住”是合理需求，“炒”是不合理需求。經濟學家混同兩種需求，就是要為“炒”的需求披上合理化外衣，以放任金融資本的炒作。

　　所以，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在于價格是不是由供求決定，而在于，供求有兩種，一種是真實的，一種是炒制的。所以，真正重要的事實，不是供求決定價格，而是金融資本可以決定供求。供求決定價格，也對，但更對的是，金融資本可以操控乃至決定供求，從而再決定價格。金融資本規模越大，在總的購買力中占比越大，它的決定力也就越大。

　　所以，何新的“資本決定價格”論，可以包含“供求決定價格”論，但又在更高層面否定它。因為供求本身不是自主的決定者，它還會被資本決定，所以它沒有真正的決定權，它不是價格的真正決定者。資本才是自主的決定者，也才是價格的真正決定者。這是既包含又否定，是對主流經濟學一種理論上的“降維打擊”。

　　這也是一種批判論。何新指出，在上述資本決定價格的過程中，資本獲得了增殖，但是卻并沒有任何新的財富創造出來，所以這個過程只是一個財富再分配的過程。這里，資本獲得的增殖，歸根到底是從商品的真實需求者那里剝奪來的。而且，這個過程會在循環中自我強化。資本越是在增殖中膨脹，就越有能力操控價格，而越有能力操控價格，也就越能夠加速地膨脹；反映在另一方，真實需求者不斷遭受掠奪，其購買力會相對地萎縮，這又會相對地增強資本對價格的決定力。

　　主流經濟學家或許還可以辯解說，從“長期”平均看價格最終還是真實的供求決定的，資本操縱的價格只是“短期”波動。但哪怕是這樣，資本已經從這種價格波動中掠取了暴利，這才是更重要的事實。而且，任何“長期”都是由“短期”組成的，如果資本一直能決定“短期”波動，那不就是也能“長期”地決定價格嗎？假設某商品真實供求不變，一種情況是價格今年漲50明年跌50，另一種情況是兩年價格不變，兩種情況從平均看是一樣的，但實質上是不一樣的，前一種情況就是資本在操縱價格，從中牟利。

　　二、財富不是按創造量分配，而是按資本量分配

　　資本操縱價格是為了追求貨幣增殖，追求貨幣增殖就是為了擴大財富分配權。因為貨幣是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是對應實物財富的抽象價值，是對于財富的普遍索取權，是經濟中的最高權力。掌握了貨幣就是掌握了普遍財富，而且掌握貨幣要比掌握任何一種特殊的財富更有效力。掌握了多大的貨幣份額，對應地也就掌握了多大的財富份額。所以資本決定價格的過程，也就是資本決定貨幣流向，從而決定財富分配的過程。資本量越大，就越是如此，也越能如此。

　　而金融資本，首要的能力就在于能它最高效地形成大的資本量。“金融”就是資金的融通、通融。金融資本能夠通過信用手段，而把他人的貨幣匯集到自己手中，即集資，從而形成和掌控前所未有的大資本，這也是通過金融杠桿指數化地放大自己的資本掌控量。貨幣是最具流通性的商品，貨幣的本質又是信用，通過信用而實現貨幣的匯流聚集，這是經濟生活中最高效的資源匯集方式，這也是只有金融資本才能夠做到的。換而言之，如何新所說“貨幣的真正本質，其實是一種廣義的債券”，既然如此，那么債券也可以成為貨幣，也就是說可以通過創造債務來創造貨幣，這也正是金融資本能夠成倍放大自身資本量的奧秘所在。何新還指出“當代所謂金融創新，無一不是利用金融信用的資本放大作用”。

　　資本具有強烈的規模效應，只有達到一定規模，資金才成為資本，才能具有資本功能；而且規模越大，資本屬性越強，功能越強。面對大事業、大項目，小資本不成為資本，只有大資本才是真資本，才有能力運營，才有能力增殖。所以大資本就具有稀缺性、壟斷性，因而能夠獲得超額利潤。何新指出，近代西方的大航海、工業革命等都是在猶太金融資本的投資下才得以發動的，從而開辟了全球大市場、開創了機器大生產，為資本增殖打開了新天地。

