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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樾：改變臺灣政治生態的投機政客—— 李登輝

點擊：7810  作者：林樾    來源：逸文志  發布時間:2020-07-31 09:25:20

 

加入共產黨，卻靠出賣同志茍且偷生；加入國民黨，則靠贓害同志平步青云；作為一黨之魁，出賣黨魂以圖私欲；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卻時常心系日本；一個永遠想一套又做另一套的人；他該稱作什么樣的人呢？可以叫做漢奸走狗賣國賊！但對日本人和臺獨黨人來說他卻是愛國英雄！

 

 

一、身世之謎

 

李登輝祖籍福建永定縣，清末在曾祖父時才移居臺灣淡水，家族赴臺時間不過三代。李登輝1923年1月15日生于臺北縣三芝鄉，曾改名為巖里政男。李家小鋪，是三芝鄉下唯一經營鴉片煙膏(福壽膏)的專賣店，又兼賣豬肉南北貨，是十里鄉親用血汗錢換取生計的地方，而店家的店主不是別人，正是：李財生，李登輝的爺爺也。而李財生販賣鴉片的特權，則是通過李登輝的家父“李金龍”靠當日本刑警的特權而換來的，而李家就靠這些特權一躍成為當地的新興富豪階級，也把李登輝推上了他所稱的“精英階層”。

 

當時的日本總理伊藤博文頒布了“臺灣鴉片令”，禁止私人販賣鴉片，楊碧川在他的《后藤新平傳》中寫道：大盤商和小賣商成為臺灣各地頭角爭奪的戰場，后藤新平也巧妙的把鴉片販賣利益賞給聽話的御用紳士，這些人販賣鴉片的條件是“對臺灣統治有貢獻”，對“征剿土匪，維持治安”有功者，直至1945年戰敗之，才停止了這一項鴉片專賣政策。李登輝六歲時，父親李金龍已經是一名日本刑警，李氏家族也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資金，買夠了肥沃的田產，成為凌駕于臺灣百姓之上的特權階級，三芝鄉的老人回憶當時年少的情形，家里多半貧窮，難求溫飽，連連環畫都買不起，而李家少爺經常把看過的少年叢書得意地預約給他挑選的人，令其它窮人家的孩子羨慕之級。就這樣，李家少爺一路順利地走過來：淡水中學、臺北高校、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這確實是普通臺灣百姓可望不可及的道路。

 

李金龍披著日本刑警的老虎皮，在鄉里十分威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李金龍頓失靠山，他事后告訴友人，當時地方上有不少平日受盡欺凌的民眾，已經準備好了“教訓”這個“臺奸”，他只好跑到遠方躲避風頭，一直苦等到民國政府接收人員控制局面，才回到家里和家人見面。可見李登輝在他的《臺灣的主張》里聲稱父親是“正式退休”完全是胡說！

 

李登輝一生具有濃郁的親日情結，對中華民族感情淡薄，種種表現卻讓人不得不置疑他的中國人身份，1994年10月臺灣《商業周刊》雜志第361期更曝料稱：“李登輝的爸爸是日本人？”這一消息是由曾經長年擔任蔣經國的秘書、現任國民黨非主流派新同盟會秘書長的中文大學教授馮滬祥先生出示一幅照片透露出來的。

 

馮先生出示的照片是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拍攝的一張日本警官的集體照，照片上有9名戎裝的日本警官，一名中國人。據說其中的一人就是李登輝真正的生身父親。其依據有三點：第一點，前排4人中的左邊第一人，《商業周刊》的文章推測，無論是五官、臉型、輪廓等都與20歲時的李登輝極像。第二點，照片中的人，身材高大，光是坐著就比別人高出半個頭，相對之下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卻那么瘦小，怎么會生出那么高大的兒子呢？第三點，這張照片被發現的地方，是在李家祭祀祖先的“源興居”祖室祠堂牌位旁。按照臺灣一般人的習俗，只有神和仙人的圖像才可以放置在祖先牌位的位置。這張照片如果對李登輝沒有特殊的意義，怎么會被擺在祖先牌位的旁邊呢？李家祖先的牌位旁掛著一群日本警官的照片，而照片中的一個人又長得和李登輝那么相像，這會是什么意思呢？這張撲朔迷離的照片，使李登輝的身世成了一個謎，引起了人們的好奇、議論、關注。

