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崩潰一直是熱衷探討的話,蘇聯解體不久很多人甚至懷疑中國是否會步其后塵。還有的人則認為現在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擺脫了蘇聯模式,學習了西方模式。應該說斯大林死后的歷任蘇聯領導人都做了改革,有時甚至讓人覺得他們的改革力度似乎還更大些,為什么還是失敗,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話題。
一、地理和歷史環境的不同
應該說改革的成敗不完全取決人的主觀意愿,客觀條件的不同是會造成不同的相對比較優勢。
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可以利用比陸路運輸更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運輸。運輸條件好似乎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即使是在中國國內,也是沿海省份經濟更加發達,非沿海地區則河運比較發達的省份經濟又較強一些。而蘇聯沒有這個便利。蘇聯的前身沙俄,其歷代君主一直在為找到合適的出海口而努力擴張,但那片地方太大還是太冷,擁有的出海口冰期太長,并不理想。
沙俄雖然擴張了很多領土,但也許戰斗力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為什么它沒有向南方尋找出海口?清朝初年康熙與俄國簽了尼布楚條約,這個條約可不是像《鹿鼎記》里寫的是韋小寶靠美男計搞到的,而是經過戰爭。中國擁有比俄國苦寒之地更適合耕作的溫暖地區。清朝后期衰落,沙俄趁機占領了海參崴,這個出海口也是冰期太長。后來列寧領導蘇聯政權,為獲取國際承認,也是高度的政治道德標榜,退還了一些侵略領土。
歷史環境來說,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文化向心力更強。周朝創立的禮樂制,最早將文化作為整合各民族的紐帶。自秦始皇統一六國,設立郡縣制,更是書同文,車同軌。新中國建立時,中國是以漢族占93%的國家了,并且是已經整合了上千年的歷史,文化上更有認同感。而蘇聯并不是如此,蘇聯的國土面積龐大,這當然還是繼承自沙俄。蘇聯和沙俄為找出海口走上了擴張的道路,它不斷擴展到廣闊的新區域,新納入的少數民族一直在積極或消極地抵抗著蘇聯的統治。普通百姓對這種新模式也并不是完全支持。
二、國際環境不同
蘇聯在在戰場上的表現悲壯勇猛,它打敗了納粹德國的進攻,并一直反攻到柏林,這為他贏得了大國地位。大國有大國的義務,他要給同盟國支援及信心。同時也要面臨來自美國為首的西方國際壓力。
中國當時并不處于世界第二的位置,相反,中國巧妙地利用美蘇之間的大國矛盾獲取了不同的資源。當然中國自己本身的努力有很大關系,主要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打出了聲威:只有充分顯示了力量才成為美蘇拉攏的對象。中國早期獲得了斯大林支援的156個工業項目,這尤其重要,奠定了中國的工業國基礎。改開后又獲得了美、日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技術與資本支持。
另外中國也不謀求對外霸權,不像蘇聯有承擔一大堆盟國安全的義務,這大大的為中國節省了部分軍費開支,而能將資金投入到工業領域。蘇聯則在與美國爭霸時總要維持著相當高的軍費比例。
蘇聯解體后,本來中國是要面臨原本蘇聯承受的國際壓力的。但后來國際形勢又發生了變化,911和金融危機都使美國需要中國的合作。如果20年前或者10年前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中國將難受得多,那時中國的外貿占GDP比重要比現在大得多。
蘇聯的失敗是中國國際環境的一部分。蘇聯模式是其之前未曾有過的一種全新制度,它能夠積累資本,并將資源用于最優先的領域,能使國家追趕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先進國家,應該說蘇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毫無疑問蘇聯的探索難度是更大的。中國能從蘇聯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簡單說蘇聯替中國趟了一次雷,使中國能看到蘇聯解體后的可怕后果,而更加謹慎。
還有就是中國擁有更大的市場,這對國際資本來說是不錯的投資方向。
三、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不同
斯大林喜歡穿軍裝,喜歡以強人形象出現(除了上面這張與毛澤東的合影,還有雅爾塔三巨頭的合影也是穿軍裝)。他的政治手段也顯示出一種軍人的強硬與冷酷。