　　更重要的是，金融資本控制了貨幣的供求。貨幣是經濟中的最高權力，掌握了這一權力，也就對所有經濟主體掌握了生殺予奪的權力；可以通過斷供進行扼殺，也可以通過特供進行扶持。這意味著金融資本必然會壓倒實業資本，通過債權、股權等實施控制，使之成為供奶的母牛。這就是何新說的“制造業與流通業成為金融信用（虛擬）資本的附庸”。

　　同樣，金融資本也控制了貨幣本身的價格，即貨幣使用的價格。整個金融市場其實都是對貨幣本身進行各種形式的買賣，也就是進行各種價格操控，通過賤買貴賣或貴買賤買，每一次買賣都能為金融資本帶來貨幣增殖。這就是何新說的“在資本信用市場中，資金本身形成價格并無限膨脹”。在這里，“按資分配”更加直接而明顯。

　　在這里，貨幣增殖、價值增值完全脫離了實物財富的生產流通，好像是自行增殖的，好像自娛自樂。何新說：“在發達的貨幣經濟中，貨幣利得不一定必須通過實物生產獲得。在貨幣市場上，錢可以生錢。”但盡管如此，社會財富還是要按貨幣，即按“抽象價值”的份額進行分配的。資本可以在某個與實際生產毫無關系的金融市場上，通過一頓操作而不知不覺地獲得生產者辛苦創造的社會財富的一大塊份額。何新說：“股票證券等資金市場，提供了以資金進（多）出（少）作為直接杠桿操控資本供求，控制資本價格，從而超越生產制作和商品流通的間接資本運營，而直接以資金市場套取超越產業平均利潤率巨額利潤的新空間。”金融資本占社會資本比重越大，這個效應就越顯著。

　　何新指出，貨幣代表的抽象價值具有可以無限自我增殖的趨勢，這是資本經濟與實物經濟的根本區別。實物產品在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中會被消耗掉，這時實物經濟也就結束一個周期，達到自身目的；但是抽象價值卻并不會在這個過程中被消耗掉，反而是獲得增殖，而這種抽象增殖才是資本經濟要追求的目標，即資本增殖，然后并沒有結束，而是馬上再開始下一輪循環，進行更大的增殖。何新說：“雖然實物在經濟運動中已經被消費過程所消耗掉，但資本運動卻并非終結——抽象價值在實物之流轉中傳遞以及繼續在增殖。”這個抽象價值增殖過程可以實物經濟為載體，也可以超脫任何實物載體，而自動實現。而且，越是超脫實物載體，也就越是擺脫了束縛，能夠實現更自由更迅猛的增殖，這是金融資本的能耐。畢竟，實物生產要創造價值，而金融活動只是分配價值，通過分配價值來實現增殖，要比通過創造價值來實現增殖要容易得多、也快得多；一個要受物理規律限制，另一個只是虛擬數字游戲。

　　何新說：“在新經濟時代，貨幣資本現出原形，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絕對支配力量。資本市場成為第一市場。其市場總量遠遠超過第一商品（實物）市場。同時，實物商品市場虛擬化形成‘信用性期貨市場’。資本可以不通過流通及制造業直接從資本市場攝取超額利潤，甚至通過這一市場重新分配第一市場的利潤。”

　　這又會造成一個趨勢，更多資本會從實體經濟領域退出，而涌向金融領域，去尋求更高的資本利潤，導致經濟脫實向虛；而這又會增強金融資本的相對力量，及其對整個經濟的決定力。盡管實體經濟會萎縮，甚至導致社會財富總額的減少，但是資本金融化、金融資本對貨幣增殖的追逐仍會不亦樂乎，因為在此形勢下，只能是以此去爭奪更大的財富份額，這仍然要比以實物生產獲得增殖有效率得多。整個經濟從而走向一個死結。