 

二、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很快叛變

 

1947年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節節敗退，李登輝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變成中共臺灣分部的黨員，除努力學習馬列著作外，還參加游行示威，反對美蔣。臺灣“二二八”起義前夕，李登輝還寫了《告臺灣同胞書》，伙同其它黨員，半夜上街刷標語、發傳單要打倒國民黨統治。當時中共臺灣支部的創始人都是本省人：林木順、謝血紅、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等。李蒼降，臺北人，因反抗日本而被入獄三年，林如育、雷燦楠在獄中被日本特務拷打致死，但他們都死不屈服，也不招供同志， 而李熏山在同志的保護下，幸免于難，就是他推薦李登輝加入了共產黨。但隨著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加強了對共產黨的鎮壓，李登輝立刻宣布退黨，并于1950年向保安司令部辦理了“自新”手續，全盤招供共產黨的來龍去脈，昔日的同志如張如松等一大批人被殺。同志們終于明白是誰出賣了他們！

 

保密局長古正文將軍在回憶他審問李登輝的情形時說：他有相當濃厚的鄉紳氣質，個性處處流露出過分雕琢的痕跡，態度恭順，徹底坦白了中共在臺地下活動的情形。可見李登輝的確是個撤撤底底的機會主義者！1971年，一向標榜“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的李登輝卻搖身一變，主動申請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為國民黨大表忠心，開始了他臭名召著的奪權過程…！

 

三、以“大腕臺獨分子”為友為“師”

 

與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輝和“臺獨教父”彭明敏談論他倆“友誼”的事，在李登輝上臺前后的幾年里，是臺灣媒體報道的熱門話題，而且“彭明敏在說到李‘總統’時，總掩不住心情的喜悅”。從他倆的口中人們了解到：臺灣在日據期間，彭明敏讀東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長崎的路上，被盟軍飛機炸斷左手臂，李登輝則讀京都帝大。戰后回到臺灣為臺大同學，在學生宿舍，二人于焉認識，因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時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學幫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輝也常助彭一臂之力。兩人在宿舍里，“總徹夜長談聊個沒完沒了，久而久之結成莫逆”。后來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譽國際，身份地位遠遠超過李登輝，但彭還是對老友以禮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輝深感友誼的可貴。此后兩人“友誼之樹，常綠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制“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還和李登輝在一起吃過飯。彭明敏外逃后，雖然李登輝成了通緝彭明敏的“黨和政府”負責人，但倆人仍然“心魂相系”，正如臺灣媒體指出的那樣：“李登輝彭明敏貌離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輝接見北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會長、彭明敏信徒楊黃美幸的丈夫楊次雄時，楊向李耳語說：“彭先生向您問好”。剛上任不久的李登輝卻毫不避諱地說：“現在不必這樣神秘兮兮了，請你轉告彭先生，請他好好研究，如何來對付那一邊（指中國大陸）。”

 

1988年1月李登輝“榮登大寶”，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個“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并“祝他好運”，“希望他能排除萬難……讓臺灣和平地完成體制的轉變。”還不無吹噓地說：“在臺大時，我們常接觸，彼此很談得來，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里聊天，彼此是蠻要好的朋友。”以后彭明敏就總不時地稱贊李登輝“學識淵博，具有道德人格”、“是臺灣和平實現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還間或有書信往來，彭明敏曾就臺灣問題“寫過幾點意見托人帶給李登輝”。在1990年春臺灣圍繞“總統”選舉展開激烈政爭時，彭明敏以“亞太民主協會”主席之身，毫無顧忌地公開支持李登輝，說什么我“大膽在特殊的處境中為李登輝背書，是因為臺灣沒有更適當的人選當‘總統。”和劉慶瑞“相濡以沫”。民進黨人辦的《民進》周刊，1989年2月刊載一篇文章說：“認識李登輝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輝具有相當清楚的臺灣人意識，尤其在尚未與國民黨的政治圈接觸之前，李登輝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對酒時，出現極為激昂的臺灣人意識。”那時，李登輝和劉慶瑞、郭婉容夫婦“相濡以沫”。臺灣大學的學生戲稱他們的這三位老師是‘鐵三角’。”