毛澤東則喜歡穿便裝,更符合中國傳統以仁治天下的形象吧。當初評軍銜時原本是打算參照蘇聯將毛主席評為大元帥的,被毛主席拒絕了。
斯大林喜歡清洗黨內異己分子。1934年,斯大林發起了大規模政治清洗,赫魯曉夫則是斯大林路線最起勁的鼓吹者之一。在審判期間,他要求處死格里哥里·季諾維也夫與列夫·加米涅夫:“任何一個對我們國家所取得的成功、對我黨在偉大的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所取得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的人都會發現,對于這些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集團唯利是圖的法西斯走狗,我們只有一句話,就是處死他們。”
毛主席的權威則更多來自對形勢的正確判斷和領導,以及他善于團結力量。“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愿留愿去兩種,愿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寧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殺反水農民”、“歡迎反水農民回來割禾”的宣傳之后,才有一些農民慢慢地跑回來。”
這兩者的領導風格給繼任者留下了深遠影響。
四、繼任者的區別
也許是出于對清洗同志的懺悔,也許是為擺脫斯大林路線的陰影,赫魯曉夫上任后對斯大林來了個全盤否定。他自己則又被同僚政變趕下臺。這種政局動蕩本身就讓人感到嚴重不安。
毛主席內心應該也是不喜歡斯大林,早年斯大林支持王明,毛澤東說“如果講個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傾路線和第2次王明右傾路線,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來就有氣……”毛澤東卻沒有落井下石,而是說斯大林功績是主要的。
毛主席逝后,他的繼任者也為安定團結做出了相當的付出。華國鋒等人抓捕了四人幫,但他為國家發展大計,將實權交給更有能力的老干部鄧小平和陳云等人。鄧小平則沒有計較名銜,三中全會之前他是國家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三中全會之后還是國家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當時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已經當上了頭號領導人。鄧也沒有像赫魯曉夫對毛主席搞全盤否定,而是充分肯定主席的功績“如果有錯誤,那是所有人的,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缺少經驗……”鄧小平的三論之一是“不爭論”,團結一致向前看。
沙俄長期處于歐洲邊緣的地位,這使得他能夠向東擴張,用廣大的國土增加戰略空間,但邊緣且采用農奴制的沙俄在歐洲各國之間的形象一直像個鄉巴佬,即使擊敗拿破侖之后依然如此,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是全盤西化。教科書上說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能在俄國誕生?就是因為沙俄上層戰斗力沒有法德這些老牌西歐帝國那么強大。加上蘇聯國內物資匱乏的窘迫,蘇聯后來的領導人在面對西方時有一種骨子里的不自信,到戈爾巴喬夫時已經走向崩潰了,蘇聯解體后的葉利欽也如此,他還聽從西方經濟學者在經濟上搞了個休克療法,使經濟更加衰退。
中國領導人能從長久歷史文化中找到自信,毛澤東不迷信蘇聯教條也走出一條路來,對西方也有一種戰略上的藐視。中國人還有長期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對西方提出一些政治理念并不感冒。并且中國還有一些經驗主義,凡事先小范圍試驗,有成功經驗之后再推廣。如果發現情況不對也會及時調整,80年代經歷過一次價格闖關,實行市場經濟放開價格肯定是必須的,但當時物資供不應求,造成了民眾恐慌,陳云果斷停止了價格闖關。后來90年代物資相對豐富,在朱镕基任內完全放開了價格管制。
無論改革情況如何,中國的領導人都堅信共產黨是唯一能掌控國內安定的力量,只有中共能夠提供在中國進行穩定統治所需要的忠誠、紀律和信念。中國從長久的歷史經驗中認為分裂的災難將是巨大的,保持領土的完整性是政權合法性來源之一。而蘇聯在面對無望改革的困局中政治信念都動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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