　　三、金融決定論是經濟規律，但不是價值正義

　　何新的“金融決定論”只是揭示了市場經濟的一種真實的規律，而不是在價值上贊同這種規律。恰恰相反，他是要對之進行批判的。而這個規律也恰恰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極力要進行掩蓋甚至美化的。何新一貫地批判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批判它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推崇，以及對這種規律的放任。他認為，放任這種規律，必然會放任資本的掠奪，放任兩極分化，踐踏公平正義，引發危機和災難。他認為，食利階層的興起和金融資本寡頭的坐大，是導致中國經濟社會一系列問題，如經濟脫實向虛、社會兩極分化的重大根源。所以，他揭露這一點，就是要主張，對市場經濟要有管理有干預，對金融資本要有限制有約束。誰來做這些？只能是國家機器、上層建筑。何新疾呼：“國家主權承擔著制約內外炒家，捍衛民族整體經濟利益，保護社會中弱者和百姓利益的天然責任。”這就是新國家主義的路向。

　　何新對金融資本的批判，也是在更深層面對私有制的批判。如果我們把整個社會當成一個經濟主體來看，這也是一個公共主體，這個主體是不會把資本（貨幣）本身的增殖當成最高追求的，而只會把實物財富的增長作為最高追求的。貨幣只是實物財富對應的虛擬價值，一人有1萬元的實物，另一人有1萬元的貨幣，從個人說，他們分別有1萬元財富，但從整個社會來說，并沒有2萬元的財富，而只有1萬元的實物財富。對整個社會來說，如果實物財富既定，貨幣即便增加10倍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也只能對應既定的實物財富；貨幣只是作為對內部的商品交換、資源配置才是有意義的。是的，貨幣對于社會內部的私人來說卻是有極大意義的，在實物財富既定的情況下，他增加了貨幣擁有量，也就是增加了他對實物財富的分配份額；他的貨幣份額增加10倍，他的財富份額也就會增加10倍，盡管他可能并沒有創造任何財富，盡管社會財富總量也沒有變，但對他個人來說財富是大大增長了。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貨幣增殖作為最高經濟追求。這當然是一種對于私利的追求，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就是以此獲得強大動力的。或者說，只有是對私利的追求，才會以資本的無限增殖作為最高追求。所以，何新批判的純粹利潤導向，實際上就是站在社會公利立場上批判私利導向。如果私利的增加以社會財富的增加來實現，那還是合理的，而如果是以社會財富的瓜分來實現，那就是有害的。而金融資本在私利的導向下，一定會以資本無限增值為追求，大肆瓜分社會財富。所以，何新批判的是追逐私利的金融資本。他主張“必須抑制寄生性私有金融資本的快速膨脹”，主張“保持國家在金融政策和體制上的主導地位”。也就是主張以公共利益導向來管理金融，那么在這之下的金融資本，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金融資本了，不再以貨幣增殖為最高追求，而是應該服務于實體經濟，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增進社會公共利益。這又是社會主義的路向。

　　四、國際金融資本的理想秩序與現實戰略

　　何新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在金融。他揭示，西方資本主義的真正興起，一開始就猶太金融勢力（如共濟會）推動的。其中的一個重要關節點在于，金融資本掌握了貨幣發行權，這是整個資本主義金字塔體系的頂尖；然后，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金融資本不斷控制經濟運行、變革經濟形態，推動整個經濟走向金融化。

　　當今，美元是最重要的世界貨幣，美國掌握了世界貨幣的發行權，因此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國際金融資本。何新強調，發行美元的美聯儲并不是一家政府機構，而是國際金融資本掌握的一家私有銀行，甚至作為配套的美國國稅局也是如此。所以，實際上不是美國的國際金融資本，而是國際金融資本的美國，這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美國”，這里不是國家掌握金融，而是金融掌握國家，不是金融成為國家的工具，而是國家成為金融的工具。

　　國際金融資本追求私利，追求資本無限增殖，它必定要掠奪和瓜分全世界的財富。何新一直批判的新自由主義，其幕后真正的推手就是這個國際金融資本。新自由主義最根本的主張就是要讓國際金融資本在全世界不受阻礙地自由橫行，自由地操控商品和資產價格，自由地圈錢、掠奪財富。