 

文章指出“劉慶瑞不但是個知名的‘憲法’學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領悟到臺灣國際地位問題的臺灣人……早期臺大法學院有一個很普遍的傳言說，當時彭明敏和他的學生所發布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其實還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個時間里，據說劉慶瑞已經完成了一部‘臺灣新憲法’，倘若發表，將是獨步全球的臺獨經典之作。”《民進》認為劉慶瑞是“臺獨”分子的判斷，為“宣言”炮制者之一的謝聰敏所證實。劉是謝大學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謝在1992年回憶說，“經過和彭明敏、劉慶瑞、殷海光幾位老師的討論，我已經認識到：如果國民黨不變，這樣下去，臺灣是一個悲劇。”于是就投入了“臺獨”的行列，“才有了后來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國創辦的“臺灣國際關系中心”，是“海外五大臺灣人社團”即五大“臺獨”組織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時的同學、“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們返臺探親時，李登輝在日理萬機之中，撥出長達4個小時的時間，和這些“臺獨”老同學敘舊、聊天，而且讓他們大門進大門出，絲毫不在意黨內的反對意見和臺灣廣大民眾的強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師”。李登輝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徒。“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奉行“入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在島內“臺獨”活動中起著獨特的作用。它在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人權宣言》等三個東西，被認為是島內“臺獨聲音發皇的根基”?！度藱嘈浴沸Q：“面臨中共企圖并吞臺灣之際，基于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臺灣的將來應由臺灣1700萬住民決定’”。它還提出“為達成臺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愿，我們促請政府于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采取有效措施，使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而這個“宣言”就是在翁修恭當“長老教會”總會代理議長期間，炮制出來的。因此，他被人稱為“島內公開倡言臺獨主張的前鋒人物”。

 

就是這個“臺獨前鋒人物”翁修恭，卻在1988年底，就是說在蔣經國逝世的當年，卻被李登輝聘請為“家庭牧師”。與黃彰輝是“教友和舊識”。黃彰輝曾任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是該教會“本土化神學”、“出頭天神學”和“自決神學”的倡導者與奠基人。由于“和彭明敏時有聯系”，在彭因“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之后，離開臺灣。上個世紀70年代，他在美國先后發起組織“海外臺灣基督徒自決運動”和“臺灣人自決運動”，成為海外“臺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黃彰輝于1987年7月回到臺灣，獲得“李登輝‘副總統’的茶會邀請”，見面時，當李登輝邀請黃彰輝上座時，黃彰輝一語雙關地說道：“時辰（候）一到，該你坐的位子，不要遲疑，盡管就座吧！”倆人還就“變更臺灣政治體制”，“進行了一次充滿智慧與愛心的對話”之后，黃對李“頗有好感”，當即對李期許道：“有你在位，我們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點08分，“時辰到了”，李登輝在“‘總統’的位子”“就座”，黃彰輝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輝是一個臺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并呼吁海外臺灣人：“我們應該給李登輝一個機會，讓他完成理想，因為李登輝知道掌握變更政治體制的重要性。”

 

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輝的交友、擇“師”，十幾年前臺灣媒體指出：“這是李登輝內心深處對于臺灣獨立運動一個悠遠而深沉的表態，表示他從未忘記年輕時代的理想和朋友。”這話點中了要害?，F在已經非常清楚了，李登輝“年輕時代的理想”，就是當《圣經》中的“摩西”，妄圖帶領臺灣演出一場“出埃及記”?！?/span>

 

四、靠“反臺獨”當了蔣經國接班人

 

長時間以來，很多人都問，這樣一個李登輝，怎么讓堅決反對“臺獨”的蔣經國選中當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輝就是靠“反臺獨”被蔣經國看中的。這是“追隨經國先生左右16年”的“前‘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在一篇題為《經國先生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之我見》的文章中披露的。這位“追隨者”說，蔣經國之所以選擇李登輝，一是他的“政績”；二是他“生活起居甚為簡樸”。但起了“極大的關鍵作用”的，是李登輝的“反臺獨”。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將文章有關部分原文照錄：張文寫道：“上述幾件事情，固然都為當時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較有利的地位，不過，真正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優勢，則在于李的另一表現。因為經國先生在考量搭檔伙伴條件時，除了前面說的各項要求之外，還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基準――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選為‘中華民國副總統’的候選人，必須具有堅定的國家民族意識，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這樣的條件，李登輝怎么被蔣經國選定的呢？文章緊接著說：“而就在民國73年10月間，臺灣省李主席向第七屆省議會提出施政報告，并接受省議員對省政的總質詢，于經過連續若干次會期答復質詢之后，輪到黨外議員（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的聯合質詢，貿然提出‘臺灣獨立’問題，要求省主席表示態度。如果想要避重就輕，省主席盡可以超越省政范圍為借口不予答復。但李主席卻面對問題，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兩句話明朗回答：‘中國歷史沒有拋棄臺灣，臺灣怎能脫離中國大陸’，鮮明顯示了他正確而堅強的國家意識。次日經國先生于閱讀此項剪報之后，頻頻點頭稱是，連說‘很好、很好’。這件事距離73年2月中旬中國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蔣主席提名李登輝同志為‘副總統’候選人，不到二個月。毫無疑問，（蔣經國這樣做）那段省議會的答詢詞，有了極大的關鍵作用。”很顯然，李登輝這個“臺獨”分子，在蔣經國面前耍了兩面派。1994年他和司馬遼太郎傾心交談時，在“成為蔣經國的接班人”一節中，坦承蔣經國之所以選他當了接班人，是因為他對蔣經國使用了“政治策略”。

 

五、具有強烈皇民意識的蔣經國接班人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在臺北逝世，蔣孝勇的遺孀方智怡女士1995年曾向海外傳媒透露一個不為外界所知的信息，即蔣經國在病逝之前，曾對身邊家人哀嘆說：“我看錯了人！”但為時已晚，他已不能左右局勢了。蔣經國逝世后李登輝順利接任代總統。李登輝在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談話時聲稱：“這之前為止掌握臺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只是來統治臺灣人的一個黨，所以有必要將它變成臺灣人的國民黨。”李登輝在《亞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臺以后的心情如實托出：對于“外來政權”支配臺灣問題，“我早有所感，也決心要加以解決”。原來，身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對給他本人帶來多少政治權力和榮耀的中國國民黨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當人們看到自1988年以來國民黨在他領導下一衰再衰、一敗再敗，也就不難理解了。

 

李登輝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學校學習，后是在日本京都大學學習，深受日本軍日國主義影響。具有強烈的“皇民化意識”，表現為：一是接受了軍國主義者瘋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礎上經過時間的歷練變成對中國的敵視；三是保留著殖民者的劣根性。正如他在與司馬遼太郎談話時承認的，他“22歲以前是日本人”。在1995年日本戰敗投降50周年時，他喪失了一個中國人的基本立場，竟然妄稱日本持續向中國道歉太過份、太軟弱。李登輝的“皇民”底子使他對日本有很大的認同感，這種親日媚日色彩，在他當政以后暴露得淋漓盡致。1988年他一上臺，便迫不急待地宣布要加強同日本的關系，此后便一直明里暗里地與日本進行全方位溝通，力圖提升臺日實質關系。他還參拜過日本的靖國神社，公然宣稱釣魚島是日本的。實際上，李登輝同日本的關系很難用一兩句話來簡單地概括，因為他只要和日本人在一起，馬上就會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和興奮感，這是一種很難用語言來表達、別人又無法體會的心理變態。他在上臺后闡述施政理念時，人們從未聽他引用過中國的圣賢哲學、孔孟之道，聽到的總是日本人的治世名言，諸如德川家康和西田幾多郎如何如何。

 