　　通過美元債務鎖鏈，美國實際上已經牢牢地控制住了拉美和非洲國家。美國欲擒先縱，先以低利率（低價）引誘它們借入美元，再大幅提高利率，同時打壓它們的出口品價格，使它們陷入償債困難，再強迫它們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令其徹底打開城門，“切開血管”。在這里，國際金融資本已經建立了理想的經濟秩序。

　　但是，這種秩序下，金融掠奪必然意味著嚴重的經濟困境，而且這種掠奪對美國來說不但是對外的，也是對內的。美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導致國內實業萎縮，經濟空心化，社會兩極化。盡管如此，對于國際金融資本來說，這仍然是稱心的。唯有認識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金融資本的私有性，真正理解其深暗的精英主義。在它看來，大眾只是“群氓”乃至“群畜”，為了自身利益，必要時可以毫不猶豫地清除“垃圾人口”，以便更徹底地獨享地球資源。人口都可以清除，又在乎什么國民經濟。所謂“萎縮”、“空心”最多是美國、美國人民的“萎縮”、“空心”，金融資本精英集團可是超越其上，不斷擴張其利益和權力的。所以，這次疫情中，美國精英統治集團可以毫不在乎美國人民的病死（這在美國最大的“后院國家”巴西也表現得最明顯）。根本就在于其精英是與人民“割席”的，根本不是同一個利益體。金融資本的終極本質是權力，而且是精英主義的私有權力。何新認為，“權力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驅動力”。他分析共濟會（國際金融資本精英集團）時指出，共濟會要的是“統治”世界。

　　但國際金融資本的理想并未完全實現。在歐亞大陸，美國遇到了障礙和對手。盡管它以一輪輪金融攻擊毀滅了蘇東、打癱了日本、搞亂了中東、洗劫了東南亞、壓制了歐元集團等等，但始終還不能整個吞下消化。

　　國際金融資本的真正障礙和對手是國家力量。歐亞大陸大國林立，國家建制傳統深厚。尤其是中國一直捍衛其國家制度，俄羅斯逐漸恢復和強化國家主義，歐陸則努力實現整合。

　　歐亞大國作為獨立的經濟和政治實體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國際金融資本的一種威脅。凡不在它控制的，就都是失控的力量，都是對它的威脅。這使它不敢進一步弱化和拆解美國的國家存在，而是要依托美國開展國際權力斗爭，也是要以美國的國家實體作為美元的信用支撐，為此還要勉強維持一個國民共同體的“暫時”存在。畢竟在冷戰最激烈的時候，美國還要支持強化日本、韓國等的國家制度。

　　權力具有壟斷排他性，信用同樣如此。美元信用最在乎的不是它本身有多強，而是在于有沒有比它更強的；一旦有比它更強的，它的信用就會有弱化的危險。歐亞大國的經濟潛力一旦發揮出來，構建自己的國際經濟體系，甚至發行擴張自己的世界貨幣，那么美元就可能被置換、走向沒落。

　　因此，美國的國際金融資本針對歐亞大國有兩層戰略目標，一是視為權力威脅而實施打擊消滅，二是作為經濟資源而進行吞食消化。最終實現在全球范圍的絕對統治，構建理想的“新秩序”。（何新揭露共濟會的一個計劃，把全球人口減到5億以下，這時所謂的“國民經濟”將萎縮成什么樣？但這有何重要？重要的是人類精英能夠重返伊甸園，盡享充沛資源、干凈環境。）

　　五、中美的戰略博弈和金融斗爭

　　從這個視角，能夠更好理解中美關系。

　　中國在以計劃經濟初步建成自主的工業和國防體系之后，選擇改革開放，加入世界市場——盡管這個市場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構建和控制的，以求得更大發展。而美國在與中國進行多輪軍政較量無果之后，希望通過另一種方式戰勝中國，即把中國納入其構建的美元經濟體系——盡管這會讓中國獲得更大發展空間，逐漸以經濟金融手段控制和瓦解中國。這是兩種戰略，兩種陽謀。美國對中國是“欲將取之，必先予之”，而中國對美國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誰會贏？