李登輝喜歡日本人，喜歡看日本報章，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他每次會見日本人時，不管是三教九流，總是掏心掏肺地大講一通，甚至不用翻譯直接用日語交流，約定的會談時間也常常超過。因此，許多日本人在見過李登輝之后都非常驚奇，稱李登輝給他們的感覺和日本人根本沒有什么兩樣。從過去的經驗看，人們了解李登輝的真實想法、看清其分裂的本質，除了看其所作所為之外，也往往是通過他與日本人剖白心跡的談話而得到的。如：1994年他同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大談“中國一詞是含糊不清的”，并自詡摩西，要帶領臺灣人“出埃及”；1999年5月出版由日本PHP研究所江口克彥代為捉刀的《臺灣的主張》一書，更公然附和日本極右派中島嶺雄分裂中國的主張，鼓吹要將中國分為七塊，其實，“兩國論”與《臺灣的主張》中的“七塊論”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日本東京《時報》便明確指出“李登輝的兩國論源自日本”。 

 

六、代理黨主席之爭

 

李登輝上臺后把目標定在出任黨的主席上。李登輝對時局感到最為擔心的是親蔣勢力。親蔣勢力為阻止黨內和社會上立即出現政治轉向風，有意限制李登輝的權力，阻止其出任黨主席，避免黨權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齡為首的官邸派和親蔣派，準備以歷史上黨政分開的慣例來實現不讓李登輝出任黨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長”俞國華代理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及親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資歷淺薄、資本不足，沒有本錢搞黨政分開，如果不任黨主席，只是個被架空的“空頭總統”，在沒有建立自己團隊控制國民黨中央的情況下，無權無勢不說，被更換下臺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在黨主席問題上決不退讓。雙方準備在決定李登輝出任代理黨主席問題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齡給李煥送來一封親筆信。信中借元老級中評委陳立夫建議，應該考慮集體領導模式。26日晚，俞國華本人也接到蔣經國的三兒子蔣孝勇的電話，轉達宋美齡的意見，并建議推選黨主席推遲到預定于7月7日召開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進行。一封信一電話，表明蔣家和宋美齡的勢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臺。俞國華立即與主管黨務的李煥進行會商。兩人經過與關鍵的中常委聯系后，取得的共識是按原定計劃，推選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中常委內出現“擁李風”，并非是李登輝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輝的勢力有多大，人們當時只是覺得李登輝沒有過大的危害性，選李也無妨。而宋美齡的干涉，實質助長了“擁李風”。黨內外不滿幾十年的蔣家獨裁，對蔣家勢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頗有你說好我就說壞、你說壞我就說好的對抗心態，宋美齡的活動當然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中常會按計劃于1月27日召開。其中，嚴家淦、谷正綱因病請假，宋長志“駐節”巴拿馬，李登輝請假，共有27名中常委與會。上午8點，和往常的中常會一樣，會議正常召開，直到9點，會議因為進行其他議程，推舉代理黨主席案還沒有人提出。此時，有一個人跳了出來，為李登輝勸進，這就是宋楚瑜。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蔣介石手下服務多年，本人為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臺后不久出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以后官職直線上升，1979年出任“新聞局局長”，1984年出任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蔣經國去世前夕轉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宋楚瑜是蔣經國挑選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獲蔣經國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見解和取舍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會上突然請求發言。他身為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在中常會上只有列席權，如果不被點名則不能發言，對于宋楚瑜的唐突行為，與會者感到驚訝，作為會議主席的余紀忠出于禮貌同意宋講話。郝柏村是這樣記述宋楚瑜講話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發言，陳述推黨主席案如不提出，‘對黨、對國傷害一天大過一天’、‘多拖一天，多對不起經國先生一天’，然后憤然退席，留下在場中常委一片愕然。”宋楚瑜的發言，影響極壞，等于把全體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輝出任代理黨主席的邊緣。結果擁護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成為一邊倒，會議一致同意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主席。至于宋楚瑜的舉動，他意識到在李登輝時期已無多大揮灑空間，只有及早劃清與蔣經國的關系，漂洗身上的親蔣味，為迎接“李登輝時期”的到來、投靠李登輝而創造條件。

 

“代理黨主席之爭”的實質是權力之爭，是失去蔣經國后的蔣家勢力還想卷土重來，控制國民黨。但是，蔣經國信任的親信紛紛背叛而去，無力再戰。師出無名、戰而無將，結果輕而易舉地被蔣經國所挑選的“接班者”李登輝所擊敗。李登輝也趁機打擊自己上臺后的最大威脅——蔣家勢力，使得親蔣勢力失去了主要旗幟。“代理黨主席之爭”，揭開了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后國民黨內政之爭的序幕，也成為李登輝削弱國民黨的第一仗。

 

七、重組權力核心

 

李登輝抓到“總統”和代理黨主席大權后，開始了鞏固權力與政治清算的斗爭。一是鞏固擁李派的權力，盡快占據權力峰層；二是削弱親蔣派的權力，消除威脅。在這一場實質是國民黨內蔣經國去世后的權力大轉移中，李登輝運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見招拆招，斗而有序，爭而不敗，將親蔣派為主體的非主流派徹底擊潰。

 

臺灣最高權力中心——“總統府”國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國民黨退據臺灣近40年來面臨重大政治轉折和空前挑戰的背景下召開的一次會議。李登輝的重點是如何實現權力中心的大轉移，把權力中心由蔣家陣地轉移到李家陣地。為此，他一是嚴把黨代表關，出席會議的大部分代表必須是切斷蔣家臍帶、能夠支持李登輝的人；二是嚴把中央委員關，李登輝通過對半數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提名及操控選舉，控制中央委員會的目的已經達到；三是嚴把中常委關，親蔣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換掉，中常會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改組。上述一切，都是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

 

此時，親蔣勢力出現分化。最為關鍵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倒向李登輝，蔣經國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當倒蔣與擁李的急先鋒。而且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本土化”趨勢十分明顯，首次由本省籍人擔任黨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員超過半數，首次中央委員中本省籍成員超過1/3、由上屆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開始于蔣經國上任之初，當時是為了緩和已經相當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輝的“本土化”，著眼點是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為了改造“外來政權”，必須以本土勢力來取代外省籍，鞏固權力基礎，同時為推行“兩岸分裂分治”、建立“臺灣中華民國體制”做準備。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后，李登輝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他開始全方位、多層次打壓黨內的所謂非主流派勢力，國民黨內從此不得安寧，臺灣政壇從此不得安寧。

 

八、耍弄權謀

 

被蔣經國當做“鎮島大將軍”的郝柏村，已成為李登輝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于1981年12月調任“參謀總長”，1986年3月進入國民黨中常會，成為中常會中惟一的職業軍人。按照島內軍界的規定，“參謀總長”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連任4屆8年。李登輝擔心的就是郝任職“參謀總長”時間過長、積累人脈資源過多。更讓李登輝不放心的是，在蔣經國去世后，蔣家成員、特別是宋美齡女士對郝柏村分外信任，來往甚多，頗有把郝柏村當成減緩“非蔣化”進程保護神的涵義。郝柏村成為李登輝整治的重點對象。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參謀總長”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輝用國民黨中常會的名義決定郝柏村出任“國防部長”，遺缺由“空軍總司令”陳齡接任。李登輝把郝柏村從具有調動、指揮軍隊權力的最高軍令長官“參謀總長”的職位上拉了下來。李登輝全方位、多層次的清理異己、鞏固權力行為，激化了黨內矛盾，逼得一再遭到排擠的親蔣勢力起身反撲。1990年2月21日，又是國民黨臨時中央全會提名新一屆正、副“總統”的日子。“總統”換屆，成為親蔣勢力反撲的極好時機，當然會以“民主選舉”、“參選競爭”為名進行拼死一搏。

 

在整個“總統”選舉過程中，李登輝很有章法，步步為營，將親蔣勢力的進攻一一擊潰。李登輝先是在1990年元月2日放風要讓李煥出任“副總統”，在遭到痛恨李煥投靠李登輝的親蔣派的激烈反對后立即終止。再是阻止蔣緯國競選“副總統”。親蔣派利用此次機會準備把蔣緯國扶上臺，以限制李登輝的權力，在擁蔣一方為蔣緯國大造聲勢、廣泛活動的喧鬧聲中，李登輝宣布將與“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搭檔參選正、副“總統”。對此，親蔣派決定公開抗爭，這就是在國民黨演變史上影響深遠的權力斗爭——“二月政爭”。在政爭熱潮中，親蔣派被稱為非主流派，李登輝的親信勢力被稱為“主流派”。在2月11日舉行的國民黨第十三屆臨時中央全會上，非主流派提出要以“不記名投票方式”決定候選人，主流派提出依照慣例“起立、舉手方式”決定候選人，最后主流派的意見獲得通過，“雙李配”獲得黨內通過。這次會議是國民黨逃臺40年來黨內爆發的一場最大的公開權力斗爭。以這次會議為標志，國民黨內部分裂成“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兩大政治派別。