　　無論如何，中美實現了戰略對接。于是“中國經濟奇跡”拉開序幕。何新認為，這“奇跡”的根本在于，中國價廉質優的工業品打開了廣闊的世界市場，這就解決了中國內部市場不足的問題，過剩的勞動力和產能的潛力爆發出來。這個市場是由美元購買力支持的，出口換回美元使中國能夠輸入外部資源和技術，解決自身資源、技術不足的問題。最基本的是中國獲得作為國際硬通貨的美元的購買力支持，解決了資金不足的問題，從而有能力利用全球的資源要素來發展自己。這樣中國工業體系能夠迅速擴大規模和升級技術。

　　而對美國來說，中國加入美元體系，中國商品行銷全球，實際上也是對美元的一種信用支持。即，美國大量發行的美元能夠買到中國的實物商品，消減了美元泡沫，緩解了通脹。同時，中國內部市場的開放，中國經濟規模的膨脹，也為國際資本提供了巨大投資贏利空間。

　　當然，在國際金融資本看來，中國經濟又是一頭大獵物，早想吞而食之。早在1988年，國際金融資本的經濟學代言人弗里德曼就來到中國，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議，第一條就是：“結束外匯管制，建立外匯自由市場，讓匯率由市場來決定。”也就是拆掉國家制度對本國金融和實體經濟的保護，讓國際金融資本能夠長驅直入，自由橫行，席卷財富。當時何新就曾上書反對。弗里德曼的這條建議沒有被采納。

　　所以在何新看來，中國經濟奇跡的形成，一方面是開辟國際市場，獲得國際硬通貨；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始終保持國家力量對本國金融和實體經濟的保護，從而對國際金融資本形成有力限制，這也就是他主張的經濟國家主義。沒有這一點，中國經濟不可能實現長達40年的穩定、高速發展。這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何新指出，那些遭遇危機的國家并非由于自身制度不良，也不是不夠開放自由，而恰恰是因為太過開放自由，使國際金融資本可以自由地做局，無阻地發動突襲和洗劫。同時，中國則因為國家制度的保護而巋然不動。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美國始終沒有達到從經濟金融上控制和瓦解中國的既定戰略目標。

　　何新認為，中國的外匯制度，能夠把貿易順差變成國家外匯儲備，也就是把對外貿易的主要經濟成果掌握在國家手中，成為國家管理經濟的金融杠桿。這樣就能夠為本國人民幣提供信用支持，掌握匯率定價權；與外儲增加相應，對內人民幣的增發也造成國內“不差錢”的局面，促成了經濟繁榮。

　　盡管美國可以通過印刷美元購買中國商品，即通過創造信用獲得巨額財富；但是大量美元流到中國，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這等于是自己打出去的“子彈”掌握到別人手中，這些“子彈”也可能被別人拿來打自己。這樣對信用的使用也就是對信用的消耗。美元的本質就是債券，但是美國并沒有實際的償還物。所以，美國為了維護美元信用，又要想方設法把這些美元收回去。而中國由于積累了大量美元儲備，以及為了外貿經濟的持續運轉，也有意維護美元信用。于是，通過購買美國國債，中國的美元又廉價地回到美國手中。這些美元又可以再用來購買中國商品、投資中國資產，循環往復。何新驚嘆中美之間已經形成奇妙的經濟貿易關系、奇特的金融共生關系。從中，美國獲得巨大利益，成為中國經濟的吸血寄生蟲，但中國經濟的運行又需要這寄生蟲的分泌物——美元。

　　既然這樣的金融游戲這么好玩，那么必然會越玩越大，美元、美債的規模也會越來越大。何新指出，這種金融游戲其實就是一種超大的集資游戲、龐氏騙局。美國通過發行美元先收割一波財富，然后美國又構建一個超級巨大的金融市場，通過債券、股票以及各種花樣翻新的金融衍生品，通過各種噱頭、故事、收益預期，把這些花出去的美元又借回來、騙回來；這也是一個債務滾動膨脹的過程，以新債償舊債。何新說，“當代美國的服務性金融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大規模的國際集資經濟”，“當今美國經濟‘超強’實力的真正奧秘，即在于其利用國際信用進行資本操作和套取”。所謂的美國“新經濟”，本質就是金融噱頭，美國的高科技也是如此，實際上多是燒錢、賠錢的貨，重要的是能拿這些概念在金融市場上吸引投資、圈錢，圈到錢后再搗鼓出些新的概念產品，循環往復。這種游戲最后很難不玩砸，即新債補不上舊債，那就會有或大或小的危機。大的危機來了總要救，怎么救？很簡單，就是放水，所謂量化寬松，就是開動印鈔機創發更多的美元，本質還是用更多的新債來沖舊債。這也是用更大的信用透支來維持信用。隨著美國債務不斷刷新紀錄，這并不是一件樂觀的事，單純從財務看不是已經破產就是必然破產。但事情恰恰不單純。

　　信用與權力一樣，是要競爭、斗爭的。美國的美元信用，在歐亞大陸面臨著大國的競爭，至少是潛在的威脅。美國必須維持其獨霸地位，這個霸權才是美元最硬的信用基礎，然后又以美元信用吸收全球資源來維持霸權。美元說，我不在乎自己的信用有多弱，我只要別人的信用都比我的弱。美元的信用既已十分脆弱，唯霸權能夠保證它還是相對最強的。這其實也是國家強力對金融信用的保護！所以，競爭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強大自己，一種是壓制對手。美國的重點則是后一種，即遏制歐亞大陸所有大國的發展，但這要比單純專注于自己的強大要難得多，戰線長得多，支出大得多。所以，美國為此付出了極大的成本。天文數字般的軍費開支，是為了以絕對的軍事優勢置他國于不安全中，以達到自己的絕對安全，安全是信用的基礎，從而使自己成為資本別無選擇的避險地。但這同時造成了天量的財政赤字，即在維持信用的同時又透支了信用。

　　隨著中國迅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同步上升，美國對中國在兩個層面上有了迫切性，一是掠奪財富，二是消除競爭威脅。為此美國不斷發起金融攻勢。小布什、奧巴馬時代，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壓迫中國推動人民幣升值。對此，何新大聲疾呼，壓迫人民幣升值醞釀著一場金融洗劫。因為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大量的國際游資已經進入中國，變成人民幣及其資產，這些實際上是中國的對外債務，一旦人民幣持續升值，外資手中的人民幣也會升值，也意味著中國的外債上升，這外債是以中國的外匯儲備為擔保的，最后當外資以大幅升值的人民幣來兌取中國的外匯儲備，那就是對中國外匯儲備的洗劫。而且，人民幣升值也將打擊中國出口，從源頭上枯竭中國的外匯儲備。

　　美國的真正目標還是要拆掉中國的金融保護制度，剝奪中國的金融主權，掌握中國貨幣和資產的定價權。何新認為，隨著中國在美國忽悠壓迫之下不斷推進金融開放化和自由化，國際金融資本可以更加自由暢通地進出中國，在各個市場上興風作浪，每一輪進出都意味著中國財富的流出。而越是如此，中國經濟竟然越需要外資的流入來維持平衡，越要以自由化政策吸引外資。這也日益變成一種債務型經濟，一種龐氏吸金游戲，也是被金融資本所綁架。

　　如果說，小布什、奧巴馬時代，美國的金融攻勢還是著眼于掠奪中國財富，那么到了特朗普時代，美國已經對中國的“改革”失去了耐心，中國沒有如美國預期的那樣徹底拆掉國家制度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和扶持，反而“以體制優勢實現了經濟及技術對美國的快速趕超而引起美國的危機感”，于是其著眼點就進一步激化為“消除中國威脅”，而不惜撕裂中美經濟共生關系。何新認為，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不僅是要砍掉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更是要把中國逐出世界市場，切斷中國通過外貿換取美元即世界貨幣的能力。美國此舉，也就是翻轉它40年來實行的將中國納入美元經濟體系的戰略（它承認這個戰略已經失敗），要重新把中國逐出去，像對付俄羅斯、伊朗一樣隔離起來，抽掉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這其實也是對40年來美國對華戰略的另一種執行：你中國經濟這些年是靠我美國開放給你的世界市場滋長起來的，你已經離不開這個市場，那么現在我要切斷這個市場，你就活不成了，我就實現了打敗你的目標。何新認為，這種戰略并不新鮮，《管子》中就記錄了齊國對魯國、楚國實施過這樣的戰略。而且，特朗普政府的深層戰略目標還是在于，“改變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拆掉“中國的國家主義經濟體制”，不但失去趕超美國的能力，而且徹底成為拉美那樣的經濟殖民地。