 

1990年3月21日，李登輝、李元簇在“總統”、“副總統”選舉中分別以高票當選。這是臺灣在結束蔣氏父子“強人政治”后第一次“總統”選舉。李登輝在“國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投票中高票當選，標志著大陸籍“法統”勢力主政時代的結束，以李登輝為首的“本省臺獨”勢力主政時代的正式確立。李登輝當選“總統”后，立即改組任期還不到一年的“李煥內閣”。原因很簡單，那就是要李煥退出政治中心。非主流派為了保住本派的利益，為了防止本派地盤再度縮小，所以不能再讓出“行政院長”的職位。在整體利益面前，非主流派只有一致對付主流派。李煥及其支持他的人馬，采取一連串“院長保衛戰”。4月28日，“立法院長”梁肅戎出面邀約李煥、林洋港、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大老餐敘，以迂回手法向李登輝表態支持李煥。以中生代增額“立法委員”為主體的“新國民黨連線”，也頻頻展開造勢活動，發動一百多名資深和增額“立法委員”連署，向李登輝展示李煥在政壇的影響和實力，聲援李煥連任。林洋港也三度公開表示支持李煥留任，向李登輝挑戰。

 

李登輝一年前調升李煥到“行政院”，并非是重用李煥，主要目標是為了先除掉“接班四人幫”中的俞國華，再把李煥調出黨務系統予以架空，為最終撤換李煥埋下伏筆。李登輝見非主流派反對情緒過強，只有利用非主流派來打擊非主流派這一用過多次但十分有效的手法，接受元老陳立夫提議，任命內心極為反感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

 

九、清除郝柏村

 

1990年5月2日，在星期三的國民黨中常會例會上通過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的提名。郝柏村出馬，讓絕大部分媒體和關心政治的人士跌破眼鏡，民進黨和一些輿論都抨擊這是“軍人干政”、“恢復軍事統治”。但是人們馬上從李登輝的決策中覺察到了李登輝的用意：堵住非主流人士的嘴，拔出眼中釘李煥，封殺林洋港，可謂是一石三鳥之計，這正是李登輝政治手腕高明之處。他不顧民進黨和社會上的反對，在5月20日宣誓就職時，提名郝柏村為“行政院長”。自此，李煥離開決策中心，如俞國華那樣，開始過起“政壇閑人”的日子。

 

郝柏村上臺后，針對臺社會治安持續惡化、民眾普遍感到不安和恐懼的情況，以“強勢治安內閣”為口號，實施鐵腕統治。一時間，治安狀況有所改善，社會秩序漸入正常，“臺獨”氣焰有所收斂。“李郝體制”在這一時期的合作，正如李登輝早先對“立法委員”所說的達到“肝膽相照”的境界，“總統府”與“行政院”度過一年多的“蜜月期”。但是，對于郝柏村，李登輝并沒有就此住手，還是要徹底清除。俗話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李登輝為實現“一石三鳥”，把郝柏村扶上臺，并違心地對郝大加贊揚，現在要郝下臺，何患無辭。1991年8月以后，因為李登輝不讓郝柏村參加軍事簡報會議兩人開始起矛盾。1991年下半年，“立法院”總質詢時，“立法院”次級團體“新國民黨連線”明顯支持郝柏村，主流派的“集思會”若干“立法委員”則以猛烈炮火攻擊郝柏村。臺灣政壇上特有的“代理人戰爭”打響了。在關于蔣仲苓的授銜“一級上將”和劉和謙出任“參謀總長”問題上，兩人發生直接沖突。1991年6月，就職剛滿一年的“郝內閣”爆發“華隆案”，李登輝信任的“交通部長”張建邦因與翁大銘有財務上的糾葛被傳訊而辭職，新任“交通部長”簡又新上任不過半年，又因“榮工處承包十八標工程案”，所屬8人被法院提起公訴，主流派趁機大做文章。