　　美國認為貿易戰對中國的打擊更大，盡管美國也要承受嚴重損失。這還是“削弱對手比增強自己更重要”的邏輯。美國發動科技戰，如扼殺華為，也不在提高自己的5G技術，而是要削弱中國的5G技術，以此來維持美國依然處在高科技頂端地位的表象。這也是金融操作，美國必須以高科技的至尊地位才能有足夠的“噱頭”圈到全世界的錢，實現美元回流，維持美元信用。

　　美國把中國逼到墻角，有兩層預期，一是迫使中國妥協割肉，二是直接逼死中國。根本在于，美國相信自己抓到了中國的死穴，可以逼死中國；中國要么割肉，要么受死，無論怎樣美國必勝。所以特朗普宣稱貿易戰很容易贏，就是認為中國必然會割肉求生。這也是典型的“金融決定論”思維。中國的某些經濟學家們限于新自由主義思維也認為中國沒有勝算，割肉求生才是最優經濟決策。

　　何新的思維不同。金融決定論，這是在自由市場的條件下成立的規則。但是如果國家力量干預市場，這個條件就不充分了，這個規則也就不再成立。何新認為，中國并非沒有勝算，但“必須拋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路”，甚至要打破常規，建立“以物易物的經濟聯盟體”，即要跳出對手設計的規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因為美元的根本的信用基礎還是在實物財富，作為債務最終要以實物來償付。而中國已經建成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實物生產和貿易體。國際貿易最大部分的美元支付是圍繞著中國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展開的，中國已經成為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已經有學者指出，“石油美元”已是虛，“人民幣美元”才是實。

　　美國要與中國“脫鉤”，那么中國將失去美元，而美國將失去中國的生產力。然后，中國需要新的世界貨幣，而美國需要再造生產力。誰更難？

　　美國宣稱要再工業化，把以前轉移到中國的產業鏈遷回美國。但是問題在于，再工業化必然要抑制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比如醫療、教育體系的“去金融化”，這必然要嚴重觸犯金融資本的利益。相比金融化，工業化是一件又臟又累又慢的苦活，是超大系統工程，“由奢入儉難”，誰來干，怎么干？美國政府嗎？先不說負債累累有心無力，即便有能力，那也意味著國家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撥亂反正”，對金融資本實施限制和約束。金融資本會接受嗎，與虎謀皮可能嗎？即便這些都不是問題，再工業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即便完成了，它又有國際競爭力嗎，它夠規模撐得住巨大的美元泡沫嗎？美國真要強行與中國“脫鉤”，最理想的結果就是在一個大幅縮水的國民經濟規模上保持一個列強的地位，那么美元信用必然破滅。它必然失去霸權，并被邊緣化。

　　那么中國呢，失去美元，真的就會失去世界市場嗎，就只能走內需主導路線嗎？不然。市場是由需要造成的，世界各國可以不需要美元（各方面的“去美元化”正形成涓涓細流），但不可能不需要中國的實物商品。中國已經不是40年前的中國，已經具有最完整最強大的實體經濟產業鏈，最強大的生產力，最高效的商品供給能力，舉世無雙。可以說，這正是中國“入虎穴得虎子”戰略的最顯著成果。何新說，“這個自主的工業體系是中國當今國力與命脈之所在，也是當今中國之所以能雄立而傲視世界的本錢之所在”。他又說，“虛擬領域的金融戰爭最終總還是要落實在實業戰爭上”。所以，這個自主工業體系也正好是中國應對金融戰爭的本錢之所在。這本身就是最強大的信用基礎，在此之上能夠創造國際信用、打造世界貨幣。這要比美國在信用之下再造一個龐大的實體經濟基礎要容易得多。所以，中國還是能夠擁有世界市場。

　　美國試圖用高科技斷供，如芯片斷供來打擊中國的產業鏈，但這只會導致中國產業鏈、乃至世界產業鏈的“去美國化”。中國是芯片的最大市場，近70%的需求在中國，中國不買美國芯片，死掉的只會是美國的芯片企業；但中國產業鏈并不會垮掉，中國本身已具有芯片的生產研發能力，有巨大的市場需求在，有國家戰略支持的巨額投入，遲早能夠生產出所需芯片；而且其他國家的企業也不會忽視中國市場需求，會千方百計繞過美國禁令向中國提供芯片。所以，最終被孤立隔離的只會是美國自己。

　　中國需要的是在已有基礎上繼續攀上全球產業鏈的最頂端，這個趨勢已經形成，“中國制造2025”已成為國家戰略。美國想通過斷供打斷這個趨勢，但是中國厚勢已成，美國不但打不斷這趨勢，還會強化中國自主登頂的需要和戰略意志，因而只會強化這個趨勢。而只要中國完成自主登頂，那么就真正建立了中國制造的最強信用，這個信用是美國再也無力動搖的（而一旦如此，美國的所謂高科技也就被斷掉了下游產業鏈，成為必塌的空中樓閣，而它若要再建整個龐大的下游產業鏈，則又比中國的“登頂”困難得多）。那么，這也將為中國打造世界信用、世界貨幣奠定最強的基礎。只要美國打擊不了中國的信用，那么它自己的信用就將會崩塌。

　　因此，針對美國的貿易戰訛詐，何新提出“構造非美元的國際貿易圈，讓資本、能源、資源、糧食、勞動力能夠在這個圈里自由地流動起來”。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六、命運抉擇

　　何新關注的金融資本問題，是深刻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他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并不是一種自然歷史，而是金融資本寡頭（共濟會之類）創造和推動的歷史。過去的歷史是如此，那么未來呢？

　　金融資本最可怕的是一種理念，乃至是一種宗教，它把人類分裂，分成精英和大眾（群氓）兩個物種，而絕不把兩者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精英無限地追求自身私利，而視大眾如物料，或壓榨，或廢棄。這種理念是與資本的自我增值運動相應相成的。這種精英主義發展到極端就是大規模的人口清除。而隨著人工智能、自動化技術的精進，勞動力在精英眼中更失去價值而成為多余，那么人口清除更加順理成章。

　　何新分析中國古代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認為根本原因是金融資本受到國家力量的抑制，無法掌握貨幣發行權，所以“無法控制貨幣流通，也不能利用貨幣流通高息取利，因此無法積累形成巨大規模的流動性貨幣資產”，更無法進一步掌握政權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這當然是意味深長的。

　　所謂資本主義，一定是資本占據了社會最高地位，成為社會的主人，以資本邏輯主宰社會運行。貨幣發行權，是一種最高經濟權力，也是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筑。也就說，資本主義要成其為資本主義，首先必須占領上層建筑。所以資本主義不僅是經濟基礎的問題，更首先是上層建筑的問題。

　　反之，能夠壓制住資本主義的同樣是上層建筑，是國家機器。中國古代的金融資本就是在國家機器的壓制下而無法發展出資本主義的。這僅僅是偶然嗎？

　　《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王茂蔭，他向朝廷建議由徽州商幫來發行貨幣而遭到拒絕。這不是偶然的，這背后有深刻的文化原因。“抑商”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強大傳統，主要不是抑制商業發展，而是抑制商業資本的投機和掠奪性，根本是抑制社會分化、人的分化。中國文化的“和合”、“仁民愛物”、“天下大同”的價值觀和理想追求，絕對不允許金融資本成為社會的主宰，絕不允許把“人”徹底分裂為兩個物種（中國人甚至無法想象這種分裂）。這是一種高度的文化自覺，而由中央集權的政治力量進行貫徹。這一貫徹是有力的，盡管中國商品經濟、商業資本發達極早，但始終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所以這又是一個文化問題。相對中國而言，西方缺乏強大的文化力量、政治力量，金融資本乘機取得最高權力。所以這又是一個權力問題，是金權與政權之間的較量，到底是金權控制政權，還是政權控制金權，唯一有可能以更大力量馴制金權的就是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