 

李登輝和郝柏村的矛盾正在不斷加深。1992年3月，兩人終于在關于“修憲”中的“總統選舉”問題上，是用民進黨主張的“直選方式”、還是用國民黨主張的“委任投票直選方式”問題發生嚴重對立。李登輝站在民進黨的意見一邊，郝柏村站在國民黨意見一邊，這讓李登輝十分不滿。“總統選舉方式之爭”，是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自1990年“二月政爭”以來最激烈的一次政爭，郝柏村的轉變深深激怒了李登輝。同年12月，李登輝又準備把“閣員”、“國防部長”陳履安調任“監察院長”，直到3個星期后才由“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通知“閣揆”郝柏村，此事則是深深激怒了郝柏村。至此，雙方的誤解和對立已經很深，李、郝關系到了攤牌的地步。李登輝暗中部署，籌劃逼郝下臺方案。1月18日至1月28日，李登輝和郝柏村10天見面3次，屢屢正面交鋒。李登輝面逼郝柏村下臺，郝柏村當面抵制。

 

然而，李登輝運用手中的大權，結合民進黨勢力，還是擊敗了“軍事強人”郝柏村。1993年元月29日晚，一敗涂地的郝柏村只得發表辭職聲明。2月4日，郝柏村率“內閣”總辭，同時出任國民黨“中央政策小組召集人”。2月10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連戰出任“行政院長”的決議，連戰在李登輝5年間主導的第四次“內閣”改組中成為新的“閣揆”。李登輝與郝柏村由“肝膽相照”到“肝膽相裂”，是一場活生生的權力斗爭，其結果，以郝柏村被迫繳械而告終。郝柏村的下臺，是李登輝策劃、推行的“非蔣化運動”的結果，是非主流派的重大挫折。自此，非主流派全面退出國民黨決策圈，國民黨內失去了有效制約“國民黨臺灣化”、“李登輝獨裁化”的力量，失去了避免國民黨在“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路上越滑越遠的剎車功能。自此以后，李登輝利用國民黨，放手推行“本土化”和“臺獨”政策，也埋下了日后國民黨失去政權的重要根源。

 

李登輝 在1988年繼任后第一次舉行記者會時曾明確提出：“中華民國的國策，就是一個中國的政策。”以后又多次聲稱：“一個中國是最高原則”。但是，1992年以后他就開始強調“不能盲目堅持一個中國”。1993年他用“中華民國在臺灣”來取代“中華民國”。同年，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他通過他的“經濟部長”提出所謂“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主權國家，臺北是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至此，他的“兩個中國”的真實思想已經暴露出來。以后就變著花樣閃爍其辭，時而“中華民國在臺灣”，時而“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時而“臺灣與大陸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時而“臺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稱兩岸關系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系”，圖窮匕首見。這被認為是他正式走上“臺獨”道路的重要一步。2000年，李登輝被開除出國民黨，在他主導下成立了“臺聯黨”。“臺聯黨”以“臺獨”為黨綱，李登輝則被稱為是“臺獨教父”。

 

擔任國民黨主席長達12年的李登輝，在臺灣政壇上翻云覆雨，耍盡權謀；在兩岸關系上逆潮流而動，成為分裂勢力的總后臺，并且使有百年歷史的國民黨瀕臨瓦解。2000年3月18日，在李登輝的扶持和策劃下，民進黨的陳水扁在大選中獲勝，國民黨敗選。3月24日，臺灣民眾連續7天聚集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前要求李登輝立即下臺，在民眾和輿論的強大壓力下他不得不提前宣布辭職。李登輝雖然從此退出臺灣政壇，但臺灣的政治生態已經被他完全改變。通過利用矛盾排除異己的不斷清洗，國民黨也已經被改造得面目皆非，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民黨了，本土化思潮和臺獨理念開始在臺灣盛行。他那種為目的不擇手段、不講良心、不顧廉恥、排除異己毫不手軟的從政作風也深深地影響了臺灣政壇。 

 

來源：逸文志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